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允

今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正式成为我国第55处世界遗产。良渚古城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被誉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随着良渚成功申遗，在“迷你盆地”中沉睡着的良渚古国重放华彩，其恢宏的建筑规模、精美的玉器制品、统一的宗教信仰……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华五千年文明也由此被不断揭示。

如今，雄伟的宫殿早已灰飞烟灭，但通过遗存的古迹和人们的探寻，我们得以再一次与良渚文明相遇，感受它曾经的辉煌。从考古人员的手绘到专家学者的记录，这个“史前王国”的盛景仿佛历历在目。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更是在保护遗址本体的前提下，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展示着良渚文化的内涵与价值，让古老的中华文明更好地走近普罗大众。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栽培、利用茶叶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制茶与饮茶历史。自发现野生茶树起，人们从生煮羹饮到饼茶、散茶，从手工烹茶到机械化制茶，期间经历了复杂的变革。茶已经融入很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浇灌了中国人的脾胃，陶冶了中国人的性情。而制茶历史的演变更是体现出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对“造物之无尽藏也”的合理利用也渗透着中国人自古以来朴素的生活哲学。制茶的相关文化，就是了解中国传统之道的一扇窗户。

手艺传承

最开始的茶，其实是未经任何加工的茶叶。真正意义上的制茶工艺萌芽于三国时期，人们开始试着将茶叶晒干或烘干制作成茶饼。但这种简单加工的茶饼带有明显的青草味，于是人们又开始思考如何改进技艺。经过反复实践，蒸青制茶法出现了一一将茶的鲜叶蒸后捣碎，制饼穿孔，贯串烘干。唐朝茶学家陆羽在《茶经·三之造》中记述：“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这便是蒸茶工艺。

然而，采用蒸青制茶法做出来的茶依然存在茶香不够浓郁的缺点，这促使了蒸青散茶法的出现。为了改善苦味难除、香味不正的缺点，宋朝人逐渐采用蒸后不揉不压，直接烘干的做法，将蒸青团茶改为蒸青散茶。到了明代，炒青制法日趋完善，人们通过高温杀青、揉捻、复炒、烘焙至干的方法来制茶。这种利用干热发挥茶叶香气的炒青技术，与现代炒青技艺十分相似。制茶工艺发展到明朝，人们已经可以喝到红、黄、绿、黑、白、青六大茶类，为后世制茶工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匠心细节

采茶、制茶对季节的要求极高，一般清明始、谷雨盛、立夏终这三个时间才能制茶。制茶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手艺活，特别是高温杀青这道工序。高温杀青是炒茶的第一个步骤，制茶人的两只手要在锅底不停地起、抖落、翻炒茶叶。这时锅里的温度高达300度，双手在锅里热烤，难免会烫伤，尤其是退温的时候，锅里会散发出大量的水蒸气，这时制茶人的手往往已麻木得失去知觉。因此，刚学制茶的人常常要提一桶冷水放在炒锅旁，手被烫伤后就立即漫到冷水里。

“炒茶不仅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碧螺春制茶人施跃文说，虽然自己已经炒了几十年的茶，但从不敢怠慢，因为每道工序都要把握好火候、温度和力度，功夫不到家，就做不出好茶。

做茶除了需要过硬的手艺，还需要不急躁的心态。陈孝文出生在一个制茶世家，成为武夷岩茶非遗传承人那年，他才24岁。陈孝文从小出入制茶的做青间，到真正学习做茶，他仅用3个小时就学会了。可以说，除了常年的耳濡目染，陈孝文也很有天分。而正是这样一位有天分的年轻非遗大师，一学就会的兴奋劲并没有保持多久，他第一次独立做青就失败了。 茶做多了，陈孝文才发现做茶永远是由轻到重，好茶要靠手艺人的虔诚，要慢慢来，千万不能因为一时的成功就沾沾自喜。

在铁观音的发源地福建安溪，传统铁观音重发酵的制作方法由于口味重已经被众多制茶者放弃，取而代之的则是用新工艺做出的轻发酵、汤色淡雅的清香型铁观音。但铁观音非遗传承人刘渊辉仍沿袭传统，用重发酵工艺制茶。从种茶、采茶到摇青、炒青、焙火、包揉，他都细致认真地做。刘渊辉8岁学茶，茶就是他的命，即使再多的人劝他放弃传统手法改茶，他依然坚持：“所有人改茶，我不改，这是改我的命。”

五千多年前，勤劳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造就了灿烂的良渚文化。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光阴对于良渚这块沃土似乎格外优待，五千多年的时序更替并没有抹去它的痕迹，如今，考古发现使我们有机会一窥良渚文明的真实过往。历史因良渚而改写，世界因良渚而震惊。

令世界震惊的良渚王国

世界因良渚而震惊，震惊于良渚的城市规划。现存的良渚古城遗址城址区由宫殿区、内城与外城组成，在空间形制上展现出向心式三重结构，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进行社会等级秩序建设、凸显权力中心象征意义的典型手法。良渚古城在建筑工程的规模、设计与建造技术等方面展现出世界同期罕见的科学水平，突显出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乃至东亚地区史前稻作文明发展的极高成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世界因良渚而震惊，震惊于良渚的建设。良渚古城的外围水利系统由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的十一条人工坝体和天然山体、溢洪道构成。初步估算，整个水利系统形成面积约十三平方千米的水库，库容量超过四千六百万立方米，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也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

世界因良渚而震惊，震惊于良渚的工艺。良渚古城内河网密布，为保障河道运输的安全与顺畅，河岸边缘都用木桩、竹编、木板等进行了加固。而河岸边发现的黑石英石片、玉料、漆木器的坯件等，无一不说明这里曾是玉石加工、漆木器与骨角牙器的手工业作坊。出土的良渚遗物制作精良、纹饰精美，不但表明五千多年前的良渚已经拥有技术含量极高的作业水平，也反映了良渚社会对城市功能的合理布局以及对高端手工业的组织管理。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探园

7月7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正式开园，这座尘封了五千多年的古老遗迹终于正式向公众打开了大门。

据公园负责人王刚介绍，目前开放的是良渚古城遗址的城址区，人们可以看到城门、城墙、宫殿、反山王陵的三重结构以及考古体验区、河道与作坊等，这些作为当时考古的重要遗址点现在都对公众开放。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城址的整個三重结构，这是整个良渚城镇建设的一个大概念;其次是河道与作坊，反映了良渚文化时期的手工业、农业以及人们的生活状态;再者就是宫殿，充分彰显出良渚古城恢宏雄伟的气势。由于受限保护的举措，考古发掘出来的遗迹现在还没办法得到很好地呈现，现场看到更多的只是古城遗址的轮廓。因而，按照这一考古遗迹的特点，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文物与遗产管理局副局长孙海波认为，整个园区规划的展陈作业应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良渚古城遗址价值的阐释要到位。作为考古遗址公园，园内所有的展陈较之其他景点难免显得抽象，毕竟历经五千多年的岁月剥蚀，良渚这片古老的土地很难再呈现出当时辉煌的场景，人们能看到的更多的是遗留下来的废墟和荒土。因而出于游览角度的考虑，园方在各处景点内设立了大量的解说牌，再配合园内提供的解说服务，通过这种最大化阐释的方式让人们了解良渚古城及其文化。

其次，通过沉浸式、互动式体验的方式，让人们了解良渚文明，从而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园方通过对古代良渚人民生产生活的深入研究，设立了五座实体房，并设置了玉器、陀螺、纺织等传统工艺的体验环节，让游客浸入式感受良渚文化中手工艺的独特魅力。室外还设有古代舂米以及夯土的体验装置，让游客能够切身体验古代良渚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状态，继而进一步感受过去。

作为考古遗址公园，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严格遵循保护第一、最少干预、真实可逆的建设原则，在保护原址不受破坏的前提下，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呈现五千多年历史下良渚最自然的一面。

以陆地城门为例，作为良渚古城五千多年前唯一的一处陆地城门，现今残存了三个土丘，俯瞰呈“品”字形，并同外围的两个小土墩一起构成了四个通往古城的通道。考古发掘时，土丘的残存高度为一米左右，现在经人工堆筑，展现的高度达四米多。而真实的城门被掩盖在人工堆筑的土墩下方，在堆筑的土墩上方则种植有成片的三叶草。三叶草是一种浅根系植物，在保持土墩自然美观的同时，也不会对古城门的墙体造成损伤。

反山王陵的墓葬展示同样也是保护性展示，通过考古遗迹模拟复原的形式，将景点还原至1986年反山十一座墓葬发掘时的状态，而真实的墓葬则位于展示墓葬下方约八十厘米处，出土玉器的摆放也与真实出土时的场景无二。由于墓葬属于土遗址，不能暴露在外，所以园方基于此种因素考虑，对墓葬进行了架空回填，这样就在保证考古遗迹能够得到充分保护的同时，高度还原了当时考古发掘现场的真实场景。

良渚城的古与新

“良”意为“拖尾”，即狼尾或半个波浪形，“渚”是可供一户人家居住的小洲，“良渚”的字面含义是侧面形状如半个波浪的小洲。五千多年前的良渚处于湿地沼泽之中，城内的水网长度超过三十千米。如今，尽管都市的城市建设节奏飞快，但依然保留了一隅良渚的宁静，水乡泽国与温润文化依然在这里绵延传承。在这里，新与旧不是冲突的元素，而是和谐共生的，这也赋予了良渚新的魅力与生机。

良渚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良渚古城的图腾，也是新区崛起的缩影。

良渚在传承。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教育，中国美术学院的新校区选址良渚，预计于2020年9月投入使用。新建成的良渚校区将以“三院三基地+X”的建设构架，打造创新设计教育、研发和产业孵化新型校区。

良渚在转型。良渚梦栖小镇作为国内首个省部共建的工业设计小镇，同时也是世界工业设计大会的永久会址。小镇重点从发展智能制造企业、延伸设计产业链、打造设计开放大学为抓手，实现科技、项目、人才三方面提升，去年第二届世界工业设计大会、设计周的成功举办则进一步扩大了小镇的影响力。除此之外，良渚国际生命科技小镇已列入浙江省第二批省级特色小镇培育名单，并成功举办了第二届世界生命科技大会。

良渚的旧与新相交织，谱写着一曲和谐的交响乐。

良渚古城遗址内开辟的莫角书院以“莫角山下的五千年”为精神动力，致敬良渚五千多年的文明。该书院除了向公共开放公益阅读空间，还邀请了全球考古、历史、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一同分享并传播良渚文化，尝试构建一场过去与未来的对话。

另外，5G数字技术也引入到了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园方与中国移动开展合作，启动了“5G+文物展示”项目，通过5G建模的方式将地下文物更好地展现出来，让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立体化地观赏文物。

五千多年的时光流转沉淀下良渚的吉光片羽，我们怀着敬意去触碰，想要将过去与现在相连，而良渚依然以它温润绵长的气息滋养着这片土地。

一座城的沉淀与新生

良渚古城是良渚王国权力与信仰的中心，而玉器作为权力与信仰的载体在古代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玉文化与治玉精神传承至今，而玉的象征意义也为良渚新时代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

良渚好玉

良渚古城遗址的出土器物包括玉器、陶器、石器、漆器、竹木器、骨角器等，总量达一万余件。其中，玉器主要作为随葬品出土于分等级的墓地，材质以透闪石为主，器形包括玉琮、玉钺、玉璧、三叉形器、冠状饰品、锥形器、玉璜、半圆形饰品、柱形器、玉镯、玉织具、玉纺轮等，以及圆雕的鸟、龟、鱼、蝉等动物形玉器。

7月16日至10月20日，集全国各地良渚玉器精粹的展览在故宫博物院举行。此次特展是良渚文化展览史上以玉器为主的集大成展，也是目前良渚玉器展示规模最大的展览。

琮首创于良渚文化，为高等级贵族所有，是古代沟通天地人神的重要礼器。玉琮内圆外方，中部贯穿，四角刻神人兽面像，蕴含着良渚先民的宇宙观和精神信仰。出土于反山12号墓的玉琮为国王用玉，是迄今雕琢最精美、品质最佳、体量最大的玉琮，被誉为“玉琮王”。

玉钺是从斧演变而来的一种器形，装上握杖，相当于权杖，是良渚文明中军权的象征。“玉钺王”也出土于反山12号墓，是目前唯一雕琢有神徽和鸟纹的玉钺。

璧是一种中央穿孔的扁平状圆形玉器，体现了贵族对财富的占有。在现已出土的众多良渚玉璧中，绝大多数都是素面无纹，极少数刻有纹饰或符号，而鸟立高台纹玉璧正面雕有精细的鸟立高台纹饰，制作精良，可谓是良渚玉器中罕见的珍品。

反山12號墓还出土了镶嵌有小玉粒的嵌玉漆杯，其腹部一周有一百四十多颗小玉粒，玉粒长度甚至小到一至两毫米。这不仅说明当时玉材的珍贵，也体现出良渚人当时就已能够充分利用边角玉料。

此外，考古人员在良渚瑶山遗址7号墓墓主人头部发现了一件三叉形器，出土时上方有一根长玉管，推测良渚人使用时是把玉管插在三叉形器上佩戴的。良渚人把雕刻有神像的三叉形器戴在头上，借此成为神的扮演者。

玉鸟是一种玉坠件，背面有缝缀孔，出土量很少，一些玉鸟还雕琢有神像的眼睛。出土于反山遗址的玉鸟长4.36厘米，两翼宽5.33厘米，厚0.93厘米，一般与玉管、玉珠等组成佩件，作为项饰、手腕饰品或脚饰等佩戴。

玉的文化

良渚先民拥有高超的制玉技艺，打样、钻孔、切割、浮雕、阴刻，样样精细。比如一毫米宽的玉材上可刻画五条线，而且互不重叠，堪称鬼斧神工。玉器上所刻的神像体现了良渚人统一的精神信仰，完整的神人兽面像出现在很多高等级玉制礼器上，上部是头戴“介”字形羽冠的神人形象，下部是瞪着滚圆大眼、露出獠牙的猛兽面目，神人加神兽的复合形象或许就是良渚部族崇拜的神徽。

良渚社会还将玉器用来标识身份、等级和地位，比如代表神权的玉琮、象征军事指挥权的玉钺、体现财富的玉璧等。反山王陵第12号墓中曾出土大量玉石做成的琮、璧、钺、冠状器，成组的环镯、管珠、端饰等密密匝匝地堆出了一座珠光宝气的地下世界。良渚的王、王室成员、贵族通过玉礼器系统达到对神权的控制和对王权、军权和财权的垄断，以此来体现王权神授的统治思想。

统一精神信仰，区分社会阶层，维系地域管辖，玉是良渚文明模式的重要特征。日本学者在比较了各地出土的玉琮后认为，它们绝大多数是由居住在良渚古城的玉工们制作，然后由良渚的贵族集团派送、馈赠给各地的。

良渚玉，千年瑰宝放华彩

玉鸟

鸟立高台纹玉璧

嵌玉漆杯

玉叉形器

特别策划

随着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良渚文化备受关注。那么，能制造精美玉器的良渚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临水而居的惬意生活

良渚古城位于“C”字形沼泽地，城中心到周边山脉等距，体现了古人“天地之中”的思想。古城水系发达，老百姓临水而居，木板制成的河岸考究漂亮，河岸两边分布着成排的房屋和临水码头。考古发现，河道里有大量的生活用品，比如陶器、骨器、加工残剩的玉料等。

那时，有一定身份地位的良渚人都会佩戴精美玉器，不同的玉器饰品象征着主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老百姓也会佩戴玉器饰品，只不过工艺没有贵族们的那么精致。

吃什么？稻米和各种水产品

民以食为天，古时良渚人都吃什么？

在良渚古城遺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大型稻谷贮藏遗迹、规模化水稻田，还有复合犁耕农具等遗迹、遗物，如石镰、石犁等。良渚先民生活的太湖流域原本就是水网密布的沼泽平原，水稻得益于良好的气候条件长势多半不错，自然成了古良渚人的主要食物之一，所以，也有人称良渚人为“食稻之民”。

此外，良渚遗址中有陶、石质的网坠出土，这些网坠一般用在渔网上。另外还出土了一种双翼式箭镞，在功能上比较接近鱼镖，有可能是用于捕鱼的。太湖流域很适合螺蚌鱼虾的生长，舟楫、渔具出现得早且发达，这也有利于古良渚人进入水域捕捞水产品。

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是勤劳的，他们种水稻、捕鱼虾，筑屋制陶，饲蚕养猪，在饮食上更是讲究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穿什么？麻织物是衣料

说起史前人类，现代人脑海中多半会出现身披兽皮、头插羽毛的古人形象。但古良渚人的服饰其实相当讲究，在御寒等实用功能之外，更是区分等级和身份的标志之一。

良渚古城遗址普遍出土有纺轮，多为陶质，少量为石质，偶尔也有一些玉质的。反山遗址M23墓的主人为女性，墓中发现了三对织机构件的玉端饰，连接镶插的木杆已朽烂，遗痕长约三十五厘米。有研究认为，这三对镶插端饰加工较精细，外形虽不同，但相叠在一处间距一致，可能是纺织器具，似分别是卷布轴、机刀和分经器。

卞家山遗址出土的一些陶器盖纽上残留有麻布印痕，也可作为良渚人着麻衣的佐证。综合起来看，古良渚人的服装以麻织物为主，很可能已经使用苎麻作为衣料。

良渚古城的归途

无论是从玉器、食物还是服装等方面，一系列考古成果都在告诉世人，古良渚人的生活在当时比较精致，农业、手工业都相当发达。

大约在距今四千二百年左右，良渚古城所在的杭州盆地发生了很大的洪水，整个盆地都被洪水淹没，形成了一米多厚的洪泛层，这一地区变得不适合人类生活，良渚古城也从此消失了。直到战国晚期至汉代，这里才开始重新有人类生活，这也是良渚古城能够得以完整保留的一个原因。

据考古发现，良渚玉琮最南在广东有发现，最北到达陕西延安，这说明五千多年前的文明是互通流动的。

（上官云 王新月）

古良渚人的精致生活

良渚遗址之所以能实证中华文明，很大程度上在于良渚遗址中发现了宏伟的堤坝、城墙和大型建筑遗址，说明五千多年前的良渚已具备了复杂的社会分工、充沛的劳动力和高超的工程水平，而这一切都不是原始部落所能拥有的，只有步入文明阶段的古国才能营造出如此高水平的建筑工程。也就是说，建筑遗址证明了良渚的文明。

百年来，探索中华早期文明的考古学家们在国内许多地区发现了如陕西的姜寨、湖南的城头山、浙江的河姆渡、湖北的盘龙城、河南的二里头与偃师商城、陕西的凤雏等一系列重要的考古遗址，在这些遗址中皆发现了重要的建筑遗存。通过建筑考古学的系统研究，我们可以与其他考古材料形成多维互证，还原历史。例如，从姜寨、城头山等遗址中的“大房子”到二里头遗址中的大型回廊院落，其间的一系列建筑演变恰是从聚落到国家的历史脚步。这些遗址如满天繁星一般，描绘着中华早期文明多元一体的进程。

建筑可以见证文明，与被历史掩埋于地下的建筑遗址同理的是地面上保存至今的各种类型的建筑遗产，其上栋下宇、一砖一瓦无不客观记录着中华文明的特色、演变和际遇。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蕴含于“人伦日用之中”，中国建筑即处处体现着人伦秩序与“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朱启钤先生说，中国建筑有“历劫不磨之价值”，中国建筑即一脉传承至今;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先生曾评价中国建筑“其历史异常之古，连绵至于今日，仍然保存中国古代之特色，而放异彩于世界之建筑界”，这“异彩”不单纯指建筑技术层面的辉煌，更是文化的成就与散播。诚如梁思成先生所言：“中国建筑乃一独立的建筑体系，一贯以其独特纯粹之木构系统，随我民族足迹所至，树立文化表志。”

由此可见，建筑遗产是认识一个国家的窗口，是认识一个时代的典籍，是连接一个族群的纽带。百年来，数辈学人为揭示建筑遗产的价值，上穷碧落下黄泉，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当民国政府不重视建筑遗产时，为研究、抢救和弘扬中国的建筑遗产，朱启钤先生捐出个人财产，倡议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开启了中国学者科学研究建筑遗产的先河;当社会动荡、山河沦陷时，中国营造学社的先生们不畏生命之险，无暇生计之艰，依旧测绘于荒野，研究于陋室，因为他们相信建筑遗产承载着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数百年来激荡的历史证明，无论在何种境遇下，总有人忠实地守护着中国的建筑遗产，因为他们认识到建筑是记录文明的载体，是认识文明的维度，是创新文明的技艺。

建筑遗产的传续就是文化的延展，当我们审视建筑遗产时，不能只看到其精巧的构造和优美的造型，更应意识到见物亦需见人。我们所审视的是久经岁月洗礼、时间沉淀的文明和守护这份文明的尊严，是历史上有名或无名的人们用他们的财富、智慧、才情乃至生命创造和守护的文明成就。

浙江良渚的建筑遗址见证了五千多年前的中华文明，山东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向世界展示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传承，泰山、黄山、华山、三清山、武当山上的古建筑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典范，北京中轴线和河南登封古建筑群辉映着“天下之中”的传统理念，苏州古典园林如凝固的诗画于四季变幻中描摹着士大夫的风雅，安徽古村落的花板雕梁在潜移默化中渲染着耕读报国的家风，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五台山、峨眉山是中国佛教文化名胜，澳门历史城区和鼓浪屿则烙印着中外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建筑遗产全方位阐释着中华文明，虽饱经沧桑，历经劫难，但依然坚强地存在着，无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偏僻的山野，建筑遗产都不曾消失于我们的视线。

科学地研究、有效地保护、合理地利用好我国的建筑遗产，才能无愧于新时代的期望，无愧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徐怡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