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晖

1901年12月，三十八岁的日本美术教育家冈仓天心前往印度访问。在为期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冈仓天心考察了大量古印度建筑、雕塑和美术，深入了解底蕴深厚的古印度文化，在美学思想上，形成了日本、中国、印度古美术一体论的萌芽。通过此行，精通英语的冈仓天心广结善缘，结识了大量来自欧美的艺术爱好者，这些人脉，为他之后的发展提供了极大便利。在这一过程中，冈仓天心与当时印度伟大哲学家、宗教家斯瓦米·维韦卡南达的结缘值得大书特书，也因此，冈仓天心后期的思想和事业都获得了新的高度。

一

明治十二年（1878），年仅十六岁的冈仓天心考入当年刚刚创办的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成为该校首届大学生。在学期间，因为学业出类拔萃，尤其是出色的英语水平，获得东大美国外教欧内斯特·费诺罗萨青睐。费氏教的是政治经济学，却钟情东方文化，尤其对日本古代文化研究慧眼独具。于是，熟悉东方文化又精熟英语的冈仓天心被他提拔为助教，当费氏的翻译，冈仓天心陪同他到各地古书画、古器具店探访，也帮他翻译日本古文献。后来在文部省支持下，师徒两人前往京都、奈良等地调查古寺及佛教美术文化。正是在费氏的影响引导下，他对古老的东方美术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卓然成为该领域的大家。

1883年，冈仓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就在日本文部省担任很多公职。1893年，他受新成立的帝国博物馆委派到中国，先后考察了北京、开封、洛阳、西安、成都等地的中国古代美术。1896年，他与费氏以日本美术调查委员的身份前往欧美各国考察美术教育，回国后创办了东京美术学校。1898年，冈仓天心因为公、私两方面的原因辞去古寺社保护委员、东京美术学校校长等职，开办了日本美术院。以美术的教学和研究机构为据点，冈仓结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美术研究、爱好者。比如玛克露德（Josephine Macleod）与哈伊特（Josephine M Hyde），就是来自美国的美术领域女学者。正是这两个外国女弟子，促成了后来冈仓天心的印度之行，并与维韦卡南达结下不解之缘。

玛克露德是美国富商之女，喜欢印度佛教艺术文化;哈伊特也是出身美国富裕之家的美术评论家，曾向西方美术界推荐发表过冈仓天心的文章，还撰文介绍他主导下的日本美术院所取得的成绩。1893年，精通英语的印度高僧、著名宗教改革家维韦卡南达前往美国芝加哥参加世界宗教大会，并在会上做了以吠檀多哲学为主旨的演讲，引发空前反响。此后三年，维韦卡南达在美国与欧洲巡回演讲，追随者如云，玛克露德是其一。后来，玛克露德与哈伊特结伴赴日研究日本美术时，慕名结识了冈仓天心，并成为他的学生。当时冈仓天心正准备筹办亚细亚宗教大会，他从玛克露德那里了解到维韦卡南达，曾积极向他发出参会邀请并寄上旅费。因为健康的原因，维韦卡南达没有成行，却也种下日后结缘的契机。在玛克露德等人鼓动下，冈仓天心萌生到印度考察古美术、寻访维韦卡南达的念头。

冈仓天心出访印度，还与十九世纪末日本的宗教氛围的推动有关。明治后期，日本佛教界普遍对藏传佛教及印度佛教产生兴趣，印度与日本之间的佛教人士一度往来颇为频繁。尤其是当时日本佛教界正在筹备在京都举办的“东洋宗教大会”。其中冈仓天心的好友、在奈良室生寺任住持的丸山贯长正致力于真言宗的复兴运动，冈仓天心与之过从甚密并积极参与其中。丸山住持委托冈仓天心等前往印度，当面邀请维韦卡南达到日本参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将此作为推动真言宗复兴的重要一环。

作为一个日本现代美术教育、研究的先驱，冈仓天心前往印度寻访更与他的研究工作密切相关。1893年的首次中國考察之行，给冈仓天心深深的震撼，他深刻体验到日本沐浴于自古从中国、印度传来的宗教和美术之美的恩惠中。因此，通过深入印度实地考察，理清中、印、日三国之间的文化艺术源流，也是他长期以来念兹在兹的课题。

最后，对冈仓天心本人而言，出访前夕也是他事业上举步维艰、个人私生活陷入重重困境的时节，因此印度之行也成了他逃避窘境的一种理由和选择。

万事俱备，出发就成了势在必行。1901年12月，冈仓天心在玛克露德的陪同下，与奈良室生寺住持丸山贯长的弟子崛至德等一行四人踏上前往印度的旅程。

二

2018年8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一则外交消息：印度驻华大使馆文化处被正式命名为“斯瓦米·维韦卡南达文化中心”，印度驻华大使班浩然与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主席维奈·萨哈斯拉布德出席命名仪式并为文化中心揭牌。这个用来命名印度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维韦卡南达”，与一个多世纪前，冈仓天心远涉汪洋乘风破浪要去结识的印度高僧维韦卡南达，正是同一人。

维韦卡南达（1863—1902），梵语的意思是“辨喜”，在我国一度通称“辨喜和尚”，他是十九世纪末印度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在现代印度的新觉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思想的光辉至今仍在影响着印度社会的各个领域。不仅如此，维韦卡南达的影响早就跨越国界，在欧美宗教思想文化领域声名远扬。且不说他的宗教思想锋芒，当今风靡全世界的瑜伽热潮，就是滥觞于一个多世纪前他在欧美不遗余力的宣扬和推动;而在今天的印度教信众之间，有关维韦卡南达的生命与宗教话题更是充斥诸多传奇色彩，笼罩着东方神秘主义的光晕。

维韦卡南达，原名挪伦特拉那特·达德，成年后因为师从印度名僧、著名宗教思想家、改革家罗摩克里希纳，根据印度习俗而改名。1863年，他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刹帝利种姓之家。刹帝利是印度社会等级中的贵胄阶层，父亲是当地高等法院的律师，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印度教徒，嗜读《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等教典。这两部印度教典成了维韦卡南达儿童启蒙时代一大精神营养来源。据说他母亲十月怀胎即将临产前夕，曾梦见大神湿婆（Shiva）要投胎成为她儿子。在印度教中，湿婆与梵天（Brahma）和毗湿奴（Vishnu）并称为三大主神，这是大吉大利之兆，似乎预示了他生命与印度教的不解因缘。维韦卡南达自幼接受当时最优越的教育，天才早慧，乃至有神童之称。他不但精通印度文化，对西方文化也熟悉得如数家珍，在考进大学之前，他对西方历史文化已经拥有广博的知识。因为自幼亲近“奥义书”中的古印度智慧传统，长于深层次冥想，渴望了解神的奥秘，他大学毕业后立志求道，像云游僧一样浪迹各处拜访高僧圣人。

1884年，维韦卡南达父亲突然过世，家庭陷入重重危机，他痛感到生命的虚无。以此为契机，他对于导师的爱和信念进一步加深，结束了他作为一个信徒的所有怀疑和动摇。不久罗摩克里希纳去世后，他发愿继承导师的遗志，完成他的未竟之业，他走遍南亚次大陆的山山水水，传播导师的思想。

在游历古吉拉特和马德拉斯时，维韦卡南达得知即将在美国芝加哥举行世界宗教议会大会的信息，他凭直觉意识到这是弘扬印度宗教文化的大好时机，困惑的是，如何得到导师的应允？果然，当晚奇迹发生了，他在打坐冥想中，清晰地看到罗摩克里希纳跨海西行，并且向他招手。更巧的是，这时他收到恩师遗孀的来信，在得到师母的肯定与祝福后，所有的疑虑烟消云散，他的远游之梦变得呼之欲出：他要去美国，传播吠檀多哲学与瑜伽实践;还要在印度建立一个服务于穷人和受压迫群体的僧侣团体。这个梦想经过几番波折挫折，终于实现了。

1893年5月31日，维韦卡南达从孟买起航前往美国芝加哥，作为印度教正式代表参加了宗教议会大会。“维韦卡南达”就是在参会前临时确定的。宗教议会大会于9月11日至27日举行，维韦卡南达应邀做了演讲，首次发言就大获成功，与会者掌声持续了两分钟。于是，一个托钵化缘的印度游方僧，转瞬间成了一个光芒万丈的存在，创造了一夜成名的神话。此后维韦卡南达频繁地奔走各地，发表演讲和谈话，并于1895年暑期在纽约附近的千岛收门徒，传播印度吠檀多哲学。这些讲义后来结集为《千岛语录》出版，成了他最富思想内涵与文化魅力的代表作。而那些追随他的门徒，则像蒲公英的种子，随着山风四处飘荡，后来成了在西方传播印度文化的重要力量。通过他的不懈努力，众多欧美人士开始理解接受印度教，历来因西方传教士的歪曲而造成的误解逐渐被消除。

1897年，维韦卡南达在加尔各答创立了罗摩克里希纳传教会，致力于社会改革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成为十九世纪末印度教复兴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在维韦卡南达及其弟子们艰苦卓绝的努力下，罗摩克里希纳传教会日益深入民心，逐渐成为孟加拉地区最大的宗教改革组织，进而将影响扩展到欧美西方世界。维韦卡南达在世时就开始在欧美设立分支机构，至今除了国内设立的八十一个活动中心、五十一个道院、六所大学和诸多宗教哲学研究机构之外，还在欧美和海外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建有九百个活动中心和道院，这些中心和机构已经成为印度在国际上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维韋卡南达不仅在欧美世界声名远扬，和日本也颇有渊源。1893年他前往欧美参加宗教议会大会的途中经停日本神户，顺道走访了京都、大阪、东京。他对日本明治维新后取得的一系列现代化成就感铭很深，赞不绝口，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印度也要师法日本，自立自强以摆脱英国人的殖民统治，让印度人民用自己的双手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所以，对冈仓天心一行来访，维韦卡南达也是满心期待。

三

日本茶道有一个出现频次很高的术语叫“一期一会”，据说出自幕末在“樱田门事变”中丧命的幕府大佬井伊直弼所写茶道专著《茶汤一会集》中，作为揭示饮茶真谛的“茶偈”得到尊崇。这个四字熟语在茶道里，指的是表演茶道的人在内心抱持“难得一面，世当珍惜”的觉悟来诚心礼遇每一位有缘来聚之人，也就是以“此生唯一一次”的珍重感来对待眼前人，这样的觉悟中也包含着日本传统文化中的无常观与生命美学观。基于这种觉悟，相见之时，由内到外自然涌现出一种“一期一会，难得一面，世当珍惜”之感，进而思考人生的离合、相聚的真谛，使参与者的精神境界接受一次洗礼，进入更高次元空间，生命由此迸发一种鲜花盛放的极致。可以说，冈仓天心与维韦卡南达的相遇，似乎也蒙上几分“一期一会”的宿命感与神秘主义色彩，其中的诸多偶然又偏偏与必然互通款曲，后人读之，只能用“冥冥中注定”一语来形容。

经过近一个月的海上颠簸，冈仓天心一行于1902年1月初抵达孟加拉湾的马德拉斯。在接受了国王的盛情款待、参观了当地美术馆之后，于6日前往加尔各答，并在郊外哈乌拉的博鲁鲁寺拜会了维韦卡南达。他们虽然第一次，而且是生涯中唯一的一次交游，但第一次会面，他们像神交已久再次重逢的故人一样，畅通无碍地出入彼此的心灵，并在彼此心中撞出了生命和智慧的火花。

一个是日本美术教育家，一个是印度宗教大师，隔着遥远的印度洋、太平洋来相会，但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他们的生平，我们不禁要惊叹在他们身上竟然存在如此之多的共同点：两人同龄，都出生于1863年;大致相同的教育背景，在精通、热爱本土文化的同时，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熏陶，都娴熟掌握英语，能直接用英语演讲著述，通晓西方文化;都有过欧美之行，对西方的物质精神文明的长短了然于心;同样的使命感，在面对西洋强大发达的物质与科技的力量，对自己的国家的命运抱有深刻的危机意识;与此同时，也珍视自身的文化传统，力图在吸收西洋文明的过程中注入东方的精神，实现东方文化浴火重生后，来与咄咄逼人的西方文化相抗衡——这些都是维韦卡南达与冈仓天心的共通之处，也是心心相印之所在。

有关冈仓天心出访印度与维韦卡南达的相遇，很遗憾，由于冈仓天心当时为避免给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主张民族独立的友人制造麻烦，所以他都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后人只能从另一渠道比如书信、公共演讲谈话以及当时现场目击者的回忆中窥见其境况。冈仓天心曾致信真言宗僧人，谈到这次会见的感触，在信中尊称维韦卡南达为“大师”，盛赞他气魄学识超然拔群，为一代名士云云;而维韦卡南达也在其后写给泰戈尔的信中，对冈仓天心的学识风度赞誉有加。由此可见，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之情。作为安排、撮合这次历史性相遇的媒介玛克露德，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人生中最幸福的瞬间之一，就是在博鲁鲁寺，冈仓天心与维韦卡南达的相会。几天后，天心用稍稍有些生硬的语调对我说：‘维韦卡南达是我们的，他是东洋人，不是你的。”

从她的话语中不难领会到冈仓天心已经在内心深处将维韦卡南达划入“自己人”的自豪感。

当然，两个巨人相遇所激发出的，还有更多难以用语言传达的东西。人和人之间的相遇，有时充满神秘或宿命的色彩。有的天天见面，终生相伴，却终究是一辆车轮子下的两条轨道，永不相交，咫尺天涯;有的因缘际会，即便不言，也有灵犀，蓦然回首拈花一笑之间，却有桃红柳绿生机盎然的生命奇观纷纷纭纭迭出涌现。冈仓天心与维韦卡南达这两个亚洲文化巨匠的一期一会，后者因不久后英年早逝，影响如何，因为没有具体的指向，结论暂付阙如。对前者冈仓而言，却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有迹象脉络可循。

四

印度之行对冈仓天心來说意义非凡。围绕着与维韦卡南达的交游，此行的收获远在他期待之外，是他生涯事业中一件不可错过的艺术与灵魂的壮游。这次行程和1893年对中国古美术的寻访之旅，对冈仓天心文化观、东方艺术史的研究影响深远，对他此后艺术观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印度之行，促进了冈仓天心“东洋美术一体观”的形成，并且以美术考察为基础，他美学思想的转变获得了契机。正如日本学者稻贺繁子指出的：“冈仓天心这一时期强烈的东洋人意识，很大一部分来自维韦卡南达的启示。”

在维韦卡南达及其弟子们的陪同下，冈仓天心旅印期间，走访了加尔各答、阿格拉、瓜廖尔、菩提伽耶、阿丹坨村、斋普尔、德里等地的名胜古迹，观赏了绘画、雕刻、建筑等各种古美术，深刻领会了印度佛教的悠久历史和精湛技艺，这对注重实地考察与艺术直观的冈仓天心来说，是非常珍贵的深度艺术体验之旅。印度之行的审美体验与美术观感，集中体现在回国后的系列演讲，以及后来用英文写的《东洋的理想》、《觉醒之书》、《茶之书》等著作中。

以维韦卡南达及其人脉为媒介，冈仓天心结识了几个与维韦卡南达过从甚密的人，他们对冈仓天心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尼维德塔·罗摩克里希那·维韦卡南达（Nivedita Of Ramakrishna Vivekananda）值得一书。尼维德塔是维韦卡南达的英国女弟子，美术评论家，原名玛格丽特·伊丽莎白·诺贝尔。1895年，维韦卡南达在欧洲巡回演讲。在英国，玛格丽特亲睹维韦卡南达风采，聆听天外之音，魂魄为之折服，成为他的追随者，并于1898年追随他回到印度，成为正式入室弟子、自此改名“尼维德塔·罗摩克里希那·维韦卡南达”。维韦卡南达辞世后，尼维德塔将他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她积极从事女子教育，研究印度美术，并为印度民族解放独立事业奔走助力，有“真正的印度之母”美誉。而对冈仓天心而言，尼维德塔也是一个重要存在，在印度考察期间，她不仅给予天心种种照顾和便利，尤其在工作上，有着重要意义。其后冈仓天心用英文写就的《东洋的理想》一书，尼维德塔为全书订正，并撰写序言，推荐给英国伦敦的琼斯·玛丽出版社。在马克露德与尼维德塔这两个维韦卡南达女弟子的鼎力协助下，1903年《东洋的理想》一书在伦敦问世，成了冈仓天心走向西方世界的起点。在维韦卡南达的女弟子中，还有美国富商之女奥尔·布鲁夫人与女歌唱家萨斯碧姐妹，她们既是维韦卡南达的忠实信徒又都是艺术爱好者。后来冈仓天心前往欧美发展，维韦卡南达的这些人脉，为他立足海外提供了种种生活与事业上的宝贵援助，直接促成了冈仓天心另一部杰作《茶之书》的出版。

经由维韦卡南达介绍，冈仓天心还结识了诗人泰戈尔，并寓居于泰戈尔的家中。诗人泰戈尔的家族可谓当地的名门望族，家族里人才济济，他的家几乎就是当时加尔各答艺术文化的中心，绘画、诗歌、音乐、教育等领域的探索都发生在这里，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熊熊激情也在这里生发，它为冈仓天心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角度全方位地认识印度提供了最好的平台，而两人也成了终生不渝的挚友。

五

第一次印度之行，使得冈仓天心的人生与学问获得了新的高度和维度。他在《东洋的理想》开篇写道：“亚洲是一体的。虽然，喜马拉雅山脉把两个强大的文明，即具有孔子的集体主义的中国文明与具有佛陀的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相隔开，但是，那道雪山的屏障，却一刻也没能阻隔亚洲民族那种追求‘终极普遍性的爱的扩展。正是这种爱，是所有亚洲民族共通的思想遗产，使他们创造出了世界所有重要的宗教……”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段落，常常玩味吟咏。透过字里行间，我仿佛听到日、印两个文化巨人思想灵魂的激荡与融合，它越过高山汪洋，越过邈远的时间，在亚细亚的上空悠然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