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溪涛 李培聪

贝丘遗址，是以富含古代人类食余抛弃的贝壳或螺壳为特征的一种特殊文化遗存，广泛分布于海洋、湖泊和河流的沿岸。目前，云南已知的贝丘遗址主要分布在滇中的滇池、抚仙湖、杞麓湖和滇西的洱海的湖滨地带。其主要特征是，在湖边的平地或小山丘堆积有大量的被人工敲打过的螺壳，以及陶器、石器、青铜器、骨器、木器、角器，各种水生、陆生生物遗存和人类骨骸共存。它延续时间比较长，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为我们研究云南古代先民的社会经济和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十分有力的实物佐证。

一、遗址的发现情况及类型

云南贝丘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始于1953年8月调查发现的滇池东岸的官渡遗址。2015年发掘了通海兴玉遗址。在60多年的考古调查、发掘中，共发现了几十处贝丘遗址。贝丘遗址有湖滨和洞穴两种类型。分布在滇中地区的滇池、抚仙湖、杞麓湖周围湖滨地带的贝丘遗址，均为湖滨类型，占云南贝丘遗址的绝大多数。滇西洱海区域，目前仅发现银梭岛、大墓坪、金梭岛和鹿鹅山4处。洞穴贝丘遗址，仅有滇南的孟连老鹰山1处。

（一）滇中地区的贝丘遗址

云南滇中盆地，是云贵高原最完整的部分。地势相对平坦，滇池、阳宗海、抚仙湖、星云湖和杞麓湖等几大高原淡水湖泊分布其间，湖岸线长，湖面宽广，流域面积广袤。盆地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有利于各类水、陆生物的生长繁衍，为古代先民进行农耕和渔猎活动提供了便利的自然条件。滇中盆地，是云南目前贝丘遗址的核心分布区，也是滇文化中高等级的墓地如晋宁石寨山、官渡羊甫头、呈贡天子庙、江川李家山墓地的发现地。墓地随葬品丰富，是云贵高原器类最多、品质最高的区域，青铜文化极为发达，在云贵高原青铜文化中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代表了目前已知的云贵高原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1]。该区域的贝丘遗址，分为在湖滨台地上和在湖滨小山丘上两种情况。在遗址内，发现有古人类活动遗迹，如：通海海东遗址，发现墓葬30座，火堆40个[2]。江川光坟头遗址，发现半地穴式房屋建筑26座，灰坑40个，与人类活动有关的活动面11处[3]。晋宁县小平山遗址，发现灰坑11个，用火遗迹12处，沟4条，房屋遗迹2处及柱洞遗迹。通海兴义遗址，发现房屋18处、墓葬24座、灰坑6个、灰堆10处、道路4条、沟2条、护墙1道[4]。晋宁上西河遗址，发现房屋基址40处、灰坑470个、灰沟62条、墓葬3座及水井9眼[5]。西山海口大营庄遗址，清理的遗迹有灰坑35个、房址4处、活动面2处、基槽5个、红烧土遗迹1处[6]。该区域内的绝大多数贝丘遗址，因为后期人类活动遭到了严重破坏，保存现状极差。

（二）滇西地区的贝丘遗址

滇西高原，山高谷深，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元江、独龙江等大河流经，在河谷间有众多的山间盆地（云南人俗称的坝子）。坝子内水利条件较好，土壤肥沃，各类水、陆生物丰富，适于先民生存。该区域的贝丘遗址，目前仅发现大理市海东银梭岛1处，分布在湖滨近岸小岛上。与现洱海水平面相对高度为27米，面积约为2.5万平方米。地势相当陡峭，只有东北一面平缓且背风，遗址的文化堆积主要在此处。该遗址合并统一后的地层，分为4个地层组。与地层组相对应的分期为：第四地层组为银梭岛一期，第三地层组为银梭岛第二期，第二地层组为银梭岛第三期，第一地层组为银梭岛第四期。第一期有地面式建筑房址1处。第二期有地面式建筑房址2处，有活动硬面和柱洞，还有呈不规则分布的干栏式建筑基础的木桩。第三期为零散的柱洞。第四期有墓葬1座，灰坑11个，沟2条，房址2处，石墙2段。遗址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中晚期[7]。大墓坪、金梭岛和鹿鹅山3处遗址，均为调查发现，尚未进行细致的考古发掘，在地层中发现了堆积较厚的螺壳，并采集到了陶网坠、铜矛、铜刀、铜箭镞和各种质地的遗物。其时代，调查者初步推断为青铜时代[8]。

（三）滇南地区的贝丘遗址

该区域目前发现的较为明确的是孟连老鹰山新石器时代洞穴类贝丘遗址。该洞穴靠近河流，洞穴内地层中有较厚的螺、蚌壳堆积。出土的石器多为打制石器，少量的磨制石器大多仅磨制刃部。陶器均为夹砂陶器[9]。

二、向青铜时代早期的过渡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云南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滇池区域、金沙江中游和洱海区域。但上述地区年代序列也不是很清晰。其他地区，经过发掘的遗址数量不多，更多的为调查材料。由于文化滞后性和区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云南地区长期存在，云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目前所知的绝大多数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期文化发现较少，尚无早期文化遗址发现，因此，目前云南尚无法建立像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那样清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也不便准确地把握其文化内涵。为此，我们只能将研究重点放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上。

此前，云南发现的贝丘遗址多为调查发现，尚未进行过科学的考古发掘，故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但随着西山王家墩、西山天子庙、西山海口大营庄、呈贡小古城、晋宁河泊所、晋宁小平山、江川路居、通海兴义等几处重要的贝丘遗址的试掘和发掘，学界对以前的学术观点进行了极大的修正。如西山天子庙遗址，根据地层堆积状况及陶器残片复原，将遗址大致分为3期4段，时代从战国中晚期延续至东汉初。晋宁小平山遗址，根据陶器组合，把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推测早期的年代大约在战国中期以前，晚期的年代在战国中晚期[10]。晋宁古城遗址，根据碳-14测定年代及残片复原，年代大致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11]。江川光坟头遗址，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遗物判断其早期文化层时代为春秋战国至西汉[12]。晋宁上西河遗址，汉代地层堆积的下面有滇文化时期的房屋基址和灰坑、灰沟等堆积[13]。而洱海区域的大理海东银梭岛遗址，更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早、中期，甚至更晚。通海兴义遗址，时代大致从西周一直延续到西汉。而以前滇中地区以同心圆底红陶盘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贝丘遗址，也应该修正为青铜时代。虽然目前公布的云南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的遗址不多，仅有通海兴义、大理海东银梭岛和剑川海门口遗址3处，但其中的剑川海门口遗址经过前后5次发掘,通过对遗址地层的清晰划分、出土遗物的分析和30多个碳-14数据，遗址的年代已经明晰：“年代从距今3800～2400年，跨度达1400年；经过细化后，一期的年代为距今3800年左右，为云南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二期的年代为距今3200年左右，为青铜时代早期；三期的年代为距今2400年左右，为青铜时代中晚期。第三次发掘时，该遗址在距今3000～2600年期间，无文化堆积，地层存在缺失。该遗址在地层上虽然有间断，但遗址的文化发展是一脉相承的。”这基本构建了滇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14]。通海兴义遗址，现存面积约5.2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8.2～9.4米，是目前国内发掘最深的贝丘遗址。遗址地层海东类型（兴义一期）遗存、兴义二期遗存、滇文化遗存相互叠压，大致构建滇中三湖区域距今约4000~2000年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为探讨滇中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文化演变奠定了基础[15]。另外，李昆声和闵锐先生根据对最新田野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认为：“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前段，剑川鳌凤山墓地第一期，大理市海东银梭岛第三、四期和五期前段，德钦县纳古墓地，香格里拉石棺墓地，鲁甸县野石山遗址，耿马县石佛洞遗址，昆明王家墩村遗址和龙陵县大花石遗址墓地早期晚段及晚期9处遗址和墓葬，时代上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将鲁甸县野石山遗址、耿马县石佛洞遗址和龙陵县大花石遗址墓地早期晚段及晚期等，在以前被归入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遗址和墓葬归入青铜时代早期，为我们研究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时代早期的过渡提供一定借鉴和理论指导[16]。通过对西山王家墩、西山天子庙、西山大营庄、呈贡小古城、晋宁石寨山（遗址第二、三层地层）、晋宁小平山、晋宁河泊所、晋宁古城、晋宁上西河、江川光坟头、通海兴义、大理海东银梭岛等12处青铜时代贝丘遗址资料的梳理，遗址中不仅发现有青铜渣、铜片、铜条、鱼钩、锥、镰、锛、戈、镞和镯等青铜器，还有锛、斧、刀、镞等石器伴出。特别是西山王家墩遗址发现的长条形实心无銎，两面有段铜锛和带耳方内直援圭首戈，形态较为原始，铜锛为含锡量不高的锡青铜，铜戈为红铜。铜锛形制与伴出的有段石锛较为相似，明显承袭了石锛的形制。而作为武器的铜戈为红铜，说明了铜器的制作水平不高，应该处于铜器制作的早期阶段[17]。另外，几处遗址中发现的铜片、铜条、鱼钩、锥、镰、镞和镯等青铜器均为小件器物，无大型器物发现，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大量发现的同心圆纹红陶盘和凸口沿玉镯、玉玦，则与滇池区域青铜时代墓葬中所出的同类器物几乎一样，则进一步证明了遗址属于青铜时代早期，而不是以前所认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呈贡小古城遗址，在地层上能够提供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时代早期过渡的证据[18]。

就云南贝丘遗址而言，云南贝丘遗址地层堆积较厚，延续的时间较长，包含的文化遗物丰富，能很好地反映云南史前文化的发展历程。加上云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云南史前社会的发展进程。由于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自远古即存在，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与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在时间上是交叉的，在空间上也有重叠现象。但在后期外来青铜文化传入云南以后，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很快被云南的土著所接收、吸纳和转化。外来的青铜文化迅速取代了云南原有的新石器时代土著文化，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很快在云南得以确立，并与云南的实际相结合，很好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时代早期的过渡，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早期青铜文明。

三、结语

目前，就云南贝丘遗址来说，以往的调查因工作条件很差，方法比较落后，故资料收集比较粗放。少数经过发掘的贝丘遗址，不但发掘的面积小，缺乏系统性，而且受早期客观条件的限制，一些贝丘遗址许多原本极易搜集和有重要价值的资料也被白白地浪费。早期所调查的大量贝丘遗址，其文化堆积分层不够细致，没有认真划分层位，没有分层取样，未做系统的碳-14和其他年代测定，无确切的相对年代。年代的推断过于笼统，将其界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各遗址中采集或发掘到的资料中，对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的比例、各种质地的陶片所占的比例、动植物遗骸等都没有做统计。对陶器的复原、陶质的化学成分、烧制技术等细节的了解也不够清楚。对于与其他如古环境、古地质、古气候、植物、动物等学科的交叉研究，除了一些动物骨骼和部分软体动物做过鉴定以外，基本未展开。因此，无法研究蕴藏在贝丘遗址中的古代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其时代多数应该为青铜时代，有的甚至延续的时间更晚。特别是大理海东银梭岛、江川光坟头、通海兴义遗址的发掘，对地层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并进行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目前，发掘资料正在整理中，希望这些珍贵的资料公布后能够改善云南贝丘遗址研究长期滞后的现状。贝丘遗址是目前云南境内保存较好、内容较为丰富的文化遗存。研究云南的古代文化，离不开对贝丘遗址的研究。以大理银梭岛和通海兴义遗址的发掘，化解了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向青铜时代过渡的学术难题，为我们如何全面地研究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向青铜时代过渡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