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爽

伽达默尔的语言观是综合了效果历史和语言本体论这两方面来阐述的。从效果历史观出发，把文学文本看成是历史性的展开，文学文本在经过了读者的理解诠释之后才产生意义。文学文本的意义和理解者相互作用和生成。从语言开始，传统和前见都处于语言之中，作者在语言中选用语词形成文本进而产生文本视域，进入传统的理解者对文本的理解-解释的反复循环的程序。这有别于形式主义文论将文学文本自身作为独立封闭的具有存在意义的个体，而强调文本的开放性。在过去，语言就是作为服务于作者思想的表达工具为人们所认识。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人的存在本质的看法，认为世界在语言中得以呈现，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经验方式。文学文本在描述世界的时候，就是在语言中表现自身。语言内在于我们，随语言一起进入的前见和传统，强烈地影响了我们的思维和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语言是人的有限性的真实标志”[1]。同样，对文学文本的理解也是一种语言活动，对文学文本的理解是处于语言之中的。

一、语言论的文学文本意义生成

语言是读者实现阅读和理解文本的存在方式，也是存在环境。前见和传统是依靠语言来被一代代的人们理解的，前见和传统也处于语言之中，理解的历史性本质就是语言的历史性，效果历史在语言中发生，文本和作为理解主体的人也是在语言中发生和存在的。在理解活动中，语言已经事先规定了文本和理解者的视域。文学文本在语言的前提下才得以生成、保留以及流传，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传统也是以语言作为历史性的存在方式，而理解者或读者因为使用语言而不可避免地吸收语言的传统，初步建立前见。既然理解是文本与读者的交互性行为，那么文本与读者交互性行为实际就是两种视域的融合。

尽管我们的一切理解都处于语言之中，然而语言所显露的东西却往往使我们忘记它的存在，“词的‘本质’并不在于被全部说出，而是在于未说出的东西之中，我们尤其在沉默无语中认识到这一点”[2]，也就是语言的自我遗忘。伽达默尔认为，词语从本质上来说起源于沉默不言，诗歌语言尤其可以体现出这一点。在我们理解文学文本的时候，常常会忽视语法和句法规则，这是因为，关注语词结构所表达的内容的含义超过关注其功能。伽达默尔在《语言在多大程度上规范思想》一文中提到尼采的观点，尼采认为上帝的创造性在于上帝将人类置于语法的图示化世界中。伽达默尔像海德格尔一样关注荷尔德林的作品，荷尔德林诗学中强烈的神性特征形成了对被现代性遮蔽的神性的呼吁和恳求。伽达默尔认为，在科学技术时代神性匮乏的情景下，犹如赫耳墨斯般的荷尔德林用语词呼唤神性，他是连接神性与人性的神子。神性是一种秩序的回归，或者说，是一种天地神人都共有的秩序，在伽达默尔哲学中，这一秩序就是语言。在诗歌中，显露出来的语词遮蔽了未言说之语。“语言越是生动，我们越不能意识到语言。这样从语言的自我遗忘性中引出结论性就是，语言的实际存在就在于他所说的东西里面。”[3]任何一个主体说话，就是一个语言事件的发生。语言事件的发生就是依靠回环往复的对话。在文本与读者的对话中，文本意义存在并发展着，并将在时间和空间之中永远向前发展。

语言的自我遗忘正如人的原初遗忘一样具有开放性的本质。人最初没有被神祇赋予任何能力，这种原初遗忘使人类在与技术和艺术的交互中形成了开放性的本质。效果历史语境下，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在于理解活动的对话性。在对话的过程中，对话的双方无法真正控制对话的方向，实际上双方是被对话规则也即语言规则主导。在具体的理解活动中，即使我们秉持某一观点去理解文学作品，但在理解中，也不免会因某个段落或词语导出另外的观点。同样，当下的观点在另外的段落或词语的回应中又会发生变异。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活动的规则与游戏相似，游戏的真正主体是游戏而不是参与游戏的人。在这种有来有回的往复中，文本的意义得到了生成，这种对话是无限的，意义也是无限的。而背诵是对话的反面，背诵根本不是说话，它知道下一刻将会出现的东西，但对话却无法把握自己的方向。

这并不意味着文本会漫无边际地生成意义，理解者需要判断自己的理解是否合理，这不是某个时刻的解释能够把握的，而要“时间间距”(Zeitenabstand)的参与。“时间间距”不是传统美学或浪漫诠释学理论中在客观时间上给予的设定，也不是某种必须克服之物，而是此在世界能够对传统之物进行解释的根基，非但没有对理解和解释带来阻碍，反而提供了创造性和想象力发挥的空间。被连续的习俗和传统历史填满的时间间距才使意义呈现出来。在时间间距中，前见依旧具有合法性，它并不否定前见，而是甄别、鉴定其中正确的、能够继续在此在世界生存的前见与传统，同时使理解者敞开自己。这使得事物的不完整所指向的空缺能显现其整体性的意义。通过伽达默尔对歌德《普罗米修斯》的分析可知，这种不完整在时间性上有其完整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张爱玲对于高鹗续笔《红楼梦》的指责是很有道理的，作品自己有能力展示自己的完整性，残缺的作品要优越于狗尾续貂。

二、新时期的挑战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语言论对于文学文本意义的产生是有重大影响的，尤其在今天这个科学技术成为新神以及量化和规范化被越发重视的时代，诠释学对于文学理论的意义是独特而有效的。它对于我们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对话式的开放性眼光，更是一种唤醒，唤醒人们对于故去人文精神之再临的重新思考，甚至对当代中国跨文化、跨国家的文学文化交流都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传媒兴起后，书籍出版、报刊印刷、电影电视、电脑网络等技术对文学交流活动的制约甚至控制越来越突出。这些都远远超出了文字符号范畴。语言本体论文论并不能完全涵盖信息时代文学作品的接受问题。世界在语言之中，语言却化为信息的一部分。读者阅读和理解行为受到更为强大的对话性的影响，或者说，这种新时代的交互形式就是对话。数字技术力量裹挟着文字符号，而现在，除文字外，各种新的符号模式形成的复合符号汇入了传统的艺术世界。荷尔德林诗歌中的神性的特征，与传统文学语言具有的蕴藉、含混、张力等特征一样，在语言世界整体中的影响力愈加降低。文学语言中显露与遮蔽的部分的冲突，将被一个新的拟像世界所冲击。

除此之外，在当代，时间也面临着一个复杂的技术语境。对效果历史而言，感知时间的主体的记忆行为，从本质上来说是关于过去对象的行为，这显露出一种明显的时间性。现代社会中的时间是被建造的时间。现代主义文学被提出以来，外在的时间逐渐转向了内在的时间。一方面，复杂的外在的社会环境影响着内在时间观念，不同的时间观可能居于一个人的身体中；另一方面，现在人们发现时间的流速仿佛变快了，这种全面的提速得益于技术，然而这种提速却会使得对话性发生变化，读者更加难以沉浸于深层对话中，而倾向于表层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