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勇

摘   要： 本文针对陈寅恪的读书观，从博览广识，无书不读;“读书必先识字”;重视书目研究;善读原典;不动笔墨不读书;读书勤奋刻苦;读书不为名利七个方面作了分析，希望读者从中受益。

关键词： 陈寅恪    读书观    治学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诞生了一大批学术名人，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各领风骚、大显风采，成为令人高山仰止的一代学术大师。其中陈寅恪最受同辈后辈的景仰

陈寅恪何以能不断发前人未发之覆，成为学贯中西、世人瞩目的大学者？学问离不开读书，让我们仔细研读陈寅恪的读书理念，答案尽在其中。

一、博览广识，无书不读

陈寅恪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祖父陈宝箴21岁得中举人，并深得曾国藩赏识，被曾称为海内奇士。父亲陈三立，光绪年间进士，也是颇有才华。受家庭熏陶陈寅恪不但读书早，读书多，而且无书不读，甚至连中医方面的书也涉猎过。陈寅恪侄子陈封怀回忆：“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陈寅恪）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1]陈寅恪不仅读得多，还喜欢背书。俞大维说：“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2]大量阅读使陈寅恪知识量大增，被吴宓称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3]。由于视野开阔，知识渊博，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课堂上他常常以新资料印证旧闻，或在常见史籍发现新的见解，使学生个个听得津津有味，流连忘返，很快成为清华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二、“读书必先识字”

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说：“今欲知国学，则不得不先知语言文字。此语言文字之学，古称小学……周、秦诸子，《史记》《汉书》之属，皆多古言古字，非知小学者，必不能读。”[4]

章氏所说“小学”包括文字、音韵和训诂三部分，即现在的语言文字学。从文献阅读的角度说，小学是经学的工具;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讲，经学是小学的材料。所以，小学在国学学习历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陈寅恪在小学方面下过很大功夫。陈家一向重视对后人的培养，陈寅恪6岁时即读家塾，并延聘王伯沆、柳翼谋等国学大师教授国学。清代学者治学受乾嘉学派的影响很深，王、柳两位大师也不例外。乾嘉学派重于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方面的考据，他们从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入手，把中国学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考据离不开小学，在两位大师的教诲下，陈寅恪在小学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

关于这一点，与陈寅恪素有交往的俞大维便深有体会。他说：“关于国学方面，他（陈寅恪）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5]

《说文》是东汉许慎所撰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一部字典，是研究古籍及古文字的经典必读书。高邮王氏父子即清代江苏高邮著名经学家王念孙和其子王引之，皆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在小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由此可见陈寅恪幼年的学习经历为其日后以小学为利器敲门问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深得乾嘉学术之法的陈寅恪对外国文字也用力颇深。1902年，年仅12岁的陈寅恪与长兄陈衡恪乘船赴日本弘文学院学习，自此陈寅恪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海外留学生涯。这期间，陈寅恪游学列国，足迹遍布东西洋。先后得到了多名语言学大师的教诲与指导。其中在美国哈佛大学时，陈曾在赫赫有名的蓝曼教授指导下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在柏林大学时，他的指导老师有在梵文、巴利文佛教文献研究、吐鲁番出土佛教文书整理研究方面，成就斐然的路德施教授，语言学家、佛学家柏林民俗博物馆馆长缪勒教授，以及梵文和比较语言学大师海尼斯、佛兰科两位教授。

这些亲炙经历让陈寅恪视野大开，不仅具备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语言能力，而且积蓄各方面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掌握了西方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治学范式。

出色的语言学成就，让陈寅恪在治学上有了别人难以企及的优势。苏联学者曾在蒙古发掘到三个突厥文碑，当时轰动全世界，遗憾的是，陈寅恪对碑文内容解读，令各国学者同声叹服、再无异辞。

陈寅恪的成功再次证明，要做好学问，必须先读书;读书必须先识字。假若没有深厚的语言学基础这个利器，学问研究根本就无从谈起。

三、重视书目研究

研究一门学问，或作一个课研究，首先要了解这门学问或这个课题的研究情况，包括前人是否已作过该项研究、研究进展、最新研究水平、结果等。只有如此，才能避免重复研究，保证研究成果的质量与价值，否则必弄出南辕北辙、出力不讨好的笑话。无论是清代的朴学大师还是近代西方学者对书目研究无不重视，陈寅恪也不例外。他曾说欲治中国学问，当先从目录学入手，这样才能有洞观全局之益。他不仅这样说，而且是这样做的。季羡林在整理陈寅恪的遗物时，在遗留的64本笔记本中便发现了陈寅恪抄录的大量书目，其中有中亚书目170种、西藏书目200种、阿拉伯书目50种等。

四、善读原典

俞大维回忆，1912年陈寅恪由瑞士留学回国。一天，他去拜访著名史学家夏曾佑，夏高兴地说，他由于不懂外国语言，只能看中国书，不过近来觉得已无书可读了。陈寅恪听后很吃惊，中国书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怎能说无书可读了呢？数十年后，陈寅恪与俞大维在岭南大学相聚，又回忆起此事，陈感慨地说，当初不明白夏曾佑为什么说书都读完了，而他现在也到了无读可读的境界了。他解释道，中国真正的原籍经典也不过一百余部，其余的不过是互为参照引述而已。陈寅恪不仅自己读原典，而且建议学生多读原典、看原书。蒋天枢曾上过陈寅恪的《晋至唐文化史》课，陈寅恪在课堂上谈及此课的研习方针：“本课程学习方法，就是要看原书，要从原书中的具体史实，经过认真细致而实事求是地研究，得出自己的結论……”[6]他又说，对于那些参照引述古人的著作，只能作为参考之用。因为这些著作或对照原书辗转抄来，或断章取义，都难免有遗漏或错误，因此读书，选书应尽量选择原本、精本。他不赞同以《通鉴纪事本末》代替《资治通鉴》来读，他认为《通鉴》是中国政治史空前杰作，《通鉴纪事本末》只是袁枢根据他读《通鉴》时心中产生的问题，标题分辑而成。因为不同的人阅读《通鉴》后发现的问题不可能完全相同，若仅读《通鉴纪事本末》，则势必会受其限制。

五、不动笔墨不读书

读书动笔是许多学人喜欢的读书方法。

陈寅恪也不例外，他读书有个习惯，每有新发现、新体会及对比校勘等内容，常以文字的形式批注于书眉及行间空白处，他的论文、著作均是就这样的文字整理而成的。陈的学生蒋天枢曾有文字记下陈寅恪读高僧传的批语：“先生于此书，时用密点，圈以识其要。书眉、行间，批注几满，细字密行，字细小处，几难辨识。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二次，具见用力之勤劬。而行间、书眉所注者，间杂以巴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7]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蒋天枢特为该书写下弁言，文中对陈寅恪的这种读书法作过如下描述：“先生生平讀书，用思之细，达于无间，常由小以见其大，复由大以归于细;读者倘能由小以见其大，斯得之矣。先生读书，用思绵密，用语雅隽，立言不多而能发人深省。所记，大抵申抒己见，或取新材料补证旧史;或考校异同，与前贤札记之以铺叙例证得出结论者，颇异其趣。将来先生书出，对于未来学术界将有深远影响，可预卜也。”

六、读书勤奋刻苦

陈寅恪在德国留学期间，由于国内政局动荡，江西省教育厅的官费经常停寄。即使如此，他依然利用一切时间向教授请教，专心致志地在图书馆学习。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说：“寅恪叔学习外国文字的惊人能力并不是由于他有异于常人的头脑，而是凭他坚韧不拔的求知毅力。”[8]

七、读书不为名利

有趣的是，陈寅恪在哈佛大学、柏林大学等欧美名校留洋十余载，学习成绩，人人折服，其中在哈佛大学时，他与汤用彤、吴宓并称中国留学生之“哈佛三杰”，然而，他却最终没能获得一个博士或学士学位。这确实令人费解，其实，陈寅恪要获得一个学位易如反掌，他只是不屑于这样做而已。他曾就这个问题给侄子陈封雄解释道：“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9]

俞大维便很认可陈的做法，他说：“他（陈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10]可见在陈寅恪心目中，学历学位那些外表光鲜的事情都是次要的，读书、治学、传道、授业才是其一生钟爱的事业。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剖析探讨陈寅恪的读书观，旨在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够从中受益，少些浮躁，多些宁静，少些空谈，多些实干，真真正正、踏踏实实地多读书、读好书，不断丰富知识，学好本领，进而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参考文献：

[1][7]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0，91.

[2][3][5]钱文忠.陈寅恪印象[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11，157，9.

[4]张念驰.章太炎全集：演讲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3-14.

[6]王子舟.陈寅恪读书生涯[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127.

[8]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671.

[9][10]民国文林.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国学大师们[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0：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