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

（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北京 100083）

近些年，构式语法理论的发展吸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Fillmore et al.,1988;Goldberg,1995;Croft,2001;王初明,2015)，与构式相关的研究也陆续展开。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将语言习得和英语方位构式结合进行研究，对英语方位构式的一语习得研究主要针对儿童习得问题 (Fillmore,1968;Pinker,1989;Gropen et al.,1991;Alotaibi,2016;Twomey et al,2014)，而对英语方位构式的二语习得研究主要针对非英语环境下英语学习者是否能习得同母语者相似的构式知识展开(Juffs,1996;Bley-Vroman&Joo,2001;Joo,2003;Bullock,2004;李红&张磊,2008;Lee,2009;符存,2013)。此外，英语方位构式转换与英语方位动词紧密相联，英语方位动词分类前人研究各有异同(Levin,1993;Juffs,1996;Pinker,1989&2013;Park,2018)。

1 前人研究

1.1 英语方位构式一语习得研究

Green(1974)最早提出英语方位构式的概念，Baker(1979)提出了“贝克悖论”,Pinker(1989/2013)将此悖论称为可学得性问题。该悖论主要内容为本族语儿童如何在缺乏负面证据输入的语言环境中成功习得英语论元结构。Pinker(1984)对英语论元结构习得展开了研究，Pinker(1989/2013)提出了几条方案以解决可学得性问题，其中与英语方位构式习得相关的是语义限制对儿童论元结构的转换起着重要的作用(李红,2008)。语义限制包括广域规则和狭域规则，其中广域规则指的是词汇语义和句法之间的联系以及限制论元选择，狭域规则指的是区分不同方位动词的语义意义以及区分动词类别。举例如下(*表示句子不符合英语语法规范)：

(1)a:I spilled the milk onto the ground.

*b:I spilled the ground with the milk.

(2)*a:I filled water into the bottle.

b:I filled the bottle with water.

(3)a:I sprayed water onto the flower.

b:I sprayed the flower with water.

(1)、(2)、(3)中的 a 句语义都在表达句中某物体(图形)向某个表面(背景)移动的过程，即X cause(s)Y to move into/onto Z；而b句表达的是某个表面(背景)状态的改变，即X cause(s)Z to change state by means of moving Y into/onto it。(1)和(3)的a句的论元结构表示图形的移动；(2)和(3)的b句的论元结构表示背景状态的改变。它们被称为是两个广域语义限制。狭域规则将英语方位动词分为三类，一类只能表达动作的运动过程,叫作内容动词，如(1)a中的spill；一类只能表达背景在动作的作用下其状态发生了变化，叫作容器动词，如(2)b中的fill；一类既能作内容方位动词又能作容器方位动词使用，即这类动词能够在以上两种广域类动词之间互相转换(李红,2008)，称之为转换类方位动词，如(3)句中的spray。

虽然诸多学者受到语义限制的启发，但因缺少现实可靠的实验数据受到学者质疑。学者们首先对本族语儿童以及成人进行了对比实证研究。Gropen et al.(1991)采用3种实验方法对可学得性问题进行了验证。该实验召集了48名3～7岁的儿童，以及16名MIT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实验中要求被试使用实验所提供的方位动词描述场景，结果表明儿童和成人可以习得一样的英语方位构式知识，但成人习得情况更为乐观。同时，实验发现儿童和成人在描述表示某物体或物质在向某个表面移动的时候会将图形作为宾语；同理，在描述某容器状态变化时，儿童和成人会将背景作为宾语，恰恰证明儿童和成人都成功习得了广域规则的语义限制，而且狭域规则的语义限制在本族语儿童和成人的英语方位动词习得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然而，前述研究并未明确解释本族语者是如何做到语言的归类。Kim et al.(1999)对30名英语母语者和30名韩国英语学习者进行了方位动词的跨语言对比实证调查，实验采用了4类共14个英语方位动词，采取使用诱导问答的方式，结果显示3～4岁的儿童就能知道自己的语言是属于韩语还是英语，句法和语义能做到一致性。关于语言的归类，由于韩语和英语在谓语和使用和动词的归类上存在差别，所以被试能找到自己所属的语言类别，但这种说法并不具有说服性，目前仍有争议。Twomey et al.(2014)对语言动词归类习得再次进行了相关研究，基于语料库调查后发现儿童和成人具有类似的动词类别，语言习得过程中被证明存在分布规律，有助于动词类别的习得。

上述研究都证明了本族语者在习得英语方位构式过程中既能习得词汇语义、句法的联系，选择适当的论元结构，又能区分不同的动词类别。那么非英语母语者是否能具备这样的英语方位构式知识呢？

1.2 英语方位构式的二语习得研究

英语方位构式的二语习得研究主要在中国、韩国等国家开展，这些国家英语属于非官方语言，没有和英语国家相似的习得语言环境以及各国英语教育发展不一，因此大多数研究中的被试为成年英语学习者，主要研究问题为英语学习者能否习得和英语母语者一样的方位构式知识，前人学者的研究结果各有异同。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英语方位构式的习得进行研究。

首先，非英语环境下英语学习者能否习得英语方位构式的广域规则和狭域规则的语义限制？前人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结果大同小异。Bley-Vroman和Joo(2001)采取图片描述和句子选择的任务方式，对17名英语母语者和59名韩国英语学习者进行了英语方位构式习得研究。实验材料分别是转换类、图形类和背景类英语方位动词。被试根据所提供的英语方位构式句式选择与句子相符的图片，实验结果采用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当呈现背景宾语的句子，被试倾向于选择背景图片，说明本族语者和韩国英语学习者都能理解方位构式的意义。另一方面，韩国英语学习者在区分动词类型得分较低，无显著性，因此该研究证明韩国英语学习者习得了英语方位构式的广域规则的语义限制，但没有习得狭域规则的语义限制。

Joo(2003)的研究是Bley-Vroman和Joo(2001)研究的延续。实验步骤和实验结果与Bley-Vroman和Joo(2001)研究相似，不同的是实验结果证明英籍韩国二语学习者并未获得类似本族语者的狭域规则的语义限制。Bullock(2004)采取了图片动词配对、句子判断任务的实验方法，对5名韩国成人英语学习者和5名英语母语者进行了英语方位转换的对比研究，得出了与前人相似的研究结果。

李红(2008)根据Bley-Vroman和Joo(2001)的实验方案，选取不同的被试、实验材料和统计方法。一方面，当句子中背景作直接宾语时，被试都倾向于选择背景受到完全影响的图片，这说明被试都习得了广域规则所涉及的语义限制。该实验结果与Bley-Vroman和Joo(2001)的研究结果一致。另一方面，英语水平对狭域规则的语义限制产生影响，研究生被试可区分英语方位动词类别。在图形类方位动词中，他们选择背景受到完全影响的图片要比在背景类和转换类方位动词中少；当句子结构是背景结构时，他们选择背景受到完全影响的图片要比本科生组少。因此本科生和研究生被试在一定程度上习得了狭域规则的语义限制，但和本族语者相比差距仍明显。其次，为了帮助英语学习者更好习得英语方位构式，符存(2013)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用法的模型”框架内提出英语方位构式习得策略，并证明该方位构式习得策略的有效性。

在以上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结合母语迁移，考虑到语言习得受语言环境、个人英语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学者对英语学习者能否习得狭域规则语义限制的原因展开了研究。

Choi和Lakshmanan(2002)选取了20名在美成人韩国英语学习者和10名英语母语者开展了英语方位动词习得研究。首先据语法判断任务的前测分数将被试分为中级组和高级组。研究认为高级组被试在前测中得到16分或以上(满分20分)表现与本族语者相似，因此高级组被试具有和本族语者相似的英语方位动词结构知识。同时结果表明韩国英语学习者未能习得转换类英语方位动词，且被试的英语翻译与韩语母语翻译相似，这有可能是母语迁移的表现。

然而，Joo(2003)研究表明未发现韩语对英语方位构式习得的迁移影响。而后李红和张磊(2008)显示了不同的研究结果。李红和张磊(2008)结合了Juffs(1996)和李红(2008)的研究，阐释母语迁移在英语方位动词习得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母语迁移在中国英语学习者习得方位动词广域规则和狭域规则的语义限制时都发挥了作用。一方面，英语和汉语之间的相似性使得被试习得广域规则的知识更为容易，所以母语在这个习得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狭域规则对各类方位动词的区分，受到英汉语言差异影响，被试习得该规则相关的知识产生了困难，所以母语对这一习得过程产生一定程度上的阻碍作用。

Alotaibi(2016)研究也证明了母语迁移在英语方位构式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该研究对100名科威特英语学习者进行英语方位动词转换的习得研究，表明科威特语的动词论元结构对英语方位动词习得产生负迁移，但是母语在英语方位动词语法测试中帮助威特英语学习者正确回答了问题，由此可知母语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积极作用。

此外，中国学习者在习得英语语言过程中，经常出现错误使用英语方位动词以及方位构式的情况。符存(2013)在教学实践中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写作中容易出现两类错误，第一，英语方位构式的错误使用，具体表现为在需要表达位置的移动的意义时，错误使用表达状态的改变的意义句式结构，反之亦然。第二，英语方位动词的错误使用，如混淆fill和pour。现存中国学者的研究并没有明确解释出现该现象的原因，多从母语迁移、英语学习者个人英语能力分析。

与中国学者不同，Bley-Vroman and Joo(2001)和Schwartz et al.(2003)在韩国英语学习者没有习得狭域规则的语义限制基础之上，认为英语和韩语中共存的方位构式促进了学习者的习得，一些方位构式不符合英语语法规范，但符合韩语语法规则，不利于韩国英语学习者习得方位构式转换。Lee(2009)从宾语完整效应分析英语学习者错误使用方位构式的原因，认为是宾语完整效应的不合理地拓展导致了狭域规则语义限制习得不顺利。

2 结语

首先，前人研究为英语方位构式习得提供了理论依据。无论是英语方位构式一语习得研究还是二语习得研究，前人研究结果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对母语者的研究主要围绕本族语儿童如何在缺乏负面证据输入的语言环境中成功习得论元结构而展开研究，证明儿童与成人都能习得英语方位构式知识，但实验不能就语言归类问题进行说明解释；英语方位构式二语习得研究，分为两方面，其一是对英语方位构式一语习得研究的继承与发展，研究证明英语学习者能习得英语方位构式广域规则的语义限制，没有习得狭域规则的语义限制，其二是学者们对英语学习者为什么没有习得狭域规则的语义限制进行了实证研究，涉及母语迁移等。此外，尽管中国学者对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能力、母语迁移等因素进行了实证调查，但是少有研究就宾语完整效应角度解释为什么中国英语学习者习得方位构式过程中会产生困难。

其次，研究材料的选取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前人研究选取的英语方位动词在各个实验中反复出现。举例，李红(2008)沿用Bley-Vroman和Joo(2001)实验中使用的英语方位动词。前人的研究所使用的英语方位动词多为高频词，那么非高频词的习得情况如何？

最后，实验对象的选择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虽然前人研究中的被试人员各个水平层次都有，但少有实验囊括了低、中、高三种英语能力，该文认为这是一个研究空白。若是将低、中、高三种英语能力的被试作为实验对象，实验结果会不会发生改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