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丽

(云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集体记忆通常以某些有形的事物作为媒介来体现象征性的、精神性的价值。就如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言，它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或依附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为群体所共享的东西。传统上，维持集体记忆最重要的机制就是历史和纪念活动。(1)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35页。但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难免存在地区的、国家的、族群的、社区的、宗教的等多种多样的记忆。出于不同的经历和现实需要，不同的群体关切不同的事件；对同一事件，不同群体也会有不同的视角，形成不同的认知。多层次、多元化、多视角和多含义的记忆之间必然形成竞争。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国内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中，支持政府实行强硬外交政策者，援引慕尼黑事件和德国的纳粹主义；而反对者则援引越南战争作为先例。显然，越南战争和纳粹主义形成了相互竞逐的两种记忆，影响着美国人思考战争与和平的方式。这两种记忆不仅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行，还影响着美国国民的身份认同和美国国家认同的构建。在此背景下，里根政府和越战退伍军人展开合作，通过越战阵亡战士纪念碑的修建，对美国民众有关越南战争的集体记忆展开重塑。针对该问题，美国学术界已有研究对纪念碑问题的缘起、美国社会围绕纪念碑问题的争论进行了剖析，对纪念碑在国家认同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2)国外学术界涉及越战纪念碑问题的代表性著作有：简·C·斯克罗斯克和乔尔·L·斯韦德洛合著的《治愈国家：越战军人纪念碑》(J. C. Scruggs and J. L. Swerdlow， To Heal a Nation: the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5.)帕特里克·哈格平恩的《美国人民记忆中的越南战争：越战退伍军人、记忆和治愈的政治》(P. Hagopian，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9.)以往的研究成果对美国政府通过越战军人纪念碑重塑美国社会有关越南战争的历史记忆，进而重构政权合法性的分析还不够深入。本文从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通过对越南战争对里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越战军人纪念碑问题的提出、美国社会围绕这一问题的辩论以及纪念碑的落成及意义的梳理，分析纪念碑问题所折射出的历史记忆与政治合法性之构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与关联，以期加深学界对该问题的认识。

一、越南战争对里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

如果一场国家战争具备正义、伟大而且最终取胜等因素，那么战争的纪念问题常常变得相对简单，因为纪念的目的和任务就在于彰显国家荣誉，体现万众一心、团结统一以及颂扬过去的荣耀。爱弥儿·涂尔干在其代表作之一《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指出，“(纪念)仪式是为维护信仰的生命力服务的，而且它仅仅为此服务，仪式必须保证信仰不能从记忆中抹去，必须使集体意识最本质的要素得到复苏。通过举行仪式，群体可以周期性地更新其自身和统一体的情感；与此同时，个体的社会性也得到增强。”(3)埃米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纪念仪式可以将共同体的信仰体系、道德体系、过去的荣耀与当前的社会抱负融为一体。

美国的越南战争显然不符合上述战争的标准，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政治上的争议，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分裂。事实上，早在越战期间，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和伤亡人数的增加，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依据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可将政治精英和民众分为“鹰派”和“鸽派”，两派围绕战争的性质、美国的撤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双方都将对方视为应对战争的失败负责。(4)M. MacPherson， Long Time Passing: Vietnam and the Haunted Generation， New York: Signet Books， 1985， p.240.正如越战退伍军人、心理学家詹姆斯·史密斯所言，“每一个都认为别人应为战争的结果负责，‘军人们谴责政策制定者；支持战争的右翼认为媒体的报道和反战运动应为战争负责；反战派谴责主战派’，总之战争分裂了美国社会”。(5)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24.事实上，美国社会围绕越南战争的讨论并没有随着《巴黎和约》的签订和美军从越南撤军而结束，直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仍存在严重的分歧，战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围绕这场战争继续进行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表面上是围绕这场战争性质的辩论，实际上还涉及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即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应该如何处理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关系，对外干涉是否会破坏美国的民主和人民的福祉，以及美国究竟应该扮演何种国际角色。

1981年1月，里根就任总统，执政伊始其政策顾问就提出尽快消除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譬如尼克松的外交政策顾问约翰·泰勒称：“1975—1980年，由于国会、媒体、福特和卡特政府担心重蹈越南战争的覆辙，谋求同苏联的缓和，缓和政策使美国失去了1000万人口的支持。特别是卡特政府在巴拿马运河、尼加拉瓜革命和伊朗人质事件的消极退让，使苏联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急剧上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尼·柯克帕特里克亦认为，“苏联利用美国国内对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反思，‘将世界各国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归罪于美国，这使得美国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愈加谨慎，而苏联则利用美国政策制定者和民众的消极情绪积极支持民族独立战争并建立卫星国”。(6)J. J. Kirkpatrick and R. S. Cline， The Reagan Doctrine and U.S.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the Fund for an American Renaissance， 1985，pp.6，8.

里根总统的外交班子有两支保守主义力量组成。一支是“传统的保守派”，成员主要包括副总统布什、里根政府首任国务卿黑格、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以及美国军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要成员。另一支是“新保守派”，主要成员包括接替黑格出任国务卿的乔治·舒尔茨、白宫总统顾问埃德温·米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珍尼·柯克帕特里克、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理查德·珀尔，以及负责国际组织的助理国务卿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等。(7)转引自陈东晓：《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与里根政府的对外军事干预政策》，《美国研究》2003年第2期。尽管里根总统及其主要顾问们在涉及对苏强硬、加强军备等方面有一种共识，但新老保守派之间，甚至在各派别内部，对第三世界与美国实际战略利益的关系、军事和政治目标的设定，以及究竟以政治手段还是军事手段干预等问题都存在分歧。

传统保守主义者倾向于从当时美国的全球战略视角来理解同苏联的对抗，并以此判断美国是否必须对外军事介入。他们主张首先按照对美国实际战略利益的重要性来对涉及干预地区进行轻重缓急的排列，然后才决定军事干预的必要性。用国防部长温伯格的话说，“不是所有的地区都值得美国派兵，在利益区别不明的情况下轻易派兵会使美国重蹈越战的覆辙”。他们认为，美国在某些国际事务中的利益是“纯政治性的”，难以用“军事手段”解决。譬如美国在中东的黎巴嫩、拉美的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的利益诉求带有更多的政治利益色彩，军事手段并非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而且容易导致美军陷入久拖不决的战争泥潭。不仅如此，“传统保守派”将美国社会(民众和国会)的支持与否以及支持程度视为美国对外动武的一个重要条件。他们认为，民众的支持程度反映了他们对美国实际利益重要性的认可程度，往往决定了干预是否能够进行，以及是否能够取得成效。温伯格指出：“在美国决心向海外派兵之前，美国政府应当获得美国民众及国会议员足够的支持”。(8)转引自陈东晓：《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与里根政府的对外军事干预政策》，《美国研究》2003年第2期。

新保守派对老保守派试图严格划分第三世界事务对美国战略利益轻重缓急的做法颇有微词。由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领导的国务院认为，温伯格的论点只能说明他以及军方支持者的思维完全被越战的黑暗所笼罩，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传统保守派的主张实际上会使美国在与苏联的争霸中再次陷入消极被动的境地。(9)P. Shultz， Turmoil and Triumph： My Years as Secretary of State， New York： Scribner’s ； Toronto： Maxwell Macmillan Canada ；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1993，p.343. 转引自陈东晓：《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与里根政府的对外军事干预政策》，《美国研究》2003年第2期。除此之外，新老保守派还就美国究竟采取应何种方式对外军事干预展开辩论。一派以里根政府的首任国务卿黑格为代表，另一派以国防部长温伯格为代表。对于黑格而言，如何避免出现“另一个越南”是其思考美军海外动武的核心问题之一。黑格更多地从军事战略的角度解释越战失利的原因，他认为美军失利的原因是美国政府没有“以最快的速度全力以赴动员一切国家资源争取战场上击溃敌人，缺乏取得军事胜利的意志和决心”。黑格反对“渐进”的“逐步升级”的军事干预策略。譬如在美国同苏联争夺中美洲问题上，他一开始就明确宣示美国必须不惜同苏联摊牌，以显示美国有将局部问题“全面升级”的决心，从而“冻结”逐渐升级的可能。(10)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42.

1981年2月，美军在古巴邻海地区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练，美国政府还对萨尔瓦多政府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援助。为了消除民众的顾虑，政府一再宣称对萨尔瓦多的援助只限于此，不会派出地面部队。1981年3月，在参议院召开的听证会上，国务卿沃尔特·斯托塞尔称，“我们在萨尔瓦多将尽一切可能避免重蹈越战的覆辙。”(11)J. McMahan， Reagan and the World: Imperial Policy in the New Cold Wa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 1985，p103.1981年里根政府决定取消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的援助，并开始暗中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1981年末，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对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提供经济和准军事支援。这一计划引起“国会一些议员的担忧，他们担心政府将发起一场新的越南战争。”(12)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41.但支持者则认为，如果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力，即使向别国派出武装部队，也不会让越南战争的悲剧在美国重新上演。政府在决定是否派兵时，考虑的最主要因素是能否得到美国民众的支持，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国社会的分裂是造成越南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各方观点的争论和较量加剧了政策制定的难度，在此背景下，里根本人的倾向决定了政策的最终走势。一方面，里根的价值观念和偏好使他在情感上与以舒尔茨为代表的新保守派主张更为贴近，里根对中美洲的态度证明了这一点。1982年，里根决定加紧对中美洲事务的干预。美国和北约军队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军事演习，并向尼加拉瓜邻国洪都拉斯增派军队，刺激尼加拉瓜做出军事反应，以此为借口推翻桑地诺政府。但是与此同时，里根本人对越战的失利给美国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有深刻体会，而且民意调查显示，对政府政策的反对派和支持派的比率是20：1。(13)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41.

1981—1982年，国会一些议员建议里根削减对中美洲地区的军事援助，1983年初，国会否决了里根的军事援助法案。民主党参议员克拉·伦斯朗(Clarence Long )认为，中美洲的形势与越南战争极为相似，政府的腐败丧失了民众的支持，到处是游击队员，他坚决反对美国再次卷入越战式的战争。(14)M. Tolchin， “Reagan Being Warned against Bypassing Congress on Salvador Aid，” New York Times， March 4，1983.对于这种观点，里根总统并不认同，他认为民众对“越战式战争”的恐惧影响了他们对政府政策的态度。他坚信对中美洲的援助对美国而言意义重大。1983年2月22日，里根在退伍军团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再次强调了中美洲各国的“左翼”势力是受苏联和古巴政府的援助，如果共产主义在萨尔瓦多取得胜利，尼加拉瓜就会步其后尘，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也会相继效仿。他认为中美洲事务与越南事务不能相提并论。(15)R. Reagan， “Remarks at the Annual Washington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Legion，” February 22， 1983， 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40955.在全国制造业协会的讲话中，里根宣称：共产主义对中美洲地区的渗透已经威胁到整个西半球的安全。鉴于此，这一地区对美国的国家和安全利益意义重大。(16)R. Reagan， “Remarks on Central America and El Salvador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March 10， 1983， 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41034.在里根的不断动员和游说下，国会于1983年11月通过了向萨尔瓦多反政府武装提供军事支援的提议。(17)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47.尽管如此，民众和国会中对这一行动的质疑之声始终不绝于耳。为了消除反对者的顾虑，里根对美国干预越南事务的行动进行了重新解释。他宣称，《日内瓦协议》在南越和北越之间划分了临时的分界线，两国必须在1956年通过和平的选举实现国家的统一，但北越违背了条约内容，对南越进行了军事侵略，因此美国对越南事务的介入具有道义合法性。(18)R. Reagan，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February 18， 1982. 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42183.但里根的解释遭到了反对派的质疑，他们认为南越和北越如果进行和平投票，北越必定会赢得选举，是南越违背了《日内瓦协议》，拒绝进行和平投票，并在南越对南越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和北越人民军进行白色恐惧式的屠杀，激起了北越的反抗。两派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政府内部和国会议员的意见分歧使里根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更加复杂。(19)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47.

除了政府内部和国会对政府中美洲政策的意见不一致外，民众对该政策的意见也存在很大的分歧。美国的选民政治决定了民众意见对政府决策有一定影响，任何一届政府在制定或改变现行政策时，都不能不考虑公众意见，里根政府亦不能例外，黑格就曾抱怨里根政府过于重视舆情。用他的话说，“白宫每天都在密切关注舆情的变化。”事实上，黑格的说法并不夸张，据统计，里根就任总统的29个月内，同民意测试专家理查德·沃斯林的会面次数多达25次。白宫委托沃斯林全球公司调查民众对政府援助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态度。1980—1982年，沃斯林全球公司的调查发现，25%的民众认为美国可能会在中美洲发动一场“对美国没有意义的战争”。沃斯林全球公司据此认为该政策可能破坏政府统治的社会基础。1982年2月，盖洛普公司的民意调查显示，74%的受访者担心政府对萨尔瓦多政策可能导致美国陷入另一场“越战式的战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时报》、哈里斯民意调查机构的调查结果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三家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政策反对者的比例分别为60%、71%、74%。他们的共同理由是担心美国卷入另一场“越战式的战争”。对越南战争的反思也影响了包括教会、工会、社会团体在内的社会组织的态度，他们也表示了对政府中美洲政策的反对。(20)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p.44-45.从上述分析可知，越南战争对美国社会的消极影响在里根政府时期仍未被彻底消除，继续影响着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在此背景下，里根政府试图以越战退伍军人为突破口，希望通过对越战退伍军人对国家贡献的承认和对这场战争的重新评价弥合美国社会裂痕，进而改变民众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态度。

二、越战军人纪念碑的提出

1979年5月28日，越战退伍军人简·斯克鲁克斯(Jan Scruggs)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为所有在越南战争中牺牲的军人建造一座纪念碑。在记者招待会上，斯克鲁克斯自称是一名普通的越战老兵，希望建立一座纪念碑来抹平越南战争在美国人心目中一直以来的伤痕，并且以此纪念那些在越南牺牲的军人，希望将所有越战中牺牲的将士姓名全部刻在纪念碑上。为了避免引起反战人士的反对，斯克鲁克斯宣称，基金会在越南战争性质问题上保持中立，不会对战争的性质发表任何看法。

简·斯克鲁克斯的这一提议一经提出便得到了一部分越战退伍军人和越战退伍军人组织的响应。1979年4月27日，斯克鲁克斯与其他两位越南老兵罗伯特·道比克(Robert Doubek)和约翰·惠勒(John Wheeler)成立了“越战退伍军人基金会”(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Fund)。约翰·惠勒担任基金会主席，他曾在1969—1970年在越南服役。他认为，纪念碑的修建对越战退伍军人意义重大，表明政府和美国社会对他们为国贡献的认可，该项目应成为政府越战退伍军人优抚政策的组成部分。(21)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84.罗伯特·道比克则担任基金会的项目主任，他曾在1968—1969年在越南服役，供职于空军情报部门。

不过斯克鲁克斯建立越战纪念碑的提议也引起了一些反战人士的反对。一位反战人士在给斯克鲁克斯的信中写道：“不要为美国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树碑立传，那样会让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美国人的记忆中永存”。另一位反战人士说：“为越战老兵修建纪念碑，把他们视作‘被遗忘的英雄’不啻于给反战人士一记耳光。”(22)E. Hess， “A Tale of Two Memorials，” Art in America， April 1983， p.126.为了争取更多民众对建立纪念碑计划的支持，斯克鲁克斯宣称，纪念碑的目的是纪念牺牲的战士，而非这场战争。基金会筹款的主要方式是接受民众和企业募捐，不要求联邦政府拨款。这一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们的怀疑。可是斯克鲁克斯也清楚地认识到，政府对该项目的支持是该项目能否收到预期效果的重要保障。纪念碑的修建需要征用政府用地，需要国会通过立法予以授权。因此，基金会也积极寻求国会议员和总统的支持。

最终在基金会的游说下，该项目得到3位国会议员的支持。他们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员韦恩·格里沙姆(Wayne Grisham)、来自马里兰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马希尔斯(Charles Mathias)和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约翰·沃纳(John Warner)。众议员韦恩·格里沙姆认为：“当前美国社会对美国是否参战这一问题上仍有分歧，但我们应对越战退伍军人的贡献达成共识。”(23)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82.参议员马希尔斯认为，应尽快推动国会通过立法划拨土地。(24)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88.1979年11月11日，马希尔斯在退伍军人节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向国会提交由26名参议员联名起草的法案，该法案将授权越战退伍军人基金会在宪法公园修建越战军人纪念碑。(25)J. C. Scruggs and J. L. Swerdlow， To Heal a Nation: the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5， pp.17-18为了游说更多议员支持该项目，马希尔斯在参议院对议案进行说明时，引用斯克鲁克斯有关修建纪念碑目的话。他说：“越南战争造成美国社会的分裂，美国民众围绕这场战争的性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这场战争已经结束，纪念碑的目的是纪念牺牲的战士，而非这场战争。”(26)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88.与此同时，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成员、来自阿肯色州的众议员约翰·哈默施密特(John Hammerschmidt)也起草了法案，并提交给众议院审议。可是哈默施密特的观点与参议员马希尔斯和斯克鲁克斯的观点完全不同。哈默施密特在众议院对议案做出说明时指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越战退伍军人成立了越战退伍军人反战组织，事实上，这一组织的成员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和左翼分子，该组织不能代表大部分越战退伍军人的观点。纪念碑的修建将‘消除越战退伍军人反战组织给美国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重新‘评价越战退伍军人的贡献’”。(27)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89.

此外，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员唐·贝利(Don Bailey)也在众议院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与众议员哈默施密特类似的看法。唐·贝利是一名越战老兵，曾获得银星勋章，他极力反对越战退伍军人反战组织和国内其他组织的反战活动。他说：“越战纪念碑的目的不是为了促成美国社会的和解，国内的反战运动是导致美国在越南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纪念碑的目的是为阵亡越战退伍军人‘正名’，他们是国家的英雄，值得所有美国民众纪念和缅怀。”(28)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89.由此可见，尽管纪念碑项目得到了国会“鸽派”和“鹰派”的共同支持，可是两派对修建纪念碑的认识角度并不一致。参议员马希尔斯希望美国社会可以通过修建纪念碑实现和解，搁置民众在越战性质上的分歧，而众议员哈默施密特和贝利则认为，纪念碑是对反战派的有力回击。(29)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89.两派都试图利用纪念碑达到其政治目的。在他们的推动下，1980年7月4日，卡特总统签署了第297号公法，确定在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碑之间划拨土地作为修建越战纪念碑的地点。在签订仪式上，卡特总统发表演说称：“这座纪念碑是对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并献出其宝贵生命的军人的纪念，而不是纪念那场战争。”但为了使政府和国会内的“鹰派”满意，他又说，“尽管这场战争中美军失败了，但我们也要纪念美国为世界和平和争取全人类自由而做的努力。”(30)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90.此后，基金会加快了在全国筹款的进度，到1980年底，基金会共筹款将近90万美元。(31)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92.

三、美国社会围绕纪念碑设计的辩论

在得到土地和资金后，基金会于1980年10月举行越战纪念碑的设计大赛，向全美18岁以上的公民公开征集纪念碑的设计方案。担任越战纪念碑基金会项目主任的罗伯特·道比克在竞赛公示中指出，由于这场战争给美国社会和民众带来巨大伤痛，造成美国社会的分裂，所以基金会希望纪念碑有助于“调和美国民众之间的矛盾，治愈越南综合征。”(32)J. C. Scruggs and J. L. Swerdlow， To Heal a Nation: the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pp.49-52.鉴于美国社会对越南战争的性质有不同认识，基金会强调纪念碑的设计要“去政治化”。为此，基金会还拟定了四项设计标准：一是要具有反思的性质；二是纪念碑要与周围景观、特别是与邻近的其他纪念碑相协调；三是纪念碑应包括所有在越南战争中死亡或失踪的战士姓名；四是不做任何政治陈述。(33)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93.

从以上标准可看出，基金会希望能够引导美国社会反思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代价，同时纪念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开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治愈“越南战争综合征”的过程。这场竞赛在全美范围内吸引了众多建筑设计师的关注，截止到1981年3月31日，基金会共收到1421件参赛设计图。设计方案形形色色，有美国国旗的形象，有头盔，有破旧的椅子，有军靴。所有的竞标方案都在安德鲁空军基地展出。基金会成立了由八位国际知名建筑师和艺术家组成的专业评审委员会(The Fine Arts Commission)。为保证公平，评审委员会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作品编号，以匿名的方式进行评审。评审结果于1981年5月1日揭晓，获胜的设计者是当时仍在耶鲁大学建筑系就读、年仅21岁的华裔美国人林璎(Maya Ying Lin)。(34)C. Cahill， “Fighting the Vietnam Syndrom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nservative Veterans Politics， 1966—1984，” p.212.评审主席格莱蒂·克雷(Grandy Clay)说：“这是一座与我们这个时代极其相符的纪念碑。设计者创造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地方，在那里，天、地和被纪念者的名字朴素相接，并为所有要了解这场战争牺牲者的人们提供了的信息。”(35)C. Cahill， “Fighting the Vietnam Syndrom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nservative Veterans Politics， 1966—1984，” p.212.

可是这一结果一经公布，便引发了人们的争议，各方围绕设计者的亚裔身份、年龄、性别、越战纪念碑与传统纪念碑的差异等方面展开了激烈地辩论。(36)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116.各方围绕林璎设计的争论引起了里根总统的注意。前已述及，1982年，美国国内围绕美国在中美洲的外交政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37)陈东晓：《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与里根政府的对外军事干预政策》，《美国研究》2003年第2期。，而当前各方围绕纪念碑设计的争论会再次分裂美国社会，削弱政府政策的社会基础。越战纪念碑对于里根政府重建政治合法性，争取民众对其外交政策的支持具有重要作用。正如里根总统顾问埃德温·米斯(Edwin Meese)所言：“越战纪念碑对里根政府而言具有特殊意义，越南战争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分裂，而里根政府试图通过越战纪念碑消弭美国社会各派之间的分歧，使美国民众重新团结在一起。”(38)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112在此背景下，埃德温·米斯建议总统命令内政部长向基金会施压，对林璎的设计进行修改。里根采纳了埃德温·米斯的意见，命令内部部长吉姆·沃特(Jim Walter)敦促越战纪念碑基金会对纪念碑的设计重新审查，并且向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发出最后通牒。参议员约翰·沃纳也提醒基金会协调各方利益，否则基金会内部的内讧会导致该项目流产。为了避免这一项目彻底流产，斯克鲁克斯做出妥协，他同意与林璎设计的反对者进行谈判。1982年1月27日，参议员约翰·沃纳召开会议，邀请纪念碑基金会及其他支持林璎设计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就两者存在的分歧进行磋商。双方制定出妥协方案，即在纪念碑附近加上三个士兵铜像和一面国旗。(39)C. Cahill， “Fighting the Vietnam syndrom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nservative Veterans Politics， 1966—1984”， p.221.虽然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强烈反对，但该方案得到了包括内政部长沃特、参议员罗斯·佩罗特和参议员约翰·沃纳等人的支持。最终，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基金会选择了华盛顿雕像家弗雷德里克·哈特(Frederick Hart)设计的三士兵铜像。(40)C. Cahill， “Fighting the Vietnam Syndrom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nservative Veterans Politics， 1966—1984，” p.221.在参议员约翰·沃纳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建立三士兵铜像的法案。1982年，美国政府宣布哈特设计的铜像即可动工兴建。到1984年11月11日，在越战纪念碑落成两年后，三士兵铜像揭幕。

将铜像、旗杆和纪念碑，这三种截然不同的纪念方式并置在一起反映出美国社会对应如何纪念这场战争仍存在分歧。越战纪念碑提升个人忽视战争；雕像和国旗则将国家和战争置于战争的参与者之上。斯克鲁克斯曾这样告诉林璎：“从美学来说，你的设计并不需要雕像，但就政治而言却需要。”三士兵铜像和旗杆的加入使原有纪念碑与传统的战争纪念碑更加接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众的需求。

四、越战纪念碑的落成及意义

纵观纪念碑的提出、各方围绕纪念碑的讨论以及最后方案的出台可发现，越战纪念碑的诞生是美国社会各种因素、不同力量相互作用下的产物。尽管斯克鲁克斯在成立纪念碑基金会时指出，基金会是非政治性的，唯一的目的是为缅怀牺牲的越战军人，但事实上，美国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对战争性质的不同认知影响了他们对纪念碑设计的态度。林璎设计的模糊性符合了纪念碑基金会不愿对战争性质做出评价的要求，但也引起了众多非议。在双方的妥协下，妥协方案得以产生。1982年11月11日，纪念碑正式落成。越战退伍军人和阵亡战士遗属从全国各地赶来，悼念战士，据统计大约有1.5万人参加这次纪念活动。各大报纸和媒体也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例如，《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在长时期受到美国社会的冷遇后，越战退伍军人靠自己的力量为他们牺牲的战友建起了纪念碑。”《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The Minneapolis Star and Tribune)发表文章称，越战退伍军人承担了在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中服役的全部后果，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受到政府和美国社会的冷遇。如今，他们为国所做的贡献被首次公开承认。(41)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119.事实上，分析媒体的报道可发现，他们对越战退伍军人的态度也并不一致。一些民众认为越战退伍军人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是一场正义战争中的英雄。例如《今日美国》的报道称，“人们应该认识到军人不应为战争的结果负责，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达拉斯晨报》的编辑虽然同意越战退伍军人是战争的受害者，但他的认识角度则不同。他说：“如果美军在越南继续战斗，那么越南人民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幸福。越战军人为战争的胜利流血牺牲，但政策的制定者却改变主意，抛弃了他们，因此，他们不应为战争的失败负责，他们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42)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142.一些民众也纷纷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越战退伍军人的感激，甚至一些反战人士也认为，是时候对越战退伍军人表示感谢了。一位曾经对越战退伍军人表示敌视的大学生表示：“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应该对越战退伍军人表示感谢。”(43)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150.1964—1968年担任美国驻越援军司令的威斯特摩兰将军也出席了游行活动。尽管他因搜剿战略和错误估计“敌军”数量而广受诟病，但在游行活动中，他的出现并没有受到反战人士的反对。(44)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154.斯克鲁克斯在越战纪念碑前发表演说：“我的梦想是为牺牲战友建造一座纪念碑，今天这一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我们终于可以大声说出作为一名越战退伍军人，我们以在国家需要时参军服役为荣，而且我们的牺牲和贡献得到了国家和民众的认可。”(45)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156.

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沃纳(John Warner)也在纪念活动上发表演说。他说：“我们不会将我们的战士派往一场我们没有信心取得胜利的战争。我们从越南战争中吸取的教训是如果我们卷入了一场战争，那么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团结一致取得这场战争胜利。(46)J. C. Scruggs and J. L. Swerdlow， To Heal a Nation: the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p.152事实上，沃纳的演讲背离了越战纪念碑基金会所提出的“非政治化”原则，但却反映出政治精英对战争性质的不同认识。约翰·沃纳对这场战争的评价也得到很多越战退伍军人的认可。一些退伍军人在听完演讲后指出，“作为军人的我们没有输掉战争，是政治家输掉了这场战争。”(47)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159.1982年夏天，斯克鲁克斯邀请里根总统及夫人出席纪念碑的落成仪式，但考虑到三个铜像和国旗的建造还未完成，而且民众对纪念碑的态度仍不明朗，里根总统的政策顾问建议他暂时不要出席纪念活动，总统采纳了这一建议。事后，一些退伍军人纷纷致信总统，对总统的行为表示遗憾。例如，一位来自纽约的越战退伍军人称，“越战退伍军人再也不愿被当作‘二等公民’，他们理应得到更多。”(48)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163.为了缓和民众的质疑，总统和第一夫人出席了1982年11月11日退伍军人节举办的纪念活动。在谈到越战纪念碑时，总统表示长期以来，我们对越战退伍军人对国家所做的贡献缺乏正确的认识，如今越战退伍军人和美国历史上的退伍军人一样得到了美国人民的尊重。越南人民的生活现状表明，我们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是一场正义的行动，里根引述了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结束时的话，“我们应该治愈战争的创伤。”越战阵亡战士有理由以他们在越南战争中的英勇表现为荣，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所为之献身的事业是一场政策制定者不愿取胜的战争。当被问及应如何纪念阵亡战士时，里根总统称：“我们感谢他们为一项正义的事业所做出的牺牲。”(49)R. Reagan: “Remarks on Presenting the Presidential Citizens Medal to Raymond Weeks at a Veterans Day Ceremony，” November 11， 1982， 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41978.

1986年5月26日，里根总统出席了在弗吉尼亚阿灵顿公墓举办的纪念仪式并发表演讲。他说：“越战军人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他们同美国历史上正义战争的军人一样是美国的英雄。”总统在演讲中有意避开美国社会对纪念碑的不同意见，宣称纪念碑的落成以及随后的庆祝活动表明美国人民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分裂，再次团结起来，我们欢迎这些美国的英雄们回家。在演讲的最后，他说，“如果非要对战争的教训进行反省的话，我们可以另选时间，但今天的主要任务对为国战斗和牺牲的英雄们致敬。”里根总统对阵亡战士表示缅怀的同时，还对生还的越战退伍军人表达了他的敬意，他说：“你们有着顽强的意志和信念，一些人对你们所从事的事业可能并不理解，但你们并没有动摇，你们和美国历史上那些为国牺牲的军人一样，赢得了我们的尊重。”这场战争对美国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战争结束伊始，国内就掀起了对战争的反思，但是“我希望在我的任期结束之前，美国人民能够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50)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198.1988年11月11日退伍军人节，里根最后一次以总统的身份出席纪念活动。在纪念活动上，他再次重申了他对越南战争的看法。他说：“有谁能说这场战争是不正义的。我们不能将我们的战士派往一场不能取胜的战争。长期以来我们故意遗忘越战军人，我们对他们的求助置若罔闻，我们对他们的困难视而不见。幸运的是，我们终于认识到对他们的亏欠和我们所犯的错误。我认为，我们已彻底治愈了‘越南战争综合征’”。(51)P.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pp.198-199.

结 语

国家认同的培育往往发生在战争期间或国家处于危机的时刻。20世纪80年代，为了应对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里根政府需要培育公民对国家的强大认同，培育公民的责任意识，向民众灌输为国家利益做出牺牲的精神。无独有偶，越战退伍军人也需要美国社会对其贡献表示认可。在此背景之下，里根政府、越战退伍军人中的精英分子和普通的越战退伍军人出于不同的利益需要，都试图通过越战军人纪念碑，对越南战争在美国社会中的历史记忆展开重塑。具体说来，这三者的行动逻辑是不一样的。

首先，里根政府主要目的是利用纪念碑给越战退伍军人“正名”，以治愈“越南战争综合征”，重拾民众对政府的信心，重构美国社会对国家的认同。不管是战争期间还是战后，美国民众对这场战争的不同态度已严重分裂了美国社会，影响了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特别是里根总统执政后，采取对苏强硬的外交政策，美国民众对这一政策的态度并不一致。反对者用越南战争类比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反对政府在尼加拉瓜和多米尼加等国的军事行动。支持者认为，美国政府、国会中的反战人士以及国内的反战运动应为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负主要责任，他们认为，是美国人民背叛了在越南战场上为保卫国家而战的军人，这种背叛无疑是向前线军人“背后捅刀”，直接影响了战争的结果。两派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这表明，对越南战争性质的评价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此背景下，里根政府希望以越战退伍军人为突破口，一方面为越战退伍军人“正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越战退伍军人和阵亡战士进行重新评价，巩固政权，重建政权合法性，争取民众对其外交政策支持。这个意义上讲，里根政府时期政府通过修建越战军人纪念碑对越南战争进行记忆的重构是为了满足国家外交战略重大调整的需要。

其次，对于发起越战纪念碑的越战退伍军人精英而言，修建阵亡战士纪念碑对他们而言同样意义重大。第一，战争结束后，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都呼吁民众尽快将战争遗忘，走出战争阴影。特别是卡特政府时期，政府通过“大赦”政策消除美国社会的分裂。但这样一来，越战退伍军人成为为战争失败负责的唯一群体。第二，不仅政府的态度对越战退伍军人造成了伤害。而且媒体对战争中暴行的报道和对越战退伍军人面临问题的报道，也影响了他们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第三，越战退伍军人反战运动的初衷是为了向民众展示战争的残酷性，激发民众的反战情绪，迫使政府从越南撤军，但这一行动也加深了他们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负面形象。二战退伍军人认为他们是懦夫、是军人的耻辱。而民众认为，他们是战争暴行的直接施加者，他们是刽子手，这对他们的就业和生活造成了十分消极的影响。第四，为了回应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下，政府通过立法，对少数族裔和女性在求职和公务员录用方面给予适当的照顾。这样一来，退伍军人在新录用文官人数中的比例开始下降，而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比例则呈上升趋势。这一政策引发了退伍军人的极大不满，在他们看来，这一政策不仅直接危害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而且女性地位的上升也是对男性地位的挑战。第五，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和堕胎运动也使得越战退伍军人忧心忡忡。正是基于以上原因，越战退伍军人开始主要关切“退伍军人的权益”问题。绝大多数退伍军人组织在政治态度上开始转向保守，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反战组织等带有自由派，激进色彩的组织开始衰落。他们希望通过越战阵亡战士纪念碑的修建，重新得到美国民众对其贡献的认可。同时，也希望重新树立起男性在美国社会中的权威。基于上述考虑，由越战退伍军人简·斯克鲁克斯发起并成立的越战阵亡战士纪念碑基金会，开始越战阵亡战士纪念碑的筹建工作。基金会希望民众将越战退伍军人从战争中分离出来，唤起民众对越战退伍军人的同情和对其贡献的认可。最后，对于普通的越战退伍军人来说，他们希望通过依附组织，向政府施压，改变自身形象，依靠政府解决自己退伍后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越战纪念碑的成功落成也表明，越战退伍军人开展的一系列社会运动，所争取的并非是单纯的经济利益， 还有美国社会对其为国家所做国家贡献的认可。

综上，对美国政府而言，外交政策的调整需要获得稳定的、根本性的国内支持。在此背景下，里根政府通过越战军人纪念碑对美国民众有关越南战争的历史记忆进行重塑，此举除了希望美国社会重新反思越南战争的性质，进而赢得美国民众对其外交政策调整的支持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试图加强美国民众对其冷战政策的内在认同，重新构建政权合法性。围绕越战军人纪念碑问题的一系列活动，构成了里根政府冷战政治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美国社会对该问题仍有不同意见，但一系列的政治动员活动使冷战意识形态成功渗入美国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同时，里根政府时期，美国社会和政府围绕越战军人纪念碑问题展开的有关越南战争历史记忆重塑，比较充分地揭示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记忆如何在国家外交战略调整的关键时刻，扮演重构国家认同的功能，从中也折射出历史记忆的政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