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诗

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之邀，林语堂站在一个“国际人”的立场，在《吾国与吾民》中书写了从古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形象。他运用纯正地道的英文，同时又不失诙谐和幽默，生动、全面、立体地描绘了中国人从行为到思想的真实画面。这本著作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行为方式、思考方式、信仰等方面立体塑造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人形象。此外，在妇女的生活、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的生活等章节中，也从多种角度展示了不同侧面的中国社会图景。他运用西方叙述方式中的风趣和自然，获得了西方读者的广泛接受。更重要的是，他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西方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找到了诸多现象背后的深层动因，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理解和认同。西方人本主义反对社会价值和传统对人性的束缚和限制，强调人的个体尊严、价值和创造力。继陈季同和辜鸿铭之后，作为“中学西传”的代表人物，林语堂通过作品《吾国与吾民》传达了林语堂对人性的关注、对批判思想的推崇，渗透了他的人本主义理想。

早期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罗杰斯等人否认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作为分析人性观的主要标准，提出“似本能”的概念来强调人的内在能力、天赋和特质。马斯洛认为，“似本能”的形成因素除了家庭、教育和文化等外部因素，个体自身的选择和意志在自我实现中占有更大比重。罗洛·梅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中具有存在主义倾向的心理治疗学家，他提出：“单凭物质财富的满足和经济生活的繁荣，不增强个体对自己内在价值的认识和开发，既不能解决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也不可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1]他们强烈倡导人的本性，对心理现实的关注，帮助人实现自我价值。笔者认为，林语堂通过《吾国与吾民》这本书意在强调中国人性格中的中庸、被动和保守性等特点，试图宣传西方自由和独立的概念，体现了林语堂对个体价值的追求和推崇，这一点正体现了他的人本主义主导思想。

一、“年轻种族”之诠释

生长在中国福建的小县城，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林语堂在青少年时期便就读于西洋教会学校，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可谓是一个长期习得世界文化的“国际人”。他懂得在多元的视角下观察中国文化的特性，善用比较的方法取西方之长，补东方之短。《吾国与吾民》给了他一个积压在内心多年的诉说中西文化的机会。与其说这本书是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不如说是站在中国的角度去自我审视、自我发现。他认为中国社会还处在年轻的时代，这从中华民族种族呈现出的特点可以看出。他借用格里菲斯·泰勒的移民区模式理论，把中国人划分在人类进化最年轻的一层。英国心理学家哈夫洛克·埃利斯也认为亚洲人处在种族上的婴儿时期，保留着原始状态的各种纯朴的特质。经历了千年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会被西方人认为是一个年轻的种族呢？什么才是成熟的标志呢？林语堂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人在智力和体力上的“退化”。中国人蔑视体格上的强壮勇猛，不喜做体育运动，受这种思想的长期影响，体格衰退，尤其是城市资产阶级。性格上，在几千年的文明生活中，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忍耐力和被动性，逐渐失去了人性中的进取心和冒险精神，就像中国人发明火药的目的是娱乐，用这种和平缓慢的方式发展技术。中华民族丰富而多样，历史上不断有新血统的混入，这种现象每隔八百年出现一次。林语堂认为，这种周期性的大动荡并非是外族侵略所致，内部道德的退化是朝代更替的根本诱因。正是这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被动性招致善战民族的不断入侵和同化，无论是古代的蒙古还是近代的西方强权，然而，这并不足以解释所有的问题。中华民族历经了反复的民族劫难之后却依旧保留其文化根基，其原因在于民族中强韧的张力和耐力，或者说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制度多具有的适应性和同化力。中国人能将生活在河南的犹太人汉化，使其完全忘记了不吃猪肉的传统，这也充分印证了家族制度的力量。

二、“民族性”之探析

谈到中国人性格，林语堂总结了几个特点：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和平，知足，幽默，保守性[2]。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家庭宗族制度使家庭内部成员无论从行动上还是思想上都禁锢和依附在对家庭的责任上。这种长期依附性导致人们性格中的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的特性。林语堂认为，圆熟是一种静止而消极的力量，对人性和生活的判断并不是通过理性的求证，而是一种领悟的力量、老成的理解。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思想上过分稳健会丧失想象的空间，失去幸福时的“狂热”；和平也可能被理解成懦弱；忍耐也会带来对“罪恶的容忍”；而保守也是“懈怠和懒惰的代名词”[3]。消极的认同和服从必然导致人的主动性的丧失，人格的不完整性。林语堂通过分析中国人性格中的几个因素，意在倡导个性上的自由和独立，这种“老成温厚”的特性不是年轻人的活力，更不是“以进步和征服为目标的文明社会的品质”。中国理性的崇高地位使中国人失去了自己对事物的希望和欲念。他主张从人的本性出发，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的潜能，只有这样才能以先进的思想带动社会发展。老滑俏皮说的是有生活阅历的人，而这个特点最大的弊病就是“理想主义和行动主义相抗衡”。它扼杀了人们改革的欲望，嘲笑一切为进步所作出的努力和尝试，鄙视年轻人的冲动和跳脱，用一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去面对外界的变化。正如道家哲学中的“以不变应万变”，对生活的精明造成了麻木不仁的功利主义心态。这对年轻人来说是致命的，丧失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所具有的权力。在规矩和制度的重重压迫下，冲出思想壁垒、发挥天赋和想象的举动被年长者一笑了之。近代的中国落后而守旧，林语堂观察到了中国人性中懦弱保守的一面，极力强调西方人本思想中对人本性的追寻，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

与性格直接相关的是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即当时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人生的。林语堂在书中谈到了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广泛而多元，不同于西方式的狂热膜拜，中国宗教的发展伴随着社会的物质进步。也就是说，宗教并不是为了灵魂的解脱和个人精神的升华，无论是儒教、道教还是佛教，都具有世俗性和功利性。一个年轻人的信仰取决于家长的导向，而家长的信仰也会因时而变，在仕途上发展时都是儒家，仕途失意时都是道家。但无论信仰什么，人生的目标都是享受简单自然的生活，特别是家庭幸福的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和睦。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人在人格上的依附性，人生的幸福是通过迎合他人(家人、朋友或同事)来实现自我，以他人的看法为标尺去衡量个人价值，因此，这里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对自我认同的缺失，即是否对自己有客观全面的认知。妇女在家中依附于丈夫和儿子，处于从属地位，这种人格上的依附性表现得更为突出[4]。相反，那时的妓女却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独立精神，敢于突破束缚，争取个人的自由。关于女性的教育问题，林语堂认为传统女子的培养目标是力图拥有一种“神秘的，可望不可即的魅力”，甚至有时会“牺牲轻快活泼的精神而装作端庄”。这种矫揉造作把女性的关注点集中到了规矩和礼节上，忽视了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所具有的特性和权利，这也是作者在阐释其人本思想的一个关注点。

个人的价值通过社会和群体去展现，这会不会进而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呢？其实不会。我们期待的是长辈的认可和熟人之间的融洽，而对于陌生人则是一种事不关己态度。在林语堂看来，中国社会最缺乏的就是公共精神，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关心社会，不愿意去参与社会活动，在中国人眼中似乎并不存在“社会”一词。当人们失去对公共事务的兴趣时，国家的政治生活也就成为一种饭后茶余的闲谈。这样的态度并非源于公众对政治的冷漠和不关心。换句话说，如果有足够的个人权利的保障，人们还是愿意参与其中的。也就是说，问题在于这个国家的政府并没有给予个人在政治生活中应有的权利，人们生怕说错话，办错事，惹众怒，受惩罚。政府的角色被放大，被民众给予“父母官”的信任而对权力不加以限制，这种霸权式的角色在家庭中被父母取而代之，让人无处可逃。林语堂站在个人本位立场，批判儒家“贤能政府”中道德和政治混为一谈的事实，强调法律在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尤其是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因为它是一个国家不断前进、政府不断完善的重要途径。只有人们获得了应有的权利，思想才能自由发育，才能获得自尊和价值。

三、“文艺理想”之期望

作为一个作家，林语堂对于文学和艺术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把中国文学分成两类：一类是教化型，另一类是抒情型。中国民众更看重教化型的文学作品，能够启迪人心，陶冶性情，特别是教导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符合道德标准，如儒家典籍等。因此，这类文学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然而，林语堂认为此类文学作品满篇充斥着“说教的陈词滥调和极为幼稚的推理过程”，同时“由于害怕被斥为左道邪说，其观点也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思想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甚至文学被罩上政治的色彩。笔者看来，此类道德文学不能全盘否定，其中浓缩了古代学者的智慧，不乏感人肺腑、技艺高超的优秀作品。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道德文学在创作上缺乏足够的空间，限制作家直抒胸臆，表达自我。然而，文学的创作其初衷就是人们丰富的思想凝聚成的果实，其鲜美程度也取决于写出的文章是否标新立异，别具一格。尤其在散文的创作上，林语堂认为优秀的作品应该是“谈话式的”“陈述个人看法的”。他描述中国文学的艺术特点是“将个人感情隐藏起来，代之以无个性的代表”，不像苏东坡、袁中郎、袁牧等人属于“知识界的叛逆”。他们作品体现个人特色，被正统文人视为“过激文学”。林语堂赞成16世纪以袁中郎为代表的“公安派”所提出的写文章要有个人风格，文学要“独抒性灵”，而性灵不能受到压抑。他提倡批判式的思考方式，这种批判精神使林氏看待艺术的眼光也充满人性至上的色彩。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思想世界存在诸多误解，以为中国人思想麻木、保守。林语堂却不这样看，他认为中国人心灵敏锐、情感细腻，只不过这些特点被外在冷漠的表情所蒙蔽。中国的艺术家善于隐藏内心豪爽的感情，这种特性在艺术作品上也体现出一种含蓄的、朦胧的韵味。不像西方印象主义创造出的怪诞夸张的形象，中国作品在于艺术家和欣赏者的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趣。中国绘画的意义不在于对现实的真实反映，而是创作者被约束的情感蕴含在画像中，通过画像把作家的精神传达给观者，试图激发观者在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5]。林语堂为中国艺术家正名，同时揭示出了中国文艺思想的特色和精髓，同时再次印证林语堂崇尚抒情型的艺术作品，强化艺术家个人的思想独立性和反叛性，只有真正表达内心情感，不受社会枷锁束缚和金钱诱惑的作品才是有价值的。正如古代绘画家吴道子，他不受当时绘画技法的限制，大胆发挥想象，在创作上不落俗套、大胆创新，成为后代画师的楷模。林语堂通过对中国艺术世界的全面分析，表达了他的核心思想，即创作者在面对外界的时候，首先要明确自身的主体性，把外在的世界通过自身的独特性表现出来，表达内心之感，抒发真实之情，发挥人的主观性和潜能。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看来，对自我潜能的发挥是人性的本能，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大属性。

四、“人才教育”之批判

此外，人本观念引发林语堂对中国自古以来的人才选拔制度也提出疑问。他认为，无论是从前的还是现代的人才选拔都依赖一系列考试来测量人的知识，却无法判断一个人的批判思维能力。对莎士比亚时代的习惯用语倒背如流也不能证明有能力客观全面地评价和欣赏莎士比亚作品的文学价值。因此，林语堂曾断言：培养学者和选拔举人是两种根本不同的途径，人们一定要提早作出决定。因此，真正的科学家屈指可数，多数人则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带来生活上的富足和社会的尊重。这就意味着，他们要依从“四书”“五经”的教导，限制学术上的创新，除了对儒家经典烂熟于心，在学术上并无其他造诣，同样也引发一系列的问题。首先，这种选拔方式最大的毒害是整个教育体系不能有效地产出具有革新意识、抒发个人观点的先进之士，人们习惯地遵从道德的教化，趋同于他人的教导，无法直抒胸臆，发挥自我潜能。第二，这些死板的教条式的学习方式阻碍了人们对作品和作家在心灵上的沟通，体会不到作家真正的创作意图，永远无法实现人对知识、对文学的深刻体悟。第三，这是一种对阅读的错误导向。在笔者看来，读书的初衷一方面能了解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心灵体验，更多的是具有反观读者人生观的功用，使读者重新认识自我。如果带有功利性的目的去读书和做学问，那么无疑是对自身价值的忽视和扼杀。这样的教育方式和选拔方式更多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去“规范”和“约束”人才体系，把人的思想定格在规定的范围之内，这也是作者在书中强烈反对的。

五、结语

人本思想者习惯以“是否符合人性发展的规律”来衡量一种制度和规定的优劣和合理性，而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这本书中借助这样的论断客观地评判了中国社会中种种不符合人性的现象和问题，全景式地描绘和解读了中国人在性格、政治生活、艺术世界和教育观念的优劣性和独特性。基于国际上长期的偏见和刻板印象，面对如何塑造中国国民性这一课题，林语堂借助人本主义思想基础，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文化基因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说传统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善于从历史和社会的维度去揭示民族性和文化性的话，林语堂利用中西对比的方式，把人当成研究对象，立体地展示中国人的内在性格、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同时，作为受西方文化影响颇深的国际学者林语堂，通过这部作品也表达出他对个人价值和思想自由的崇尚，渗透出他的人本思想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