王宝华

一、民族工业发展的背景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建立了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共和性质的南京临时政府。辛亥革命的胜利一方面打击了封建制度，另一方面为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到了一定的社会政治地位。尽管它的经济政策最终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它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并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第一，“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1]虽然这些规定未尽完善，一些规定也未能付诸实践，但他们最终解除了一些限制，也逐渐取消了清政府建立的封建专利垄断。如实业部拟定的商业注册章程目的就是打破清政府建立起的层层盘剥的商业注册体系，重新建立起新的注册程序，允许自由注册、减少不必要的费用，从而减轻工商业者的注册负担，鼓励他们创办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第二，成立实业部。实业部要求各省的实际工作部门应当尽快成立并隶属于农业部，将他们已经成立的重要人姓名报告本实业部，以后凡是请求该司所办事件每月都要上报以备存查。实业部作为中央政府的执行机构，在这一时期制定并完善了一系列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推进了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稳定发展。“由此，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专门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机构，极大地加快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2]。

综上所述，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实现了两个目标：一是解决南京临时政府的金融危机，二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新政府颁布的经济政策，不仅大幅度提高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速度，而且减缓了临时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虽然这些措施并没有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完全扫清道路，但它对中国的民族工业作出的贡献是不可否定的。尽管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但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所表现出的积极向上、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值得借鉴的，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实业救国”的热浪

纵观中国历史，阻挡和压榨中国民族工业的无疑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商品倾销。这种资本输出，既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又借此控制中国经济命脉。这种状况在一战期间有了缓和的机会。西方国家由于忙于应付欧洲战场，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工业也借此蓬勃发展。20世纪初期，外国在华投资迅速发展，“到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外商在华投资高达20亿元”[3]。“在一战之前，中国的民族工业企业(包括官办)为698家，资本3.3亿元；到了1920年，增加到了1 759家，资本达到了5亿元。6年间的增长率分别为157.7%和54.5%”[4]，其中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尤为迅速。之后这种情况持续发展，到1918年英国、德国、法国货物进口额相比战前大大缩水，有的甚至停止进口。

欧洲战场打得火热的同时，中国的工厂却因为进口来源被切断而出现一片大好形势，中国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设厂高潮。欧美市场在一战期间被打开，交战国对于面粉、日用百货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十分紧张。在过去，民族资本工业在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于纺织行业，在这些行业里，总成本中原材料消耗的比例是非常大的，因此，国家资本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廉价原材料的可用性，而在20年代出现的那些较大的民族资本集团，“有利于国家民族资本集团获得廉价的原材料”[5]，如上海荣氏家族、刘鸿生以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都为他们各自企业的发展取得了廉价的原料来源。实业救国也在此时应运而生。实业救国思潮最早起源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年代，即实业家通过创立企业来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盛行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1840—1901年，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中国从独立自主的国家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的逐渐加深促使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知识分子从学习技术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推动实业救国热浪迅速走向高潮。

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派创办了多所新学堂，之后新式学堂逐渐取代科举制和八股文成为先进教育机构。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大批学生自费到日本、欧美留学，形成了一支探索国家未来道路的学生队伍。他们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探索救国图强的道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实业救国思潮的中流砥柱。辛亥革命的胜利使民族资产阶级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因此，在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实业救国迅速崛起。五四运动时期的实业救国思潮继续流行。民族资本家主张抵制外国货物，保护国家利益，因为他们看到外国商品的倾销使得国内工厂的中国产品滞销，号召“如欲吾国之富强则必购国货始”[6]。

实业救国思潮与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旨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推动本国政治制度的改革，在抵御外国侵略的同时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此可见，实业救国思潮一方面鼓励了大批有识之士创办企业发展民族工业，另一方面抵制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控制，最终形成了中国近代民族经济体系。

三、群众性抵制洋货运动

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新的资产阶级政权保持稳定和控制区的社会稳定，以抵制中外反动势力的封锁和孤立，因此，南京临时政府最根本的经济要求还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不仅表现了新政府的性质，而且是它存在的必要前提。针对这一经济要求，孙中山认为，要想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就应该让政权来为工商实业服务。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孙中山也明确表示要赶快振兴实业，改良商货，对于国计民生都是有所裨益的。同时，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呼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振兴实业。例如：实业部长张謇认为，要想巩固民国政权，必定离不开振兴农工商业；上海都督陈其美认为，工商业的发展需要以鼓吹实业为前提。这些都与满州政府阻碍国内商务和殖产工业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各阶层针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达成共识，于是，南京临时政府以振兴实业为中心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与此同时，一些民族本土经济也与外国资本出现了矛盾，民间就产生了抵制洋货运动。抵制洋货运动开始于19世纪初期，鸦片流入中国导致大量白银外流，官吏腐败横行甚至威胁到了国民安全。1839年，虎门海滩上的禁烟运动打开了近代中国抵制洋货的开端；1915年“取消第二十一条”期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首个规模较大、影响较大的群众性抵制洋货运动。这就使得外国商品在中国国内市场上严重滞销，从而促进了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有了长足发展。其中一个代表就是荣氏家族。荣家企业第三次大规模发展则是得益于“五卅”运动的推动，申新纺织厂在抵制洋货运动的过程中增加了两个新厂，同时并购其他纺织厂，来完善和壮大申新纺织厂的贸易额。

“实业救国”浪潮的兴起，究其原因，主要是受战争余波的影响。洋货进口下降、国货出口增加，然而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这些都在刺激实业家投资办厂发展民族工业的热情。一战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国民族工业一个喘息的机会，国内市场有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可以说是给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实业家们利用这次机会推动近代民族工业迈出一大步。由此可见，发生在一战期间的群众性抵制洋货运动让大部分实业家看到了国内市场的利润空间，激起了他们投资办厂的热情，民族企业空前增多。一时间人人以国货为荣，国货也在抵制运动中迎来发展的“春天”，中国的民族工业借此机会跨出了一大步。

四、结语

中国的民族工业从明清晚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自此，手工业作坊开始进入大众视线；洋务运动时期出现近代第一批工业，民族工业正式开始，工人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随后也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登上历史舞台，一战期间，在政府、实业家、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民族工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春天”。由此可以看出，民族工业要想取得发展，和平稳定的环境、政府的支持是前提，群众的推动和实业家的探索创新是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