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旗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一个核心范畴，最初指的是原始巫术、祭祀神灵或图腾崇拜时带有宗教性质的礼节仪式，殷商时逐渐过渡到社会人事方面。西周初年，辅佐武王的周公(武王的弟弟)鉴于商纣王“失德”的教训(即成语所谓“殷鉴不远”)，提出了“明德慎罚”的为政方针，创制了一套包括国家的典章制度、个人的行为规范和人际交往的规矩礼仪在内的制度并予以推行。这套制度便是“礼”，世称“周礼”。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底色”由此确立。《左传·隐公十一年》引“君子”之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唐初经学家孔颖达疏云：“国家非礼不治，社稷得礼乃安。故礼所以经理国家、安定社稷。以礼教民则亲戚和睦，以礼守位则泽及子孙。”作为《左传》的一个关键词，“礼”出现的次数很多，如《昭公二十四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昭公二十六年》：“礼之可以为国久矣，与天地并。”《僖公十一年》：“礼，国之干也。”视“礼”为经邦治国的大经大法和敦风化俗、教化国民的基础。

礼涉及的对象，上至王侯将相，下到贩夫走卒，男女老幼概莫能外。礼规范的范围，上至天子诸侯宗庙祭祀时的衣冠服饰、坐立行走，下到邻里乡亲间的寒暄问候、揖让礼仪，事无巨细，无所不及。正因为全社会重礼法、讲礼仪、倡礼貌的习俗世代传承，所以中国被誉为“礼仪之邦”，“礼、义、廉、耻”被视为国之“四维”(《管子·牧民》)，占据着国家纲纪的崇高地位，“仁、义、礼、智、信”被称为人伦“五常”(董仲舒《天人三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伦理规范和人们普适性的行为准则。

出生于春秋末期鲁国的儒学创始人孔子从小就受到了周礼的熏陶浸淫，这使他对周礼极为尊崇和赞赏。《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即周代的礼乐制度是借鉴了夏、商两代，取长补短然后制定的，真详实齐备啊！所以我赞许周代的。到了礼崩乐坏、人伦失常的战国时期，他更是将维护、整理、传授周礼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他认为自己生活的西周社会是理想的社会，典章礼乐制度最完备，因而以后的朝代只需在周礼的基础上加以“损益”(增减)即可让社会长治久安，统治者永享太平。《论语·为政》是这样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鲤是孔子的儿子，孔子曾教导他“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意即如果你不学习和践行礼，便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怎样才能实现呢？他的看法是“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认为只有回归周礼，照周礼行事，战胜了人性中的私欲私心，一个人才能具有完全的道德观念和思想品质。对于周礼，孔子除了大力倡导之外，还很注意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落实。比如他说：“席不正，不坐。”(《论语·乡党》)认为面前的席子没有摆放端正，那也是有悖礼制的，也不会入座。孔子对周礼的推崇和坚持由此可见。

儒家经典著作《礼记》是论礼的集大成者。如《礼运》篇：“礼者，君之大柄也。”《礼器》篇：“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法家人物荀况在《王霸》里将礼的重要性说得更加形象：“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视礼为规范约束人们社会活动的标准。《礼记》对朝廷、宗庙、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举行典礼活动的地方)、祠堂(同族人共同祭祀祖先的房屋)、迎送、交接、加冠、丧葬、服丧、祭祀、婚嫁、觐见、拜谒、讲学、宴请、吉庆、斋戒、居家、问询和做客等场合，各色人等需要遵守的礼仪规矩，从衣冠穿戴到神情举止，从称呼揖让到坐立行走，方方面面都有具体而微的条款规定。比如：《玉藻》篇讲，后辈晚生见到长辈尊者时，应该“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参加祭祀时，所有人员必须“容貌颜色，如见所祭者。丧容累累，色容颠颠，视容瞿瞿梅梅，言容茧茧，戎容暨暨……”总之，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应遵循礼仪规范，不可随意任性。

中国社会礼文化的博大与广泛，从今天人们常用的词语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如礼到、礼让、礼数、礼器、礼品、礼貌、礼炮、礼服、礼教、礼金、礼堂、礼遇、礼节、礼赞、礼聘、婚礼、军礼、丧礼、敬礼、礼贤下士、礼尚往来、礼轻情意重、来而不往非礼也，等等。俗话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这里的站相、坐相、吃相，也正是礼所要求的。学生给老师写信，信封上写着“某某某老师 敬启”，也是尊礼之辞。

下面以古人不同的“坐”姿的不同含义为切入点，以小见大地谈谈坐姿背后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的礼。

一、坐

唐朝以前并没有专供人坐的椅子、凳子和沙发，那时的“坐”是指两个膝盖跪在地面的席子上，臀部压在脚后跟和小腿上，即成语所谓“席地而坐”的“坐”。比如《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墨子·非儒下》：“孔丘与其门弟子闲坐。”《尚书·太甲上》：“先王昧爽，不显，坐以待旦。”《周礼·考工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史记·项羽本纪》：“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既然坐不离席，那么，如果连放一块席的地方都没有，就说明要么是地方实在太狭小了，要么是自己不被对方接纳。成语“一席之地”即由此而来。

唐朝时，随着与西域诸民族文化交流增加，渐渐出现了椅子和凳子，后来又有了沙发，于是“坐”才和现在的意思一样。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带“坐”字的成语，如“坐不安席、坐井观天、坐卧不安、坐享其成、坐以待毙、如坐针毡、坐失良机、坐收渔利、坐而论道”等，不管其产生于何时，我们今天理解时都不必拘泥于“两膝着席，臀部压在脚后跟和小腿上”这个“坐”字的古义了，它们都已经泛化为现在意义上的坐了，否则我们今天也不会借用春秋时鲁国大夫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用来形容一个人的作风正派了。

古人的坐具除了席之外，还有床和几。“床”在古代既作卧具也作坐具。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床，安身之几，坐也。”《孟子·万章上》：“舜在床琴。”《礼记·内则》：“父母舅姑将坐，奉席请何乡，将衽，长者奉席请何趾，少者执床与坐。”汉乐府《孔雀东南飞》“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些句子里的“床”都是指的坐具。“几”是长条形的木制器物，分量轻，也不高，类似于现在生活中常用的小茶几、小板凳，古代一般用作老年人凭倚的坐具。《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去齐，宿于昼……隐几而卧。”《庄子·齐物论》：“南郭子綦隐几而坐。”这些句子里的“几”都是指的坐具。

根据《礼记·曲礼上》《管子·弟子职》《新书·容经》等文献的记载，古时正确的“坐”姿是神态端庄自然，肘、臂、腿、足两边平放，不能偏斜，眼睛要平视前方，不能抖动大腿(《弟子规》“勿摇髀”)，这叫“经坐”。身份卑微的人如果需要坐着面见尊者(领导)和长辈，头还应该稍稍低下以示恭敬谦逊，目光绝不能放肆地与尊者和长辈对视，这叫“恭坐”。还有一种坐姿叫“肃坐”，指的是把头昂起而眼光游移不定或者随意打量和扫视前方。很显然，这种坐姿是不礼貌的。如果身体挺直，臀部只是轻压在脚后跟上，这叫“危坐”，聆听尊者的训示和接受长辈的教诲时一般要这样坐。如《史记·日者列传》：“宋忠、贾谊瞿然而悟，猎缨正襟危坐。”《后汉书·郭林宗传》：“众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前一句讲的猎缨整理好衣襟，挺直身子，端端正正地坐着(成语“正襟危坐”由此而来)，后一句讲的是茅容和一群同伴到树下避雨时，仍衣衫端庄、神情恭敬地坐着。

当然，个人有特殊情况时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坐姿。如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可以“避席”(离席伏地)；有“丁忧”(父母亡故)的人、有忧愁之事(家人生病，家里失火、被盗等)的人，可以独居旁席，但此时仍不宜面向别人，以示自己的不幸不染及他人。

二、跪(长跪)

席地而坐时，如果有事欲离开，则直起腰来，让屁股不压在踋后跟和小腿上，这种坐姿就是“跪”。由于挺直了腰，身材显长了，所以有时又写成“长跪”。跪与坐的区别在于“跪危而坐安”。《释名》：“跪，危也。两膝隐地，体危倪也。”意思是双膝着席，上身一直耸立，身体支撑不了多久就会“倪”(歪斜)。《战国策·燕策三》：“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战国策·唐雎不辱使命》：“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这些句子里的“跪”和“长跪”，都是表示谢罪、恭敬与顺从的坐姿。

三、跽

“跽”和“长跪”相似，也是两膝着地(席)，上身挺直以方便起身这样的姿势。《战国策·秦策三》：“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国僻远，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庄子·人间世》：“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史记·项羽本纪》中写了这样一则故事：刘邦的手下樊哙听闻项羽的堂弟项庄可能要在鸿门宴上加害刘邦，“即带剑拥盾入军门……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吓得“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一个“跽”字非常生动形象地表现了项羽此时此刻欲耸身而起、拔剑自卫的神色动作。

四、踞(箕踞)

“踞”也是一种坐姿，但不是双膝着地(席)，而是臀部着地，两足前伸，两腿呈八字张开，膝盖微曲，好像簸箕一样，所以又被形象化地的写为“箕踞”。秦汉之前，人们除了穿一条有裆的内裤“裩”(也写作“裈”)用来遮羞外，外面多是无裆的裤，类似于女人的裙子。因此，面向他人张开双腿开裆而坐是极不雅观、极不恭敬的无礼坐姿。《礼记》开篇第一句话便说：“坐毋箕。”(《曲礼》)告诉人们箕坐是很不得体的。《战国策·燕策》记述荆轲刺秦王不中后，“倚柱而笑，箕踞以骂”，说荆轲受伤后便靠着柱子一屁股坐下，一边放声大笑，一边痛骂秦王。“箕踞”二字非常形象地表现了荆轲临死之前对秦王的不屑和大无畏的气概。《史记·田叔列传》：“汉七年，高祖过赵，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甚恭，高祖箕踞骂之。”待客甚恭的赵王张敖与不拘礼行的汉高祖刘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箕踞”一词形象地刻画了刘邦泼皮无赖的形象。这个故事，司马迁在《史记·张耳陈馀列传》里也作了记载。《史记·游侠列传》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踞视之。解遣人问其姓名，客欲杀之。”那个“箕踞”着看郭解的人更是差点招来了杀身之祸！

其实，家里室外，一个人独处时“踞”一“踞”倒也无妨，用不着上纲上线扯到“礼”上去。《庄子·天运》：“老聃方将踞堂而应。”《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郦生至，入谒，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王维《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科头”指摘下帽子)这里的“踞”或“箕踞”都表现了当事人的自我放松和悠闲自适，并无“不雅”“不恭”之嫌。例外的是孟子的妻子，她曾经因为独自在家里“踞”了一会儿而差点被孟子以有失检点、有伤风化给休掉了。事见西汉人韩婴所撰《韩诗外传》：“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也？’孟子曰：‘我亲见之。’母曰：‘今汝独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也。’于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多亏了孟母替儿媳妇辩白，不然孟子真有可能因为妻子的独“踞”而休妻。

五、结语

《管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礼由人为设计规定而至约定俗成，最后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潜意识，成为约束和规范人们社会活动的一种行为自觉，体现了两千多年以前我们先民的智慧，这是中华民族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在中国文化中，待人接物、交际应酬等看得见的容言行色的背后，其实蕴含、折射着严肃的政治伦理和道德修养的实质，反映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化传统，是仁爱友善的人文精神在日常社会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因为，礼的终极目标是“和”，旨在促进个人身心、人际关系、国家社会的和谐稳定。礼的核心要义在“敬”，倡导谦卑自奉、恭敬孝顺、尊贤敬老、扶弱助困、团结友善。礼的外在形式是规范，要求人们讲规则、重礼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礼的重要特点是典雅，只有仪态端庄、温文尔雅、揖让周旋、从容中道的人，才能“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

一个人无礼、失礼，是其道德修养和家教家风缺失的反映；一个社会礼崩乐坏，则是治国理政者的失败，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与混乱。古人坐姿那样多又那样讲究，是因为不同的坐姿表示着不同的“礼”——中国礼文化的博大精深，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世界丰富多彩，文化多元并存。多元的文化决定了多样的“礼”。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区域的人文交流，必须从尊重、欣赏和接受对方的“礼”开始。具体方法就是按照我们古人所讲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观点，入境问俗、入乡随俗。只有这样，既不唯我独尊、排斥其他，又不自惭形秽、数典忘祖，才能文明互鉴、文化共享，推动人类共同命运体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