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 姜其文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情态和语气范畴成为语言学研究中的难点和热点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硕，亟需一部综合性较强的论著来总结已有的发展。于是，TheOxfordHandbookofModalityandMood(《牛津情态与语气手册》)就应运而生了。它是一部以情态(modality)和语气(mood)为专题的论文集，主要以语言类型学为理论支撑，综合功能、认知和形式学派的分析方法，多种理论方法兼顾，视野开阔。该手册由英国安特卫普大学Jan Nuyts教授和Johan Van Der Auwera教授联合主编，于2016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内容简介

该手册共有23章。第1章和第2章是绪论部分，其余各章共分为5个部分。

Jan Nuyts在第1章对情态和语气的概念给出了比较细致、合理的定义。传统的语气包括3个方面：a. 动词的情态成分；b. 基本的句子类别和言外之意；c. 直陈/虚拟、现实/非现实所表达的语义。相对而言，情态主要是指那些表示可能性或必要性的成分,也就是说，在传统上，语气范畴包括情态。但是，随着情态和语气研究的深入，他认为情态和语气是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范畴。因此，在该手册的框架中，情态主要是指那些表示可能性、必要性和意愿性的成分，也就是上面所说的a类；而语气则主要是指上面所说的b类和c类。

Johan Van Der Auwera 和Alfonso Zamorano Aguilar在第2章对情态和语气的历史发展脉络做出了系统的梳理，并对它们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西方的语法传统里，mood表示动词所表达的情态成分。但是，随着哲学和逻辑学术语modality的引入，mood的含义逐渐变窄，modality和mood的界限逐渐明晰，各有所指。二者是关系密切的相邻范畴，且情态和语气在各种语言中的表现有所差异。在很多语言中，这两个相邻范畴的表现手段还会有许多交叉，这种表达手段上的交叉使得二者常常难以区分。

第3～5章是第一部分，主要阐明情态和语气的语义内涵。Jan Nuyts在第3章对情态的内涵做了界定，并区分了情态的各个小类。作者还概述了其他学者对情态的定义和分类，并阐述了情态的性质和特征。Mario Squartini在第4章考察了情态与其相关范畴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主要是与传信、时、体和否定等范畴之间的关系。比如，在英语中，will既可以是将来时标记，还可以是认识情态标记。Irina Nikolaeva在第5章将语气分为两个小类：一类是与句类有关的言语行为语气，比如：陈述、疑问、祈愿和感叹等语气；另一类是现实语气/非现实语气，比如直陈语气/虚拟语气。

第6～10章是第二部分，主要考察情态和语气的表达手段和类型。第6章和第7章关注情态范畴的各种表达手段。情态的语法手段主要有动词的屈折和助动词等，其词汇手段主要有情态副词、情态形容词和情态名词等。Heiko Narrog在第6章主要考察非认识情态(根情态)的各种表现手段，主要是情态动词和情态助动词、情态形容词、词缀、情态名词、情态副词和情态小品词以及其他情态构式。影响非认识情态的解读因素主要有否定、时、体以及句类等。Kasper Bobe在第7章认为，认识情态的表达手段与非认识情态的表达手段基本一致。认识情态解读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时、体、根情态以及传信范畴等。

第8章和第9章主要考察语气的表现手段。Alexandara Aikhenvald在第8章对句类的语气表现进行了考察。句类主要分为陈述、疑问和祈使，而与之分别相对应的叙述、命令和提问则属于言语行为。Caterina Mauri 和Andrea Sansò在第9章阐述了虚拟语气与非现实语气在语用表达和句法分布上的异同，然后分别考察了虚拟语气和非现实语气的表达手段和方式。第10章主要考察语气范畴与其他范畴(例如情态、传信等范畴)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11～15章是第三部分，主要从发生类型学视角考察情态和语气范畴在北美伊洛魁语族、非洲乍得语族、汉语及其方言、大洋语系以及西欧各语言中的具体表现。

Marianne Mithun 在第11章中认为，伊洛魁语的语气都是用形态屈折来表达的。它们在陈述和疑问语气中的表达一致，但是在祈使语气上则不同。祈使语气必须与完成体标记相匹配。伊洛魁语的情态是通过动词和小品词来表达的。

Zygmunt Frajzyngier在第12章中认为，乍得语族表示情态的手段主要有动词屈折、情态动词、情态副词、动词前介词、小品词、标补词以及语序等，其认识情态包括假设情态、怀疑情态和意外情态。乍得语的语气可以分为祈使、祈愿、允许和禁止4类。

Hilary Chappell和Alain Peyraube在第13章认为，情态和语气范畴在汉语与英语中属于缺位对应关系。汉语中的情态相当于英语中的modality，汉语句类所表示的语气则相当于英语中的sentence mood，而汉语中缺乏依附于英语动词的属于verb mood(动词语气)的那些成分。作者分别以汉语普通话、粤语和闽南语为例，考察了中国境内语言的情态和语气范畴的表现手段。

Frantisek Lichtenberk在第14章考察了大洋语系。作者把情态分成了认识、道义、动力、意愿和担心五个小类。前4个情态小类在多数语言中都存在，而担心情态比较特殊，它既包含了说话人的某种认识，又蕴含了说话人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担心。在大洋语系中，表达情态的手段主要有词缀、小品词和一些动词，并且同一种情态手段可以表达多义情态。就语气范畴而言，现实语气/非现实语气之间的对立在大洋语系中具有形式和意义上的区别。

Daniel Van Olmen和Johan Van Der Auwera在第15章中，从区域类型学视角出发，考察了同属语言联盟的西欧(Standard Average Europe)各语言的情态与语气范畴，包括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等。发生类型学主要关注语言谱系内部的语言，而区域类型学主要关注处于同一地理区域之间、具有语言联盟性质的语言。处于语言联盟关系的语言之间不一定具有谱系关系，但是由于地理和文化等因素，它们之间具有部分词汇或语法上的借用关系。比如德语情态词müssen不仅存在于德语中，还扩展到了斯拉夫语和其他一些语言当中。

第16～19章是该书的第四部分。这一部分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观察情态和语气范畴。Debra Ziegeler从语法化视角出发，考察了情态和语气的历时演变轨迹。按照Palmer(1986，2001)的划分，情态可以分为认识情态、动力情态和道义情态。根据参与者角色的不同，道义情态属于参与者外在情态，而动力情态属于参与者内在情态。在这三种情态中，认识情态主观性最强，语法化程度也最高。一般而言，三者之间的语法化轨迹是：动力情态—道义情态—认识情态。

Björn Hansen 和Umberto Ansaldo在第17章考察了由语言接触引起的情态和语气的语法化过程。作者区分了两种模式的借入：一种是关系(MAT)模式，它只借入源标记的形和音；还有一种是类型(PAT)模式，它只借入源标记的内部结构、句法分布和语义。二者的区别在于，在关系模式中，原形式的句法分布和语法意义会按照借入的语言重新确定，而类型模式只改变原形式的形和音。少数欧洲语言具有谱系上的亲缘关系，而东南亚语几乎没有亲缘关系。因此，在欧洲语言的情态和语气的接触语法化过程中，关系模式和类型模式都存在，而东南亚各语言只有类型模式。

Maya Hickmann 和Dominique Bassano在第18章中考察了情态和语气范畴是如何在母语中习得的。在母语习得的早期，儿童习得情态的顺序是：先施事情态，后认识情态。表达施事情态时，主要使用情态助动词与准情态词相搭配。而表达认识情态时，主要使用情态动词与心理动词相搭配。在母语习得的后期阶段中，儿童需要花费数年时间才能区分出整个情态系统中各个情态的语义和语用差异。输入成分的角色、语言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认知的差异在儿童对情态的习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Barbara Shaffer和Terry Janzen在第19章中考察了美国手语中的情态和语气。手语是通过手势、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等动作所传达的无声符号语言，是一种视觉性语言。美国手语的情态词主要位于动词前和小句句尾。情态内部的语义强弱也是通过动作来表现的。当表达情态语义等级中等的“应该”(should)义时，动作表现为短促、重复但放松。当表达情态语义等级较高的“必须”(must)义时，动作表现为持续且紧张。

第20～23章是该书的最后一部分。这一部分从形式、功能和认知等理论视角分别考察了情态和语气，第20章和第23章是从形式视角，第21章和第22章则是从功能视角和认知视角。

在第20章中，Katrin Axel-Tober 和Remus Gergel主要立足管约论(GB)和最简方案(the Minimalist Program)，兼及其他的形式句法理论。在情态的表现中，即使是亲属语言(例如英语和德语)，其情态表现也存在着诸多不同。在英语中，情态一般占据助动词的位置而使之区别于主要动词。在情态与其他范畴的关系中，情态与否定、时和体都存在互动关系。比如，当情态与体处于互动关系时，完成体与根情态相匹配，而非完成体则与认识情态相匹配。在三种情态中，动力情态动词是控制动词，而道义情态动词和认识情态动词都属于提升动词。

在第23章中，Magdalena Kaufmann和Stefan Kaufmann从形式语义学的角度对情态和语气这两个范畴进行了考察。作者把情态分为认识情态、道义情态、目的情态、意愿情态以及动力情态5个小类。有些情态标记可以表达多种情态语义，情态语义的解读受到句子中其他成分的影响。就语气范畴来说，作者区分出了动词语气和句子语气。动词的语气主要是通过动词的词形变化来反映，比如英语中的虚拟语气、直陈语气和祈使语气。而句子语气主要是指句子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陈述语气、疑问语气和祈使语气等。

在第21章中，Karin Aijmer立足功能视角，认为情态的表达手段主要有：助动词、半助动词、情态形容词、情态小品词、包含情态的名词性成分、情态副词以及包含情态的动词。韩礼德(M. A. K. Halliday)认为，情态主要与命题相关，而意态主要关注的是提议。迪克(Dik Simon)还把情态分为内在情态、客观情态和认识情态。

在第22章中，Ronny Boogaart和Egbert Fortuin从认知语法和构式语法的角度认为，情态既表现了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又体现了说话人的视角，是说话人对命题的一种主观识解。它以命题为核心，把时、体、情态和句类语气看作命题的外围成分或背景信息。情态等背景成分都具有主观性，都反映了说话人的视角和主观态度。在某些语言(例如德语和汉语)中，体与情态还具有互动关系，这种处于互动关系中的框式结构也可以看作一种构式。

三、简评

《牛津情态与语气手册》一书以综合性和科学性为特点，对近年来的情态和语气专题做了比较全面、合理的总结，对诸多热点和难点问题也进行了探索。从整体篇幅来看，该手册更多关注情态范畴，而关注语气范畴相对少一些。此外，该手册的语料比较可靠，各位作者都是多年来研究情态和语气范畴的专家，许多材料和分析结果多来自于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

但是该书也有不少可改进之处。就内容来说，该书中的文章出自多位作者之手，因而内容上有不少重合之处，整体的内容和框架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就材料的引用和分析来说，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比如，该书第16章第397页出现了一个关于汉语语料的失误。该例句是：“你是我的妈呀，你不救我，我不得活了。”(《红楼梦》第87回)作者把这句的“得”的拼音标注成了“děi”，并以此作为“得”(děi)在18世纪发展出认识情态的证据。其实，这里的“得”的正确拼音应该是“dé”。“得”(dé)和“得”(děi)虽然都具有道义情态和认识情态用法，但是“得”(dé)应理解为“能够、可以”，表示[可以]；而“得”(děi)意思是“必须或必然”，表示[必要]。结合上下文语境，这句话中的“不得活”显然是“不能活”的意思，“得”表示“能够、可以”，因而这里的“得”应该是“得”(dé)，而不是“得”(děi)。“得”(dé)和“得”(děi)只是同形词，它们的情态意义和功能都是不同的。因此，“‘得’(děi)在18世纪具有认识情态”这一论点值得怀疑。

总体来说，瑕不掩瑜。该书对于研究情态和语气范畴，尤其是探究情态和语气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各语言中的具体表现，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