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冰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盘锦 124000)

1 理论与实践的同一

1.1 理论阐释

“修辞立其诚”是朱光潜文学批评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其著作中，他曾多次对这一观点进行阐释和强调。

早在1936年发表的《谈书评》一文中，朱光潜针对文学批评的“修辞立其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凡是有意义的话都应该是诚实的话，凡是诚实话都是站在说话者自己特殊立场扪心自问所说的话。” “你提笔来写一篇书评时，你的唯一的理由是你对于那部书有你的特殊的见解。这种见解只要是由你心坎里流露出来的，只要是诚实，虽然是偏，甚至于是离奇，对于作者与读者总是新鲜有趣的。”可见朱光潜要求文学批评者对于所批评的对象首先要有真情实感，然后才有真情实感的流露；哪怕这种见解在旁人看来有所偏激，但只要是诚实的，便是有价值的。

虽然在其著作中，多次涉及“修辞立其诚”的文学观点，但这一原则的正式提出却是在1943年发表的《文学与语文（中）体裁与风格》中。在文学创作方面，他要求作家无论思想和语言都要忠实自己、 具备艺术的良心，尤其在语言的运用上必须苛求自己，做到精确妥帖。所谓精确妥帖，即“心里所要说的与手里所写出来的完全一致，不含糊，也不夸张，最适当的字句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也就是《易经》所说的“修辞立其诚”，朱光潜将其阐释为“思想必须与语文同一，人格必须与风格同一”。也就是：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思想情感为文艺的渊源，性情品格尤为思想情感的典范，”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句话： 语言的精确妥帖与风格的形成并不是因为修辞技巧而是源于“修辞立其诚”的“诚”，即源于创作者对于人生世相的深广观照与深刻感悟，也就是来源于创作者的人格修养；言为心声，只有思想情感的真纯，才能凝定于语言的真情流露，人格才能正确地流露于风格

1.2 实践运用

朱光潜要求批评者对批评对象一定要有真情实感，哪怕这种见解在旁人看来有所偏颇，但只要是自己的真实感觉，便是有益的，即“修辞立其诚”。朱光潜不仅在理论上多次强调“修辞立其诚”的观点，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也确是按照他所思考的原则去做的。

在《望舒诗稿》中，朱光潜认为其诗中的世界虽然单纯、平常、狭小，但因为是“作者的亲切的经验”，是属于其个人的，所以“仍很清新爽目”。朱光潜认为戴望舒的可取之处首先表现在平实的作风上，不夸张，注重表现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不一味“探求玄理”。其次，戴望舒真实地表现自我，不掩饰，触兴即发，不假意安排。朱光潜肯定诗人在创作上做到了“修辞立其诚”，即遵循了艺术规律，把属于个人的单纯的审美感受凝定于优美的语言。但是同时他也批评了戴望舒的语言在“清新”之外有两个缺陷：“过量富裕流于轻滑以至于散文化”和有的新诗“太带有旧诗气味了”。本着“修辞立其诚”的批评原则，朱光潜肯定了《望舒诗稿》的长处也坦言其存在的缺陷，这种客观、诚实的批评是朱光潜书评的典型特征。

朱光潜将“修辞立其诚”具体阐释为“思想必须与语文同一，人格必须与风格同一”。即创作者要想做到语言的精确妥帖以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归根结底还是要在修养个人品格方面下功夫。“一个作者的人格决定了他的思想情感的动向，也就决定了他的文学的风格。”中国批评文中最精妙的《诗品》（司空图），意在描绘诗的风格，而实际描绘的大半是人品，便是这个道理。而在这方面做得好的，朱光潜首推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是朱光潜为数不多的人物批评中用力颇勤的一篇论文，他认为陶渊明人格中儒道释兼有，具有至胜深情而又恬淡自然。其诗歌风格不平不奇、不枯不腴、不质不绮，亦平亦奇、亦枯亦腴、亦质亦绮，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全文对陶渊明的诗与人自始至终都是本着“人格与风格同一”的原则给予评价的。朱光潜花了三分之二的篇幅介绍陶渊明的身世及情感生活，因为他坚信作品是创作者丰富精神生活的自然流露，“有生气然后有生气的洋溢” “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的例证。正和他的诗一样，他的人格最平淡也最深厚”“我们解释了渊明的人格，就已经解释了他的诗”。可以想见，朱光潜所看到的陶渊明未必是作为历史人物的陶渊明，但确是他理想中的陶渊明，也就是做到了“修辞立其诚” 。

2 原因探析

朱光潜在其文学理论的建构及文学批评实践的运用中始终坚持“修辞立其诚”的观点，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原则何以对其影响至深，这期间有着怎样的思想和社会根源。

2.1 思想渊源

（1）儒家文化的浸润。

朱光潜有很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尤其儒家思想对其影响更早。他幼年开始接触四书、五经，更对《诗经》《论语》熟读成诵。尤其对那句“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印象深刻，并认为是孔子平生所说的话中，最沉痛，最伟大，也最足以见出儒家精神。其最早的著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对“厌世主义”“悲观哲学”不感兴趣，而主张像儒家倡导的“尽兴”，积极地投身于改变环境的活动中去。

“修辞立其诚”，出自《乾·文言》，本为孔子读《易》解经之语。“诚”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所谓“立诚”就是言词诚实—诚恳—诚挚，即强调语言与内在的心理世界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朱光潜在中国传统经典中比较推重儒家，而他本人也很有儒家精神，因此“修辞立其诚”的观点对其影响之深，便情有可原了。

（2）西学的熏陶。

说到西方文化对朱光潜文学批评的影响，便不能不提小泉八云，朱光潜平生所写人物批评不多，《小泉八云》是其中最早的一篇。在论文中，他认为研究任何作者，都不应以其所长掩其缩短，或以其所短掩其所长。“小泉八云虽偶有瑕疵，究不失为文学批评家中一个健将。”朱光潜坦言，与圣伯父、阿诺德、克罗齐等相形之下，“虽使我能看出小泉八云的偏处浅处，而我最感觉受用的不在这些批评界泰斗，而在小泉八云。”可见小泉八云对其影响是最初的也是最深的。小泉八云的为人为文在旁人看来虽有所偏颇，但绝对是至真至纯性情的流露，即人格与风格的统一。这无疑符合朱光潜的文学批评理想，从而更加坚定了其“修辞立其诚”的文学批评原则。

2.2 社会原因

学成归国的朱光潜，正值中国社会矛盾斗争日益激烈时期，在文学上表现为“京派”和“海派”的对垒。因为朱光潜“由胡适约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左翼作家过分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斗争作用，而朱光潜认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在中国尚未成为事实，他们也只是有理论而无作品”，又因为他们的主张常“被政治色彩不同的人们窃取”，在这种情况下，朱光潜更加深了关于文学批评的思考，并认为“修辞立其诚”是最适合的批评原则。

2.3 个人原因

除了中西文化浸润以及社会环境影响外，朱光潜确定“修辞立其诚”的批评原则还有其个人性格方面的原因。朱光潜是学者型的批评家，他曾自诩长期以来养成魏晋人的人格理想。他知道自己具有性格和知识上的偏见，他无法真正理解与他气质、体验、知识背景与生活背景完全不同的作家如鲁迅的深刻和伟大。在《现代中国文学》里，对鲁迅的评价只有一句话：“鲁迅树了短篇讽刺的楷模。”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现象在京派文人中并不是特例。我们可以看到，朱光潜不仅以“修辞立其诚”的原则批评文学家及文学现象，对其自身的评价他也一样遵循了这一原则。

3 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启示

历史走到今天，那个硝烟弥漫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随着文学的多元化及西方批评理论的大量涌入，中国的文学批评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观的同时，更存在着盲目借鉴等隐患。在这个时候，我们重新关注朱光潜的“修辞立其诚”的批评原则，犹如一剂清凉散，让从事文学批评者对西方外来文学批评理论和本土文学现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本着客观、诚实的态度进行接受、融合，也就是时刻牢记“修辞立其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