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亦一

一、新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是新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尤其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核心是实践概念的抽象化和本体化，是将人类实践不加区别的界定的结果，其核心是“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但是这种界定无法避免抽象化的陷阱，尤其是无法满足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需求。将马克思主义实践主义化的阐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维度，在科学性上也大打折扣，从而失去了对现实社会的革命实践的具体指导作用，而沦为非批判性的一般哲学、价值哲学，从而只能在应然层面上存在。马克思主义无法直接推出实践哲学，实践哲学也无法直接推出马克思主义，两者是有交叉却无法直接等同的。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这意味着：其一，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期间，马克思认为，解释世界的工作主要由各种“哲学家”来完成，此时的哲学家还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大百科全书”式的存在，哲学依旧笼罩在解释世界的任务迷雾中。而此时解释世界的方式，无外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这就导致在“解释世界”的任务链中，由于世界在整体上呈现为黑格尔意义上的现实，因此具体而言，是以现实的实存层面为对象而展开的解释，而这个层面到19世纪中期又往往为“科学家”所操刀。抛开自然科学不谈，此时主要的任务就是如何理解社会、如何理解由于社会的连续性存在而形成的历史。在此点上，“哲学家”“意识形态家”失误百出。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

一方面，对于费尔巴哈等人而言，这个失误在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对于黑格尔等人而言，则是“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3]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4]尽管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5]但不能否认的是要想改变这种现实，可是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6]导致他“一定把社会分成两个部分”。[7]另一方面，马克思却认为只能从“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的角度，才会产生“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总问题。

笔者看来，“改变世界”的实践是“实践”，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8]还是“革命的实践”，[9]或者是“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10]这个问题还可以被置换为，如何理解人类社会整体上的实践性存在？或者什么样的实践才能被称为“革命的实践”，或什么问题才能“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

二、变革的实践观视角下的历史

笔者认为，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变革，大体上有两个时期可以用革命来指称，以新事物扬弃旧事物，即革命。由于人类历史上的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范例有两个，这个过程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及其消逝，同时由于实践哲学将人类的所有的活动都归结为“实践”，所以，马克思主义和实践哲学在研究对象上会有重叠，因此在许多层面上用实践哲学也可以解释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实践哲学等价于或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现象”。

在这种情形下，实践哲学能否替代马克思主义呢？笔者认为，不能！原因很简单，实践哲学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尤其是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即奠基于从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与社会现实的特殊性而产生的彻底的革命性。从现实层面讲，即混淆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差别：资本主义是作为私有制完备实现形式而存在的，其合理性与不合理性都会被限定于此论域中；而社会主义则不同，社会主义是作为共同所有的初级状态出现的，对于私有制而言，共同所有既是旧事物，又是新事物；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言，社会主义共同所有是彻底的新事物，但却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新事物。就现实形态的社会主义而言，由于其共同所有建立的基础是形形色色的所有制，在这里就会出现复杂状态。

实践哲学面对的是人类自文明以来的所有“实践”，作为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实践的革命被一般“实践”的普遍性所削弱，是不能具体指导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第二个范例的，但是却可能在一般层面上“指导”一般历史。麻烦就在这里。实践哲学会不加区别地“指导”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实践”，而马克思主义的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界定，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界定尤其善于指导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过程。同时，笔者也看到，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表现形式之一，在私有制社会的核心表现形式，就是阶级斗争，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内部，都会有不同形式的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过程，但不一定必然且直接要表现为阶级斗争，尤其是激烈形式的阶级斗争。

保守讲，马克思主义是对新事物扬弃旧事物过程和结果的整体性描述或阐释。原因在于：其一，从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界定出发，首先可以避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形式上的分割与分裂。其二，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界定，避免了自在自然界和人化自然界的形式上的对立。原因很简单，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过程在哲学层面上并不存在自在自然界和人化自然界的分离、分裂和对立，也就是说，并未获得现实规定性，既没有所谓的自然规定性，也没有所谓的社会、历史等规定性。换言之，从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界定来看，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界定最根本的意义是和唯物辩证法先天合一的。

从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界定出发，由于先天式的并没有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的区分的必要，则自然推论出辩证唯物主义在处理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问题上，并没有必要特意区分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从而也没有必要刻意划分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说，可以在源头上避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形式上的分离、分裂和对立。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形式上的分离、分裂和对立，其根源在于其立足于物质概念展开的逻辑体系。原因之一在于纯粹的物质概念的界定，不管是从本体论层面的界定，还是认识论层面的界定，“主体性”维度都会被阉割。为了挽救所谓的“主体性”，首先不得不否定物质概念的本体论地位，其次不得不否定自然的统一性，进而将自然概念分裂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两种，不得不在逻辑上演化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前提就是将人的认识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外化或演化为自然概念自身的矛盾，并企图通过将自然概念裂化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来解决人自身的认识的矛盾，进而试图解决所谓的人的实践的矛盾。

实践哲学正是基于上述第二点的一种反向运动，即试图挽回所谓“主体性”的整体性努力，其必然是徒劳无功的。原因在于：实践哲学要挽回的“主体”，不得不在黑格尔的“主体即实体”的意义上，试图在时间的维度层面上，做出时间/历史之前、之上的设定，并将这种设定普遍化、抽象化，这是非历史主义的。继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式的不完整的唯物主义之后，实践哲学登场了。实践哲学的家族有众多成员，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在其中，但和实践哲学却有交叉。这个交叉点，就是马克思不得不暂时地借用“实践”概念引起的，但从根源上讲，是由马克思对“辩证法”概念的使用直接引起的。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1]如何理解这段话，成为解开谜题的起点和核心。

何谓“现存事物”，就是现实概念的实存层面，是已经实现了的必然性或已经实现了的非必然性，总之，是已经实现了的。什么意思？“已经实现了的”即“旧事物”，对“旧事物”做出肯定性的理解就是肯定其是旧事物，对“旧事物”做出否定性的理解，就是要否定“旧事物”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在下一个层面上，对产生于“旧事物”机体甚至是废墟上的“新”的可能性，做出肯定性的理解，进而“主动”地推动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现实的进程。

在这个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过程中，来体会何谓黑格尔意义上的现实概念的实存与本质的统一及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问题。尤其是针对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问题，要害在于“现实性”的展开过程。在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假定下，这不是问题，因为“绝对”会“自动”展开。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是无法接受“实体即主体”的，更妄论“实体即主体”。但是，“现实性”的展开，必须要有一个“主体”的存在，不然，势必会堕入神秘主义。那么，这个所谓的“主体”能否由“实践”概念产生呢？严格意义上讲是不能的。但是，在最宽泛的层面上，笔者认为，实践哲学的“实践”概念能产生这个所谓的一般性“主体”，这不难证明，因为其有“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的论断。在这个论断中，实践和人的存在方式是直接同一的且无法分离、分裂和对立的，且在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意义上，由于“实践”概念本身具有本体论含义，因此，“实践”这个本体同时就有实体性，从而也就同时有了主体性，这就是为何实践哲学及其拥趸者都必须从黑格尔出发，依赖黑格尔，甚至推崇黑格尔的根本原因所在。

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和实践哲学有交叉呢？原因在于马克思所理解的辩证法是在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维度上的理解，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新事物扬弃旧事物这个过程本身是从属于广义实践概念的，但是，狭义的实践概念只能是指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过程，只有新事物扬弃旧事物才能用“革命”或“革命性”来形容。那么，历史上的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过程或范例是什么呢？有两个。其一，私有制的产生过程，即私有制对原始共有制的扬弃。但是，这种扬弃却是倒退式的扬弃，谈不上是真扬弃，但也不至于堕入到假扬弃的地步；其二，是共产主义式的联合的个人所有制对私有制的完成形态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这种扬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式的扬弃，是真扬弃。中间可能会出现过渡形态即在现象上的公有制对私有制的扬弃问题。这是一种复杂状态，本文暂且不论。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曾经有两大辉煌时期，早期的轴心时代和近代的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对这两个时代大加赞赏。问题在于，马克思是在什么维度上赞扬的，尤其是在什么维度上赞扬资本主义的呢？原因很多。

笔者认为，核心是在资本主义完成了私有制的维度上肯定其历史合理性的，但是，这种历史合理性首先是现实概念的实存层面上“过往的、固定的”历史，这个历史会随着资本主义对私有制的不断完善而持续，并不会在私有制彻底完善之前而终结。马克思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式的私有制对奴隶式、封建式等私有制的暂时性“完善”的角度来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马克思是根据西欧的历史做出这个判断的，当19世纪的世界市场、世界文学和世界历史开始显现时，面对资本的原始状态的“全球化”进程给第三世界带来灾难时的抉择时，马克思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这不是什么欧洲中心论的回答，但却是资本中心论的回答，客观却无任何价值判断的回答，有力但无情，(在马克思被误解的前提下被)在形式上用资本的客观性彻底抹杀了第三世界的实践的主体性问题，这也是实践哲学奋起“反击”的现实原因之一。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基础

不能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失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维度或功能，但也只有从“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维度上讲，才能让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具备这个功能，而统治阶级……灌输论、意识形态论、思想掌握群众论、人性论等，都无法启动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个功能。其他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界定，强调的是从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角度去界定，或者从人学的角度去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权益，无法从整体上去界定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本身，而只有深入到“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维度上，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才会对研究者显现。

之所以出现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界定上众说纷纭的现象，本质在于思维方法或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其一，部分代替整体；其二，以静态、片面的思维方式去把握动态、总体的对象；其三，研究对象没有明确界定而急于归纳总结的结果。

诸多归纳的缺陷不在于其是完全错误的，而在于其有合理性的一面，并以之为起点进而是全部来统辖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界定上，可以说，其失误的地方不在于其是错误的，而恰恰在于其是正确的一面。问题在于真理和谬误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失误的地方就在于其是对的但不是全对这一面，即其只看到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个方面、一个维度、一种属性上，在其逻辑推演过程中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现实，用逻辑去统辖历史的结果。

不能在一般意义上谈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导源于人类的社会历史实践，而要具体界定在人类的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为出发点的社会历史实践上。即实践活动要和“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联系起来，这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得到科学的阐释。若过于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适性，则无法解释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最大的优势这个论断。

从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来看，思想政治工作比较好的时期，都有个共性，即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都来自对现实情况的分析当中，并且做到了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的具体结合，最后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的范围并不大，且比较固定。

改革开放以来，这三点都推进得较为困难。

首先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变迁较快，直接导源于国际国内的形势与政策，尽管当时的形势与政策最终来自当时的社会历史实践，但是，在形式和内容上，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却并不直接来自现实的社会历史实践。

其次，长期目标和眼前工作的脱节现象较为严重。从改革开放开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时间跨度相当长，期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虽然从形式上还在延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是由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内容相对不固定，致使思想政治工作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处于相对变动的态势上。

最后，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变迁带来的新问题层出不穷。思想政治工作对象，从战争与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员、工农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到解放军、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群体相对固定，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却处于急剧变迁当中，尤其是两新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该如何做，也是在近日的全国统一战线会议上才初步确定，但具体实施措施还有待理论界和实务工作部门在现实的具体的实践当中去摸索，而这则需要时间。

在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急剧变迁过程中，针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理论界和实务工作部门都应关注的重点，这导源于大学生群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但不可忽视的趋势是，近年来随着80后、90后和即将到来的00后群体相继进入“大学生”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式方法等都在发生着变迁。主体哲学的兴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但理论界的讨论却没有相对一致的结果，负作用却明显体现在当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即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失去了对大学生在思想上的主导权。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明显在“跟着”大学生走，而忘记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让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跟着我们走，跟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

只有立足于社会变革期，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意义上，我们才能谈论思想政治教育概念。

首先，这样不会脱离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的原初的社会历史现实。毕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社会历史现实的本质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社会历史运动，少了这个节点，就无法将各个时代具备这个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链接起来，也无法区分真假思想政治教育。因为，即便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我们仍然会面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真假问题，比如统治阶级所进行的“愚民教育”到底是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其民族国家范围内所进行的公民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不是思想政治教育范畴。缺少这个维度是无法彻底回答这个问题的。一旦具备了这个维度，则该问题迎刃而解：当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态势，即当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变革期，处于上升状态中所进行的上述教育，我们能将其列入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否则，若是资产阶级纯粹是为了维护其自身阶级利益而产生的公民教育、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则不能将其列入思想政治教育范畴，相反，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尤其要避免的倾向，是我们要重点予以关注和批判的对象。

其次，这并不排除在较长的历史空间和时间中出现的带有“新事物”性质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的进步作用及合理性问题，可以将该部分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范畴，但同时还能排除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产生的“愚民”策略的合理性；这是建立在对社会历史及其现实概念的界定基础上的一种尝试，即关于现存社会现实的实存层面上，为了维护这种已然或即将逝去现实合理性的社会存在的一种舍弃和抛弃，即不将其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围，反而将其纳入反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围，是思想政治教育批判的范围，自然也谈不上实质意义上的比较研究和借鉴问题。

用变革的实践观审视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我们发现需要解决一些带有现实性和本质性的问题，如：1．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性和个别性问题，既要将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非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联系起来，又要有所区别。联系就在于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这是共性；区别就在于是不是维护旧有的统治。2．处理好“灌输”问题的合理性问题。3．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在于思想掌握群众的回答。4．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意识形态性的回答。5．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应当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为前提和基础，同时将该实践在理论上展现出来。

此外，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如何处理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问题；如何处理西方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问题；如何处理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