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霸权、文化圈群与东方主义话语的全球传播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龚为纲、罗教讲，湖北经济学院财经高等研究院 朱萌，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张赛 本文节选自《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5期

通过分析世界各国涉华舆情的媒介语调以及东方主义话语各维度在全球的分布特征，我们大体可以做出如下判断：总体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及其盟友体系，以及高度依附于西方世界的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拉美和非洲大部分国家）所建构的中国媒介形象偏向消极负面，涉华舆情中的东方主义话语色彩浓厚；而伊斯兰世界和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等地区的中国媒介形象偏向积极正面，东方主义话语不太流行。东方主义话语在全球的分布并不是完全按照“核心—边缘”结构分布，而是同时呈现出基于共同语言与历史文化的“圈群结构”特征。

东方主义话语在全球的传播机制东方主义话语在全球的分布既受“核心—边缘”机制影响，也受文化圈群机制影响，“核心—边缘”与文化圈群机制的互动关系在不同圈群有所区别，二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及其塑造话语的逻辑。

核心—边缘机制

新媒体时代媒介传播秩序依然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处于世界体系核心的国家接受了最多的超链接，这既体现了核心国家的媒介霸权，也体现了边缘国家的依附。处于核心位置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在网络中的优势地位和信息控制能力，对边缘国家的媒介信息生产进行影响和渗透，使得边缘国家在媒介生产、议题设置等方面依然受西方主流媒体高度影响。

文化圈群机制

新媒体时代的全球媒介信息传播秩序正在发生快速转型，突出地表现为各大“文化圈群”内部信息密切流动机制的兴起，表明媒介转型与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流逐渐兴盛，区域性文化圈群机制的活跃对于西方媒介霸权具有消减效应。

结合“核心—边缘”以及“文化圈群”机制，能够从大体上解释相当一部分国家涉华舆情的传播景观，说明该分析框架具有一定解释力。但由于塑造话语传播景观力量众多，还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传播景观不能纳入分析框架，这是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的议题。

人性是公共政策的广义理性基础—对理性假设的反思与扩展认识

贵州师范学院商学院 欧纯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贾康 本文节选自《当代财经》2019年第9期

公共政策需要追求和具备理性。然而，以往一般理解的理性基础，是指以精确数学计算得出的“理性经济人”个体效用与公共约束的考量，这实际上应该算是狭义理性。把理性、有限理性、非理性的模糊性一并合体还原为真实世界中丰富得多的人性，应当成为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和优化公共政策的广义理性基础。本文引出基于制度包容性、引导性并且把握其阶段性的动态优化，给出创新基因、冒险偏好在经济领域的试错空间，寻求更为合意的公共政策的基本认识。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一切不尊重、不顺应丰富人性的公共政策，在实践中都会体现其偏狭隘和无法发挥积极作用的现实问题。对于当前有些不能很好落地的公共政策，如果透過现象看本质进行深入剖析，大体上都是因为不能很好地基于人性、尊重人性来匹配和依托包容性、引导性的制度安排，才导致政策执行难的问题。

如果公共政策的设计与构建能够从基于人性和尊重人性的角度出发，充分注重相关制度创新与有效制度供给的关键意义，激励引导个体在追逐私利或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一并实现公共利益目标，而且不失时机地在一定的发展基础上更好地把物质激励与道德教化、法治与德治充分结合起来，那么我们整个社会将更有可能形成和谐、共享、安定的良好社会状态，贫富差距也将经由动态优化的再分配机制而有望得到抑制和缩小。

国际秩序之变与中国作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贾庆国 本文节选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应该看到，让中国提出一个现有国际秩序的新秩序方案，不太现实，也许也没有必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是在融入这个秩序的过程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现有国际秩序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对于这个秩序，中国需要做的是改革和改良，而不是推翻和取而代之。中国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在当前深刻的国际秩序变迁中，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必须从世界秩序的历次变迁历史中参悟有益的政治智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与其他国家合作，引领全球治理新格局的发展。为此，中国首先需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在全球化时代，互通互联是一种必然，只有开放才能获取和平发展所需的资源和信息，只有在开放的竞争中才有所比较和不断改进自己，也只有通过开放在国与国之间的互动中才能形成共有观念来指导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

其次，中国需要坚决捍卫自由贸易原则和多边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以及各国人民善意的交往。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上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一些国家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特别是2018年以来，美国罔顾国际规则，违背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精神和原则，发起针对中国等国家的贸易战，破坏了正常的国际贸易关系和经济秩序，对国际经济秩序造成很大冲击。由贸易是世界经济发展和各国合作共赢的必然要求，符合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有责任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再次，中国在加强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同时，需要妥善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作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中美之间出现对抗和战争虽然不是必然的，但仍然是可能的。这也就是说，两国仍然面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姆·艾利森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在此背景下，中美之间的分歧常常被无端放大，无论是传统的分歧如人权、对台军售和贸易问题，还是新问题，如海洋权益、政府采购、投资限制和网络安全等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双方关系紧张和冲突。有些不良政客们发现利用上述分歧谋取私利的做法格外有利可图，从而大肆宣扬两国冲突，加剧两国间的矛盾。这种情况也使得两国民众之间不信任增加，使两国政府务实和理性处理两国关系变得更加困难。在这个关节点上，中美两国在处理彼此关系时都要有耐心，避免采取某些行动使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同时，在中美关系比较紧张情况下，尤其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包括和欧盟、日本、俄罗斯等一些大国的合作，以及与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最后，办好自己的事，用改革的确定性面对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外部环境形成的压力常常是自己无法掌控的，只能通过积极沟通、协商，有理、有利、有节地应对。在大变局之下，无论未来各种不确定性有多少，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在国内做好自己的事情，把外部的压力转化为改革和开放的动力。就目前而言，做好自己的事，就是要加快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决议和十九大报告中确定的各类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落实好了，中国就会不断发展，不断繁荣，不断强大，就会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