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卓骥

摘  要：欧阳脩《寄题相州荣归堂》《昼锦堂》《观鱼轩》《狎鸥亭》《休逸台》等五诗，原编于熙宁三年或四年皆不对。结合诗歌文本并考察韩琦的履历可知其正确的系年应为熙宁元年。同时，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深入分析此组诗有助于把握欧阳脩暮年的真实心境。

关键词：欧阳脩;韩琦;寄题相州荣归堂;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33-0-02

欧阳脩《居士集》卷十四有以下相连的五首诗：

《寄题相州荣归堂》：白首三朝社稷臣，壶浆夹道拥如云。金貂争看真丞相，竹马犹迎旧使君。岂止轩裳夸故里，已将钟鼎勒元勋。不须授简樽前客，好学平津自有文。

《昼锦堂》：昔憩甘棠长旧围，重来城郭叹人非。随车仍是为霖雨，被衮何如衣锦归。

《观鱼轩》：当年下泽驱羸马，今见犀兵拥碧油。位望愈隆心愈静，每来临水玩游鯈。

《狎鸥亭》：险夷一节如金石，勋德俱高映古今。岂止忘机鸥鸟信，陶钧万物本无心。

《休逸台》：清谈终日对清樽，不似崇高富贵身。已有山川资胜赏，更将风月醉嘉宾。

此五诗皆为题咏韩琦相州宅邸之作，可以看作一组诗歌。

一、系年

对于此五诗，《居士集》原系于熙宁三年（1070），但刘德清先生之《欧阳脩纪年录》以及洪本健先生之《欧阳脩诗文集校笺》皆将其调整到了熙宁四年（1071）。其修订原因，据刘德清称，根据的是《欧阳脩全集》卷一百四十四《与韩忠献王（稚珪）四十五通》其四十四：

某启。昨承宠示《归荣》等五篇刻石，俾遂拭目，岂胜荣幸。唐世勋德巨公为不少，而雄文逸翰，兼美独擅，孰能臻于斯也？某以朽病之余，事事衰退，然犹不量力，不觉勉强者，窃冀附托以为荣尔。见索拙恶，不能藏默，谨以録呈，惭罪惭罪。某又上。

此封书信中提到韩琦索欧阳脩诗作，且所索之诗与《归荣》等相关，因此刘先生疑欧之五诗即为此事而作。但此信在《居士集》中系为熙宁四年，与诗之编年熙宁三年矛盾，因此刘先生调整诗歌系年以迁就此信。但是，无论是洪、刘二人还是《居士集》的原编年都不对。该五首诗实际作于熙宁元年（1068）七月之后几个月内。

欧公《昼锦堂》诗下有注曰：“公前出自西枢，以武康之节镇相台。今罢钧轴，以司徒侍中再镇。”前一句说得是韩琦至和二年（1055）第一次出镇相州之事。后二句中，“钧轴”喻宰相，并明确提到写作时间是韩琦“以司徒侍中再镇（相州）”之时，因此当结合韩琦的履历考察欧诗的写作时间。

此时期韩琦的经历大致如下：

（一）治平四年虽判相州但实际未成行：

《韩琦墓志铭》卷六： “上得其情，遽罢其台职。公亦恳求补郡，上遣张茂则赐手诏慰黾（拓本无黾字）勉，促令视事。使永厚陵还，复固以疾辞位，除镇安、武胜等军节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判相州，仍京师赐第一区。擢其子忠彦试帖职，授三子官。公以领两镇，本朝宰相去位未尝有。恳辞，改淮南节度使。未行，会种谔诱羌酋嵬名山，一族向化，以兵取绥州，疆场骚然。改陕西都总管经略安抚使判永兴军。公义不辞难，承命即行。”（《韩魏公家传》卷六亦记其事。）

（二）熙宁元年七月判相州：

《宋史》卷三百一十二《韩琦传》：“熙宁元年七月，复请相州以归。”（韩琦另有《戊申相州谢上表》亦可证之。）

（三）其后在相州约三月：

《韓琦墓志铭》：“至相，未尽三月，会其年河决，地大震，民饥，流亡满道。上先遣中贵人喻意，仍赐手诏，遂以为河北安抚使判大名府。”（韩琦《辞免河北四路安抚使札子》亦可证之。）

（四）熙宁元年相州离任后，一直在大名府，直到熙宁六年（1073）再次判相州：

韩琦《判大名府再任满乞郡第二表》：“臣某言：近上表，以再任实满四年，多病不胜，乞收旄印。”

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熙宁）六年，复请相，既至之二年……”

综上所述，韩琦治平四年（1064）九月罢相出判相州，但未及成行便移永兴。熙宁元年七月自永兴判相州，到任后作有《再题昼锦堂》《再题休逸台》《再题康乐园》《狎鸥亭》《观鱼轩》等诗。到任未及三月，就诏为河北安抚使，判大名府，并于年底前赴任。此后虽辞去两路安抚使，但一直在大名府任上，直到熙宁六年又一次判相州。

也就是说，罢相之后韩琦曾在熙宁元年当年内及熙宁六年以后两度居相州，而此期间则一直在大名府而不在相州。欧阳脩去世于熙宁五年，因此他所说的“再镇”绝不可能是熙宁六年。而细味《昼锦堂》诗下之注，似作于韩琦罢相不久。因此此诗只能是作于熙宁元年七月到年底之间的这段时间。韓琦《安阳集》卷一三有的“五咏诗”，分別为《再题昼锦堂》《再题休逸台》《再题康乐园》《狎鸥亭》《观鱼轩》，而欧阳脩《居士集》中《寄题相州荣归堂》原注“一本：此篇以下，系酬答安阳韩侍中《五咏》”。若不考虑韩欧诗体差异，承认此说法，则欧诗亦当作于此时。

若从各诗所表达的意思来看，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寄题相州昼锦堂》诗写韩琦自“真丞相”罢归，受到家乡人民的欢迎。而从至和二年到熙宁元年，其两知相州相隔十四年之久，因此《昼锦堂》“昔憩甘棠长旧围，重来城郭叹人非”句，感叹甘棠已长，物是人非的境况。

另外，《居士集》还可以提供一些线索：此五诗恰在《青州书事》前，而欧公知青州在亦在熙宁元年，与前述论断可互证。

至于刘德清所举书信，其刻石之诗本作“归荣”而非“荣归（堂）”，可能另有所指。况且，若将此诗系于熙宁四年，则无论是欧阳脩还是韩琦皆不在相州，若此时无缘无故地一起题咏相州宅邸，似乎有违常理。

欧阳脩熙宁元年八月以前在知亳州任上，八月改知青州，屡辞，不许，九月二十七日至青州。此组诗当作于此一时段。

欧阳脩此时的履历略述如下：

（一）熙宁元年八月以前在知亳州任上，八月改授：

胡《谱》：神宗熙宁元年戊申公年六十二是岁，连上表乞致仕，不允。八月乙巳，转兵部尚书，改知青州，充京东东路安抚使。

（二）熙宁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至青州任：

《欧阳脩全集》卷九十四《青州谢上表》（胡《谱》九月丙申至青）：“臣某言：伏蒙圣慈，特授臣兵部尚书，依前观文殿学士、知青州军州事，充京东东路安抚使，臣已于今月二十七日赴上讫。”

（三）熙宁三年四月仍在青州，虽判太原但辞而不就：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〇：“熙宁三年：夏四月……壬申，知青州、观文殿学士、兵部尚书欧阳脩为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因授宣徽使，修卒辞之。”注曰：“七月三日乃听修辞。”

二、组诗结构特点及其成因

此五诗的第一首《寄题相州荣归堂》点出人物及时代背景，统领《昼锦堂》《观鱼轩》《狎鸥亭》《休逸台》四绝句。而四首绝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皆用“二元对立”的方式，在比较之中凸显“张力”并深化主题。略述如下：

《昼锦堂》诗首二句“昔憩甘棠长旧围，重来城郭叹人非”，便是今昔对比，甘棠已长、城郭依旧而人已今非昔比。仅此二句便奠定了全诗的感叹基调。“随车仍是为霖雨”，一个“仍”字，点出了变中的不变：即不管世间风云变幻，随车致雨——造福苍生的心从未动摇。最后一句“被衮何如衣锦归”，将“被衮魏阙”与“衣锦乡泽”对举，一为昔，一为今，一为在朝，一为居野，不同的人生时期，不同的人生境遇，引发多少感慨;《观鱼轩》以“当年下泽驱羸马，今见犀兵拥碧油”开头，又是今昔对比，而由昔到今，更是包含了无数起落。由“下泽驱羸马”到“犀兵拥碧油”，固然是人生理想的实现。但既见犀兵之后，又何尝不无下泽羸马之思呢？“位望愈隆心愈静”，“位望之高”与“内心之静”作为一句中的两极对举，使整个句子都弓弦般张开。而结尾“每来临水玩游鯈”则出以平淡，轻轻一笔荡开，回归了诗歌的主题，余韵无限;《狎鸥亭》第一句“险夷一节如金石”，开篇即以对照强烈的“险”“夷”两极，而那金石之节一以贯之，是变中的不变。第二句“勋德俱高映古今”，以勋与德同类对举。接下来“岂止忘机鸥鸟信，陶钧万物本无心”，用递进句式说明忘机江湖之上与尽忠庙堂之高，皆本于“无心”。当然，此“无心”并非最初就“无心”，而是作者晚年对韩琦及自己一生回顾后的感慨，更多的是一种感性的抒发而非理性的总结，其中既有对“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神往，又有对江湖的向往，更有一种人生如梦的觉醒;最后一首《休逸台》起云：“清谈终日对清樽，不似崇高富贵身”，点出韩琦行为与身份的“不相称”，亦是一种对比，而导致这种强烈反差的，却又是变化中的不变——人格力量。尾二句“已有山川资胜赏，更将风月醉嘉宾”，再用递进句式，“风月”二字“虚涵二意”，即指现实景物更指诗人篇什，流露出愿伴山川与风月共醉同老的愿望。总之，这种对比手法大量应用的结果是凸显了变中的不变——韩琦及作者“随车致雨”“险夷一节”的精神。

何以四篇如此一致的使用了这种写法呢？前文已指出，此诗作于熙宁元年，此时欧、韩二人皆已步入垂暮之年（欧六十二岁，韩六十一虽;欧卒于熙宁五年，韩卒于熙宁八年）。就欧阳脩而言，此前一年是他政治生涯的一大轉折点：他连续经历了丧服下衣紫袄的违制及“帷薄”之事两次弹劾，因而表乞外郡，从政治权力中心急流勇退。同年，王安石始任翰林学士，其说渐行，而欧之盟友韩琦则罢相。政治上的挫折加上身体上的衰病，使欧阳脩雄心消退而今昔之感大增。这种政治命运的起落和暮年生命意识的自然流露，发于诗文，便是对比手法的大幅应用。这种“如今的自己——当年的自己”“英宗及韩欧——神宗与王安石”的二元对举，是存在于作者内心的“深层结构”。

如果将欧阳脩此五诗与他作于治平二年的《相州昼锦堂记》相比，就会发现其内容及风格存在明显差异。这主要是因为：从写作主体与写作对象的关系来看，此类文章可分为两种：一种由其主人直接执笔，此类作品往往较含蓄，所表达的思想也不太激昂，如王禹瞠《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欧阳脩《醉翁亭记》等。另一种则由他人代笔，此类诗文往往都会对亭台楼阁主人的思想进行阐释甚至“误读”。由于其性质为代言体，故风格上更直白，且常不乏赞誉之辞，如范仲淹《岳阳楼记》、曾巩《醒心亭记》等。此组诗即属于第二种，其所申述的思想虽然不可避免地有作者主观意志的投射，但因表面上的叙述对象是韩琦而非作者本人，故更宜写得波澜壮阔;虽然如此，在对具体对一台一轩的题咏中，被叙述者开始隐退，代言性质下降，作者自身的感受凸显。因而此时的题咏会更多地体现出作者本的所思所感。诗歌写作的对象是韩琦及其园林，但其反映的又何尝不是作者对自己的历史定位。在携泥沙俱下的政治洪流中，快走到政治生涯及个人生命尽头的作者，对自己一生的操守与坚持，会产生更加真切的感知乃至怀疑。《观鱼轩》等诗歌的这种“他赞——自赞”的书写模式，既是出于主题要求及交际需要，更是一种自我抒发与记忆构建。

参考文献：

[1]刘德清.欧阳脩纪年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28-435.

[2]欧阳脩著，刘德清等笺注.欧阳脩诗编年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1879-1888.

[3]欧阳脩著，洪本健校笺.欧阳脩诗文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461-465.

[4]许世娣.北宋韩琦墓志研究[J].宋史研究论丛，2013，533-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