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治霖

起初，人们相信，造物者是完美的，他的作品一定也是完美的。传道者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世界将如“完璧”般地归于“天国”。

但从18世纪以来，造物者的工作被屡屡嫌弃。

首先是布丰，他发现某些动物器官没有用处，比如猪的小趾。造物者为何要创造无用之物？

接着是达尔文，他在一次考察中发现，南美海岸的沿途中，存在着很多大同小异的植物，它们是同个物种的“变种”。

那么，如果它们是被造物者一一创造的，造物者的工作就太繁琐、太不经济了。

达尔文提出了“天择”学说，解释的是物种演化，即当下的物种全貌，是在漫长时间中的“天择”结果。但是，有的物种变化很快，比如家养牲畜，达尔文便提出了“人择”学说。

历史是我们来时的路。从进化论的早期发展，我们可以看出：首先，世界不再是造物者的创造，所以它不再神圣，是可以改变的。其次，世间万物不再必然是完美的。最后，“天择”需要漫长的时间，且随机性强。

自然而然地，“人择”从一开始，就隐隐背负了人类重返完美的愿望。

“斯巴达”归来

达尔文之后，孟德尔发展出遗传学。转眼来到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生命的基础物质，即DNA、RNA和蛋白质。生命的密码，就在人类眼前，它也是一把控制生命的“钥匙”。

只是，这把“钥匙”能打开的“锁”，究竟锁住了什么？是“天国”还是“地狱”？

还没有答案，但行动已经开始了。

20世纪开始，转基因的作品就走出了实验室。首先是植物，研究者想要更完美的植物，做法也很简单。他们将植株放到强烈的辐射环境中，刺激基因的变异，再从中挑选出符合预期的变异植株，把它们种植在田野上。

转基因技术的“高级阶段”，是“基因编辑”。

大多高级动物是真核生物，它们的DNA很长，有的DNA片段有用（基因），有的DNA片段没用。那些没用的片段，就像黏起了基因的“胶带”。基因编辑就是利用“胶带”，黏上新的基因，或者剪掉一些基因。如此，就实现了基因编辑。

第一个投入生产的转基因动物—转基因三文鱼，用的就是基因编辑技术。

研发方需要更完美的三文鱼，他们用一把“剪刀”（限制性内切酶），剪开三文鱼生殖细胞中DNA的“胶带”，再将新加入的基因绑上“胶带”（DNA连接酶），令剪断的“胶带”重新连接，就获得了重组DNA。

编辑后的重组DNA生长出来的三文鱼，就是转基因三文鱼。据了解，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它的商业用途，它成为第一个走出实验室的转基因动物。

植物、动物都有了，接下来，轮到人了。

再一次，还没有答案，但行动已经开始了。

2018年11月，贺建奎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他宣称，利用CRISPR/ cas9基因编辑技术，他成功地修改了人类胚胎，顺利产出了两个“转基因婴儿”。

贺建奎并不孤单。近日，俄罗斯科学家丹尼斯·雷布里科夫引起关注，同样是因为宣称了“基因编辑婴儿”计划。即便目睹了贺建奎的遭遇，他在接受《科学》采访时仍然表示，贺建奎的实验是积极的。他希望能将技术转化为实际的应用，而贺建奎推动了这一点。

终于，“人类选择”的目标，指向了人类自身。

其实，“人类选择”在面对植物、动物和人类自身时，思路并没有明显的差异，那是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

比如“完美的植物”，它抗旱、抗涝、耐蟲，所需养分较少，但收获更大。

“转基因人类”的下一步，无非是要免疫更多的疾病，更能适应极端恶劣环境，摄取更少的营养，但是成熟得更早、更久，衰老得更慢，以及更加强壮、聪明—就像斯巴达挑选精兵。

又比如“转基因三文鱼”，它不像自然三文鱼，生长半年后要休养半年，而是一直保持生长，成熟周期降低一半，经济效益大一倍。

“转基因人类”也是如此。贺建奎和丹尼斯·雷布里科夫一开始的目标，都指向了预防艾滋病感染，类似于转基因植物的“耐虫”。

可以预见，“转基因人类”的下一步，无非是要免疫更多的疾病，更能适应极端恶劣环境，摄取更少的营养，但是成熟得更早、更久，衰老得更慢，以及更加强壮、聪明—就像斯巴达挑选精兵。

不过，那是“完美的人类”吗？

走向“赛博格”

追求完美不是错，对完美的偏执才有问题。就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被推广成一个政治社会学的概念时，给“种族隔离”提供了辩护，造成触目惊心的人间惨剧。到今天，“达尔文主义”仍被连累，成为一个颇具贬义的词。

何况，基因编辑不是“人择”的唯一手段，也不是颠覆性最强的手段。

在追求完美的路上，“人择”除了基因编辑，还有仿生工程、无机生命。仿生工程是指，利用新材料，模拟生命生理过程，比如“人造子宫”。无机生命更好理解，它创造的是无机体，却拥有一定的智慧，比如人工智能。

三种科技在干预生命时，有程度上的差别。基因编辑直接对活体下手，从根本的生命密码上改造人类，这让它成为伦理风险最高的一种技术。仿生工程在有机体与无机体之间，无机生命则看似更加无害了。

但是，后两者的颠覆性不见得更小。仿生工程所创造的“人造子宫”，将胚胎发育过程放到了外环境中，针对发育的不同阶段，可以实时地观察、修改，使“优秀”的胚胎可以顺利产出，“劣质”的则中途放弃。这是更方便、也更赤裸的一种“人择”。

无机生命在于，它可以探究生命体的能力上限。如今在风口上的人工智能，有望成为超越人类的智慧机器。再比如科幻作品中的“机械臂”，它是无机体，却可以通过脑机接口技术，令人类轻易获得古代神话中力士的力量。

要知道，想要获得超强壮的身体，基因编辑必须在茫茫的基因海洋中，找到影响身体机能的基因，还要发明可执行的编辑技术。不仅可能性小，而且成本很高，而无机生命就能相对容易地实现。

基因编辑、仿生工程和无机生命，三者相互配合，在未来成功落地的话，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早就有人忧心忡忡，福山在2002年出版了《我们后人类的未来》。他写到，以上三种技术，本质上是要取代“天择”，也就是要改变生命体的统一性、连续性。

换言之，将来的人类社会中，会有一批难以想象的“超人”，他们的竞争能力无人能敌。福山把改造而来的“超人”，命名为“后人类”。

现在来看，福山定义的“后人类”，有一定的时代局限，它源自科研方向的变化。

20世纪中期以来，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现，将生物学推至巅峰。探究生命本质的工作，理应继续往下发展。比尔·盖茨曾说过，21世纪是属于生物学的。福山说的“后人类”，也主要是在生物学意义上的。

但在新世纪，生物学遇到了瓶颈，异军突起的是一门新科学：软件工程。

“后人类”的未来由此而变。在过去，所谓的智能化，是让机器的运作过程，模拟/接近生命的发生过程。现在，反过来了，人工智能的智慧高过人类，人体反倒成为那台不够优秀的“机器”。

所以，以前是机器学习人类，而今是人类追赶机器。这层关系的颠倒，正如1985年的《赛博格宣言》所说：“我们的机器生动得让人不安，我们自己死气沉沉得让人恐惧。”

自那以后，“后人类”不再只是基因强化版的人类，而是机器与有机物的混合体—也就是“赛博格”（cyborg）。

无错“乌托邦”

机器与有机体的融合越深，两者之间的界限就越模糊，这是正在发生的事。

DNA、RNA和蛋白质，作为生命体独有的物质，也被叫作生命的基础物质。但在如今，生命体的“生殖-表达”过程，也被解读为一种“编码-实现”过程。生命的概念被机械化了。

依然是那条双螺旋结构的DNA分子，它不再蕴藏生命的奥秘，只是一个写定了的程序。四种碱基的排布，是它的“编程语言”，转录表达出来的蛋白质，则是它的一个应用。

而且，生命过程不仅不再是神秘的，它甚至被看作是“低效”的。

《自私的基因》一书中，作者这样描述：“我们都是生存机器—作为运载工具的机器人，其程序是盲目编制的，为的是永久保存所谓基因这种禀性自私的因子。”

言下之意，人类机体作为一部机器，可改良的地方太多了。

“我们的机器生动得让人不安，我们自己死气沉沉得让人恐惧。”

“转基因人类”的制作思路就是如此：人类会感染艾滋病病毒，是因为存在“CCR5基因”，它是一个BUG，用基因编辑技术消灭它，只是修复了这个BUG。

同样地，机体内存在的“原癌基因”，可能癌变导致癌症，它是一种可能引发机体混乱的BUG。所谓的不孕不育，是細胞分化过程中也即机体执行指令时，出现的一个执行BUG。不够强壮、不够聪明、不够有勇气……它们都是BUG。

所以我们需要修复工具—基因编辑、仿生工程和无机生命—只要不断地修复BUG，就可以获得完美的人类。

在这完美的理想当中，却有人很“扫兴”。

福山警告说：“当人类的智力和情感，可以像U盘一样即插即用时，我们的人格同一性、生活的统一性，乃至文化本身就都分崩离析。”

道理很简单，改造而来的“后人类”，不再有BUG，也就不会再犯错了。

在编程的逻辑里，“犯错”/BUG是很可怕的，是一定要修复的，否则程序就不够高级。但在人类/文明的概念里，“犯错”有积极意义。文明正是在“犯错”中成长勃发。

以此类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思想，算不上“绝对正确”，但世界才因此千姿百态。

对“犯错”的重视，不只是社会学者、人文学者。计算机发明者图灵，在比较机器的逻辑推演和心灵运作时，提到过一个重要区别：逻辑推演仅仅适用于那些只能生成真陈述的算法，所以它不会出错，但人是会出错的。人类心灵是一种既能产生真语句、又能产生假陈述的特殊算法。

在论述一台计算机可以多大程度上模仿人类时，图灵说，一台经过编程的计算机也许可以进行学习和犯错误，“如果指望一台机器不会犯错误，那么它就不可能有智能”。

扫平了BUG的“后人类”，会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不妨想象一下：某学校内，一小孩跨不过2米高的跨栏。没有人鼓励他继续尝试，老师只是把结果记在了一张绩效考核表上。小孩回家哭诉：“爸爸，我的xxx-xxx组件落后，快帮我升级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