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商大学 崔会杰

一、引言

径山寺始建于唐天宝元年(742)，又名双径、径坞，南宋年间大慧宗杲来此宣讲临济禅，为道俗钦慕,“说法于千僧阁以为末后垂训”(宋奎光 1980： 137)，径山大见兴盛。宋孝宗曾移驾径山，御书“径山兴万寿禅寺”，地位之高可见一斑。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朝廷规定天下诸寺寺格等级，最具名望的禅宗五大寺和其次的十座大寺被认定为“五山十刹”，五山十刹制度确立。据明代郎瑛撰《七修类稿》载，径山列居禅院五山之首。宋理宗时，临济禅人无准师范因诏迁住径山，任第三十四代住持，因有补圣治，受赐“佛鉴禅师”号，有“天下第一等宗师”(虎关师1913： 217)之名。时径山无准蜚声海外，慕名入宋求禅的日僧纷至沓来，以至于无准门下的无学祖元(1934： 187)赴日时感叹道：“老僧虽在大唐，与日本兄弟同住者多。”

无准师范宗风广阔，对门下学禅之人一视同仁，“径山门下无彼无我,大家迭足挨肩”(无准师范 1975： 241)。日本东福寺开山圆尔辩圆便是无准师范门下高足，圆尔学成归去之后，教化僧俗，遂引得更多僧人参谒于径山。南宋时期的入宋僧中，当以参访杭州径山寺的日僧人数最多，木宫泰彦(1980： 341)认为，南宋禅院五山首位的径山与日本关系最为密切。夏应元(1992： 13)也注意到：以入宋僧参访人数多少排序的话，南宋时期径山为第一。这一时期学成归国的日僧也大都成为一寺开山，可谓是将径山禅的国际化推向了高潮，在宋代乃至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抹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古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来看，宋元禅宗传入日本是继隋唐佛教传入日本之后两国文化交流进入第二次高潮的重要标志”(杨曾文 2013： 241)。自不待言，访学径山的日僧，参谒于径山高僧大德会下，当以精修禅法为第一要务，而径山僧伽接引学人，布施教诲，向来不惜余力，不拘一格。时而辛冷泼辣，如无准师范于圆相中画一丁字，性才法心苦心钻研，虽骨臀肿烂仍坚持坐禅，历经九年终得大悟；时而和风细雨般地循循善诱，多以偈颂、法语的形式授予门下子弟，记录在诸祖语录之中，颇有大慧宗杲话头禅之风，即通过参一公案或话头，在内心强烈持久的“疑情”的驱使下，专注一心向内观，继而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入不可思议境。《无准师范禅师语录》中，有无准师范(1975： 253)给日僧无外尔然的一则法语：

示日本然上人

所以道无南北，弘之在人，果能弘道，则一切处总是受用处。不动本际而遍历南方，不涉外求而普参知识，如是则非独此国彼国不隔丝毫。至于及尽无边香水海那边更那边，犹指诸掌耳。此吾心之常分，非假于佗术。然上人如是信得及，则逾海越漠，涉岭登山，初不恶矣。

如禅宗六祖慧能所说“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无准告诫尔然，真正的禅道不分地域，关键在于弘道之人，期待着尔然能够广布禅法，行道于四方。于是尔然东归日本，在圆尔辩圆门下勤于参禅，“开实相寺为第一代”(卍元师蛮1917： 159)，教化僧俗。

入宋僧大多遍历诸山，参谒诸老，途中多有奔波，加之参禅得悟需时，能够继承径山住持法统的实属难得。据《延宝传灯录》等记载，径山三十四代住持无准师范禅师门下嗣法日僧有圆尔辩圆、性才法心、妙见道祐，三十六代住持石溪心月禅师门下嗣法日僧为无象静照，四十代住持虚堂智愚禅师门下嗣法日僧为南浦绍明、巨山志源，四十二代住持虚舟普度禅师门下嗣法日僧为桂觉琼林。

本文旨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参学嗣法于径山的日僧为对象，通过考察其在宋学禅、习作诗颂等具体活动，一探径山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二、无准师范与圆尔辩圆

无准师范是破庵祖先(1136—1211)的法嗣。俗姓雍，四川梓潼(今绵阳市梓潼县)人。九岁从同乡阴平道钦出家。自嘉定六年(1213)始，先后住持明州清凉寺(在今浙江宁波)、镇江府焦山普济寺(在今江苏镇江)、庆元府雪窦寺(在今浙江奉化)、阿育王寺、临安府径山寺等。绍定六年(1233)，召入对修政殿，赐金襕僧衣，赐号“佛鉴禅师”。淳祐九年(1249)三月示寂，宋理宗赐塔号“圆照”,有《无准师范禅师语录》五卷、《无准和尚奏对录》一卷存世。

无准来到径山说法二十余年，门下法嗣有断妙绝伦、雪岩祖钦等人，渡日传法的无学祖元、兀庵普宁也是其高足。跨海前来求法的日僧也不在少数，这些弟子学成归国大都开宗立派，对日本禅宗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日本禅宗史上不可忘却的人物”(有马赖底 2000： 92)。

圆尔(1208—1280)，日本镰仓时代临济宗禅僧，别名辩圆，谥号圣一国师，骏河(今静冈县一带)人。自幼修习天台之教已久，对禅宗心生向往，于日本嘉祯元年(1235)来宋。入宋后，遍参各地诸师，后听从无准师范弟子退耕德宁的建议，赴径山拜谒无准师范。圆尔一见无准即获器许，自是晨昏参请，侍奉左右。为了让圆尔能够参悟，无准对圆尔示下“首山竹篦”这则公案，内容即“首山拈竹篦示众曰。汝诸人。若唤作竹篦则触。不唤作竹篦则背。汝诸人且道。唤作甚么。速道速道”(法应 1975： 702)。首山省念禅师手执竹篦向众僧问，如何称呼此物，竹篦本是修行时僧人所用器物，若答之竹篦，则受制于竹篦这一固定观念，答之其他，则逃避了眼前之物的存在。面对如此难题，圆尔的回答自然也难以让无准满意，当下便被无准手执竹篦痛打一通，在气息奄奄之时终于摆脱“有无”两字，大彻大悟。

开悟后的圆尔又在无准身边修行了三年，考虑到归日后的传法建寺之事，圆尔使德如侍者录下其师无准师范的生平行状，无准署名其上，以证不伪。宋淳祐元年三月一日，无准召圆尔，告诉其“尔汝早归本土，提唱祖道”(铁牛圆心 1912： 133)，并自书宗派图，与密庵师祖法衣、竹杖一起交付圆尔，另外还写下“敕谥万年崇福禅寺”八个大字交给圆尔，以作在日首开寺院之号，嘱咐道“尔必为帝王师，勿疑”(铁牛圆心 1912： 134)。果不其然，圆尔归国后，湛慧便将圆尔招致所建精舍，邀其入院开堂讲法，圆尔遂冠以崇福之号。四月，圆尔辞别无准，又从无准处获杨岐方会法衣及《大明录》二十卷，“宗门大事备此书，子归本土，以是为准”(虎关师炼 1913： 221)，对圆尔在彼国开宗立派之事表达了殷殷关切。临别于径山脚下，赠其饯别偈者达20余人，有僧洪都道樗赠颂曰：“兴尽心空转海东，定应赤手展家风。报言日本真天子，且喜杨岐正脉通”(铁牛圆心 1912： 135)。

圆尔自径山回国时带回经卷数千卷，并放入京都普门院书库，还曾自编《三教典籍目录》，后不幸佚失。今存其法孙大道一以调查普门院藏书后编成的《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目录》，中有《论语精义》三册、《孟子精义》三册、晦庵《集注孟子》、《论语直解》一册、晦庵《中庸或问》七册等，“宋儒学的东渐有以1199年入宋的俊芿为其滥觞者，但文献可考的当首推圆尔辩圆”(王勇 1996： 249)。

无准和圆尔之间师徒感情深厚，在径山时，“虽居侍位，佛鉴不称侍者，只呼尔老”(虎关师炼 1913： 221)。圆尔回国后，二人依然保持着书信联系。听闻圆尔即将受领承天新寺时，无准“书承天禅寺及诸堂额、诸牌等大字寄之”(虎关师炼 1913： 219)。南宋时从日本输入中国的货物中，木材属于大宗，径山曾有大火，无准书信求助于圆尔，圆尔便当即上报朝廷，“通巨材珍货”(虎关师炼 1913： 221)，并劝商人谢国明化得千板木材赠往径山，以助山门复兴。

在圆尔的语录中，还载有祝贺无准生日的一则偈颂：“才出胞胎步十方，远来斟海献香汤。莫嫌恶水蓦头灌，往昔毒龙毒最强”(虎关师炼 1913： 221)，表达了对无准师恩的感激之情。无准得知圆尔自崇福迁住东福之时，在给圆尔的书信中写道：“力弘此道，使一枝佛法流布于日本”(铁牛圆心 1912： 186)，表现了对圆尔力弘祖道，大兴禅风的一片希冀，也体现出一代大德对海东彼岸佛法大事的高度重视。二人亦师亦友，惺惺相惜，可谓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之楷模。

南宋淳祐元年(1241)，圆尔辩圆回国，先住崇福、承天两刹，说法于大众，其高风很快传开，文武官人也多礼敬辩圆。关白藤原道家派人将辩圆迎入京都，并邀其住在自己的别墅里，终日问道，随后两次请辩圆担任僧正、日本国总讲师，圆尔皆辞。“于是相国亲书‘圣一和尚’四字，以拟唐代宗赐法钦国一之例”(铁牛圆心 1912： 136)，藤原道家模仿唐代宗赐径山法钦禅师“国一”之号，亲书“圣一和尚”四字赠予辩圆。此外，藤原道家还建立东福寺和普门寺，请圆尔辩圆为开山始祖。

圆尔辩圆还受到皇室的尊崇，日本宽元三年(1245)，圆尔入宫进献《宗镜录》，“帝万机之暇，常读此录。亲题其后曰：朕得此录于尔师，见性已了”(铁牛圆心1912： 137)。后嵯峨上皇还请他到龟山离宫，从他受菩萨大戒，此后历住镰仓寿福寺和京都建仁寺，担任尊胜寺、天王寺、法成寺的干事以及东大寺大劝进等职，使得京畿一带禅风大扇。圆尔圆寂后，“正和初敕赐国师徽号，本朝国师自尔始也”(卍元师蛮 1913： 286)，花园天皇赐其“圣一国师”谥号，这是日本有“国师”称号的起源。圆尔门下法嗣众多，据玉村竹二(1985: 64)研究，圆尔直系弟子有东山湛照、无关普门、白云慧晓、山叟慧云、藏山顺空、月船琛海、痴兀大慧、直翁智侃、南山士云、双峰宗源、无外尔然、神子荣尊等42人，法脉绵延不绝，其弟子大多成为日本临济宗的骨干，为临济宗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石溪心月与无象静照

石溪心月(？—1256)，南宋临济宗僧，掩室善开法嗣。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俗姓王。出世建康府报恩禅寺，后住建康府能仁禅寺。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住持建康府蒋山太平兴国禅寺，后迁平江府虎丘山云岩禅寺。淳祐六年(1246)住持临安府灵隐寺。淳祐十年住持临安府径山寺，其间受赐“佛海禅师”号及理宗所书“传衣石溪”四字。有《石溪心月禅师语录》三卷、《石溪心月禅师杂录》一卷行世。门下弟子有无象静照、大休正念等人。

日本建长四年(1252)，十九岁的无象静照入宋，在径山参谒石溪心月，为使无象参悟，石溪让无象参悟“放下著”之赵州公案，即，“初参赵州，问：‘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州曰：‘放下着。’师曰：‘既是一物不将来，放下个什么？’州曰：‘放不下，担取去。’师于言下大悟”(普济 1984： 243)。石溪有法语示于无象，其文如下：

静照禅者，过海访此，未久，动容瞬目，吐露不凡，因作颂见示，可敬。倘跂步前哲心，患不与之把手同行也。僧问赵州：“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州云：“放下着。”僧云：“一物不将来，放下个什么？”州云：“放不下，担取去。”僧大悟于言下。且道：那里是这僧悟处？试着意看去，切不必理会，得与不得，宜以悟为则。所谓不患不与前哲把手同行，当立地，以待构取。照宜勉之。

乙卯孟冬，径山老比丘心月。

(无象静照 1972： 518)

所谓“乙卯孟冬”，是指宝祐三年(1255)十月。在这则法语中，石溪试图通过“赵州放下”这则颇为著名的公案，帮助无象放弃理会“得与不得”，远离一切对立执著，进入无分别的最高悟境。一天，无象面谒石溪，呈上自己的见解，“溪与一掌，师当下契悟”(卍元师蛮 1917： 69)，挨了石溪一巴掌的无象，顿时领悟了提起与放下，进入了无绝对对立的悟道之境，“溪付衣而证”(卍元师蛮 1913： 305)，终获心月印可。

在径山时，无象静照与大休正念同参于石溪心月会下，时北条时赖笃信禅法，曾派使者远来径山问禅于石溪心月，此事于石溪心月(1975： 44)的语录中有载：“日本僧,驰本国丞相问道书至。上堂。五髻峰头望海东，烟重重又水重重。同人相见论心事，又得西来一信通。且道西来意，作么生通，拈拄杖，卓一下。”

石溪心月(1975： 64)上堂说法后，致书时赖曰：“径山收得江西信，藏在山中五百年。转送相模贤太守，不烦点破任天然”，表达了禅法无以言表之意。北条时赖除了带来了问道书，还有请简，“平将军时赖之请简至矣”(西隐善金 1927： 367)，“请简”一词极有可能指的是招请石溪门僧赴日之事，此事在无象静照给时赖写的悼词中有相似的记载。

无象静照法孙、京都佛心寺长老敬中称无象为“平氏时赖公近族也”(太极藏主1969： 174)，即北条时赖的近亲。无象来华后还多想起时赖，“每思清容，何日淡对，以倾寸怀”(无象静照 1972： 584)，在给时赖的悼词中写道其“建大精蓝，请宋尊宿”(无象静照 1972： 584)。“建大精蓝”指的是以兰溪道隆为开山，建立建长寺之事；“请宋尊宿”当与“请简”一事一致，指的是来径山问道，并招请高僧赴日之事。时大休正念与无象同参石溪，虽然大休在北条时宗之时才渡日，但不难想象与时赖关系密切的无象在招请大休一事中，承担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石溪心月在径山建造传衣阁，收纳有松原崇岳的法衣，此时负责撰写《传衣阁记》的便是无象静照，由此可见石溪对无象文才的赏识。无象在辞别石溪之时，从石溪处获赠饯别颂一首，还从结识的无学祖元处获得“无象”的道号。无象在石溪左右服侍五年，后又在虚堂智愚身边参禅，南宋咸淳元年(1265)，与日僧圆海同船回国。

归国后，无象静照与圆海共创佛心寺，历住盛福寺、净智寺，后侍奉于兰溪道隆会下，并随行被谪的兰溪至陆奥国松岛，著《兴禅记》，论述禅宗乃是最上乘之佛教，大力弘扬禅风祖道。据《佛光国师语录》卷九，渡日僧无学祖元对无象静照说：“吾有一事办在九月”(无学祖元 1934： 241)，预示了自己即将示寂，并将径山无准师范的法衣交付给了无象，嘱咐无象在自己死后将法衣传授给有大器量之人，无象静照依照他的遗言，将之传给了高峰显日(玉村竹二 2003： 642)。此法衣后又传到了梦窗疏石的手中，以梦窗疏石为开山的天龙寺和相国寺的创建为契机，日本禅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潮阶段。可以说，石溪不惜辛苦助无象开悟，无象冒鲸波之险遍谒诸师，并与赴日的兰溪道隆、无学祖元、大休正念交往密切，正是有他们这般精进修禅，努力弘扬禅法之人，禅宗才得以走出国门，在日本开花结果(江静 2015： 32)。

四、虚堂智愚与南浦绍明

虚堂智愚(1185—1269)，南宋临济宗僧，运庵普岩(1156—1226)法嗣。俗姓陈，号息耕叟。明州象山(今浙江象山县)人。依普明寺僧师蕴出家。绍定二年(1229)初住嘉兴兴圣寺，后历住嘉兴报恩寺、庆元府显孝寺、婺州云黄山宝林寺(在今浙江义乌)、庆元府阿育王寺、临安府净慈寺、径山寺诸刹。咸淳五年(1269)示寂。有《虚堂和尚语录》十卷行世。曾任径山第四十代住持，门下有南浦绍明、闲极法云、宝业道源等数十人。

日本正元元年(1259)，日僧南浦绍明航海至宋，遍参诸师，时虚堂智愚主净慈，门风高峻，众多的学禅之人望而止步，唯南浦径去拜访。虚堂命南浦负责送迎宾客，除此之外，南浦还每日坚持向虚堂参扣问道。咸淳改元(1265)六月的一天，南浦请一位画师画得虚堂顶相，请虚堂自赞其上，虚堂提笔写道：“绍既明白，语不失宗。手头簸弄，金圈栗蓬。大唐国里无人会，又却乘流过海东”(廷俊 1934： 127)。

同年八月，虚堂奉诏迁往径山，南浦随行而去，更加勤勉于参禅。在径山的一天晚上，南浦在坐禅静定时顿悟，呈上一谒给虚堂：“忽然心境共忘时，大地山河透脱机。法王法身全体现，时人相对不相知”(廷俊 1934： 127)。虚堂看过之后大加赞赏，向众人禀告南浦已经大彻大悟。三年秋，南浦东归辞别虚堂，虚堂赠一谒：“敲磕门庭细揣磨，路头尽处再经过。明明说与虚堂叟，东海儿孙日转多”(卍元师蛮 1917： 73)。虚堂不仅赞赏其参禅之刻苦，还表现出对南浦东归、佛法流布日本的欣喜之情。

南宋咸淳四年(1268)回国，南浦归国，日本文永七年(1270)冬，出世于筑州兴德禅寺，南浦令昙侍者将嗣法书及入寺语呈给径山的虚堂，“虚堂阅之大喜，谓众曰：吾道东矣”(卍元师蛮 1913： 319)，毫不掩饰对南浦的喜爱之情，也是入宋求法日僧学成归国的生动写照。

南浦绍明在归国时，除了其师虚堂智愚赠有诗颂外，还有43位径山高僧为南浦作饯别诗，后人编为《一帆风》，该集收录诗歌共44首，其中七言绝句41首，七言古诗3首。首页有宋咸淳三年(1267)冬僧人苕溪慧明作的序，其文如下：

日本明禅师，留大唐十年，山川胜处，游览殆遍。洎见知识，典宾于辇寺，原其所由，如善窃者，间不容发，无端于凌霄峰顶。披认来综，诸公虽巧为遮藏，毕竟片帆已在沧波之外。

(虚堂智愚 1977： 925)

值得一提的是，日僧南浦绍明在径山不仅勤修禅法，还兼学径山种茶、制茶技术以及茶宴仪礼，在回国时还把茶台子道具带回了崇福寺。此茶台后传入京都大德寺，梦窗疏石首次使用此茶台进行点茶，乃开点茶仪礼之风。茶台包含各类品茶用的精致器物，如茶壶、茶盏、茶杯、茶碟、茶托、茶盘等，其质地也多为上乘的紫砂、陶瓷等，为茶宴不可缺少之物。《梦梁录》卷十八《物产》条下有载：“径山采谷雨前茗，以小缶贮馈之”，提及径山采摘雨前茶树嫩芽，并贮藏在小缶中，以备引用。可以想象，南浦绍明在径山学禅四年，回国将茶台带回日本，对眼前径山的采茶及贮藏工艺也应有所目睹，极有可能将其运用于回国后的禅修之中。现代的日本茶道艺术中，从茶室布置、茶具摆置、茶礼规矩、茶叶选用等一系列环节，与径山茶宴和茶艺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功在入宋僧，尤其是“南浦绍明在径山禅文化东传日本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郭万平 2008： 80)。

南浦绍明回国以后，先住筑州(今福冈县)的兴德寺和崇福寺，讲禅说法门庭日盛，随后受伏见上皇之诏，赴京都住万寿寺。赐座宣问，一番问答之后，上皇大悦，“帝又以东山故址兴造嘉元禅刹，延明为第一祖”(卍元师蛮 1913： 320)。不久，北条贞时又钦慕其道誉，请南浦住持建长寺，南浦圆寂后，“事闻上皇，哀临不辍，敕谥圆通大应国师”(卍元师蛮 1913： 321)，伏见上皇为之哀悼，并赐号“圆通大应国师”。

据玉村竹二(1985： 38)考察，南浦绍明的直系嗣法弟子有通翁镜圆、绝崖宗卓、铁门钝、月堂宗规、可翁宗然、宗峰妙超、物外可什、峰翁祖一、灭宗宗兴等15人。其中，以南浦法嗣大灯国师和南浦法孙关山慧玄最为突出，他们的法系被称为“应灯关派”或“大应派”，主要以京都大德寺、妙心寺为中心向各地传法，在实现临济宗日本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近代以后日本临济宗的主流。

五、虚舟普度与桂觉琼林

虚舟普度(1199—1280)，南宋临济宗僧，无得觉通禅师法嗣。维杨江都人，俗姓史，幼时已有出尘之志，其母识其志，许其十二岁在天宁寺出家。拜东堂院龙溪祖信为受业师，服侍左右五年。后遍参诸德，参谒荐福寺的无得觉通禅师，入室得悟。至元十七年(1280)示寂，有《虚舟普度禅师语录》一卷行世。至元十四年(1277)奉诏入径山，为径山第四十二代住持，法嗣有虎严净伏、竺西妙坦等七人。

桂觉琼林于日本文永年间跨海入宋，“从径山虚舟和尚参寻”(卍元师蛮 1917： 76)，参于虚舟普度会下，久之开悟。虚舟将法衣传于桂觉琼林，并赠其一谒：“杨岐担子无轻重，上得肩时便著行。咬定牙关提正令，卷舒杀活任纵横”(卍元师蛮 1917： 76)，告诫桂觉以后要更加勤勉于学，对临济宗杨岐派的发扬，要勇挑重担。桂觉请虚舟自赞于顶相，曰：“百丑千拙无法无，一个拳头硬如生铁。放开则日耀扶桑，捏聚则乾坤暗黑。冤家莫与恶相从，正眼法藏瞎驴灭”(卍元师蛮 1917： 76)。

得到虚舟的顶相赞之后，桂觉辞归回国，住于洛东草河的胜林寺。在径山时，桂觉曾经参与虚舟语录的编纂，回国后因难见先师虚舟语录而十分痛切。日本嘉元年间(1303—1307)，桂觉琼林从宋商船得到先师虚舟的语录，喜不自胜,卷不释手，“观其语句，词气简古，机锋脱略，如侍座隅，亲闻激励，真末法光明幢也。然深恐此书湮没，则非为人后者职，故命工锓梓,垂之无穷”(虚舟普度 1975： 81)。读之忆起昔日在虚舟会下修禅之景，桂觉担心语录失传，遂复刻语录以求其流传后世。虚舟普度悉悉教导对琼林寄予厚望，琼林潜心修禅谨记师恩，实乃日僧求法南宋的一段佳话。

自径山学禅归国的日僧，秉持径山祖师教诲，于各地教化僧俗，建寺立派，多有建树。日本禅宗丛林，五山派中，以圆尔辩圆的圣一派为一大势力，林下派中，又以南浦绍明为派祖的应灯关派为一大势力。径山在日本禅宗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印记。

六、参学日僧的其他活动

日僧蹈海入宋，来到径山，请求径山大德为其祖师语录题跋作序，以求流布于世。日僧寒岩义尹二十七岁时航海入宋，游历诸山，拜谒虚堂智愚，虚堂对其称赞不已，义尹还将其师道元禅师的语录请虚堂智愚题跋，“灵隐退耕、径山虚堂，俱为题跋”(自澄 1914： 7)，展示了虚堂宽阔开广的禅风。另外，大觉禅师兰溪道隆门下有日僧禅忍和直翁智侃，入宋时带来《大觉禅师语录》请虚堂校勘，虚堂书曰：“锓梓言不及处，务要正脉流通，用无尽时，切忌望林止渴”(兰溪道隆 1934： 93)，显示了虚堂对于临济一脉代代相传的深深期望。另外，“二年甲辰，师四十三岁。上书径山佛鉴，其答书曰：印上人来收书，并前一书及宝塔一一领得，甚感不忘。第相去阻远，无由即答。且知自崇福迁东福，住四名剎，安众行道，殊慰老怀”(铁牛圆心 1912： 136)，宋淳祐四年(1244)，圆尔辩圆遣印上人携带书函、宝塔来宋拜见径山寺无准师范，并收到祝贺圆尔迁住东福的回信。再有，道元曾参径山浙翁如琰，兰溪道隆和圆尔辩圆都曾在无准师范会下参禅，在他们回国后又派弟僧前来求跋、请勘、送物，既是对径山祖师的崇念，更拉近了中日禅林的距离。

径山祖师在入宋僧开悟、辞别归国之际，往往会作赞于顶相画上，赠以日僧，以作印可，并希望其能归国以禅法教化世人，开宗立派，使之不愧于顶上诸祖。“由于禅宗实行师徒相承的制度，临别时赠以师父的肖像画与题句，作为认可的纪念品与表征，实行顶相授受之礼，使得南宋的肖像画传入日本，影响所及，使日本的肖像画也发展起来”(夏应元 1982： 188)。无准师范将顶相授予日僧弟子圆尔辩圆、妙见道祐、觉琳，虚堂智愚将顶相授予日僧弟子南浦绍明，虚舟普度将顶相授予日僧弟子桂觉琼林。这些珍贵的顶相画流传到日本，被视为祖师法脉之传承而被珍藏，如东福寺藏有无准师范像，被列为国宝。

除了日僧带回来的顶相画赞，还有一些法语和偈颂、示与日僧的尺牍及印可状等，这些径山高僧的墨迹在日本备受禅林推崇，见之如沐大德高风，笔迹流转高超，爱不释手。这些高僧墨迹或成为一寺重宝藏于一阁，或流入个人之手不肯轻易示人。据江静(2014： 340)调查，日本现藏大量宋元高僧墨迹，成为“重要文化财”或“国宝”的墨迹总数达192件。其中未赴日宋僧的墨迹数量有86件，径山住持的墨迹达55件，占到半数以上，足见径山祖师墨宝在日本禅林备受追捧。

这些墨迹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大慧宗杲的《与无相士尺牍》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韩天雍(2011： 51)评价道：“其书法用笔率意、厚重，妙趣天成。运笔流利快捷，毫无尘俗之气。”另外，无准师范有《圆尔印可状》传世墨迹藏于京都东福寺，余建伟(2000： 50)认为其“点画清楚飘逸，结体自然生动”。这些墨迹作品不仅在书法、绘画上独具一格，其补遗、校勘的文献价值以及对中日禅宗文化史、文学研究的史料价值也非常高(江静 2013： 71)。

禅宗东渐之后，镰仓幕府模仿南宋“五山十刹”官寺制度，建立起了“五山”禅宗寺院体制，这也意味着“日本开始了文化史上一个新时代──五山文化时代”(严绍璗 1992： 39)。这一时代始于镰仓时代初期，终于江户时代早期，僧侣阶级成为文化的主宰者。五山文化的典型代表就是五山文学。所谓五山文学，“是指从镰仓时代初期到江户时代前期，以活跃在五山、十刹、诸山的临济宗禅僧创作的汉诗文为中心形成的中世禅林汉文学”(江静 2011： 104)，是日本汉文学史上的高峰时期。

日僧能识汉文却未必能懂汉语，以诗颂的形式来授禅机锋语，对日僧来说也易于接受。而实际上，参学日僧参谒于径山住持会下，勤奋修禅之时，也饱受汉诗文的熏陶。俞慰慈(2004： 109-116)将日本五山文学分为三期：即滥觞期(1191—1326)、隆盛期(1327—1425)、衰退期(1426—1620)，并列出了各个时期五山文学僧中重要作者和一般作者的名单及其基本情况。虽然他列出的名单并非精确无误，对重要作者和一般作者的划分标准也没有交代，但是，他给出的五山文学僧名录却是目前为止最为完整和详细的。据此，可知五山文学僧共有665名，其中，滥觞期为71名，隆盛期为305名，衰退期为289名。他进一步将各时期的作者分为来日诗僧、留学诗僧、未留学诗僧三类。其中，滥觞期的留学诗僧共32人，有21位重要诗僧和11位一般诗僧，而入宋参谒径山住持的留宋诗僧有16位，重要诗僧达13位，占到这时期留学重要诗僧的半数以上，可见径山对日本五山文学滥觞期的发展多有裨益。

七、结语

自唐以来，径山高僧辈出，风景秀丽，禅风兴盛，以其丰富的人文地理优势，引得日僧纷至沓来，成为南宋时期日僧跨海学禅的主要阵地。日僧在径山住持会下精修禅法，同时兼学书法、绘画、茶叶、诗文、书籍、儒学等多方面文化，并将其传入本国，其结果直接推动了日本禅宗扎根发展，对日本中世五山汉文学的兴起有重要影响。可以说，径山寺、径山住持与参学日僧的邂逅是宋代佛教文化外流的一个缩影，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华彩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