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中研院欧美研究所

1.萌在他乡的米勒

在当代英美文学批评家中，像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般在华文世界广泛译介、热心交流者，实属凤毛麟角。米勒自1988年首次访问中国大陆以来，屡次应邀前往各大学演讲，与学者密切互动，对学术社群多有所启迪1。此外，他运用自己在英美学界的丰富人脉居间协助，让多位国际知名学者的著作得以顺利译介进入中文世界，如他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逢振共同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知识分子图书馆》（1998）的主编，积极引介欧美世界杰出批评家与思想家的论述，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至于米勒本人著作的中译颇为可观，笔者寓目的计有八种：

单德兴编译，1995，《跨越边界：翻译·文学·批评》（New Starts:Performative Top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

郭英剑等译，1998，《重申解构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申丹译，2002，《解读叙事》（Reading Narrative）。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易晓明编，2004，《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The Indigene and the Cybersurfer）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秦立彦译，2007，《文学死了吗？》（On Literature）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宏图译，2008，《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Fiction and Repetition:Seven English Novels）。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王逢振、周敏主编，2016，《J.希利斯·米勒文集》（Selected Writings of J.Hillis Miller）。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荣译，2016，《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An Innocent Abroad:Lectures in China）。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其中最特殊的应属《萌在他乡：米勒中国学诸集》。此书选自米勒在中国发表的三十余场演讲中的十五篇，体现他在那段时期的学术思想与发展轨迹，以及在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在中国文化脉络下对听众可能具有的想象与期待。全书内容繁富多元，包括全球化、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世界文学、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文学的未来、中美文学研究之比较等议题，反映了他多年来的阅读、思索与实践，厚积薄发，引人深思。

更值得玩味的是书名，凸显他在面对中国学界与读者时的自我定位。英文主标题An Innocent Abroad典出美国文豪马克·吐温于1869年出版的TheInnocentsAbroad;or,TheNew Pilgrim's Progress（《傻子出国记》，又名《新天路历程：“教友城号”漫游欧洲及圣地记》，陈良廷、徐汝椿1985年译）。此书记载的是作家两年前与一群美国人前往欧洲与中东圣地之旅中，沿途的观察与感想，充满了马克·吐温典型的幽默与讽刺，在报章连载期间便大受欢迎，出版后更成为他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至今不衰2。类似主题──美国的天真无邪相对于欧洲的古老世故──在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作品中也屡见不鲜。当米勒将此标题挪用于他的书名，并以“中国演讲集”为副标题时，透露出身为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巨擘的他，在面对具有悠久文学传统与文化历史的中国时之谦虚与敬意。他在该书《前言》特地指出，“abroad”兼具“在外国”与“没有命中靶心、误入歧途、错误的”二意，并谦称“不懂汉语”的他，“在中国使用的常常是第二种含义”（1），显现了“‘萌∕懵'在他乡”的情境（8）。

若根据此互文加以引申，这本书似乎暗喻着“‘新'新天路历程”，因为米勒除了在他乡异地巡礼，增长见闻之外，也扮演了沟通与传播新知的角色。米勒的多年好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又译詹明信），为闻名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知识分子图书馆》编委会的顾问及委员，他在《萌在他乡》的《英文版序》指出，这些演讲“提供了大量的各方面的有用信息”（3），并视此书为米勒“他自己‘文化研究'的宣言”（2）。此外，《萌在中国》中也添加了王宁的《米勒的中国之旅（中文版序）》（1-9）及两篇附录：前述郭艳娟整理的米勒在中国的多年行踪（338-343），以及《中国学者张江与希利斯·米勒教授的通信》（344-374），显示此书编辑，或者扩大来说，中国出版界在努力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致力于外来知识的引介、转化与本土化。

其实，类似的努力已见于2004年出版的《土著与数码冲浪者》。该书除了米勒的《作者序》（1-2）与易晓明的《编者序──米勒在中国：一本尚未打开的书》（1-6）之外，第一编收录米勒1988至2003年六次访问中国的十篇演讲稿（1-153）；第二编收录的《我与半世纪以来美国文学批评──J.希利斯·米勒学术自述》（161-72）有利于中文读者了解其生平与学术轨迹；第三编收录两篇米勒与中国学者的问答（175-203）以及两篇中国学者讨论米勒的论文（204-32），发挥对话与评析的效用；附录的《米勒的简历、著述目录》（233-75）以英文呈现，包括英文原作与不同语文的译作（含中文译作），这些译作信息为米勒的英文著作中所罕见。

由于米勒在欧美学界的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中文世界除了翻译他的作品，以期“原汁原味”的引进之外，也有一些学术论文与学位论文以他为研究对象。张旭的《多维视野下的希利斯·米勒文论研究》从多维视野探讨这位美国当代重要批评家的文论，是当今中文学界具有代表性的米勒研究成果，由书末的参考文献可窥知中西世界的研究概况。

笔者有缘于1989至1990年前往米勒任教的加州大学尔湾校区英文暨比较文学系担任富布莱特博士后研究员（Fulbright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旁听他两门课程，并两度深入访问米勒本人，访谈纪录《阅读·批评·理论：米乐访谈录》与《〈图标〉的图标：访米乐谈文化批评》，经他仔细修订后出版3。笔者并于1991年10月邀请他以国科会邀请讲席名义访问台湾，于中研院欧美研究所（原美国文化研究所）的第三届美国文学与思想研讨会发表主题演讲“跨越边界：理论之翻译”（Border Crossings:Translating Theory），之后并巡回发表三场系列演讲，“主题是理论的翻译及其意义（套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理论在另一个领域的‘旅行'和‘新的开始'）”4。为配合其来访，笔者为《中外文学》客串编辑“米乐专号”，安排《欧美研究》（EurAmerica）季刊刊登讲稿，结集出版英文专著，并编译中译本5。规划这些演讲、论文、访谈、英文专书与中译本，旨在呈现当时年逾六旬的米勒有关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化的理念与实践，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期盼他的若干见解能在中文世界生根萌芽。如今回顾，可明显看出其中一些重要观点延续至新千禧年。

2.米勒的学思历程

米勒的家学渊源，父亲J.Hillis Miller Sr.具神职背景，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富行政长才，屡任大学行政主管，包括佛罗里达大学校长。米勒自幼喜爱阅读，先后获得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学士、哈佛大学硕士与博士。他出道甚早，博士论文探讨狄更斯，完成于1952年，也于同年正式发表文章6。1958年出版的第一本专著《狄更斯的小说世界》（Charles Dickens:The World of His Novels）至今已逾六十载，依然是狄更斯学者的参考之作。尔后他的学术发展随着新兴思潮与时俱进，影响力与日俱增，成为当代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在这一甲子的岁月中，他大力结合研究、教学、写作，既投入学术的前沿探索，又热心教学，勤于著述，因此著作等身，屡有创见，引领风潮，在国内外发挥重大影响。笔者在博士后研究期间旁听了米勒两学季（quarter）的课，每学季他都根据当时钻研的主题开设新课，每堂课三小时。上课时备妥几十页的文稿，边念边发挥，并与研究生讨论，解答问题。学季的课程以十周为期，非常紧凑。有研究、教学与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每周要写出一篇新稿非常困难，必须具有高度的自律。对早已名满学界的米勒而言，实无必要如此苛求自己，但他以身示教了杰出学者的典型。即使到了学季将尽的一两周，来不及写出完整的上课稿，他会肩背一个大包到教室，把多本书籍摊在桌面上，随讲随翻，引经据典，授业解惑。这些上课稿就成为他的新书底稿，修订后便可出版。米勒的著作量之所以惊人，便是来自这种研究、教学、写作“三合一”的模式。至于他的“精诚专一”，可由一事看出：他出道三十多年一直出版专著，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才将在不同场合发表的文章集结成册，一口气出版了三本文集：《维多利亚主题》（Victorian Subjects，1990）、《譬喻·寓言·践行：二十世纪文学论文集》（Tropes,Parables,Performatives:Essays on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1990）、《理论的今昔》（Theory Now and Then，1991）。这种努力研究、热衷教学、勤奋著述、精诚专一的精神与作为，着实令人敬佩。

一提起米勒，大家马上联想到他与解构批评（Deconstruction）的关系，因为他主要以应用解构批评进行文学研究而享有盛名。他在耶鲁大学任教时，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过从甚密，并与布伦姆（Harold Bloom）、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德·曼（Paul de Man）等人运用解构批评进行文学研究。1983年阿拉克等人所编的《耶鲁批评家：美国的解构批评》（The Yale Critics:Deconstruction in America）一书出版，更确立了“耶鲁学派”（The Yale School）及四人的地位。他也主要以解构批评家、解构批评在美国的首要阐释者的身份，被推介到世界各地。

诚如詹姆逊所言，米勒的学术生涯“丰富”、“异彩纷呈而又难以归类”（1），各阶段之间不易划分，后期更多有重叠。然而为了方便起见，某种程度的概括与分期仍属必要，尤其对于米勒的海外读者更是如此。综观米勒的学思历程就会发现，解构批评其实已是他的盛期。笔者在1995年的《跨越边界：翻译·文学·批评》之《中文版序》，便简要指出米勒用当时的思想发展与转变：“由语言（新批评），而到意识（意识批评），回到语言（解构批评），再转向言语行动和伦理”（xiv）。当恩（Éamonn Dunne）在《当今阅读理论》的绪论中，则把米勒的这种思想应用于他的著作，指出对米勒的“写作生涯的影响”来自于“早期肯尼斯·柏克（Kenneth Burke）（他1952年研究狄更斯的博士论文），乔治·普莱（Georges Poulet）（他的头三本书），德·曼与德里达（伦理转向与后来作品）”（xviii）。而当恩这本书所依据的四本著作──《阿里亚德尼的线索：故事线》（Ariadne's Thread:Story Lines，1992）、《图示》（Illustration，1992）、《地 理志》（Topographies，1995）与《阅读叙事》（Reading Narrative，1998）──来自米勒所谓的“阿里亚德尼计划”（Ariadne Project），并自称为“中期阶段”之作（xi）7。

至于这位杰出批评家后来的发展，除了更深化解构批评与言语行动理论（Speech Act Theory）应用于文学作品的解读之外，经常回到文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亦即文学的本质与作用。尤其是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时代，文学当如何面对资本主义与新科技、新媒体的挑战：不但要继续保持文学本身的特色，并且要顺应时代潮流与科技发展，开创新的因应模式，让文学能进一步发挥解析、批判的功能，藉由细读、分析语言，觉察并批判意识形态（critique of ideology），促进社群的觉知与进展。这一切的根本就是对于文本的细读，不管就其早期的新批评训练或后来的解构批评，都是如此。为了避免外界对于解构批评的负面印象，他后来改称“修辞式阅读”（Rhetorical Reading）。米勒就是在精读与博览的坚实基础上，结合对于新理论、新思潮的敏锐感受、用心吸收与技巧转化，开展出自己辉煌的批评事业。

3.本书重要议题

米勒著作等身，彼此间不仅环环相扣，而且纵横交错，研究起来着实不易。张旭钻研米勒的文学批评论述，迄今已逾二十年。《多维视野下的希利斯·米勒文论研究》一书七章，每章四节（唯一例外的第二章为三节）。该书首先表述相关理论的缘起与要义，接着阐述米勒如何理解并转化这些理论对文学作品与文化现象的解读与剖析，尤其是对英美经典文学进行诠释，最后是反思。上述米勒的学思历程与关注重点在本书均有所解析与阐释。

《多维视野下的希利斯·米勒文论研究》纲举目张，条理清晰。首章综论米勒的文艺批评思想，陈述此研究的目的与内容，介绍国内外米勒研究的情形，说明本研究的方法与意义，藉此提供有关米勒的文论以及相关研究的综合看法，以利读者统览全局，循序渐进。第二、三章分述米勒与意识批评（Criticism of Consciousness）及言语行动理论的关系，先述说此二理论的源流与要旨，接着分析米勒如何承续与运用这些理论于自己的文学批评，并以反思来总结。这两章在时序上较清楚。前一章说明米勒如何乞灵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同事、日内瓦学派普莱（Gearges Poulet）的意识批评，透过十九、二十世纪的一些代表性小说家与诗人的作品，来窥探这些作家的意识与内心世界，讨论的是米勒早期的成名作：《狄更斯的小说世界》（1958）、《上帝的消隐：五位十九世纪作家》（The Disappearance of God:Five Nineteenth-Century Writers，1963）、《现实的诗人：六位二十世纪作家》（Poets of Reality:Six Twentieth-Century Writers，1965）与《哈代：距离与欲望》（Thomas Hardy:Distance and Desire，1970）。后一章则解析米勒运用来自英美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与约翰·塞尔（John R.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诠释特定作家如何透过文字来行事，以彰显文学的践行效应（performative effects），主要讨论的文本为《皮格马里翁诸貌》（Versions of Pygmalion，1990）、《比喻、寓言和述行言语》（1990）、《文学中的言语行动》（Speech Acts in Literature，2001）与《文学即作为：亨利·詹姆斯创作中的言语行动》（Literature as Conduct:Speech Acts in Henry James，2005）。言语行为理论遂成为米勒文学批评的重要工具，屡屡出现于尔后的论述。

米勒与比较文学的渊源甚深。他就读哈佛大学时，师从国际闻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哈利·雷文（Harry Levin）。曾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来台湾参加国际比较文学会议，贡献于早年中西比较文学交流与研究。米勒本人擅长运用欧陆理论来阐释英美文学，多年任教于加州大学尔湾校区英文暨比较文学系（该系网页上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不少门生为来自全球各地的菁英，加上行踪广及世界多处名校，对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自有深切的领会与个人的心得。他于1992年出版的《图示》固然是对新兴的文化研究、尤其是视觉研究的响应，也涉及比较文学中的姐妹艺术（Sister Arts）研究。笔者曾指出，此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响应美国学术界新兴的文化研究∕批评，精读细品文字文本与图像文本，分析彼此之间的主动，提倡警醒的修辞阅读，省思理论与阅读/批评之间的关系，欢迎新科技的民主潜能，着重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重视批评的践行效应，并强调身为图示者的批评家的伦理与政治”，涵盖了他当时所关切的重要议题8。有鉴于该书对艺术史、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等不同领域的贡献，获颁1993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哈利·雷文奖（The Harry Levin Prize of the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自创立伊始便有危机之说，可谓时时处于忧患之中，近年甚至有“比较文学已死”的危言耸听论调9。张旭长期关注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议题，曾于2010年出版专著《跨越边界：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笔者在该书序言结语提到：“比较文学是否已过时、甚至已死，就看此学科的学者如何面对质疑与挑战。……若能以更宽阔的视野、扎实的学养、稳健的方法、深入的研究、具体的成果为学门注入新血，就有希望化危机为转机，使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继续跨越边界，再创佳绩，‘其命维新'”（4）。《多维视野下的希利斯·米勒文论研究》第四章在前书基础上进行名家的个案研究，从全球化的时代脉络，检视米勒的比较文学观，先指出比较文学在近年遭逢的另一波危机，继而从全球化的背景来设想比较文学可能的远景，接着探讨文化批评与比较文学中的差异性，并提出反思与展望。

解构批评最为人诟病之处就是虚无主义的倾向，漠视伦理、政治与历史。身为美国解构批评代表人物，米勒自认必须对此疑虑或误解加以响应，于是结合了阅读与伦理的议题，倡议阅读伦理之说，相关的讨论先见于《阅读的伦理》（The Ethics of Reading:Kant,de Man,Eliot,Trollope,James,and Benjamin，1987），后来带入叙事与地理志的探讨。书的第五章分别检视了米勒的阅读伦理观、叙事伦理观、地志伦理观，讨论的作品除了《阅读的伦理》之外，还包括《地理志》（1995）、《纪念德里达》（2009）、《共同体的火灾：奥斯维辛之前与之后的虚构文学》（The Conflagration of Community:Fiction Before and After Auschwitz，2011）、《小说中的共同体》（Communities in Fiction，2014）。此章虽未触及米勒对历史的回应，然论点有相通之处，有意者可参阅《霍桑与历史：涂抹》（Hawthorne&History:Defacing It 1991）。

身为欧陆理论的转介者、比较文学学者，米勒对于翻译也有独到的见解。前述1991年米勒于台北中研院研讨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跨越边界：理论之翻译”，援引赛义德（Edward W.Said）的《理论之旅行》（Traveling Theory）并加以引申10，尤其着重于翻译的践行效应及创新作用，并名之为“新开始”（new starts）11。书的第六章便以此文为基础，剖析米勒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对其中涉及的可译/不可译的争议以及双重文本的现象着墨较多，结论则保持开放。张旭多年从事翻译研究，从学于罗选民、朱志瑜、黎翠珍、张佩瑶等中国大陆与香港的翻译研究名师，也有数本专著与译作问世，因此论述起来驾轻就熟，展现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力。

由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传统的人文价值与学科建制遭到强烈的冲击，而新科技的兴起更使得阅读载体趋向电子化、无纸化，对建立在纸质本上的阅读文化构成严峻的挑战。面对着重重威胁，米勒更常回到文学的本质与效用。若套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名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笔者在米勒课堂上初读此文），他讨论的议题或可称为“数字传播时代的文学作品”（The Work of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如果机械复制时代因为生产模式的改变，使得艺术品更为普及、民主化，从而失去“灵光”（aura），那么数字传播时代由于载体或媒介（medium）不再限于纸张，使得（文学）文本进入了虚拟世界。好处是只要通过因特网与适当载体，就能随时随地搜寻并阅读大量信息，方便检索与链接。然而，对于习惯透过纸本阅读（文学）的人，彷佛顿失所依，漂浮于虚无空间，不再享有“一卷在手”的乐趣与实在感。大学原先主修物理、后改修文学的米勒一向与时俱进，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接受笔者访谈时，便对数字时代电子载体的巨大容量、检索与笔记等功能以及多媒体的性质乐观以待12。身为资深读者与文学批评家的米勒，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时，再度回到文学的基本问题，根据多年阅读心得、批评经验与理论陶冶，努力响应，不仅试图在数字传播时代为文学维系命脉，更致力于开创新机。他一方面勇于拥抱新科技与物质条件，开拓新思维，另一方面回归并肯定文学的基本价值与意义，提供个人的因应之道。因此，本书第七章恰好总结米勒一甲子以来的学术轨迹。

由以上概述可知米勒的研究兴趣广泛，通过张旭的解读与析论，读者有机会一窥其中的精微奥妙，多少得知被研究者的一家之言，进而重拾对于文学的信心，在信息爆炸、信息快速流通的时代，找到个人阅读之道。有关米勒观点的仔细论述详见该书各章，此处不赘。

4.米勒的变与不变

由上述米勒的学思历程与所关注的重要议题可知，其学术发展有些明显的转变，然而其中也有不变之处。简言之，他的变显现于理论的走向与诠释工具的选择，不变的是对文学的好奇与喜爱，以及对阅读的坚持与深入。虽然众人视他为理论家，然而他曾多次明确表示，理论对他是工具性的（instrumental），协助他解读文本，“目的是要促成更好的阅读，使文学作品不但更受到学生/学者的接纳，也更受到一般人的接纳”13。他常以德里达为例，说明理论往往淬取自一时一地的阅读，加以概念化后试图普遍运用，但总是有其不足之处14。一如编辑《米勒术语词汇》（glossary of Millerian terminology）的当恩所言：“理论是权宜性的（provisional），协助我们进行阅读，但从未能完全昭示阅读甘美的复杂性”（xxv）。以下就笔者的接触与了解，提出对于米勒的几点观察，以便中文读者读其书、识其人。

首先是米勒对于文学的好奇与喜爱。从大学自物理学转到文学领域后，七十年来维持不变，至今依然对文学中的异例（anomalies）与怪异（oddities）觉得好奇，有心探究。他曾多次表达相同观点。即使在《米勒读本》寥寥几句的短序中，也特别提到：“这些年来我对文学的兴趣，主要对象不是不同理论典范的世代，而是阅读特定的作品，并试着说明它们的异常、特殊或奇怪（singularity,peculiarity,or strangeness）。甚至到今天那仍是文学最让我感兴趣的地方”（viii）。其次就是对于阅读的坚持与深入，此点根深蒂固，不管是早期的新批评对于文本的重视与细读，或者解构批评对于文本的反复析辨与拆解（他曾表示“解构批评是良好的阅读”15，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细读中的细读），或者后来强调的修辞式阅读，都是以细读为基本功，舍此别无他方。再者，米勒的胸襟开阔、与时俱进，对于新理论、新科技都乐于接纳与尝试，故能成其大。然而，这并不表示就此摒弃传统，他所钻研的对象大都为英美名家与经典之作就是明证。1992年笔者参加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举行的批评与理论学院（School of Criticism and Theory）六周研习营，米勒应邀演讲，有人质疑解构批评会颠覆、瓦解传统的文学典律（literary canon），他当场否认，并宣称自己会是最后一位要废除英美文学典律的人，这番表白让听众印象深刻。

此外，米勒对于他者的关系颇为敏感，不仅对于所接触的异文化抱持谦逊、开放的态度，对于自己的定位也颇具反省能力，如上述面对中国时自称是“innocent”，1990年在演讲时自称“美国人”用的是“United Statesian”，而不是通用的“American”（因America包括南北美洲），甚至在若干著作中不惜违反一般英文文法规则，以“she”取代一般以单数第三称的“he”，以示对于阳性泛称之不满，表明支持女性主义的立场……总之，米勒是位温文尔雅的人文学者，以文学为本、理论为用、悦纳新物，在细读的基础上探索经典作品的新意，并且体谅他人、尊重异文化。

记得1991年中研院会议，他在发表完主题演讲之后，虽然不懂中文，却仍全程与会，认真观摩台湾学术会议，有如示范“an innocent abroad”，其天真好奇的“萌态”可想而知。这也印证了亨利·萨斯曼（Henry Sussman）在《首航》一书《绪论》中所指出的，多年来米勒的角色有如“首要学生”（first student）。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须努力不懈地用一本又一本的书来展现他比任何人都更批判地吸收，更细心地关注，更创意地思考16。

5.作为寄主的跨国批评家

“作为寄主的跨国批评家”（the transnational critic as host）一词系仿效米勒1977年与前辈批评家埃布尔兰兹（M.H.Abrams）辩论时的文章标题“作为寄主的批评家”（the critic as host）。米勒在这篇广为人知的论文中，为解构批评辩护，极力提升，甚至翻转批评家的地位，主张批评家绝非“寄生虫”（parasite），而是“寄主”17。在本序文的脉络中，“作为寄主的跨国批评家”具有双重涵义，同时指涉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一方面，本书的研究对象米勒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足迹遍及世界重要地区，跨国经验丰富，见多识广，并将自己与不同文化与国度的交流与观察所得纳入著作里，《萌在中国》更注明为个人在中国的演讲集。因此，“作为寄主的跨国批评家”他当之无愧。另一方面，本书作者张旭，多年努力搜集米勒个人著作与相关中英文资料，深入阅读，既从欧美的文学与文化脉络理解米勒的理论渊源、文本阅读、批评实践与广泛影响，也从中国学者的发言位置加以钻研与剖析，提出通盘的解读与反思，也是另一涵义下的“作为寄主的跨国批评家”。

中华文化包容力强、含纳性广，具有兼容并蓄的胸襟与海纳百川的气度，在中国历史上，尤是翻译史上，斑斑可考，也是民族文化得以获得新血、绵延不断的主要原因。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对欧美文学与文化论述的引进，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新近的一波。米勒出生于1928年，按照中国历法生肖属龙。他的文学创作与学术发展有如“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变化多端令人难见首尾，成就之高有如飞龙在天。他坚信细读的功夫与文字的践行效应，这些信念体现于他多年来的教学、研究与写作，并藉由演讲、翻译与研究进入学界，《多维视野下的希利斯·米勒文论研究》为其明显的践行效应之一。在此情境下思索其中国演讲集的中文名称《萌在中国》，可有二解：一就米勒自己而言，呈现了他在面对异文化时的谦虚、纯真、好奇、“可（敬）爱”；再就其学术思想的践行效应而言，期盼他的理念经由翻译、研究与交流，跨过语言、国界与文化的界线之后，能在中国“萌”芽茁壮，开花结果。

注释：

1 根据郭艳娟为米勒的An Innocent Abroad:Lectures in China中译本《萌在中国：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2016，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所整理的《附录一 J．希利斯·米勒在中国（1988—2012）》，那些年间米勒访问中国多达十八次（338-343）。

2 马克·吐温此书标题典出十八世纪英国作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基督教寓言故事《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然而内容与文风大异其趣。米勒一向重视互文（intertext），如其名篇《作为寄主的批评家》（The Critic as Host.Critical Inquiry.1977（Spring）：439-47）由引文（citation）开始。又如他在为当恩的《当今阅读理论：米勒善读入门》（Reading Theory Now:An ABC of Good Readingwith J.HillisMiller.New York：Bloomsbury Publishing,2013）作序时，以“C”指明此书特性之一为“比较与对比”（Comparison and Contrast），且将其著作与多位批评家的引文并列（xiii）。以下相关引文来自中译本《萌在他乡》。

3 参阅单德兴，2001，《对话与交流：当代中外作家、批评家访谈录》[C]。台北：麦田文化，267-289，291-310。

4 单德兴，2007，米乐印象记──记一位体谅而多闻的学者[A]，《边缘与中心》[C]。台北：立绪，第 69 页。

5 “米乐专号”见《中外文学》1991年第4期，收录了四篇翻译、两篇论文与一篇访谈。他的四篇英文论文分别出现于1991至1992年的《欧美研究》季刊。此四文出版刊于New Starts:Performative Top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Taipei: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Academia Sinica,1993）上，增加了笔者与他的访谈录“A Form of Parabasis:An Interview with J.Hillis Miller”（111-35）。此书由笔者策划，与陈东荣、何文敬、林素英合译为中文版《跨越边界：翻译·文学·批评》（台北：书林，1995）。附带一提，海峡两岸对他的名字译法不同。大陆音译为“米勒”。笔者在1990年代初便译为“米乐”，并曾当面向他解释此二字的含义（“米”为中国既有姓氏，又为人民赖以为生的主食，“乐”则为“幸福快乐”），他颇喜欢这个译名。

6 米勒的著作书目资料可参阅《米勒读本》（The J.Hillis Miller Reader[M].Julian Wolfreys ed.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5：431-445），唯该资料仅至2004年，且未包括翻译。该书除了收录米勒截至当时的代表著作之外，也纳入许多学者的评论，为类似的批评家读本中所罕见，足见米勒心胸之开阔与乐于切磋。中文读者可参阅《土著与数码冲浪者》（237-275），该书收录中文学者的评论、访谈与讨论，但数据仅至2002年。有心了解米勒1958至2012年的著作者，可参阅当恩《当今阅读理论》所附“米勒主要作品书目提要”（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Major Works by J.Hillis Miller，105-130页）。这些著作包含库尊德吉克（Dragan Kujundzic）导演的纪录片《首航：米勒》（The First Sail:J.Hillis Miller[M].Gainesville,FL:Deer Isle Productions,2010），此人后来汇整该记录片剧本、访谈与相关文章，出版同名之书（London:Open Humanities Press,2015）。

7 有关米勒作品的分期与分类，最佳参考应是当恩为《牛津书目》（Oxford Bibliographies）所撰数据，参阅 http://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view/document/obo-97801902219 11/obo-9780190221911-0026.xml。中文数据可参阅朱立元为王宏图中译的《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Fiction and Repetition）（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所写的《前言》，尤其第1-7页。

8 单德兴，2001，越界的图示──论米乐的文化批评观[A]，《反动与重演──美国文学史与文化批评》[C]。台北：书林，第229页。笔者的《〈图标〉的图标──访米乐谈文化批评》是专门针对此书所进行的访谈，可供参考。

9 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一门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此书中译者便是张旭。

10 Edward,W.S.1983,Traveling theory[A].The World,the Text,and theCritic [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26-247.

11 此文英文版参阅New Starts:Performative Top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第1-26页。笔者翻译的中文版《跨越边界：理论之翻译》收入《跨越边界：翻译·文学·批评》，第1-32页。笔者从此文得到若干启发，并结合多年翻译实务经验，对形成笔者本人的翻译理念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2 参阅笔者与米勒的两篇访谈《阅读·批评·理论：米乐访谈录》（第 287-288页）与《〈图标〉的图标》（第 307-308页）。2009年他在萨塞克斯学术出版社（Sussex Academic Press）出版系列以“批判介入”为主题的（Critical Interventions）《媒体即创造者：布朗宁、弗罗伊德、德里达与新心电感应生态科技》（The Medium Is the Maker:Browning,Freud,Derrida,and the New Telepathic Ecotechnologies.Sussex:Sussex Academic Press,2009），从文学批评与新科技的角度，将传播学大师马歇尔·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的主张“媒体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更往前推进，以适应新时代。

13、15单德兴，1991,阅读·批评·理论：米乐访谈录[J]，《中外文学》（4）：273，281。

14 详见单德兴，2007，理论与阅读之间 [A]，《边缘与中心》[C]。台北：立绪，第212-22页。

16 Henry Sussman,2015,Documenting ourselves:Miller's“First sail” and the criticalcommunity [A].Dragan Kujundži.Ed.The First Sail:J.Hillis Miller[C].London:Open Humanities Press，15.

17 这种看法类似近期翻译研究对译者的地位之翻转与能动性（agency）之肯定，或者说，当代翻译研究从解构批评中得到这方面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