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张思永

一、引言

刘宓庆是中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是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界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也是中国翻译理论界标志性的人物。他的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仍笔耕不辍。他的翻译研究领域甚广，涵盖汉英对比与翻译、翻译与语言哲学、翻译教学、文化翻译学、翻译美学、中西译论比较、翻译学体系构建等。在其翻译理论研究中一直贯穿着几条或明或暗的理论观线索，如功能观、特色观、描写观等。这些观点相互关联，又各具特色，是刘宓庆译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着眼于探讨他的描写观。

“规定”和“描写”本是现代语言学家关注的语言理论术语，后被翻译理论界引入讨论翻译理论的性质。翻译理论的规定性和描写性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界一直讨论的话题。在20世纪80年代，刘宓庆就认为翻译理论应该是描写的。他在后来的文章或著作中一直坚持这一描写观，可以说，他的描写观贯穿于他的翻译理论研究的始终。但这一描写观是怎样形成的？中间有没有发生转向？翻译理论的描写性与规定性有何关系？这些问题正是本文要讨论的。

二、刘宓庆的两种描写观

刘宓庆在“翻译十答”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对翻译理论的功能主义描写原则的领悟和坚持应该归功于两位大师。第一位是我在北京大学的老师、语言学家高名凯教授。高名凯教授生前与我的三次谈话对我是决定终生的语言学理论启蒙。第二位是维根斯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当我在“理论丛林”中探索时，维根斯坦以自己的两部代表作，为我指出了前进方向，尤其在“理论的哲学观”上，维根斯坦的论述更使我坚定了自己的理论立场。

(刘宓庆 2005b: xxxiii)

从刘宓庆说的“功能主义描写原则”看，他的描写观是与其功能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文分别从语言学角度和语言哲学角度对他的描写观展开讨论。作者认为，他的描写观分为两种：语言学描写观和语言哲学描写观，并经历了前者向后者的转向。

(一)语言学描写观

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规定倾向比较明显，不管这种规定性是翻译理论提出者的本意还是后来人们赋予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引进了西方的语言学翻译理论，也接受了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一些观点，描写观就是其中之一。

语言学派翻译理论重视语言(包括文本)对比和对翻译过程的描写，如卡特福德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的理论对翻译的不同层次进行了描写研究。谭载喜在评论奈达的《翻译科学探索》时说：

他(指奈达)认为，翻译不仅是一种艺术，一种技巧，一种文学的再创作，而且还是一门科学。这里，所谓科学，主要指的是翻译的描写性，也就是说可以像描写语言一样，对翻译程序和方法进行客观的、科学的描写，并使之公式化。自始至终，奈达就是从这种“科学的”观点出发，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南，采用描写性而不是规范性方法，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研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谭载喜 1983: 51)

巴尔胡达罗夫在《语言与翻译》一书中对翻译理论的描写性进行了较多的阐述。他指出：

翻译理论绝不仅仅是，甚至主要并不是规定性科学。认为翻译理论是某些“处方”或“指令”的汇集，就像储存在电子计算机程序中的指令一样，翻译工作者必须无条件照办，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翻译理论主要是一门描写性学科，也就是说，它的主要和基本任务是描述实际的翻译过程，即揭示原语到译语这一转换的客观存在的规律，通过对已有译文的分析来发现这些规律，并通过一些术语将翻译过程模式化。在翻译理论中，也正如在任何科学理论中一样，这种描述性的一面居主导地位。

(巴尔胡达罗夫 1985: 25-26)

刘宓庆在20世纪80年代的翻译研究主要围绕语言对比和语言学派翻译理论进行，西方语言学派对他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他最初的描写观可能受到语言学派的影响，至少受到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他正是从索绪尔的语言学出发开始讨论，认为翻译学必须是描写性的。他说：

在索绪尔看来，语法的基本功能应该是“描写的”。这一立论使语言现象和语言现实居于第一位，语法居于第二位。翻译也应该是这样：翻译中的语言现实是第一位的，翻译规范(translation norms)应该是第二位的、相对的，是对“翻译现实”的条理化(methodic)描写。

(刘宓庆 1990: 5)

在此基础上，他结合汉外互译的实际，进一步认为：“中国翻译理论应重描写，不应重规定，首先是由翻译理论的对象性和对策性决定的；同时，也是由汉语语法的特征决定的。”(刘宓庆 1990： 5)他认为，要认识汉语的特性必须准确把握汉语语法的以下基本特征：“1) 汉语的语法功能不具备屈折形态表现手段。2) 由于汉语不具备语法功能的形态表现手段，使词性及句子成分的确定大抵取决于语义功能，因而突出了语义结构在语际转换中的重要作用：语义结构成了语句概念组织的轴心和最重要的生成—表达机制。3) 从汉语句子的表述规律及组织特征来说，中国翻译理论也必须首先紧紧抓住对语言事实的宏观描写，通过‘散点透视’进入句段结构规律的微观写照。”(刘宓庆 1990: 29、30、31)

刘宓庆认为，这些特征正是据以确立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必须重描写的最重要的语言事实。

范守义在《翻译理论与横断学科：新的途径——与<现代翻译理论>的作者商榷》一文中对刘宓庆的上述描写观提出了商榷意见。他认为，刘宓庆的上述推理是有问题的：

作者的论据与其论点并无必然联系。因为如果有必然联系，那么任何一种以非汉语的语言为主的翻译理论也应是“重描写的”，“重描写”似乎不该是中国翻译理论的专利。其实“描写”与“规定”是一对孪生，语言学中任何描写最终都会起到规定作用，而任何规定都必然来自描写。何况《理论》中亦有不少规定(p. 192)或规范(p. 66)。所以“重描写”应从《理论》的“基本模式”中删除。

(范守义 1991: 80)

或许出于对他人批评的回应，刘宓庆在后来的《新编当代翻译理论》(2005a)和《新编当代翻译理论(第二版)》(2012)中将“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一章改为“翻译理论基本模式”，并将其中的“中国翻译理论必须重描写”一节改为“翻译理论必须重描写”。看来，刘宓庆注意到了强调“中国”可能会引起误会，但仍旧保留了他的描写观，似乎强调“描写”是翻译理论的普遍特性。然而，刘宓庆只在标题上做了修改，相关内容并无大的变化，这就会产生表述上的矛盾：“现代翻译理论应重描写，而不应诉诸规定，首先是由翻译理论的对象性和对策性决定的；同时，也是由汉语的基本语法特征决定的。”(刘宓庆 2012： 22)把刘宓庆的描写观与西方学者的描写观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同是强调描写性，他们的角度却不相同。刘宓庆的描写观受索绪尔的语言描写观影响较大，侧重对语言事实的描写，特别强调对汉语特性的描写，这是导致他的另一译学观——特色观的根源之一。而西方学者强调对翻译过程、程序及文本的对比分析进行描写，从而发现其中的规律，进而应用到翻译实践或翻译教学中。

从另一方面看，在实际研究中，刘宓庆对翻译的程序和方法等还是比较重视的，他的《现代翻译理论》及其后来的新编本都设专门章节对此进行讨论。由此可见，刘宓庆的描写观与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描写观还是存在许多共同之处的。首先，两者都强调翻译理论来自翻译实践，理论是对经验的总结。如奈达认为，翻译是科学，“所谓科学，主要指的是翻译的描写性”(转引自谭载喜 1983: 51)。这是明显的经验主义的观点，与刘宓庆的“翻译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一脉相承。语言学派强调翻译理论的实用性，关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加之中国长期以来对马列实践论的认识，“理论从实践中来并指导实践”的观念一直存在于中国翻译理论学者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以致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文化学派翻译理论的引进，由于其具有脱离翻译操作实践的理论属性，引发了一场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大讨论，便在情理之中了。其次，关于描写性和规定性的关系，双方都认为翻译理论除了描写性外，还有规定性的一面，但描写性是主要的，规定性是次要的。刘宓庆的观点已在上文列出。西方学者如巴尔胡达罗夫认为：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翻译理论中就完全没有规范性的一面。必须看到，翻译理论不单是一门语言学学科，而且是应用语言学的一门学科。任何一门应用学科都与人类实践活动的某个方面联系在一起，并且是后者的科学依据。因此，应用学科中就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含有规律性或规范性的一面。翻译理论，要想具有某种实际(实用)价值，就必须不只是判明翻译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规律，而且也应当为翻译工作者提供某些规范或“规定”，在实践活动中遵循它们，就能获得预期的效果。……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具有双重性，是一门兼有描写性和规范性的学科，其中以描写性为主，规范性居次，但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巴尔胡达罗夫 1985: 90-91)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刘宓庆的描写观与西方语言学派的描写观有许多相似之处，表述方面也存在不少相似的地方。西方语言学派在这方面是否影响了刘宓庆的观点，刘宓庆没有说明，但从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对西方翻译理论开始关注并写过关于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概评来看，受影响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如他在《现代翻译理论》一书中涉及的翻译理论的职能、翻译学的性质、翻译的实质和任务、翻译的方法论和程序论、可译性问题等都是西方早期语言学派讨论的话题。因此，说《现代翻译理论》是一本语言学翻译理论著作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该著作后来的新版本《新编当代翻译理论》和《新编当代翻译理论》(第二版)增加了不少非语言学派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出刘宓庆研究视角的某种变化。但从整体上看，刘宓庆以语言为主的研究取向是没有改变的，这与他的经验主义观和以实践为指向的研究宗旨是有关的。

(二)语言哲学描写观

20世纪80年代末期，刘宓庆到欧洲国家游学，开始研究维根斯坦语言哲学，特别是维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这对他后期转向语言哲学的描写观起了重要的作用。维根斯坦认为，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写，而不以任何方式干预语言的实际使用。后期维根斯坦认为，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这种活动主要不是说明(explanation)，而是描述(description)，哲学是一种“纯粹的描述活动”(涂纪亮 2007: 1)。刘宓庆的描写观正是受维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描写观的启发。他引用维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来表达他的描写观：

我们可以不提出任何理论。在我们的思考中，一定不可有任何假设成分。我们必须去掉一切解释，而只能用描写来代替它。

(刘宓庆 2005b: xxxiii)

与其前期哲学追求语言和世界的本质结构以及事物的明晰性、确定性和普遍性不同，后期维根斯坦转向反本质主义，认为语言和世界本来就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哲学不应该片面强调普遍性而忽视个别性。这一点对刘宓庆的启发很大，他的译学功能观、描写观、特色观以及对经验的强调都与维根斯坦后期的哲学观一脉相承。其实，在接触维根斯坦哲学思想之前，刘宓庆已经表现出了这些思想倾向，后来他到欧洲游学，开始学习西方哲学，正是他的这种前理解使他很快接受了后期维根斯坦的哲学观，并将先前的观点进行了强化。这也是作者将其描写观分为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两个视角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但是，刘宓庆在其研究中也表现出了与后期维根斯坦哲学精神不相一致的地方。其一，后期维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倾向使他反对一切体系的东西，即他是反体系的。刘宓庆一生则致力于构建翻译学的体系，并且这种体系构建是演绎的，框架先行的。刘宓庆对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的批评之一就是认为西方“拿不出一本比较有系统的翻译理论著作来”(刘宓庆 2005b：xix)。其二，维根斯坦在其哲学生涯的后期认为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在他看来，“理论”代表着一种本质主义，因此他是反理论的。与维根斯坦不同，刘宓庆则致力于理论的研究，他的《现代翻译理论》、《当代翻译理论》(1999)和《新编当代翻译理论》都是以“翻译理论”命名的。另外，刘宓庆努力使翻译理论体系化，他对翻译基础理论的“整体性整合研究”即可证明。国内有学者意识到“理论”的局限性，如张佩瑶(2012)用“翻译话语”代替“翻译理论”或“翻译思想”，体现出了一种维根斯坦式的思维。不过，汉语的非形态特征使得“理论”“研究”等词给人一种本质论的印象，因为无法判断其为单数还是复数，这与英语的“theories”和“studies”所表达的明晰性是不同的。其三，后期维根斯坦反对对事物进行解释，只对其进行如实的描写。刘宓庆(2005b：xiii)在研究中西翻译思想时强调区分理论的“源”和“流”，认为要“沿波讨源”，才能深入把握理论的思想内涵，如他对本杰明翻译思想“源头”的探究和追溯。而这种研究正是一种解释或说明，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对翻译研究来说不言而喻。究其原因，或许是维根斯坦和刘宓庆对“解释”或“说明”的理解并不一致所致，如维根斯坦认为，“解释”是自然科学的任务，“描写”则是哲学的任务。

需要说明的是，维根斯坦虽然从前期的本质主义转向了后期的反本质主义，但他的反本质并没有完全走向解构主义对本质的完全抛弃，这就使他与欧陆语言哲学，特别是现代阐释学有更多的共性，后者走的是现象学的路子：悬置本质，但不完全否定本质。很明显，刘宓庆的理解理论和接受理论正是基于西方现代阐释学的。他在2001年出版的《翻译与语言哲学》中已涉及意义、理解的多元化和关注读者的问题，但他后来的翻译理论观点基本上止于阐释学翻译理论，这是刘宓庆后来执着于西方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的必然结果。而对西方当代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刘宓庆是持批评态度的，这一点在他的《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一书中对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缺陷的评论中可以看出。

三、翻译理论的描写性和规定性

以上对刘宓庆的译学描写观进行了简要的述评，由于翻译理论的描写性和规定性的关系极为密切，也是翻译理论界经常争论的话题，因此作者拟结合刘宓庆的描写观从以下5个方面对两者的关系做进一步的简要讨论，以进一步澄清两者的关系，加深对两者的认识。

第一，描写和规定既有对立，又相互依存。一方面，有描写的地方就会有规定，这是描写的目的使然；反之，有规定的地方也会有描写，这是由人的行为的社会属性决定的。另一方面，描写求“真”， 体现一种客观性；规定求“善”，体现一种主观性。但“真”中有“善”，“善”中存“真”，规定性标准是主观上要求一种客观性，而描写性理论是客观上体现出一种主观性。

第二，语言学派翻译理论虽然依托于现代语言学理论从而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科学性，但其服务于翻译实践和翻译培训的社会需求的现实使其带有较强的实践品格，从这个意义上看，描写只是手段，规定才是目的，特别是对于以奈达、纽马克等人为代表的早期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更是如此。因此，说其描写性是主要的、第一位的，规定性是次要的、第二位的，是从理论的生成角度讲的。如果从理论的实践指向看，说其规定性是首要的、第一位的，也未尝不可。

第三，不只是语言学派，传统翻译理论和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及其他)都兼具描写性和规定性的两面。传统翻译理论的描写性在于它直接来自翻译实践和经验，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尤为如此。传统翻译理论的规定性表现在它的伦理性，主要表现在它对翻译标准的制定上，不管这种标准是预设的还是后设的。“案本”“信达雅”“神似”“化境”等无不如此。彦琮的“八备说”可能首先是描写性的，然后变成了一种对翻译主体的伦理要求。如果说传统翻译理论和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描写性和规定性都与翻译操作实践密切相关，因此属于翻译的内部研究的话，那么，文化学派的描写性和规定性则是指向已发生的翻译事实，属于外部研究，即从社会文化角度对翻译操作过程中或译文传播过程中的各种规范(norms)进行描写。更确切地说，文化学派的规定指的是规范，是描写的对象，而不是指向翻译操作的规定性指令。因此，对规定性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践的描写仍旧是描写学派。国内译学界在两个方面对文化学派存在误解，一是对“文化”的误解，认为文化学派就是对文本中文化因素的翻译的研究，从而认为中国早就在提出“文化与翻译”的问题，因此，西方理论不值得崇拜。二是对该学派“描写”和“规范”的误解。

第四，关于描写性理论，从场外看翻译实践或翻译事件，不做价值判断。但政治、意识形态本身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有极强的实践性和介入性。这种“介入性”需要的是规定，而不是描写。举例来说，鲁迅的翻译实践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其“硬译”说具有较强的规定性和目的性，即翻译实践指向性。但对其“硬译”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践的研究则属于文化学派的描写研究。从意识形态等文化视角对其“硬译”说的研究则属于翻译理论的文化研究，即属于翻译理论的描写研究。

第五，与规定和描写相关的3个概念：解释、判断和伦理。这3个概念都与译学的性质密切相关，但相互之间有着比较复杂的关系。首先，从西方语言学的发展看，大体有个规定、描写和解释的顺序，如传统语言学、美国描写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但这种顺序在译学发展史上不是必然的。有时，描写先于规定，如上文讨论的传统翻译理论和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有时，描写和解释同时发生，如西方描写学派翻译理论在描写翻译事实时也在进行解释。赫曼斯(Hermans)就认为描写的目的之一是解释。(转引自陈浪 2011： 51)要解释现象，就需要有“系统”这一概念，借助“系统”的概念可以较好地总结描写对象之间的关系，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说明。(陈浪 2011： 51)其次，规定、描写中也有判断问题，其中规定中蕴含的判断倾向最强，只是规定是前置式的，判断是后置式的。翻译批评的主要功能就是用预设的标准来进行判断，包括伦理判断、认知判断和审美判断，“信达雅”是这3种判断的代表。另外，判断有主观和客观之分：主观的判断主要是规定中的价值判断，如翻译审美判断；客观的判断主要是描写中的事实判断，如译文对原文做了哪些方面的改写。最后，规定、描写和伦理密切相关。一方面，规定与伦理最为密切，都涉及“应不应该”的问题，但本质不同。朱志瑜(2009： 5)指出，“翻译伦理主要针对的是‘人际关系’，而规定性的翻译理论说的是‘文本关系’”。另一方面，描写和伦理也密不可分。虽然从传统意义上讲，描写较少涉及价值判断，但由于描写和判断的密切关系，“应不应该”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描写是不够的。翻译理论必须面对伦理问题”(朱志瑜 2009： 7)。其实，西方译学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反思后殖民视域下翻译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一度出现了译学研究的“伦理转向”。皮姆(Pym 2001)、韦努蒂(Venuti 1998)、切斯特曼(Chesterman 2001)等人就此展开了讨论和研究。就刘宓庆译学研究而言，他的汉英对比、文化翻译倾向于描写，翻译教学、翻译技巧倾向于规定，对中西翻译思想的追根溯源倾向于解释，对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的批评倾向于判断，对中西翻译思想的比较以及翻译的文化战略考量则倾向于伦理。

四、结语

翻译理论的描写性是翻译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以上对刘宓庆译学思想的描写观进行了梳理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简要论述了翻译理论的描写性和规定性的关系。从分析可以看出，刘宓庆的描写观经历了从语言学描写观到语言哲学描写观的转向，这一转向是与他的翻译研究历程紧密关联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分析一个学者的某一理论观点不能简单化和静态化，因为其观点形成的学术背景乃至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给他的理论观点留下了明显的时代烙印。反过来看，也只有通过这种梳理去了解一个人的学术观点，才能对这一学术观点形成的学术语境有更全面、更准确、更深入的认识，这对反思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的历程无疑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