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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古辞《江南》经典元素剖析

2019-12-26张素丽

文化学刊 2019年4期
关键词:意蕴隐喻文人

张素丽

乐府古辞《江南》历经千年读者的阅读、阐释,历久犹存且广为传唱。深层分析其经典性的组成元素对深层理解《江南》及相类作品的文学特色具有较大意义。

一、《江南》产生时期的文学经典观

古辞《江南》最早见载于《宋书》第二十一卷,拟题为《江南可采莲》。《宋书·乐志一》:“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之属是也。”《宋书》为梁代沈约所撰,可见当时认为《江南》应创作于汉。后世学者如萧涤非指出:“(《江南》)殆武帝时所采吴楚歌诗。”[1]当代学术界一般认为《江南》约产生于西汉。西汉对儒家特别尊崇,这使得儒家著作都被奉为经典。当时人们认为,尊儒、宗经、征圣具有内在连续性,即“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2]。因此,具有民歌特色的《江南》并未引起重视,汉代拟作甚少。

二、可供丰富联想的意象塑造

古辞《江南》中的“莲”“鱼”“江南”意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皆积淀了丰富的意蕴,成为《江南》经典性的重要元素。

首先说“莲”。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莲”主要有四类意蕴。一是象征女性,表现女子的美貌。这一象征用法应起源于《诗经》,如《诗经·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3]二是象征君子的高洁品格。这一象征用法应源于《楚辞》,如《楚辞·离骚》:“制菱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4]以荷花作为衣着配饰,表现主人公的高洁德行。三是表达佛教中的神秘意蕴。在《楞严经》《敦煌变文集》等佛经中,莲常被视为祥瑞和神秘力量的象征。四是隐喻爱情。“莲”与“怜”“连”谐音,“荷”与“和”“合”谐音,寓意百年好合、喜结连理。如《子夜四时·夏歌》:“郎见欲采我,我心欲怀莲。”这四类意象在文学作品中既独立存在又相互融合,随着文人的不断开掘,“莲”的意蕴还会进一步丰富。

再说“鱼”。中国古典文学基本赋予“鱼”四种意蕴。一是象征丰饶、物阜。这与鱼较早成为先民食物有关,至今仍有怀抱鲤鱼的胖娃娃年画或将鱼作为祭祀贡品的民俗流存。《诗经·小雅·鱼丽》便是通过描写鱼的品种众多表现对丰年的赞颂。二是象征爱情、婚姻。闻一多《说鱼》中指出,自东周始“鱼”就具有了隐喻“匹偶”“情侣”功能,历代文学更是不断丰富[5]。如傅玄《秋兰篇》:“双鱼自踊跃,两鸟时回翔。”三是隐喻书信使者。先民较早将鱼作为图腾,视为沟通天地、解喻世事的灵物。如秦观《踏莎行》:“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四是象征自由。鱼欢快地游弋的状态,使鱼具有了“自由”这一寓意。如《庄子》中上天入地的鲲鱼、从容出游的鲦鱼,陶渊明《归园田居》中思故渊的“池鱼”,皆为“自由”的“代言人”。

最后说“江南”。在古辞《江南》之前,文学作品中已有“江南”。如《楚辞·招魂》中有“魂兮归来哀江南”的诗句。但到了汉初,江南仍被描绘为土地僻远、山林险阻之地,“贬谪流放”罪犯是其主要功用,如屈原就曾被流放江南,《史记·郑世家》郑襄公请求楚王将自己“迁之江南”,司马贞《史记索隐》中亦有“楚灭邻,迁其人于江南”这样的描述。自魏晋,文人开始南下江南,经永嘉南渡、安史之乱、南宋偏安等政治事件,南下文人往往心怀政治伤痛或家国仇恨隐忍于此,为解心结便寄情于日常或教育。江南的温润气候、白墙黛瓦、吴侬软语,构成了符合中国文人审美的精神原乡。江南逐渐形成了典雅、精致的审美观念以及内省、超逸的文化气度,极易激发起文化认同感。因此,历代文人都不遗余力地丰富着“江南”意象。

经典有着穿越时空的特性,这些意象的丰富意蕴并非产生于一时一地,而是各个时代的文人逐步感悟、解读、阐释而形成的。《江南》的经典性便是因此不断开掘而成的。

三、可供解读的多重主题

古辞《江南》的主题基本可概括为三点。一是劳动嬉戏说。南北朝时期,《宋书·谢灵运传》中所录《闲居赋》中对“感《江南》之哀叹”作注,曰:“《江南》是《相和曲》,云江南采莲。”[6]可见当时已认为《江南》为描写采莲劳动情景之作。二是爱情隐喻说。我国民间广泛存在以“莲”“鱼”隐喻爱情婚姻的习俗,闻一多先生的《说鱼》将其上升至理论高度。三是自由心声说。此观点出自王富仁先生,他认为诗歌中的五句复沓“表现游弋于各处的鱼,引导读者感受自由惬意的游鱼图,表达自己对自由生活的向往”[7]。

《江南》对多种思想的包容性,超越了一般农事诗或乐府诗的创作追求,为诗歌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江南》雅俗共赏的审美特色,成为其传唱千年的重要原因。

四、后世大量拟作的产生

南北朝时期,由于南朝“吴声”“西曲”的流行,江南的民间音乐开始进入朝廷,以江南为题材的作品开始流行起来。《乐府诗集》中所收录的从南朝至唐代以江南为题材的作品主要为两类,分别为以相和曲《江南》为曲调直接进行拟作的《江南曲》和梁代清商曲《江南弄》。

《江南曲》拟作句式基本为五言,到中唐出现七言。南朝《江南曲》拟作为“江南”意象增加了“采莲”以外的“白蘋”“潇湘”等子意象,开拓了思乡、思妇等题材。如刘宋汤惠休《江南思》中“垂情向春草,知是故乡人”一句表现了游子的思乡之情。再如梁代柳恽《江南曲》:“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华复应晚。”该诗以女性口吻表现对在外丈夫的思念。唐代,以“江南”为主题的唐诗不胜枚举,只诗题就有《忆江南》《状江南》《江南杂题》等。诗歌题材扩大至江南风物和生活写实,表达情感则委婉含蓄。如被姚合评论为“绝妙江南曲,凄凉怨女诗”的张籍《江南曲》便使用白描手法勾勒了一幅江南生活图景,但情感却含蓄隐晦。晚唐出现意境空灵的诗作,写景更富美感,情感则含义隽永。如李群玉《江南》:“斜雪北风何处宿,江南一路酒旗多。”

五、结语

乐府古辞《江南》能成为传颂千年的经典之作,就是由于它塑造了“莲”“鱼”“江南”等有着丰富意蕴的意象和可供不同读者解读的多重主题,而后世的大量拟作,更进一步丰富了意境与主题,扩大了诗歌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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