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薇

摘要：抗战爆发后出现在中国版图上的“大迁移”现象，糅合了民族国家意识和地理版图，不仅改变了人的空间位置，更进行了思想的跨地域交流。这种非常态下的社会流动与具有“特殊性”的主体——知识分子相结合，可能为中国文学带来新的发展。基于此，从战时流动的角度探索知识分子为适应时代环境进行的自我改造，并以卞之琳为例进行细致的阐述。

关键词：抗战 旅行 自我改造 卞之琳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22—0121—02

在《慰劳信集》书评中，穆旦写道：“七七抗战后的中国大不同前，‘灰色的路现在成了新中国的血管，无数战士的热血，斗争的武器，觉醒的意识，正在那上面运输，并且输进了每个敏感的中国人心里。七七抗战使整个中国跳出了一个沉滞的泥沼，一洼‘死水。”[1]战争，唤醒了沉睡的中国，同时在战争常态下，敏感的诗人踏上了新的诗歌征程。移动的脚步和不断更新的思想观念，以及不断强化的自我意识，使这场不和谐的战时之旅带有了特殊的意义。

一、地图在动与文学在动

战争是残酷的，然而回顾历史，战争的爆发，会打破既有的格局，同时也为新事物的滋长带来了有利契机。当然，这并非在肯定爆发战争的必要性，恰是从即成格局中看到国民意识的觉醒。

1938年，由于战争，迁至成都的卞之琳在刊物《工作》上发表一篇短文《地图在动》，描述抗战爆发后出现在中国版图上的“大迁移”现象，肯定了在战时特殊状态下，中国人出现的新觉悟。整个战时状态的流动糅合了民族国家意识和地理版图，让这场大迁移不仅改变了人的空间位置，而且促成了人的思想的跨地域交流。

如何从战时旅行的视角看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处于历史危机中的诗人们的旅程与写作？学者王璞在其论文《“地图在动”：抗战期间现代主义诗歌的三条“旅行路线”》中作了全面的阐释。人的流动会引起思想的交流与碰撞，然而非常态下的社会流动与具有“特殊性”的主体——知识分子相结合，则可能为中国文学带来新的发展。文中勾勒出三条诗歌旅行路线，从“国际现代主义”的视角，对“现代主义”诗歌重新进行讨论;同时，对旅行写作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抗战时期诗人的流动，“现代主义诗歌”的拓展，外国翻译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在新诗研究中早已有所涉及。方兴未艾的旅行研究对重写文化史有着重要意义，研究著作层出不穷，但王璞在其论文中所探讨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旅行文学”，也非笼统地接受这一视野所包含的话语规约，而是从一个更广的面揭示诗歌与历史的复杂关系。

二、新的体裁与时代情绪

“从《鱼目集》中多数的诗行看来，我们可以说，如果‘抒情就等于‘牧歌情绪加‘自然风景，那么诗人卞之琳是早在徐迟先生提出口号以前就把抒情放逐了。”[1]如果说放逐诗情是为了更好地表现生活，那么随着生活的丰富，就会有更多的东西值得去写。《鱼目集》作为卞之琳的第一部诗集，收录了他1933年到1937年的诗作27首，其中的《断章》一诗只四句，却蕴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他写诗注重诗歌的格调韵律，诗歌语言虽朴素平实，但透露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在他早期的诗作中，诗歌想象微妙，多表现对现实的不满和找不到出路的苦闷;抗战爆发后，他的诗风变得开阔、明朗。从对个体感觉的抒发转到对群体命运的深思和感叹。

1938年，文艺界发起写“慰劳信”活动。这时期，恰是抗战最紧张的时期，大批诗人写下诸多热爱祖国、抗争反侵略的诗歌。诗歌应该跟随时代的步伐，反映社会和个人在历史中的生存状态，需要一种“新的抒情”。

在《慰劳信集》中，卞之琳创作了新的体裁，大多以十四行的形式呈现。对历史与现实的感怀，深沉而隽永。诗中所描写的对象是为抗战作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都是写真人真事，而一律不点名，既各具特殊性，也自有代表性，不分先后，只按写出时间排列（带了一点随意性），最后归结为‘一切劳苦者（也显得有一点整体观）。”[2]然而穆旦认为：这些顺应时代作出的新体裁诗，缺乏应有的抒情成分。除此之外，诗作过于平静，没有情绪节奏，无法激荡起人们的热血来。显然，穆旦认为此时的诗歌写作是需要跟随时代变化的。诗歌已不再是个体情绪的发声器，而是连着社会现实、面向群体，需要的是激起大众朝着生命和斗争的热望，而诗人则是“吹号者”的角色，不需要过多的热情和没有理智的歇斯底里。

卞之琳在1938年到达延安，后前往太行山，如此一来就有着不同生活经历：延安和敌后根据地。1940年夏，卞之琳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大担任文学系讲师。在这不同的地域空间背后，有知识分子在当时政治和文化背景下，进行自我改造及所作出的适应性调整。他的小说《山山水水》，其中包含的思想情绪，较之同时代的诗歌作品，有很大的差异。小说包罗万象，从个人到社会，书写家国罹难、悲欢离合，从中可以看到动乱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正如身处战争背景下，卞之琳自己的内心往复。总体说来，从小说中能看到卞之琳自己的身影，看到他与时代的融合与隔膜。然而，最终被付之一炬的《山山水水》，更能启迪我们去思考知识分子是如何处理自我创作与时代之间的关系的。

三、政治感觉与诗意话语

卞之琳去过延安，一年之后又离开，他对延安的感觉和一直留在延安进行写作的知识分子不一样。《山山水水》中描写延安的部分，集中体现出在大时代下知识分子的敏感、焦虑，流露出他对个人和群体、政治背景与诗意话语的思考，“其中表现出的政治话语与诗意话语的纠缠，尤其有助于考察战争年代诗意与政治既互滲又对抗的复杂关系”[3];同时也可以看出，在战时特殊情况下，这批知识分子带有何种期望和情绪去涉足政治生活，又是怎样自我反思，符合潮流地去思考政治问题。在这种难以捉摸的环境之下，知识分子经历了一种“变与不变”的矛盾心态调试过程。

在20世纪40年代的写作中，卞之琳以一种诗性话语去兼容政治话语，并以小说文体去兼容诗性文体，这其中暗含了“卞之琳以一种诗意的升华方式处理延安时期的心理体验，日常经验和政治感受，试图以诗意话语去兼容和呈现群体政治话语的无意识。卞之琳整个思想的改造过程，既是自发和自觉的，同时也受制于延安的政治大环境。”[4]所以这一时期他的创作是和时代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小说实践也可以理解为作家试图介入时代或回应时代冲动的产物。”他所执著的正是他想坚守的，然而面对时代的突变，还是不得不作出顺应潮流的自我改造。卞之琳将《山山水水》付之一炬并非是造作之举，而是回归内心的自我反思。在整个战争状态下，他都想以和谐的姿态融入其中，尽可能地改造自己。

因此可以看出，文学作品并不完全是自我外在化的情绪产物，而更多的是主体对历史和政治的内在化感悟;所以在政治感觉和诗意话语之间存在一种弹性空间，考验着作家对于当下政治的观察和反思。

参考文献：

[1]穆旦.慰劳信集（书评）──从《鱼目集》说起[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3）：163-167.

[2]卞之琳.《十年诗草》重印弁言[J].新文学史料，1989（3）：220-221.

[3]吴晓东.《山山水水》中的政治、战争与诗意[J].文学评论，2014（4）：103-113.

[4]李松睿.政治意识与小说形式——论卞之琳的《山山水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4）：53-66.

责任编辑：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