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芳

混合所有制改革（下称“混改”），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踏入12月，就有多项与混改相关的大事件出现，最受关注的是格力电器的改革方案。高瓴资本旗下的珠海明骏从格力集团手中接过15%股权，正式成为受让方，这也意味着格力电器将脱下“国资控制”的帽子，变为无实际控制人的企业。

汽车行业也传出混改的动作。12月4日，青島五道口新能源汽车产业基金企业（有限合伙）通过注资144.5亿元，同时持有奇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51%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

引入外界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往往是最受关注的新闻瞬间，但这其实只是混改的第一步，“混”之后需要如何“改”，才是真正回应国企改革的“灵魂拷问”。2019年，混改正在发生由“混”到“改”的重要转变。

那么，国企混改到底应该“改”什么？如何激励管理层，如何在让国资增值保值的同时，也要确保市场机制力量的最大程度发挥，下一步应该如何走？就此，《南风窗》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迟。

“商业一类”竞争最充分

南风窗：2015年，随着“1+N”政策文件的出台，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混改开始重点推进。如今看来，混改的必要性体现在哪里？它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是什么？

胡迟：国企改革具有一致性，基本思路还是转换经营机制，从而整体搞活国有企业上入手。国有企业搞活了，国民经济才有活力，其主导作用才能得到发挥。所以，混改成为了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我们通过探索获得的经验和结论是：混改是从产权关系开始的。

怎样理解产权关系呢？就现状而言，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问题，在许多国有企业还是比较明显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理论，这就会制约的董事会高效决策作用和公司的现代治理水平。因此，董事会需要适当地增加非国有资本的代表，让结构变得多元、专业，提高企业决策水平。

当下我们讨论的混改，是在分类的前提下进行的，根据国企功能定位不同，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企业，商业类还分一类、二类。商业一类是指处于充分竞争的商业类国企，商业二类指石油、化工、电力等存在一定垄断性的商业类国企，区别进行混改。针对商业类企业，在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并且以资本为纽带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方式，把市场化经营机制落到实处，这是混改遵循的逻辑。

国资民资双向渗透是方向

南风窗：国企混改的主要途径和方法有什么呢？

胡迟：实践中，国企引入战略投资人实施混改，通常会采取股权转让或者增资扩股的方式。股权转让是公司现有股东将其所持股权转让予其他股东或外部第三人，增资扩股主要是新股东对企业投资入股。前者的典型代表是联通，2017年它引入了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在内的互联网巨头，就是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

这两种方式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注册资本金的变化，股权转让是企业股东依法将自己的股东权益让渡给他人，使他人成为公司股东的民事法律行为，只涉及股权转让方与股权受让方，不会增加企业的注册资本。增资扩股是新股东对企业投资入股，会增加企业的注册资本。其他混改方式还包括首发上市（IPO）、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等方式。

不过国企在上市的时候，有一种情况是企业只拿出国有控股的一部分来进行上市，国有股流通性不强，影响了其估值的提升。2018年出台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放松了对国有股流通的控制，就是希望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混改其实是双向的，去年以来很多上市公司进行了国有股收购非国有股的操作，有人惊呼出现了新一轮的“国进民退”，其实是过度解读了。混改不只有一个方向，其他所有制资本可以参与国企改革，国有资本也可以参与到其他所有制资本改革和发展之中，形成各种资本双向渗透模式，从而更大力度、更大范围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格力启示：董明珠暂不用退休

南风窗：最近格力电器的混改案例，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个案例能为推进整体混改带来什么样的经验？

胡迟：格力电器所在的是完全竞争行业。“1+N”文件里涵盖的2015年22号文件《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就提到国有资本所处的位置，它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此次格力改革的重点是国有资本退到了参股的地位，改革之前是18.22%的股权，现在则只有3.2%的股权，在政策上是允许的，同时也证明国资做到了最大限度地把股权给转让出去。

国有企业所处的领域里，完全竞争行业占比较多，从数量上来讲还是分布在商业一类的多，处于特殊性行业和公益类的企业数量较少。目前来看，央企二级及二级以下的公司混改通道都打开了。

格力在混改之前做了一些工作，修改了公司的章程，新的条款放宽了董事在实际控制人单位的任职限制，并对解除董事职务等相关条款作出调整。

混改后，董明珠整个团队就可以保留下来，如果没有进行改革，按照国有企业的制度来进行，董明珠就会面临退休的问题，那就无法最大程度地保留管理团队的完整性。实质上对于企业而言，管理团队是很重要的，外界很多时候只认这一个人。

尽管在股权实现多元化后，国有股的占比变少了，但企业如果能因此走上发展的快车道，那么按绝对收益来说还是增值的。联通混改的背景之一就是因为要提升其效益水平，混改成为了发展的推动力，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混改之后通过和BAT进行业务对接，联通的效益很快就上来，这就是比较成功的案例。

格力的案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为国有企业所处的领域里，完全竞争行业占比较多，从数量上来讲还是分布在商业一类的多，处于特殊性行业和公益类的企业数量较少。目前来看，央企二级及二级以下的公司混改通道都打开了。

“国家队”的扩张边界

南风窗：你刚才提及，国企混改是双向的，那么国资参与完全竞争行业的必要性体现在哪里？

胡迟：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宪法规定的大框架，具体来理解的话，就是我们要把主导作用发挥到各个领域—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领域，我们要求国有资本是控股的；同时也倡导国有企业进入竞争行业，因为国有企业也是市场创新的主体，在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它还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只要竞争行业保持着市场平等、竞争中性的原则，那么国有企业的竞争也在遵循市场的法则进行，大浪淘沙里如果缺乏竞争力，那么自然会被淘汰。

一些战略新兴行业里，比如芯片、汽车、装备产业等，我们都能看到“国家队”的身影，国有企业的规模优势、技术力量、人才优势还是比较大的，短板就是市场化的程度不够。但是国企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混改的过程中把不适应市场的一部分给“砍”掉，更加有效地去参与竞争，就能完全地发挥优势。2015年的时候，国企改革的主要目标还是“四个力”的表述，分别是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2019年首次增加了“创新力”的表述，意味着国企要在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上下功夫。

如何给高管涨“工资”？

南风窗：激励制度的建立是推进混改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目前一些处于混合所有制下的国企高管，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收入相对较低，怎样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胡迟：这个问题可以从多方面来看，一方面还是源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彻底，改革之后的经营机制没有得到落实，没有与市场进行顺利的接轨。尤其是有了商业利益的对比，加入了民营企业的成分，收入的对比一下子就出来了。这样的情况，在商业二类或者其他工业类企业，对比还不明显，放到商业一类来看，对比就特别明显了。

另外，就是对这种国有控股企业，我们是按照国有企业的模式、规章制度来进行管理的，所以企业高管的产生方式是任命的。这种任命不是通过市场化的途径产生，就会有限薪的情况。

未来这个问题会得到改善，情况会发生变化。因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里，如果薪酬无法到位，人才的流失是很严重，所以我们才要推进市场化，推进竞争，由此倒逼进一步的改革。

薪资不到位的情况，就需要同步改革，让薪酬改革接轨混改。混改的最终目的是引入市场化的经营机制，如果还存在有工资总额限制的话，那推进下去就会有难度。

南风窗：目前继续推进混改，还会有什么样的障碍？

胡迟：改革需要联动。只改一处，不同步改革另一处的话，有可能会互相拖累。譬如我们刚才提到薪资不到位的情况，就需要同步改革，让薪酬改革接轨混改。混改的最终目的是引入市场化的经营机制，如果还存在有工资总额限制的话，那推进下去就会有难度。今年11月，国资委印发了《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这份“混改的操作指南”里就谈到很多相关的问题，比如财税支持政策、土地处置支持政策，还有建立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健全市场化用工制度等，这就是联动改革的体现。

两种投资者皆可

南风窗：混改的过程中，国企在引入投资者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选择标准？

胡迟：两个标准。投资者分为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一方面企业当然希望投资者具有一定资金实力，另一方面希望与其所处的行业具有相关性。战略投资者不仅能带来资金上的支持，还能带来管理和技术上的支持，有利于双方在技术和产品上的互补和协同發展。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战略投资者为优，从业务上进行双方的衔接，促使企业业务提升、转型升级。实际上，财务投资者也是不可避免的，两种不同的投资角色可以进行一定的组合，发挥最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