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红岩精神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期间形成的革命精神。其历史内涵包括矢志不移的理想信念;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坚韧的奋斗精神;顽强的学习精神;巨大的人格魅力。

关键词：红岩精神;周恩来;重庆

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烽火斗争的岁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几十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革命志士，在国统区大后方的红岩村，培育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精神宝库中独具风采的璀璨明珠——红岩精神。

一、红岩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红岩精神的提出

1985年10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原南方局领导成员之一的邓颖超同志重返红岩，深情回顾当年的革命岁月，写下了“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的题词，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红岩精神”的科学命题，从而明确了“红岩精神”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期间所形成的革命精神。

（二）红岩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

1.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大举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面临两大任务，一是如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一是如何通过抗日战争在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在抗日的紧要关头，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合作抗日。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它标志着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

2.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决定成立党在国统区的秘密机关——中共中央南方局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和会议总结，同时，在会上决定建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机关——中共中央南方局。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按照六中全会的有关规定，在重庆正式成立，它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派驻重庆，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的机构。由于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在其统治区内公开活动，因而南方局处于秘密状态，依托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简称八办）公开活动。最初的办公地点是在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一带，由于日军轰炸，新华日报馆的房舍被炸毁，八办和南方局就迁到化龙桥龙隐路红岩嘴13号，新华日报总馆则迁到化龙桥虎头岩。除了这两处办公地点，周恩来以私人名义在曾家岩50号租了一处小楼，对外就称为周公馆。红岩、曾家岩、虎头岩是当时中共在重庆的三个主要的公开阵地。

二、红岩精神的历史内涵

从1939年到1946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工作了八年，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基于肩负崇高而特殊的历史使命，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

（一）矢志不移的理想信念

南方局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理想有着坚定的信仰。邓小平曾说过：“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处在国统区复杂险恶形势下的南方局的共产党人，更需要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坚定的立场，需要浩然的革命正气。

1.气节教育。南方局的革命气节教育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常年坚持不断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二是领导人注重在平时尤其是紧要关头，因势利导、率先垂范，以自身的正气去感染部属，形成并坚持正气。

正是由于常年坚持不懈的理想信念教育、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共产党员自身的严格要求和修炼，南方局树立共产主义思想取得巨大的成效：在國统区的南方局工作人员，没有出现过一个变节者！

2.复杂形势和逆境中的大勇。正是有了这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共产主义信仰，从党的领袖到一般的共产党员在复杂险恶的环境甚至逆境中都保持着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的革命信念。

皖南事变发生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唤醒了中间势力，促使他们左转。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这一消息震撼重庆全城，柳亚子写诗称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经过43天的重庆谈判，虽然未能达成人们想要的和平，却成为中国时局转折的契机。历史表明，南方局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其大智大勇是红岩精神最见功力、最具风采的精彩篇章。

3.在黑牢中的不屈斗争。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长叶挺被蒋介石监禁了5年。即便是在黑牢中，他也进行了不屈的斗争。面对蒋介石让他离开共产党，获取高官俸禄的威逼利诱，叶挺矢志不移，信念坚定。1946年出狱前，特务沈醉问他出狱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叶挺掷地有声地回答：“出去后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请求共产党恢复我的党籍”。戴笠听到后说了一句话：“共产党人的可怕之处就在这些地方”。

4.对党和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作为红岩精神继承者和践行者的歌乐英烈们，也以自己的实际行为表达了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1948年，由《挺进报》事件带来的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大破坏，主要是由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的相继叛变，才造成一度难以遏止的破坏势头。叛徒的人数很少，只占被捕人数的5%，但是影响极坏，破坏性极大。在“11.27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罗广斌完成了一份三万六千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提交给了当时的重庆市委，而这份报告，就是同志们在牺牲前的那段时间集体讨论的结晶。报告的最后一章，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狱中同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向党总结出的八条意见，也是他们最后的嘱托。

“狱中八条”虽朴实无华，明白简洁，却揭示了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发人深思，对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仍有警示意义，那就是：没有什么能真正破坏一个党，一个组织，除非他的内部出现了问题，因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二）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

南方局留下的宝贵的历史经验中，最重要的在于：在全民族利益的基点上，各党各派之间摒弃前嫌，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共赴国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任何政党、政治势力绝不能把党派的利益凝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

爱国奉献源于民族认同感。抗战期间，周恩来在一次答记者问时，曾就他更多的是中国人还是共产党人这样的刁难回答道：“我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他给自己的这种定位，基于他深沉的民族认同感。正是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南方局的爱国主义教育始终坚持不懈，培养了其工作人员的民族认同感和爱国情怀。

1.“相忍为国”，艰难维系国共合作。南方局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国民党长期谈判：为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局面，除对于国共关系重大的原则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始终本着“相忍为国”的态度，只要不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都尽量做到对国民党的有节制的退让。如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中，取消了“惩办祸首”和“逮捕亲日派首领”这两条。又如新四军战略方针演变为 “放弃江南，以便集中兵力到江北，布置良好阵势”。

2.争取民主进步，团结中间势力和中间党派。南方局在政治上宣传新代议制并为之努力;经济上宣传新经济政策;工作上则根据中间力量的要求和特点展开，并尽力照顾同盟者利益。如在国共商谈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中，充分肯定了大后方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根据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原则，中共建议召开国共两党和民盟三方参加的国是预备会、党派会议等，明确地把民盟置于与国共两党的地位。

（三）坚韧的奋斗精神

南方局是在自己力量极为势弱的复杂艰难环境中工作，要坚持下来并取得成绩就主要得依靠精神力量。而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从三个层面逐级展开：艰苦朴素;艰苦努力;艰难开拓。

1.艰苦朴素。这主要表现在基础层次的生活方面。南方局在重庆的生活是清苦的，要凝聚人心、坚持工作，就必须使大家的生活标准与客观条件严格相符并一视同仁、绝无超前。比如：南方局和八办的同志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办事处机要工作人员临时在破房内睡地板，在室外用餐，坚持工作;邓颖超、钱之光等同志也在红岩村劳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将自己担任政治部副部长上将级工资和参政员的工资250-350元全部上交或捐献，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每天只领取5分菜金，吃大灶，他们率先垂范的爱国奉献、甘于清贫，以榜样的力量感召人们同甘苦、共患難，并在此基础上克己奉公，成就事业，创造红岩处“染缸”而永葆红色的奇迹。

2.艰苦努力。这主要表现在工作上的努力态度：为了实现既定目标而不怕任何困难、克服一切障碍去努力工作。周恩来将它称为“勤勉的工作”。

南方局在国共关系危急之时概括提出了地下工作包括统战工作的“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 、“三化”（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或群众化） 方针。贯彻这个方针，使南方局领导下的中共组织保存下来，使统战工作得到很大发展。

3.艰难开拓。这主要表现在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创新，特别是内容上的开拓创新。

如南方局提出“三化”方针，实现了中共组织建设的方法创新，有效地保存和发展了党组织。再如秘密组建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对于统一战线、民主运动的发展直至解放战争的胜利，都起了重大作用。除了上述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创新，最关键的还在于工作内容上的开拓创新。以1939 年八月政治局会议划线，之前，中共及南方局的统战工作基本上完全以国民党为对象;之后，周恩来提出统一战线的社会性，中共中央的统战工作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转向了将国民党当局与中间势力、中间党派并重开展统战工作。

（四）顽强的学习精神

险恶的环境中加强学习成为南方局对工作人员的迫切要求。具体表现为：持续不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学习;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举办干部培训班;制定学习计划、设立学习日，每周四为“学习日”或“党日”;要求广大党员“三勤三化”;根据形势抓紧学习外语;深陷囹圄仍勤奋学习。

（五）巨大的人格魅力

1.“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作为有远大志向的共产党人，他们自谨自省，无论是深入虎穴还是沉浮商海，无论身在红岩或是隐居乡间，都信念坚定，洁身自好，始终保持了“出污泥而不染”的政治品格。比如中共党员肖林、王敏卿夫妇，在皖南事变后，奉周恩来之命下海，从开夫妻店发展到华益公司大老板，为党筹集大量资金，在无人监管环境里，他们自己却过着清贫艰苦地生活，两袖清风，“出污泥而不染”。面对时人吝啬鬼的讥讽，他们坚守的信条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被同志赞为“百万富翁的无产者”。

2.以诚相待，广交朋友的宽广胸怀。周恩来强调共产党员要广交朋友，在他的影响下，中共结交了一大批党外人士，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促进了革命工作的开展。比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周恩来曾为他题词，称誉他为“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救国会领导人之一的邹韬奋，在国民参政会中，与中共代表共同提出了许多团结抗战的提案。著名民族工商业家古耕虞，不仅在抗战时期同共产党合作，新中国建立后，又从一位百万富翁转变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外经贸干部。国民党中统干将张冲在周恩来的感召下，积极奔走国事，置顽固派的攻击于不顾，多次真诚地给周恩来的工作帮助，在共同维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中，他们“由公谊而增私谊”，成为国共合作史上的一段佳话。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2] 王福琨，邓群.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3] 胡大牛.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杨旭（1976- ），女，四川达州人，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硕士，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