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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扫地了,谈何“风雅”

2019-12-27陈歆耕

文学自由谈 2019年2期
关键词:尊严风雅国家

□陈歆耕

近年来,颂扬历史帝王的书籍、影视作品充塞视听。先有清帝,继有秦皇,再则宋君……他们的雄才大略、文功武治,乃至风流韵事,均让国人血脉贲张、津津乐道。

似乎在一夜之间,很多有识之士发掘出大宋王朝的无数辉煌、亮色,陡增我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愚夫在览阅之余,也忽生研读宋史的浓厚兴趣。

正值戊戌秋日,见媒体报道一项古籍整理的浩大工程告竣——由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编校的《全宋笔记》,历经十九载,终于全部推出。这套丛书共十编,每编十余册,共一百多册。承蒙大象出版社责编热心提供了各编各册的目录,便先购来最想读的二十多册,从容品读。这一读不要紧,竟读得冷汗津津、心肌痉挛,时时忍不住要把桌板捶断。

论起大宋王朝,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其旷古未有、后无继者的文学艺术成就。毋庸置疑,从何种角度审视都无可否认,宋王朝时代垒矗起了一座座文学艺术的高峰。唐宋古文八大家,宋代占了六家: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曾巩、苏洵、苏辙;如果说“诗必盛唐”,那么说“词必大宋”,也是史家共识——宋词是这个王朝标志性的文体,大家辈出,灿若星河,婉约豪放,各领风骚。艺术上,书法有苏、黄、米、蔡等诸多顶级大家;绘画方面,仅仅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李公麟的白描,就足以光耀世界艺术史了……这些宋人的天才创造,都在中国文学艺术史册上记载着,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美食,也为世界瞩目,用不着愚夫再翻箱倒柜,给珍宝涂金抹油。我想说的是,我们在考察一个朝代、一代帝王时,不要只盯着其光鲜的一面,更要透析那些被烟尘遮蔽的幽暗处,庶几历史车辙上的斑斑血痕,才不至于永无踪影地掩埋在厚厚的尘埃中,也让后人多一点镜鉴。

对宋史有兴趣者,不妨读一读官方正史外的私家笔记:丁特起的《靖康纪闻》(《全宋笔记》第四编之4,大象出版社,2008年9月版)和佚名的《呻吟语》(同上,之8),另有韦承《甕中人语》、石茂良《避戎夜话》与《呻吟语》在同一册中,可顺带一览。读这些文字时,我感受到了什么叫“锥心之痛”,什么叫“泣血之泪”,什么叫“斯文扫地”,什么叫“忍辱苟且”。于是就想,一个国家、民族的尊严,如硬要与文学、艺术摆放在一架天平的两端衡估,那么文学也好,艺术也好,真的不算个啥!“尊严”是树根、树干,文学艺术是绿叶、花朵,根、干倒伏,花、叶何所依附?

《全宋笔记》中的这两部私家史录,都涉及一个关键词:尊严——国家、民族的尊严,人的尊严。

《靖康纪闻》的作者丁特起,是北宋末年金人围陷汴京时的太学生,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靖康之难,遂逐日记录钦宗靖康元年十一月至次年五月金人围攻汴京之事,给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较为详细、可信的史记。作者称,著此书之旨,“悉痛二帝之播迁,闵王室之颠覆,咎大臣之误国,伤金戎之强盛。事有不可槩举者,大惧天下后世或失其传,无以激忠臣义士之心,无以正乱臣贼子之罪……”并特别强调:“目击而亲闻者,罔敢违误。其间褒贬,允协公议,非敢徇私臆说也。”(《全宋笔记》第四编之4,第94页)

而另一部私家笔记《呻吟语》,著者不详,因此署“佚名”。据书末跋语,只知该书为父子二人共同完成。父录“亲见确闻之事”,并采纳补充同时期相关史料,子又补录史料并加以整理校改。该书所载,自靖康二年二帝北迁,迄于绍兴十二年金归还徽宗梓宫与韦后。

上述两部笔记对接,恰好完整呈现了北宋最后落幕的一段悲催的史实,读来无一字不让人泪奔、锥心,应该也是研究宋史,尤其是北宋史者的必读之书。由此观北宋兴衰,并续观南宋之所为,肯定有助于进入全面认知大宋王朝成败之内核。这是一块了解宋史的“芯片”,一把扭动宋廷门锁的“钥匙”。虽阅之扫兴,却多了一份警醒、冷静。

通常所说靖康之难中“二帝”,为宋徽宗、宋钦宗。按常规,一朝一帝,靖康时为何多出一帝?要说清“二帝”关系及更替之缘由,真是令人又笑掉下巴,又泪流满颊。金人马蹄的“踢踏”声已经逼近帝都,据报不久将兵临城下。如何面对这场空前的大危机,“肉食者”们朝议纷纷,莫衷一是。徽宗下罪己诏,冀望以此来重树“圣上”威望,“招徕天下豪杰”。诏书中的用语,都曾是皇上批评臣下的用语,现在照单搬来,用作自我批评:

朕获承祖宗休德,讬于士民之上,二纪于兹,虽兢业存于中心,而过衍形于天下。盖以寡昧之资,藉盈成之业。言路雍蔽,导谀日闻;恩倖持权,贪饕得志。搢绅贤能,陷于党籍;政事兴废,拘于纪年。赋敛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武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惟己衍,悔之何及!

今日所行,质诸天地,后复更易,何以有邦?况当今急务,在通下情,不讳切直之言,兼收智勇之士,思得奇策,庶能改纷。望四海勤王之师,宣二边御敌之略,永念累圣仁厚之德,涵天下百年之余。(转引自[美]伊沛霞《宋徽宗》第425页)

如果仅看“罪己诏”,我们就会发现,身为一国之主的宋徽宗,如何为人君,其实心里啥都明白啊!金人后来赐他“昏德侯”称号,仅看诏书,他哪里“昏”呢?奇怪的是,既不“昏”,为何平时不修身律己、悯恤苍生?大难来时却要百姓为帝国卖命,可乎?民间流行的一句俗语很精辟,这叫“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

“罪己诏”不会有什么效应。大臣吴敏出“昏招”,建议内禅传位于太子赵桓,即后来的钦宗。徽宗欣然采纳。大难来时,临阵脱逃,居然还美其名曰“上承天意,次安宗庙,下为百姓”。内禅前,徽宗在道庙谒祷时突然跌倒,口吐白沫,几不省人事,其状类似今日所说的中风、脑梗塞。但又有史料称,他这是假装中风,为的是让别的大臣接受他的内禅决定。有人从他后来的言行,及左手竟能写出清晰的文字,判定他不似一个中风病人。

年仅二十五岁的皇太子赵桓,毫无从政经验和能力,忽然获悉老爹在这国难当头之际,要把这压力不亚于泰山之重的挑子甩给他,故在徽宗榻前恸哭不止,不肯受命。父皇则手书曰:“汝不受,则不孝矣。”太子曰:“臣若受之,是不孝矣。”父子都在“孝”与“不孝”,这中国最重要的人伦道德上纠缠。但儿子终究还是难以违抗父皇旨令,被内侍强拥至福宁殿就位。太子坚不肯行,内侍则左拥右抱,太子挣扎,几乎气绝,终不得不在百官朝贺中坐上龙椅,接下这烫手的山芋,是为钦宗。1126年正月初一,钦宗改元为靖康。这个皇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窝囊的皇帝,起码是其一。

因此,愚夫认为,靖康之难的前台主角为钦宗,这一灾难苦果之酿成实为徽宗;而吞吃这一“苦果”的,就不仅仅是“二帝”了,更是全城和全国百姓。

客观论之,宋徽宗确实是一位有艺术才华的帝王。他心中的偶像是南唐亡国之君李煜,特别喜欢李煜的诗词、绘画、书法。史载,十八岁的青年画家王希孟,在绘制青山绿水长卷《千里江山图》时,曾得到宋徽宗的指点。宋徽宗在绘画、书法、音律、园林设计等领域,均有较高造诣,是难得的艺术人才。如果他的主业不是当皇帝,而是做艺术家,无疑会在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靖康之难的历史也许会重写。至于有人从他的瘦金体书法中看出了“帝王之气”,实在是臆想附会。那些个瘦瘦尖尖的笔锋,如果说有什么“锐气”“锋芒”,那也等同于牙签。牙签很“尖锐”,但无法用来做御敌的剑戟。也许从本性上,宋徽宗对那把金碧辉煌的龙椅并无兴趣。一本正经地坐在上面接受百官朝贺,还要读无数的奏章,写无数的诏书、手谕(虽有大臣代理,但总要御览),总不如在松竹亭苑里喝茶、下棋、绘画、论艺,间或翻墙或从暗道出宫与青楼女子幽会,来得更有趣,但那个已贻害中国数千年的世袭制度,硬是将他推到至高无上的帝王之位。一个无帝王之才,却坐享帝王之位、痴迷于雅好及声色犬马的人,会给一个国家和百姓带来什么后果呢?一言以蔽之:祸患无穷。

靖康之难就是它的必然结果。

当然,靖康之难只是迫使北宋灭亡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它覆亡的复杂原因,则需另文再叙。北宋历经一百余年,到了徽宗朝也并非非灭不可。如果龙椅上坐的不是宋徽宗,而是确有帝王之才的某一位,那么靖康之难可能就不会在此朝此时发生。尽管由于种种因素,这个王朝从开国之日起,就注定了必然灭亡的命运,但一个有为的“上位之圣人”,可以把死神的接力棒甩到后继者手中。

德薄而权重的“失衡”发生在极权者身上,灾难必然殃及其管辖的整片土地。明朝万历初期内阁首辅张居正,为小皇帝编写的教科书《帝鉴图说》,其下篇“狂愚覆辙”,列历代帝王“恶可为戒者”凡三十六例,其中涉及宋代者三例:“上清道会”,“应奉花石”,“任用六贼”,皆为宋徽宗“恶行”,成为千古笑柄,覆辙之鉴。([明]张居正编著《帝鉴图说》第276—281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6月版)

宋徽宗即位之初,对宫内生活的奢华是有所警觉的。他曾斥逐内侍郝随、刘友端:“禁中修造,华侈太过,墙宇梁柱,涂金翠毛,一如首饰。又作玉虚,华侈尤甚。”下令将其拆除。(杨小敏《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第3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但随着地位的巩固,蔡京将茶、盐、货币改革聚敛而来的财富,源源汇集到内藏府库时,宋徽宗逐步沉醉于太平天子的享乐之中了。权力是男人的“春药”,登上高位的宋徽宗显然很快尝到了权力的甜头。这个东西太美妙了。他可以用来为所欲为、奢华无极限地发展他的“娱乐事业”。单说那个平地构筑的宏大的皇家园林万岁山(后更名“艮岳”),就弄得天怒人怨。艮岳建成于1122年,“山周十余里”,奇山怪石高耸,水榭楼台相接,珍禽鸟凤翔集,古木异卉斗艳……乃倾全国资材、工匠、人力而打造,气势宏阔,且穷极巧妙。建成之日,徽宗大喜,作《艮岳记》以记其盛。为造此“岳”,蔡京投皇上酷爱奇花异石之所好,命朱勔采集民间花岗石进奉,规模之浩大令人惊叹。动辄用船数十艘,每十艘编为一纲,号称“花石纲”。一块石头的运费,达到三十万贯,沿途所过,更是毁桥凿屋。那些被征用运石的农夫,有的力尽而死,有的自缢于车轮之下。([清]王夫之《宋论》第106页,中华书局,2008年9月版)史载,“朱勔于太湖取石,高广数丈,载以大舟,挽以千夫,凿城断桥,毁堰拆闸,数月乃至。……立于万岁山。”([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之二,第509页,中华书局,2015年8月版)读者诸君,当你在观赏宋徽宗佳作《瑞禽图》时,可曾想到,那瑞禽翅翼上滴落的是百姓的泪雨,那青绿山岩上渗透着无数百姓的血水,那引以为傲的国宝藏品背后,是昏君奸佞的龌龊?

说到昏君奸臣,这两者总是相互勾连的。“昏”助其“奸”,“奸”导其“昏”,“昏”“奸”沆瀣一气,于是百姓的天空便尘霾蔽日,呼吸维艰。宋徽宗其“昏”,连他的敌人也看得门儿清。金人围困京城期间,宋皇派人送降表至金营,表中有言:“上皇负罪以播迁,微臣捐躯而听命。”金军统帅粘罕将降书中的“负罪”二字改为“失德”。(石茂良《避戎夜话》,见《全宋笔记》第四编之8,第70页)“二帝”被掳往北方边城,途中某日,“掳封太上为昏德公,少帝为重昏侯。”(佚名《呻吟语》,见《全宋笔记》第四编之8,第29页)

尽管海外汉学家在最新出版的《宋徽宗》一书中认为,某些史书和私家笔记渲染的徽宗出宫夜访歌妓李师师、与词人周邦彦构成三角恋浪漫情事,更像是小说家言,经不住学术考证,不宜采信([美]伊沛霞《宋徽宗》,第526页)。王国维也曾质疑:一位曾经在十一世纪八十年代诗词中出现过、比徽宗年长好几十岁的歌妓,徽宗怎么可能在三十多年后仍然迷恋她呢?但愚夫认为,既便是稗官野史虚构出来的故事,仍从本质上真实反映了宋徽宗沉湎于情色的淫荡。谁能弄得清楚,宋代的青楼里有多少个“李师师”?

宋徽宗之“昏德”,不仅仅体现在建造劳民伤财的豪奢园林、毫无节制的“纵欲至死”,更为让人诟病的还是在用人上。环绕在他身边的重臣,都是自身作恶,又导引、伺候皇上作恶的“贼人”,时称“六贼”:

蔡京:宰相;

童贯:宦官;

王黼:少宰(次相);

梁师成:宦官;

朱勔:苏州富商之子,苏州应奉局总管;

李彦:宦官。

蔡京等“贼臣”不断制造虚假的祥瑞、繁荣幻象,为宋徽宗挥霍享受提供了合理的心理基础。请看蔡京是如何编故事的:

(蔡)京等奏甘露降侍郎厅;

又奏有仙鹤万只蔽空飞鸣;

又奏建州竹生花,结成稻米,搬入城市,多达数十万顷;

又奏穰县生瑞谷,安化县生芝草,都计五万本……(见《续编年资治通鉴》,转引自杨小敏《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第320页)

更为奇特的是,腊月打雷,蔡京拜表称贺为“瑞雷”;三月飞雪,又拜贺称“瑞雪”。至于如何“瑞”,自有一番让皇上信服的说词,让雷、雪非“瑞”不可。或者说,已经被龙椅的“春药”催发得兴奋无比的皇上,你怎么“瑞”他都信。他需要“瑞”,无关真假。只是你将“燕雀”吹成“鸿鹄”可以,别将“鸿鹄”贬为“燕雀”;将雾霾说成“祥云”可以,但别将雾霾说成雾霾——蔡京、王黼这等高智商“弄臣”,是断然不会犯此类低级错误的。

蔡京可以说是典型的“官场人格”的标本。何谓“官场人格”?即“有奶便是娘”。所谓的政见、主张、活法,所有的一切,都服务于向上爬。只要对升官有利,无论可利用者是何种角色,他也会俯首称“娘”,如果对方撅着的是“钢腚”,他也能将之舔亮。他能将皇上变成与自己几乎无分高低、尊卑的“娱乐”玩伴,这岂是凡人能做到的?即便卑鄙、无耻,也要卑鄙、无耻到不知何为“卑鄙”“无耻”。

王夫之论蔡京,如炬目光穿透了他的心肝肺。他认为,蔡京与李林甫、卢杞、秦桧这些臭名昭著的奸臣比,还有其独门绝技。“奸人得君久,持其权而以倾天下者,抑必有故。才足以代君,而贻君以宴逸;巧足以逢君,而济君之妄图;下足以弹压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胁持人主,而终不敢轻。李林甫、卢杞、秦桧皆是也。”因此,像秦桧这样的奸臣,高宗既“推崇之益隆”,但又充满防范心理,担心一旦时机成熟,彼即取君代之,“故置刀靴中以防秦桧”。([清]王夫之《宋论》,第96页)而蔡京不同,他完全消解了宋徽宗的防范心理。他将君臣关系,构建成趣味相投的“玩伴”关系,用王夫之的说法是“弄臣”——亲近狎玩之臣。蔡京是“弄臣”,而宋徽宗也以“弄臣”自处。他们一起玩字画、玩奇石、玩珍宝,然后连大宋江山也一起“玩”掉,将《千里江山图》化为一纸画饼。蔡京与宋徽宗在朝堂上是君臣,在个人关系上还是亲家。蔡京之子蔡鞗娶宋徽宗之女茂德公主为妻,徽宗常乘坐轻车小辇去蔡京家喝酒聊天,将其视同家人,故蔡京有谢表云:“主妇上受清酬而肯从,稚子牵衣挽留而不却。”而宋徽宗也常在宫中宴请蔡京。有一次,在酒酣耳热之际,蔡京提出想见见安妃。普通臣子谁敢提这样的要求?除非屁股痒,不想混了,甚至不想活了,皇帝宠妃是谁想见就可以见的?但宋徽宗却应了,命人传旨:“雅燕酒酣添逸兴,玉真轩内见安妃。”徽宗命蔡京续诗,蔡京立马续上:“保和新殿丽秋晖,诏许尘凡到绮阁。”到了玉真轩,安妃本人未出场,只见西墙上挂着一幅安妃画像。谁画的?也许就是徽宗本人的写生作品。皇上故意要耍一耍蔡京,而蔡京非但不介意,且出口成诗奏谢:“玉京轩栏暖如春,只见丹青不见人。月里姮娥终有恨,鉴中姑射未应真。”时隔不久,太监传诏蔡京至玉华阁。徽宗手持蔡京所作诗曰:“因卿有诗,况姻家,自当相见。”蔡京答:“顷缘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诗请。”徽宗大笑,令安妃走出帷帘,与蔡京素颜相见。蔡京拜谢,妃拜,蔡京又拜。看看,这皇帝与宰相是什么关系?岂止是共商国是的君臣?([清]王夫之《宋论》,第99页)

另一宰辅级的“大贼”王黼也非同一般,与蔡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常常伴随徽宗翻越宫墙出游。此“出游”不能冠冕堂皇进行,而要在夜深人静、乌云蔽月时,肯定不是为了体察民情。那是去干吗呢?读者诸君可以想象。某次,徽宗与王黼翻墙出宫,徽宗踩在王黼肩膀上,仍够不着墙头,便低声叫唤:“(肩膀)耸上来,司马光!”王黼在徽宗双脚下应答:“伸下来,神宗皇帝!”徽宗称王黼为“司马光”,王黼则称徽宗为“神宗皇帝”,在同游干坏事时,仍不忘记相互戏谑,这君臣是何等关系?(同上)

“官场人格”最擅长的是摆平上级官僚。这个上级如果是“皇上”,那就摆平“皇上”。蔡京的“变色龙”特质,已成史家共识。在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他极力靠近新党,但不为王安石所重用。王安石退居江宁,闻蔡京应召,曰:“他如何做得知制诰,一屠沽耳。”元佑时期,司马光尽废王安石新法,其中废免疫法,恢复差役法甚难。时蔡京知开封府,仅用五日,即恢复旧法,并向司马光报告。“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不行乎?’”他的投机行为,招致苏辙等台谏官员的激烈弹劾,使其升官目的暂未得逞。但这类人具有强大的官场生存能力,你将他的脑袋摁到水下,他会从另一处再浮上来。待哲宗登基又要恢复免疫法时,章惇“久不决”,蔡京“谓惇曰:‘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惇然之……”可见,蔡京的变脸比翻书还快!

让皇上活得舒坦,为的是让自己也活得如皇上般舒坦,甚至某些地方比皇上更舒坦。要描述蔡京、王黼生活是如何奢华,如果说蔡府、王府有堆积如山的珠宝珍玩、金银财货等,不会令人诧异,历代腐败官僚皆如此。这里列举两个超出常人想象的细节:

蔡京偶感风寒,有几位官员赴蔡府拜访问候。蔡京见来客于后堂东阁中,令小鬟焚香。不久,听闻他阁有卷帘声,一股袅袅香气从阁外漫卷而来,似有若无,沁入心脾,却感觉不到丝毫呛鼻烟火气,诸人皆称奇。蔡京曰:“香须如此烧,乃无烟气。”更奇妙的是,客归后衣冠“芬馥”,那股神奇的香气仍从衣衫内缓缓飘散,乃惊叹不已,这得多少香料,才能远距离造成这般浸透效果?而此等香料,又是用何种名贵稀缺资材熬制而成?大概今日世界顶级名牌香水,也营造不出此等“芬馥”吧!(《宋稗类钞》卷二,见杨小敏《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第321页)

王黼在为相期间,追求极欲享受的方式,也超出普通人的想象。史料是这般记载的:“王黼为相,常于寝室内置一榻,以金玉为屏,翠绮为帐,围小榻数十,择美姬处之,谓之拥帐。”(同上,第324页)这得多大面积的卧室,方可容得下数十小榻,令数十美姬侍寝?即便皇上,虽有后宫佳丽数千,也不至于在一间寝室内有几十位美女拥帐侍寝吧?这个王黼,每夜得为自个儿准备多少碗“春药”?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那些爱上宋朝的人,大概神往的正是如蔡京、王黼般穷奢极欲的日子吧?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向往如范仲淹那样忧患天下,像王安石那样变革图治,像苏东坡那样独立不羁……如斯,则要为之点一百个“赞”。但效法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是不必穿越到宋代去的,生活在何时何地皆可践行。

宋徽宗心中的偶像是南唐亡国君主李煜,崇拜他的诗词、绘画、书法。这也许就蕴藏了某种不祥之兆。他仅仅看到了李煜的艺术才华,为何不多想想,李煜的这些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浸入了多少亡国之君的耻辱、伤痛?这耻辱、伤痛,该轮到宋徽宗来咀嚼了。

金兵压境,君臣廷议御兵之策,或主战,或主和,争得吐沫横飞。其实无论采取何策,都难以改变覆亡之结果。“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民心尽失,奈之若何?有道士郭京者,自称有退兵奇术,众皆信之。于是,令郭京领兵7777人出宣华门迎敌,不料被金兵“一扫殆尽”,“皆堕护城河,积尸不可胜数”。(《靖康纪闻》,《全宋笔记》第四编之4,第103页)城既破,金人大肆掳掠,更有“凶豪小人导引金人于坊巷劫掠”。百姓成群结队踩汴河冻冰逃避,冰陷溺死者无数……种种惨状,今人读来,目不忍视。在被金人围困的日子里,金人不断索要金银珍宝,而钦宗则下达一道又一道诏书,令官员酷吏按户根括所藏私产,以犒敌军。金银数量不足时,则张榜明码标价卖官爵筹资,然而无一人应。可想而知,面对这个烂透了的朝廷,还有谁愿意用银子换官位?另一招是,押解妇女抵充金银器物。有女使辈大呼斥骂:“尔等任朝廷大臣,作坏国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辈塞金人意,尔等果何面目?”(同上,第125页)我想,但凡有一点点耻感的“肉食者”,听闻此骂,都该掘地自埋。

金人设定的女人抵充价码是:

公主或王妃一人,可抵一千锭金;

皇室同宗的女儿一人,可抵五百锭金;

皇室同族的女儿一人,可抵二百锭金;

皇室同宗妻子一人,可抵五百锭银;

皇室同族的妻子一人,可抵二百锭银;

贵族的女儿一人,可抵一百锭银;

……

为防止用老丑女人充数,所有女人要经过目测验收。([美]伊沛霞《宋徽宗》,第460页)

宋代的文人,不在赴朝求仕的路上,就在被贬斥放逐的路上。很多人就倒在流放颠踬的途中。被放逐最远最险恶处,当为“岭南恶瘴之地”,等同死刑犯待遇。苏轼就曾被流放至海南的儋州。他在诗中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回该轮到皇帝自个儿享受颠踬的滋味了。

金人占据京都后,扶张邦昌为“代理皇帝”,掳“二帝”北迁。宋徽宗坐在牛车上,钦宗骑马,周围有百名骑兵看押。分批押往金国的宋俘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医师、工匠、艺人,以及三千多女性。在离开京都前,金军首领粘罕传见了徽宗。徽宗乞求:“老夫得罪,合当北迁,但帝姬未嫁者,敢乞留,荷大惠也。”金人不予理睬。(同上,第410页)征服者最感兴趣的除了珍宝财富,那就是美姬,岂肯轻易放过?在这场灾难中,命运最悲凄的是那些女人,她们被按照不同等级分配给金人大小头目,不从者被杀,最底层的女人则去洗衣院做苦工。

从京都出发,“二帝”最终到达的地点为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用今天的导航地图查测,直线距离也有两千多公里。走走停停,用时约三年。如果说苏东坡曾饱受“海南瘴疠”的折磨,徽宗一行,则可充分感受冰天雪地生存之艰了。虽说途中在一些城市有滞留,但坐在牛车上颠踬两千公里,对于曾经每根汗毛都被抚慰得舒舒服服的皇上,也算得上是超常的煎熬了。

现在再来谈宋徽宗的艺术成就。他最为后人称道的大概是他的一笔好字,名曰“瘦金体”;名气大,也与他占据的“平台”有关——皇帝写的字,臣下谁敢不用尽“谀词”来吹捧?当然就字论字,也算自成一体,连金人也喜欢收藏他的字呢!金国皇帝为获得宋徽宗的字,常派人送一点生活用品和小礼物给他。每逢此,宋徽宗都会亲笔写一份谢表,金人则将所有谢表整理装订成小册子。这些谢表,不可避免地通过印刷或仿写等方式,流出宫外,赵家人看到了,简直无地自容,并千方百计要将之禁毁。因为其中的文字,是羞于寓目的耻辱纪录,实在是让大宋王朝颜面尽失。(同上,第496页)

且录数则,奇文共赏:

臣□曰:伏奉敕谕,并赐时衣各两袭,随表上贺称谢者。伏以尧人泽物,华祝多男;舜德及人,苍生衣被。臣讬居宇下,久荷殊施。结茑萝于天家,自惭非分;采葑菲于寒族,受宠若惊。兹者纶綍下颁,衣裳载锡。省识天颜有喜,並呈嘉瑞于凤麟;遽思献曝矢忱,再贡登仙之鸡犬。惟臣去家万里,未达尺书。虽无卹乎顶踵,遑论其外;恨远离乎豢犬,未悉所私。此盖伏蒙皇帝陛下烛照无遗,海涵有量。乾坤覆载,恩莫报于涓埃,襁负偕来,心自邀夫鉴眷。临笺虔贺,望阙衔恩。

臣□言:伏奉宣命入殿,赐见女弟、弟妇等,並颁缣绢,见表称谢者。暂留内殿,忽奉王言,特许手足之相欢,更被缣絪之厚赐。惊喜交至,恩赍非常。伏念臣禀性冥顽,赋质忠厚。负丘山之罪,天意曲全;联瓜葛之亲,圣恩隆大。方念无衣之无卒岁,遽欣挟纩之如春。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仁恕及人,劳谦省己。惟天地有无私之覆载,而父母有至诚之爱憐。念报德之何时,怀此心而未已。

臣□言:伏奉圣赐敕书奖谕,具表称谢者。伏以天恩下逮,已失秋气之寒;父子相欢,顿觉春光之暖。遽沐丝纶之厚,仍蒙缣繐之颁。感涕何言,惊惶无地。(《全宋笔记》第四编之8,第34页—37页)

这些谢表能够装订成册,该有多少份?文字典雅,且用“瘦金体”写出,乍一眼看去,一定赏心悦目。但细读其内容,则顿感要呕吐。有些文字看不明白不要紧,就看其中某些关键词就行了。堂堂大宋君王,俯首称臣且不论,其卑躬自辱的语态,肉麻奉承的谀词,怎堪入目?

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语汇,来描述这是何等的“斯文扫地”了!

一代君王的“斯文扫地”,咎由自取,自作自受,不值得同情、怜悯。令苍天为之垂泪的,还是那些尸横遍野的百姓,陷入冰河溺死的逃难者,用作抵充金银犒劳敌军的女人们!

让我惊诧不已的是,一个人的人性居然如此复杂:享够了天上人间、山呼万岁的极乐,也能承受九层地狱的煎熬。也许,只要抽掉那根名叫“尊严”的脊梁骨,人与动物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昏德”如病毒,具有超强的复制能力,少有极权者能抗拒。封宋徽宗为“昏德侯”的金主吴乞买,也因“困迷酒色”,瘫痪不起,于绍兴五年殂于明德宫,时年六十一。同年四月,宋徽宗薨于五国城,年五十四。

封面作者自述

此文写毕,曾请一友人先睹把关。他建议,某处若稍作改动,读起来就像个“饱学之士”了。改或不改且不论,胸无点墨,“饱学之士”岂能装得出来?想起数月前,应邀去一家书院分享读书心得,谈的是《老子》的圣人观。事后有人提醒,我弄错了《老子》引文中某字的读音,顿觉吞了苍蝇般恶心不已,更是羞惭满面。吾辈未经系统史学与国学训练,说话作文一涉文史,就格外心虚忐忑。还是学学苏格拉底吧:“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如果有读者揭出这篇文章的硬伤,我当写一份“谢表”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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