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李玲

西安外国语大学

【提 要】本文探究128篇隐喻翻译方面的学术文章，其均为国内从1995到2018前后二十余年间入选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年第八版）或收录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7－2018）的核心期刊论文。笔者通过采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国内隐喻翻译的现状进行评价，分析当前研究的前沿性和局限性，并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希冀促进未来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国外的研究背景

自亚里士多德以降，学术界持续关注隐喻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末，西方学术界主要从语义学的角度对隐喻进行探讨。Richards（1936：100）指出，隐喻派生于语言内涵过程中，是主旨（tenor）与载体（vehicle）之间的相互作用，该判断极大促进了后续研究在思维框架内的考察。隐喻研究在多学科领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语言学家George Lakoff和哲学家Mark Johnson。两位学者提出，隐喻的本质是以一种事物体验另一种事物（Lakoff&Johnson 1980：4）。他们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中初步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开创了从认知的角度来解释隐喻的新时代，其主要观点是：隐喻在根本上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一种认知工具。之后，认知理论的概念迅速拓展，涉及多个学科，特别是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隐喻研究一直备受关注并最终迎来隐喻研究热潮。在这场研究浪潮中，当然少不了翻译研究人员的身影，他们不断探索隐喻的可译性问题和具体的翻译策略。

早在1976年，Dagut即对“关于隐喻可译性问题的单一推论”献疑，并强调“这样的推论无论如何也无法合理确定隐喻复杂的本体因素”（Dagut 1976：21-33）。Van den Broeck（1981：1）声称，承认关于隐喻的可译性的推论，不足之处是承认翻译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荒谬的承诺，他还试图创建一个隐喻翻译过程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三种隐喻翻译途径，具体为：1）将源语直白地翻译为目标语；2）用目标语中同一主旨的不同载体以替代源语载体；3）释义（将源语的隐喻转换为非隐喻）（同上：77）。此外，Newmark（1988：113）也认为，隐喻是所有翻译的缩影，随后提出了七种具有先后顺序的隐喻翻译技术：1）复制相同的意象到目标语；2）用目标语中的标准意象来替代源语的意象；3）用明喻替代隐喻以保留原始意象；4）用明喻加上意义来翻译；5）将隐喻转换为意义；6）省略；7）相同的隐喻并附加意义（Newmark 2001：83-88）。再有，Nida（1969：1-344）也致力于探讨隐喻的翻译并发现如何处理翻译过程中的隐喻。这样的尝试是“任何一套翻译理论”的终极挑战（Toury 1995：81），并且“采取了将隐喻翻译的具体案例作为一种方法论运动走向跨文化交流和理解”（Chanda 2012：8），同时也证明了隐喻与翻译已经发展成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西方各派语言学家和翻译研究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明显。

隐喻问题始终是翻译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如何准确地传达源语对目标语的深层含义一直是译者的一项艰巨任务。目前的文献绝大多数是局限于微观隐喻现象的探讨，极少有综合研究成果能从整体上把握国内隐喻翻译的过去，展望未来、预测方向。基于这一事实，本文不揣浅陋，认为对国内隐喻翻译研究的现状进行耙梳、回顾和分析是必要的。笔者通过归纳国内学者在隐喻翻译方面取得的成果，指出当前研究存在的局限和不足，并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力图为国内隐喻翻译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2.隐喻翻译研究在中国

中国学界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通过着手编辑和翻译纽马克的专著和教材唤起学界对隐喻翻译问题的重视。中国译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介绍西方的隐喻翻译观以来，隐喻翻译问题在中国逐渐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热点话题。

作为核心期刊文献析出的主要来源之一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年版）于2018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多所高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等27个相关单位的百余名专家和工作人员共同研究、编写，旨在为图书情报部门对中文学术期刊的评估与订购，为读者导读提供参考依据。CSSCI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的首字母缩略词，用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两种评价期刊由中国的权威教授鉴定，代表着中国学术界的前沿方向，在中国学术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全国各科研机构、高校的学术、学科、项目及成果评价与评审的重要依据和指标。

表1 核心期刊收录的隐喻翻译文献数

电影文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教育探索中华文化论坛1 1 1 1福建茶叶戏剧文学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社会科学战线1 1 1 1

表1说明了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关于隐喻翻译的128篇论文中，《中国翻译》以10篇的发文量位居榜首，也成为探讨隐喻翻译领域的主要平台之一。其次是《上海翻译》（9篇），再次是《外语教学》（8篇）和《外国语文》（8篇）、《中国科技翻译》（7篇）、《外语与外语教学》（5篇）和《外语学刊》（5篇）。根据发文量视之，与讨论隐喻本体的文章车载斗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隐喻翻译的文章散落在各家期刊当中，总体文献数量不足，遑论专门性的讨论，尤其是隐喻翻译方面的专栏还未见到。从表面上这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方面，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隐喻翻译问题日益引起中国学术界关注和侧目，但重视程度不够，仍非主流；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翻译人员与其他领域的学者相比，更加注重翻译实践的探讨，对国外方兴未艾的理论流派重视不够。《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和《上海翻译》三家专业翻译杂志总体上虽然占据发文总数的20%以上，但隐喻翻译仍非用稿的重点。另外发现，除了外语界专家学者以外，其他专业领域的学人关注寥寥，相关文献凤毛麟角。

图1 国内隐喻翻译研究的发展态势

图1表明，国内隐喻翻译研究经历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发展历程。1995年至2001年的6年期间可冠之以“起步萌芽”阶段。图1曲线可示，国内隐喻翻译研究起步较迟。在该阶段，国内学者基本仍然囿于传统修辞学的藩篱之中，把隐喻仍然狭隘地看作一种妆点、修饰的修辞学方式和手段。甚至在1997、1988、2000和2001年当中，文献产出量为零。2002年至2006年五年期间，翻译学界只是隐约感知到隐喻研究认知转向的来临，以及隐喻的无处不在和无所不有，而并没有将认知世界中的隐喻与传统修辞性辖域中的隐喻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2007年至2018年，由于外国语言文学界同仁的大力引入和介绍，翻译学界逐渐承认隐喻的认知本质属性，也充分意识到文本中隐喻的不可或缺性，以及隐喻是造成语际转换的根本性障碍。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如果隐喻处理到位，译文质量也就会相应提高。隐喻翻译既是制约译文水平高低的瓶颈，同时也是提升翻译者整体能力的助推器。

中国学者如张培基（1980：167-175）和郭著章、李庆生（1988：519）较早地提出了隐喻翻译的方法。中国译者对隐喻翻译过程中的问题基本是亦步亦趋，紧跟在国外学者后面，一方面根据“直译”、“意译”、“直译＋意译”和“意译＋直译”等四种翻译手法分别对应于汉外语言中“源语和目标语意象完全吻合”、“源语意象在目标语中完全缺失”、“源语意象在目标语中基本吻合”和“源语意象在目标语中几乎不吻合”的四种情形。但无论是翻译理论或是翻译实践，隐喻翻译研究在国内均非主流。

本文主张，隐喻翻译成为译者面临的一大挑战和棘手的“拦路虎”，不仅在国内，即使是在全球范围内，对这一主题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也是非常必要的。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国内学者已取得成就的基本认识，尝试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解释中国隐喻翻译的研究现状，对当前的研究趋势进行客观的评价，指出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并对今后的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意见。

3.国内隐喻翻译的理论研究

通过对隐喻翻译理论研究，不难发现，中国学者对翻译原则的把握主要集中在语言学，尤其是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的框架之中。这反映由传统的单一修辞角度向多学科视野的转变。徐莉娜（1999：21-24）、李庆明 （2003：3-12） 和徐明武（2003：69-72）为数不多的三篇论文仍然秉持修辞学理论，33篇论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居于主导地位，还有6篇从语用学的角度予以处理。

图2 国内隐喻翻译研究角度示意图

从图2不难看出，在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的角度来处理隐喻翻译的问题在全部观点中占80%的压倒性比例。这反映中国学者普遍采用的原则。认知语言学以其确凿的语例和令人信服的理论假设一经提出，便吸引了广大学界的目光。同样，语用学严格而周密的衍生推导程序引人入胜，将基本依靠表面语言元素的语义学远远地甩在身后。认知语言学直接宣称自己处理的是认知与语言之间的关系。目前即使最先进的科学仪器也无法实时在线观察、洞悉人类大脑的所思所想。科学家惟有凭借人类产生的语言来间接地考察大脑所拥有的东西。该理论假设和初衷确实令人无法抗拒，从业者众，刊文量33篇，占全部的68%，其中认知隐喻理论23篇，概念隐喻观14篇，概念整合理论6篇。稍显式微的是语用学框架内关联理论（6篇）、顺应及对等理论（2篇），共发文8篇，占总比例的11%，成为第二大受欢迎的理论流派。该示意图还表明，从文化角度（4篇）和其他方面（14篇）的隐喻翻译研究少之又少。

3.1 认知隐喻视角

隐喻长期以来被看作一种比喻或譬喻修辞的子集合，与转喻、提喻、明喻、讽喻等一并长期滞留并隶属于修辞范畴之中。认知语言学从人类概念的高度对隐喻进行重新审视和定义。隐喻是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概念现象，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这一观点开启了一个新纪元，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努力，取得较大硕果。

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判断在于，既然隐喻在语言当中发生频率如此之高，那么其在人类概念化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作用一定厥功甚伟。存在即合理。隐喻的大量存在是其重要性和地位的外显标志。但从搜集的文献总体来看，概念隐喻观和概念整合理论居于主导地位，而认知语法、构式语法、认知语义学等其他在国外同样盛行的理论脉络却未引起学者的足够关注。究其原因，概念隐喻观的二维单向映射方案和概念整合理论的三维立体投射法则条分缕析，可操作性强，理论门槛不高，容易上手。这些理论优点博足了学术界的眼球，吸引了大量学者予以研讨和商榷，所以该方面文献较多也就不难理解。

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是一种认知现象和思维模式，使人类以详细和熟悉的事项解释抽象和未知的事项。如果人类想了解外面的世界，探索未知的领域，已知的认知和概念系统应该成为标准和可供采集的矿源。“隐喻是基于我们经验的对应，而不是相似性”（Lakoff 1993：245）。也就是说，翻译隐喻不仅是源语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完整的对应关系，也是人类思维中的高层次心理活动。换句话说，翻译的认知过程与隐喻的生成过程完全一致。

国内专家热衷于利用认知语言学来探讨隐喻翻译的策略与过程。例如，谭业升、葛锦荣（2005：59-63）认为，当源域和靶域处于类似的映射条件时，翻译生成具有相同的概念隐喻基础，当处在不同的映射条件时，翻译产生不同的概念隐喻。这两位学者的目的是阐释英语和汉语之间相似的映射条件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影响隐喻的表达。在他们眼中，在不同的文化中发生的概念映射是与认知条件相契合的。在抽象层次，不同的隐喻在两种语言文化中具有相似性或差异性，这有助于厘清含有隐喻的翻译过程（谭业升、葛锦荣2005：60）。张美芳（2005：43-46）还采用了Bell的图式模型较全面地诠释了翻译程序如何处理隐喻问题。

此外，国内学者如余高峰（2011：159-164）、周红民（2004a：60-63）、于艳红（2005：53-56）、肖坤学（2005：101-105）、王黎（2009：176-178）只是整体上提及了隐喻的认知性和隐喻翻译的认知定位，并没有一个严整固定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作为指导。作为认知语言学的重要发展和分支流派。作为认知语言学的子方向，概念隐喻观和概念整合理论日益受到学界的追捧和关注，派生出系列文献。

3.2 概念隐喻理论

Reddy（1979：284-324）为 1980 年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提供了先声和启示。以此为契机，学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隐喻革命。Reddy提出了“管道隐喻理论”，指出隐喻的发生就如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将物品从管道的一端运往另一端，在运输的过程中有输入端、输出端、管道（容器），有里外、界面等，不一而足。语言交际究其实质，即是发话者将内心的所思所想包装于某个语汇当中并发送出去，受话者以忠实于发话者意图的形式查收并剖解信息的过程。管道隐喻理论为概念隐喻观的创世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和铺垫。

由Lakoff和Johnson肇始的概念隐喻观主张，隐喻不单是语言的一个方面，更是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两位学者也被尊为认知语言学之父。“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不仅仅是在语言上，而且在思想和行为上，我们的普通概念系统，在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方面，本质上是隐喻性的”（Lakoff&Johnson 1980：3）。也就是说，人的概念系统和思维过程是由隐喻表达和传递的，而隐喻概念系统是隐喻的直接来源。自概念隐喻观创始起，隐喻的研究正式脱离了传统圈子的桎梏，面貌焕然一新。根据概念隐喻观，隐喻是由源域向靶域的一种单向映射，将基于认知和知识推论的意象图式一并投射过去。概念隐喻观对隐喻翻译最大的启示在于其能够将隐喻分为概念隐喻和隐喻表达两个层面，翻译过程需要满足上下两个层面的要求，既做到语汇层面的基本对应，又要满足思维层面源语与目标语读者的等值，这令翻译的标准大大提高。评价译文质量根本上是要视其是否能够从概念的高度考察意义是否通达。

虽然概念隐喻观的提出已有35年的历史，但国内学者将其运用于隐喻翻译的实践上时间较短，是近十年的事，如许婺、吴玲娟（2008：38-41）、肖家燕、李恒威（2010：106-110）、唐树华、孙序、陈玉梅（2011：108-112），张礼敏（2012：136-137）以及梁晓晖（2013：93-99）均致力于设定一个概念隐喻观的特定隐喻翻译程序。张曦（2012：144-156）借用概念隐喻观重新审视了庞德理论中绝对隐喻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概念隐喻观显然在理论的包容性和解释力方面较之以往更胜一筹。

3.3 概念整合理论

Fauconnier ＆ Turner（1998：133-187）等美国学者尖锐地指出，概念隐喻观过分强调隐喻的生理基础和心理真实性，无视隐喻的几近无限的嬗变性和文化元素维度。两位学者转而起始的概念整合理论在新世纪赢得了中国学者的广泛赞誉，运用该理论来破解隐喻翻译难题也日渐流行起来。

根据两位学者的意见，概念隐喻观基于经验的从源域到靶域的单向映射无法满足隐喻阐释之需。倘若隐喻翻译问题仅仅只是如此简单的跨域映射的话，那么其翻译应该是现成的、固定的，但现实决非如此。隐喻无法被精确阐释，无法被直白的字面意义所简单代替，更无法从词典或百科全书中按图索骥式地直接获取。换言之，隐喻翻译是仰仗于语境的动态整合过程。根据概念整合理论，概念的整合过程至少包括四个空间：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和一个整合空间。两个输入空间大致相当于概念隐喻观的源域和靶域，分别提供作为母体的输入元素；类属空间是两个母体空间共同享有的元素；整合空间是母体元素经过交织碰撞以后产生的别具特色、为己独有之空间。隐喻在概念整合理论角度被解读为一个实时、在线、交互的动态过程。这符合学界对“隐喻意义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基本判断，理论的可信度大大增强。王斌（2002：24-28）、耿艳梅、阮红梅（2003：315-319）和李莫南、张斌（2012：3135-3136）都是在概念整合理论框架中探讨隐喻翻译的代表。

3.4 语用视角

语用学是一门旨在研究语言的性能和规律的学科，已被认可为语言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在隐喻研究浪潮来临之际，语用学家同样不甘示弱，从语言使用的角度解读考察隐喻翻译问题。意义在语用学看来，可以分为句式意义和话语者意义或曰常语境意义。隐喻意义当然属于后者。语用学强调隐喻的语境应激性，重视从点点滴滴的语境线索中搜寻和衍推话语者意义。

3.4.1 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强调任何交际活动都是一种明示—推理过程。其中的单词、句子以及其他上下文线索为受话者提供明示刺激信号。推理的过程即是寻绎最佳关联性的过程。在人类思维最省力原则的推动下，大脑倾向于多快好省地加工信息。在同等条件下，加工努力越小，认知效果越强，关联性越大。换言之，关联度与加工努力成反比，与认知效果成正比。这种理解机制与翻译程序相仿。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各种手段根据明示刺激信号展开推理，理解原文，争取最佳关联，并在充分解析原文文本的基础上传达与源语读者反应对等的意义，使译文更忠实。Snell-Hornby（1988：59）也认为，译者在翻译中应着力处理隐喻的特异性所涉及的具体语境特征。滕延江、张晓梅（2006：185-187）、肖家燕、庞继贤（2007：193-200）、黄丽媛、孙芳琴（2011：84-88）、彭元玲、席晓青（2012：22-24）都对此有研究。

3.4.2 语用顺应论

Verschueren（1999:55-56）指出，语言的使用是“一个连续的语言选择过程，不论该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也不管其是出于语言内部还是外部的原因”。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做出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variability）、商讨性 （negotiability） 和顺应性（adaptability）。语言顺应是一种语言适应环境，环境适应语言且双方相互作用的范例。根据语用顺应论，翻译在不同的心理层面上产生一种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对话过程。由此，隐喻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一个从源域到目标域等价的匹配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理解过程，也就是说强调对等的商榷。译者在隐喻翻译过程中，结合源语和目标语的语言特征，原文和目标语的语境，选择一定的翻译策略实现语言各层面和语境的顺应性（刘艳芳2009:16-19；雷晓峰、田建国 2014：28-32）。

3.5 隐喻翻译的文化功能维度

在 Lakoff&Johnson（1980：142）看来，隐喻的意义对我们而言，部分是由文化决定的，部分是由过去的经验决定的。Dobrzynska（1995：596）也特别指出：“在翻译过程中，涉及两种语言，及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负荷”。Snell-Hornby（1988：62）进一步证明了“隐喻翻译是受文化条件制约的”。关于隐喻的翻译方法，许多西方学者，如Dagut（1976：21-33），Van den Broeck （1981：73-87），Newmark（1982：1-200）和 Mason（1982：140-149）等先后发表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不约而同地认为隐喻翻译是一个文化翻译的问题。

隐喻翻译并非单纯地从源语到目标语的语义转换，而是由文化因素影响和驱动的。隐喻是语言的直接反映，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产生不同的隐喻表达。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即使形式相同的隐喻也会带有不同的意义。这些判断为中国学者带来了启示，也同时引发了广泛的热议。

刘法公（2009：52-56）指出，当隐喻从源语不适当地转移到目标语之时，文化意象可能会严重扭曲和伤害。韦孟芳（2011：37-40）简述了隐喻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勘察隐喻翻译，提供了一个隐喻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联纽带。在特定的文化中，地理、习惯、风俗、宗教和思维过程可以显著地影响翻译质量。王斌（2002：55-57）专注于研究文化差异对隐喻理解和翻译方法的影响。就某一隐喻而言，译者首先需要考虑的即是译入语与译出语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文化背景，抑或是否存在文化空缺。这些因素影响译者在理解隐喻时的思维模式和翻译时采取的策略。郭英珍（2004：57-60）甚至提出了语用和文化的双维翻译策略。虽然文化因素逐渐博得了中国学者的关注，但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透彻，文献量也较小。

3.6 其他角度

在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占足先机的大背景下，国内学者也尝试着从其他角度剖析隐喻翻译的实质及其应对策略。这些视角对于主流学派构成了有益的补充和借鉴，它涵盖以下一些视角：哲学（于德英、崔新广 2007：79-82）、系统翻译理论（杨红2010：41-43）、符号学理论（郭建辉2009：110-113）、意象转换理论（刘法公 2007：47-51）、逻辑学（董敏2014：98-103）和意向性理论（肖坤学2012：104-107）等。由系统功能语言学鼻祖韩礼德响应隐喻研究的认知浪潮，开创了语法隐喻理论。该理论提出，隐喻发生在词汇－语法层次，任何表同一语义的语言表达形式，如词、短语、小句、段落，甚至篇章之间的转移和切换，都属于语法隐喻的范畴。语法隐喻赋予语言极大的延展性、灵活性和变通性，成为机器翻译无法企及的要害所在。作为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篇文献，黄国文（2009：5-9）在文中尝试运用语法隐喻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各项原则析解翻译中的隐喻现象，为致力于这方面的国内其他学者打开了新的思路。

图3表明，中国学者热衷于探讨从汉语向英语（54篇，占42%）和英语向汉语（48篇，占37%）的单边语言探讨。英汉互译较少（24篇，占19%），尤其汉语译成其他语言凤毛麟角（只有2篇，占2%）。究其原因，主要是源于国内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构架。一方面，国外外语专业培养的毕业生，包括之后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师，一般对英译汉或汉译英的单方向翻译比较擅长，双语双转的能力远未令人满意，饱受诟病。另一方面，国内长期形成了英语一家独大的学科布局，其他语种的学术发展严重滞后，遑论林林总总的非通用语种。学界应该紧抓译入语与译出语之间的双向转换不放，在双语互译的过程中深入比较语言的差异并采取相应的翻译手法。相应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大其他语种的扶持力度，使其他语种的科研水平有突飞猛进的跨跃式发展。

图3 隐喻翻译方向及语种分布

4.隐喻翻译的具体策略探察

与翻译理论相比较，传统的翻译研究学者更加擅长在结合自己大量的翻译（尤其是笔译）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和归纳出若干翻译策略和技法。张培基（1980：167-175）率先根据自己几十年的散文翻译实践，归结出隐喻的三大译法：1）直白翻译；2）释义；3）想象替代。随后，郭著章、李庆生（1988：181-183）也提出了五条在目标语中保持原语意象的方法：1）直白翻译附加解释；2）直白翻译附加想象；3）释义翻译；4）增添；5）借用。除以上两部经典翻译教材外，严敏芬（2002：43-46）、刘艳芳（2009：16-19）、陈黎峰（2005：26-28）、陈振东、杨会军（2007：37-41）、彭元玲、席晓青（2012：22-24）等在他人的基础上按照直译和释义的两分法，描述隐喻的基本翻译手法。此外，程同春（2005：36-40）还就英译汉翻译中将二分法拓展为五分法，分别是：1）直译；2）转喻翻译；3）释义翻译；4）明喻翻译；5）翻译成汉语的四字成语或四字结构。余高峰（2011：159-164）也相似地提出了五种隐喻翻译策略：1）直译；2）释义翻译；3）明喻翻译；4）转喻翻译；5）保持隐喻并添加隐喻意义。提出相似翻译策略的学者还有若干。韦孟芳（2011：37-40）在充分考察文化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五项翻译策略：1）直译；2）释义翻译；3）转喻翻译；4）明喻翻译；5）直译加注解。不难看出，学界尽管从个人的翻译经验和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隐喻翻译策略，但基本上还局囿于隐喻的修辞、装饰功能，未能从方兴未艾的认知语言学或语用学的角度透彻阐析隐喻的认知或使用价值，所以得出的翻译策略也就大同小异，未见重大突破。甚至有学者将隐喻与明喻混为一谈，将隐喻的美学与认知价值忽略不计、混为一谈。所以刘法公（2008：183）指出直译、意译、直译+意译、混合法、转移法等虽然基本上可以实现在语言层面上的信息对等，但它们既无法完全传递植根于语言深处的文化内涵，更无法生成与源域相同的靶域意象。在其看来，传统的隐喻翻译方法是低效的，文化损失惨重，寻求其他翻译策略和方法迫在眉睫。刘法公继而提倡“直译加解释”的翻译手法，并以汉语歇后语为例加以论证。该翻译手法可以深入剖析隐喻的隐性内涵，因为“隐喻”之神妙即在于其“隐”字，如何挖掘深刻的文化因素、尽可能地减少文化损失，向世界各地推广、传播中国文化，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譬如，倘若过于简化地将“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转化为“it is unwise to touch a tiger's backside”，那么读者必定是一头雾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完全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做简短的解释“to describe a person too arrogant to accept other people's suggestions”，将汉语习语、成语、谚语、四字成语、歇后语中包含隐喻成分的语言形式以生动地道、富含信息的方式呈现出来。

此外，也有许多学者研讨了中国文学作品中隐喻的翻译方法。例如，在处理中国古代诗歌时，邓琪、方凤娟（2009：153-156）指出存在以下几种可能：1）从源域到靶域的完全对等；2）部分保留从源域到靶域的载体；3）将隐喻译为明喻；4）解释只存在于源域中的原始内容。肖家燕、李恒威（2007：231-246）也认为，异化翻译是处理《红楼梦》中诗歌隐喻翻译的最佳策略，译者的偏好概念化（preferential conceptualization）影响着古代小说翻译的可选策略。国内其他翻译研究者，像纪莉霞（2015：44-45）认为，《红楼梦》隐喻翻译中可以将词析拆为字，然后再逐个化解。严敏芬（2002：43-46）从规范主义角度提出诗歌中隐喻的动态翻译方法。肖家燕（2008：105-109）和李芳媛（2011：42-43）也分别从规范主义推理出几种在《红楼梦》中隐喻翻译应遵循的指导原则。

5.隐喻翻译的应用领域

纵观国内关于隐喻翻译的所有文章，可明显发现：中国学者已从文学文本中的隐喻表达的研究转向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隐喻整体研究领域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趋势变化。

图4 国内隐喻翻译研究在各领域的应用分布格局

如图4所示，中国学者几乎都涉及所有的研究领域和题材。在图4中，小说占比为21%，共发表文章9篇。小说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文化底蕴丰富且大部分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的真实体验，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包含各种不同的隐喻性语言，是天然的隐喻库。其后根据所占百分比依次为诗歌（8篇，占19%）、科学（7篇，占16%）和医学（4篇，占9%）领域。隐喻翻译研究已经逐渐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5.1 文学领域

近年来，随着隐喻与翻译的相互作用不断加强和深化，隐喻翻译的研究已扩展到多个领域，其中文学所占的比重较大。

国内学者对考察富含文化独特性的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类别热情高涨，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与古典诗词，《茶馆》、《红楼梦》、《围城》以及莫言诺贝尔奖获奖作品外译等都成为研究隐喻翻译的重要文本和来源。例如，肖家燕（2008：5-9）、王磊（2007：75-79）、金艳、张艳（2014：18-21）、隆建凤（2013：91-94）、梁晓晖（2013：93-99），纪莉霞（2015：44-45）、谭业升（2007：81-84）、赵振华（2014：117-119）、邓琪、方凤娟（2009：153-156）、李气纠、李世琴（2009：70-75）和李芳媛（2011：111-112）等都提出杰出的文学作品植根于隐喻用法，翻译策略的采用要慎之。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名著翻译的成功就在于隐喻的翻译。

5.2 非文学领域

如图4所示，隐喻翻译研究的应用领域相对广泛而分散。如今，中国翻译学者们开始将目光聚焦于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隐喻问题和话题。如中国传统医药、经济、新词新语、科学、政治、新闻和外语教学等。

通过结合实例，针对医学方面，李莫南、张斌（2012：3135-3136）选取了《黄帝内经》中的隐喻表达式并予以剖解。范春祥（2012：2875-2876）也分析了中医典籍语言的特点，并提出将隐喻译成英语的应对方法。在科学和技术领域方面，董敏（2014：98-103）、许婺、吴玲娟（2008：38-41）、周红民（2004：47-50）、陈清（2012：104-108）以及孙梅琳（1996：8-10）重点说明了在科技领域隐喻的普遍性和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技巧。

5.3 其他研究领域

除了占主导地位的研究领域之外，其他的边缘领域也引起专家的些许兴趣，并引导他们不断向这些新兴领域进行挑战，以其智慧和汗水在这些未知的领域耕耘不辍，如陈小慰（2014：85-89）研究隐喻在交际行为的影响，比较汉语和英语之间不同的隐喻。宋晓晴（2010：89-90）提出“隐喻翻译能力”的概念，并讨论如何将该能力与外语教学的实际结合起来。李英军（2011：148-151）还从汉英之间的形态差异的视角探讨隐喻可译性的限制。李庆明（2003：3-12）探讨非主流的动词隐喻在科学文本的翻译转换问题。

6.我国隐喻翻译研究的功过评述与未来展望

6.1 贡献与成就

国内外学者对隐喻翻译的研究，取得了以下诸多方面的进展和成绩。

翻译学界主要借助于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的理论成果，从理论高度上搭建起隐喻与翻译之间的桥梁，一改传统翻译研究中隐喻被定义为一个比喻修辞格的狭隘定位。一方面，该努力是翻译界积极主动地向高歌猛进的语言学汲取营养、取经寻宝的宝贵尝试与努力；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这些西方理论的影响下深入探讨提升了隐喻翻译理论，可以极大地提高业界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吸引更多的年轻学者到翻译研究的队伍中来，使翻译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具有强大理论说服力和学科基础的人文社会科学之分支学科。

中国学者已越发意识到隐喻翻译强大的适用性，广大学界同仁争相挖掘政治、医学、科学技术、电影、新闻等领域，甚至凭借其敏锐的观察力开始涉猎哲学、娱乐、军事、政治、外交、法律、经济、金融等传统学界尚未企及、未经开采的处女地。另外，中国学者也逐渐倾向于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医药、外语教学、广告、科学技术等领域。

Schäffner&Shuttleworth（2013：98）声称：“只有极少数的研究，专门致力于研究隐喻翻译的认知过程”。在舶来理论的指引下，隐喻翻译研究中的描述性和规范性得到较为充分的说明和阐释。国内外学者大多倾向于探讨隐喻在特定翻译环境中的表现，以及隐喻的传递方式。他们的努力应该首先被承认为本领域具有本地化特色的梳理。

对于隐喻翻译中文化因素的研究，西方学者仅仅指出了隐喻翻译中文化因素的意义，但中国专家明确地阐释了具体的文化因素如何影响到隐喻的传递选择。除了上述远见卓识以外，中国一些学者，如唐树华、孙序、陈玉梅（2011：108-112）在基于大型语料库的概念映射路径上对翻译策略进行研究，保证作为翻译过程输出端的隐喻源的可靠性。

6.2 局限与不足

从我国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目前的隐喻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待弥补和提升。如学者应当把隐喻翻译的注意力转移到跨学科视角，注重翻译方法与隐喻的创造性和独创性的匹配，而不仅仅是对翻译实践规则或实施规范指手画脚（Van den Broeck 1981：86）。国内学者从规划性的视角而不是从具体的策略探讨隐喻翻译策略，有隔靴搔痒之嫌。隐喻翻译理论研究范围的深度应进一步夯实。中国学者的理论一直崇尚、追捧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的两股学术潮流，尤其是概念隐喻观和概念整合理论。但遗憾的是，仅有极少数学者从其他角度，或跨学科的角度构建一个集成平台来探讨隐喻翻译问题。国外学界已经比较成熟的理论范式，如神经论、生涯论、糅合论等并未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一些领域还未入研究者法眼，研究的空白和缺憾亟待添补。

隐喻的转换方法仍较稚嫩。虽然中国学者仅从规范角度来探讨解释隐喻翻译路径，但遗憾的是，国内大多数学者只是模仿或整合现有由Newmark和其他西方学者发端的建议。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尚未提出一套为己所独有的理论体系，学术的原创性不够。隐喻翻译策略只是借鉴了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的相关原理，并没有将其与具体的且具可操作性的翻译策略契合起来，理论与实践的两张皮现象比较严重。倘若认知语言学阐释后的隐喻翻译策略与传统路径得出几乎完全相同的策略是滑稽可笑的。

隐喻翻译的文化因素涉足未深。显而易见，我国学者对隐喻翻译的研究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的应用兴趣浓厚。文化的重要作用在国内隐喻翻译研究中未博得足够的关注，国内研究只关注具体的文化元素如何从源语迁移到目标语的过程。特定文化因素对隐喻翻译过程的影响，还有待厘清和加强，尤其需重点考察哪些特定文化因素促进或妨碍翻译程序的进程。

汉语和英语是国内学者最常处理的语言对（Language pair），其他语言中的隐喻现象饱受冷落。在128篇论文中，只有唐桂馨（2013：187-191）试图研究《秋窗风雨夕》中的隐喻如何转换译成法语，吴珺（2017：170-180）考察了伊藤漱平《红楼梦》日译本中喻体转换模式。一些译者正致力于进一步探索各种外国语言的隐喻用法，对以英语为立论的认知语言学视阈下的隐喻翻译理论提供佐证，发掘悖论和反例，从整体上构建具有全球普适性的隐喻翻译理论。此外，国内专家向世界贡献的文章总数鲜见。国内学者缺乏海外作品的阐释，很少对比两个或两个以上译文。

隐喻翻译的研究方法单一。国内学者罕有将定性和定量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以数据为基础的语料库在隐喻翻译中的运用匮乏。纵观所有相关研究论文，在国内利用确定的数据为基础的语料库来看待隐喻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依旧是一个新兴、非主流的边缘技术，鲜有学者着力探索这一领域。丰富的隐喻表达和例子大多来源于研究者的经验，抑或来自于特定的文学作品。Schäffner（2013：104）声称“此类研究中几乎没有使用真实翻译材料的”。但这种仅凭直觉和想象的纯思辨式的研究具有其天生的缺陷，缺乏前后一致的判断尺度和科学的衡量方法。这也是目前国内隐喻翻译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真正的材料植根于真实的话语环境，研究者的虚构内容不应是翻译研究中的主要资源。

7.前瞻与预期

隐喻翻译是翻译研究界公认的“双刃剑”，既是提升译文质量的加速器，也是阻碍译文质量提高的绊脚石。从前人关于国内隐喻翻译研究观之，许多学者在这一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但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在可行的操作方面仍留有不小的拓展空间。

从一个侧面看，中国实为一个理论消费大国。翻译研究者热衷于舶来引进国外先进理论，一方面学者们的拿来主义精神值得倡导，用国外新近理论从不同视角来考究汉语现象的做法可圈可点；另一方面，应该面对的现实是，我们必须承认，全盘否定自己的理论判断，单纯仰仗外来理论作为指导，理论的适用性一定会值得怀疑，在多大程度上适合汉语的情况需要好好推敲。削足适履，将外国理论简单粗暴地套用在母语之上是绝对不可取的，必定要栽跟头。我们应该禀承的态度是，理所当然在充分介绍并借鉴外来理论的基础上，加大自身的理论修养，增强学术意识，敢于加大理论创新力度，提出别出心裁，与外国流行理论相抗衡的，有竞争力的，为我独有的中国特色隐喻翻译理论体系。

从另一个侧面，显而易见的是，采用计算机软件辅助翻译隐喻，极大地减少时间和人力，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极具潜力。国内学者应认识到在即将到来的研究中，采用不同规模的语料库和利用高科技的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将是一大发展趋势，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国内学者一旦重视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如基于专业和大规模语料库Trados的利用，翻译的准确性必将得到明显的改善和提升。文科出身的学者在此方面先天不足，应克服畏难情绪，勇往直前，争取早日掌握语料库技术，将传统的思辨与语料库的公允客观充分结合起来，为隐喻翻译提供可资借鉴的可靠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