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喜平

细读国际著名的印度学家郁龙余先生的新作《“一带一路”开创文明新纪元》，两条明显的脉络最先展现在面前：一是他在整个人类文明转型的大视野下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定位、未来展望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学术解读、构建，得出了“一带一路”开创人类文明新纪元的结论;二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照下对“中印大同”、“Chindia”的宏伟蓝图进行了构建，提出了中国、印度两个大国历史担当的卓见。我想这大概也是作者在这本专著中所要表达的主旨。作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和“一带一路”倡议所做的阐释，不是口号式的，不是想当然的，而是运用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深厚的学术功力，将它们深深地构筑在人类思想文化基础之上，这正是这本学术专著的大用之处。

作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古代数千年丝路和海丝路的传承发展。古丝路和海丝路曾经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主渠道，给人类文明发展带来巨大的动力。受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影响的欧洲文艺复兴和欧洲启蒙运动，虽然促进了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加速了东西文化的交流，缔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但资本主义经过五百年的发展，已经显出疲态和沉沦之势，发动侵略战争、海外殖民，输出资本和文化，追求暴力和暴利的“双暴”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越来越不得人心。资本主义内部动荡不已，目前世界的动荡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衰落有关。人类如何克服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危机，是各国政治家和社会精英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一带一路”的建设正是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后主动调整，重新确定方向而进行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包括必不可少的文化理论建设。

站在文明发展转型的大视野之下，作者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导理念、追求的终极目标、建设的方法及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解读和理论建构。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至少有五大理念可与全世界人民共享，即“民为邦本”的民主观，“中庸之道”的方法论，“和而不同”的关系总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原则，“天下大同”的社会观，这五大理念是人类古老的智慧，这在东、西方有着广泛的认同。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最终目标就是引导人类进入全新的大同之境，摆脱战争，共享繁荣和发展，就是东、西方人民梦寐以求的“天下大同”，就是印度的“世界一家”，就是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希伯来文明中的“伊甸园”的伟大理想。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必须采用科学、高尚的方法，这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建设目标;实现这些建设目标必须坚持用“亲、诚、惠、容”的作风处理好各合作国之间的关系。

围绕中、印关系及由此展开的阐述、记述、评论是该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印度是中国唇齿相依的近邻，是一个出思想、出经典的国度。作者作为研究中印比较文学、中国印度学、印度汉学的著名学者，曾经被印度总统授予“印度学家奖”。作者在该书中表达的思想观点无疑具有权威性，这也是这部学术专著的价值和“底气”所在。它打开了我们从精神层面认识印度的大门，告诉人们中、印友谊是一个尚待开发的文化“富矿”，与中国文化一样，印度文化中蕴含着解决当前人类面临问题的宝藏。

作者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指导下，精心构建了“中印命运共同体”，亦称为“中印大同”、“Chindia”、“龙象共和”的整体框架，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对未来中、印关系的发展深具指导和借鉴意义，这也是探索学术与实际问题结合、与治国理政结合的最好的例证。

在这个整体的构建框架中，他分析了中、印关系的现实困境，抓住了中国、印度缺乏政治互信、缺乏了解的主要矛盾，大胆地做出中、印关系的基本面是健康的，这种健康的因素蕴藏在中、印的文化之中的判断。他呼吁加强对印度的研究和了解，大幅度提升中、印两国关系，积极倡导和践行中、印“大同思想”，并上升到哲理层面论证其合理性。他认为“中印命运共同体”有五大思想基础，即“天人合一”与“梵我一如”的哲学基础，“仁爱和合”与“慈爱不害”的道德基础，“民为邦本”与“长老会制”的政治基础，“恕道思想”与“容忍观念”社会基础，“中庸之道”与“中观思想”方法论基础，认为这是两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作者在书中列举了选择中印大同、中印共和的五大理由，提出了实现中印大同的四大步骤：进行大规模，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大幅度扩大两国留学生规模;增大对中印学者的支持力度;利用国际合作机制发展中印关系。他认为未划定的边界问题，是中印关系的关键，积极创造条件适时解决好边界问题将会使中印关系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对“中印大同”的命运共同体进行构建的同时，作者对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对世界的意义进行了系统梳理，提出了中国、印度历史担当这个重大的时代命题。他认为中印文化是世界和平思想的发源地，和中华民族一样，印度历史上没有侵略别国的历史，文化中没有侵略扩张的基因。中印文化交流堪称世界文化交流的楷模，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如何避免冲突、战争，走向和平积累了经验。中、印两国在历史上属于“四大文明古国”、“中世纪三大文化中心”，是现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平崛起势不可挡。以“中印大同”为基础的中印两国崛起的意义高于欧洲文艺复兴，不仅会给中印人民，而且会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中印两国有条件、有义务担当起引领世界走出困境的歷史重任，在重建世界新秩序中发挥作用。

该书的结构分为上篇——“一带一路”与中国文化关系，下篇——中国与印度在精神层面的相互了解。上篇从学术文化和哲学思想的角度对“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印大同”两大体系进行了学术建构。下篇则从历史回顾的角度记录了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事件，并给出了作者自己的评价，构成了中印文化交流的真实的历史画卷，读来真实感人、催人奋进，进而起而效仿。作者对各位前辈大师的生平业绩、思想精髓的概括，对中印文化交流中重大事件的梳理评价，对中印重大的文化工程、译介工程、研究项目进行的解读，又进一步从思想层面夯实了上篇内容的宏论决断，为深入研究印度学、中印关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指引。

作者的文化交流观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为此，他首先呼吁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处理中印关系时把文明交流互鉴作为重中之重;第二，提出了中国和世界要在精神层面上加深了解，加强与各国学者、智囊、各个阶层人民的沟通，认为加深与世界各国人民精神层面的了解是中国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先决条件、重要标志;第三，要建立分层次的文化传播理念、加强思想层面的交流，“一带一路”不仅是物质建设，更是精神建设;第四，面对全球化背景下文明交流互鉴加速的趋势，玄奘舍身求法的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普世的意义，要在文化交流中大力弘扬这种“取经精神”。

关于作者的学术思想观，我们至少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认为国家的强盛必须有强盛的学术支撑。他引用了张之洞的劝学名言“时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进行论证，并评述道：无论中、外，每一个强盛的时代都有强盛的学术支撑，如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之理学，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二是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会通、融合一定是发生在哲学思想层面。他援引徐梵澄“求世界之大同，必先有学术之会通;学术之会通，在于义理之互证。在义理上契合，在思想上乃可和谐”的名言进行论证。作者在进行“一带一路”和“中印大同”的学术阐释时，所做的就是大量的学术、义理会通、互证工作。三是作者呼吁学者要做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发展大计、世界大势了然于胸，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要克服学术研究“短平快”的作风，从研究精神文化、哲学入手，研究透彻方有真知灼见。积极倡导学术研究工作要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让学术走出学术圈，用学术思想指导实际工作，为实际工作提供借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深切感觉到这虽然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又有许多方面超越学术，为处理当代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指导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