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境者的文学景观

2019-12-23朱婧

扬子江评论 2019年6期

朱婧

林文月曾撰文说她的选择和成就有很多偶然，始终是靠“直觉”。选择读中文系，是因为同学都报考外文系，她为了免俗涂改了志愿，被台大中文系录取。后来也曾尝试转系，被系主任台静农劝返。读完四年本科，林文月再入台大中文系研究所，从事古典文學研究。1969年，三十六岁的林文月获得去京都大学访学的机会。此次访学，林文月是为了撰写有关唐代文化对日本平安文坛影响的论文。与此同时，她接到林海音《纯文学》杂志的邀约撰写域外散文。故而，在完成论文的空隙，以做论文的心态实地勘考，收集资料，完成了散文集《京都一年》的写作。回台湾后，林文月发表论文《〈源氏物语·桐壶〉与〈长恨歌〉》，附录了《源氏物语》部分章节的译文，这部分她自己翻译的译文很受读者欢迎。进而，她花费了五年时间，译成这本巨典，获得诸多肯定和荣誉。林文月在台大任教多年，出版学术著作《谢灵运及其诗》《澄辉集》，是六朝文学研究颇具影响的学者。关于文学生涯，林文月曾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她学生时代也尝试过写小说，被恩师台静农批评为文辞靡丽，不谙世情，不适合写小说。而写作《京都一年》，不经意间却开辟了适合她的散文路径。若仔细去观察林文月几个身份的越境和穿越，清晰可见的是，林文月的成就并非偶然。她研究谢灵运，写作《京都一年》，翻译《源氏物语》和《枕草子》，无一不与她的审美趣味合契。懂得局限，选择得当，故能在几个领域有所成就。

考察林文月的全部创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她切入日本文化的方式。《京都一年》参阅大量历史、文学要籍，对旅居暂时“在地”的日本文化进行充分地研究。在此基础上，汲取汉语古典散文的文史互文传统，以空间为经，时间为纬，在文化越境中开始她的文学生涯。作为翻译家，林文月选择翻译的多是与中国古典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日本文学典籍。对林文月而言，翻译不只是不同语言表层的词汇、语法等的转换，也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翻译活动同时激发和影响林文月的创作活动，我们能够在译者后记读到她对翻译对象同理同情的默契。具体到创作实践，林文月尝试以“拟古”的方式对翻译作品进行文本再造，使得翻译活动和文学创作活动圆融贯通。

一

《京都一年》主要写京都风物与交游，从内容来看与常见的旅居散文并无二致，值得关注的是林文月的文化越境问题。文化越境的前提是承认世界上不同地理空间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基于这个前提，不同地理空间的旅行者有可能成为不同文化空间的越境旅行者。文化越境，“他者”眼光的获得和文化互看，其深入和深刻程度，首先取决于越境前文化越境者对“我”的文化的浸淫和理解。赴日之前，林文月自台大中文系本科而研究所，专研中国古典文学多年，研究重心为谢灵运诗，亦涉猎《诗经》、曹氏父子诗，陶渊明及白居易研究等，写作学术论文《<诗经>“国风”中所表现的我国古代妇女》《曹丕曹植兄弟的文学观》《陶渊明、孟浩然与王维》《平冈武夫与《〈白居易〉》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和背景使她对“我”的文化传统有清晰和理性的审思，不仅是研究，林文月自觉地选择成为传统文化的“保护者”和“发扬者”。在散文《读中文系的人》中，林文月回顾其求学经历与学术生涯，如此写道：“我想中文系的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传递我们的传统文化——从各个角度和立场，小心翼翼承担我们的古典文学的保护者，甚至于发扬者。”a林文月赴京都大学访学，研究唐文化对平安文学的影响，具体来说是研究白居易《长恨歌》对《源氏物语》的影响，这就是她后来发表的学术论文《〈源氏物语桐壶〉与<长恨歌>》。意识到林文月作为传统文化的研究者、保护者和发扬者身份的自觉体认，自然不会对她的这个文化接受和影响的研究选题感到意外。

因此，写作《京都一年》，作为观察对象进入视域的京都，既是现实的京都，也是渊源中国文化传统的平安王朝的“平安京”。事实上，不只是林文月赴日访学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即便城市快速发展的今天，京都的御所、庭院、祭祀活动，依然留有平安王朝文化风物的痕迹。平安时期是日本贵族文化的全盛时代，平安文学的主体是宫廷女性文学，有书写贵族生活的《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等经典存世。无论是日常生活方式，还是精神世界和审美意识，唐朝大陆文化强烈影响着平安时期贵族阶层的生活。《源氏物语》曾如此写道：“嵯峨帝所书《古万叶集》选集四卷，延喜帝所书《古今和歌集》，纸为唐国浅缥色纸所继，封面裱以绮罗，为同色较浓纹样，同色玉轴，书绳为缎制，作唐式式样，优雅无限。”诸如此类关涉“唐风”雅物的描写在平安文学中很常见，“唐风”被贵族阶层视为“优雅无限”，奉为典雅之范。

其实，稍早的平城京（奈良时代）时期，大陆文化就已经渗透到贵族物质生活的诸多方面，如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所言：“宫廷中的官员穿上大陆风格的礼服;天皇的日常用品使用从大陆船运而来的或者仿制的镜子、小刀、双六盘、屏风等工艺品。”b延展到平安时期更是蔚然成风，修习汉文典籍是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政府官员需要在大学学习儒教经典，通过考试才能获得任用。《紫式部日记》中写道：“予兄式部丞少时尝读《史记》，予在侧旁听。”从文学活动看，唐诗汉文在贵族中盛行，平安前期的大江千里编写《句题和歌》，即以一句汉诗为题，翻译该诗句为和歌，平安中期文学鼎盛期的代表作《和汉朗咏集》则收入大量汉诗经典，并由此影响日本古典文学的诸多经典。《源氏物语》的《须磨》卷中，源氏匆忙离京时携带的就是《和汉朗咏集》。奈良时期的平城京已是仿造唐长安建设，拥有带有瓦顶和朱红色立柱的大陆宫殿建筑样式的大内里;到了平安时期，更加成熟全面地学习唐朝大陆文化在都城的格局和建筑上有更多呈现，直接影响着平安京的外部形态。平安京的规划布局与唐长安的规划布局都承周制，以方格网布局为主。他们的形制都来源于《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c甚至命名上都有重合的“朱雀门”。

《京都一年》记京都游历，写京都的庭院、寺庙等历史遗址，不止步于状写景与物之美，而是细察景物的文化遗存及历史沿革，既优游风景，又行旅文化，是典范的学者散文。《访桂离院及修学院离宫》一篇，谈及游历曼殊院，体会枯山水庭院之美，林文月第一次谈到京都的庭院和中国大陆文化的关系，她敏锐地指出这种白山白水的庭园构想即受由中国传入的禅宗文化影响，融以北宗山水画苦淡雄劲之风。此番发现引发她对京都庭院的兴趣，她有意识地实地游览、查阅资料。另一篇《京都的庭院》，林文月系统梳理了日本庭院传统，阐释历奈良、平安、至镰仓朝代，以“池泉庭园”为主流的庭院设计与中国是有渊源的。她认为庭院起于《古事记》及《日本书纪》上所记载的“坚庭”，具有实用和祭祀两种功能的“庭”，在当时本仅意味着一块平实的坚土，飞鸟时代的苏我氏仰慕大陆文化，模仿中国式的生活，在坚土之上凿池筑岛。《汉书·郊祀志》载：

“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馀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川壶梁，象海中神龟鱼之属。”中国庭院中的池与岛原来是具有象征意味的。到后世，庭院设计逐渐摆脱宗教观念，转为美的追求，更于形式上增添花木、泉石，以求丰富的变化。

《京都的庭院》谈及枯山水庭院的盛起由来，对《访桂离院及修学院离宫》中关涉枯山水庭院的内容作进一步补充。枯山水的发源早在平安时代，而盛于室町末期的东山时代。其时，掌权的足利氏喜爱中华文化，平安朝以来传入的禅宗佛教也历镰仓、室町二期更形昌盛，亦因为受禅宗文化的影响，足利氏爱好搜集趣味枯淡的北宗画，北宗画特重的画面的余白亦符合禅宗以心传心的教义，枯山水即创见地以敷白沙表现余白。枯山水庭院既以北宗山水墨画之山水图为基本精神，故其表现力求雄浑苍劲。

《京都一年》细察文化源流之显在和隐脉，勘探文化存续之肌理和细节，并以细察和勘探的过程结体散文的篇章结构，既清晰呈现日本庭院的形态与审美追求的变迁，亦能阐释源于中国的大陆文化对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如何产生影响;既能因为实地经历的实在实感领悟枯山水作为典型的日式景观所具有的卓绝美感和精湛的工艺要求，同时也能看到景观中所凝聚的中华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历史交融。一地文化的形成和绵延受历史、地理、人文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不同地域的文化的交流、互补由此存真、革变是自然之事，亦是人类文明形态丰富并进步的方式。作为文化越境者，林文月所游历的京都庭院，是一种特殊观望和理解方式的京都庭院，她不断从中发现古典中国的旧影。

京都多寺院，写京都游历自然要谈及日本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即宗教（禅宗佛教）之传播，伽蓝之建设。《空海东寺市集》一文借由书写在空海忌辰探访东寺及市集的游历，引出空海在传递大陆文化时的经历与成就。早年空海以请益僧身份在长安青龙寺从惠果钻研佛法，受真言密教传法位之灌顶，回到日本后立道场，弘密教，行施济，被奉为弘法大师。空海留学唐土期间，不仅搜集佛理经典，更运输外典，携返大量中国诗文诗集文论，对日本当时及后世汉文诗做出贡献。《鉴真与唐招提寺》一篇书写了鉴真经历艰难的东渡来到日本，建唐招提寺和弘法的经历，与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可为互文。鉴真东渡带来大量佛法典籍，亦带来大量文物书帖，将唐土文化带到日本。唐招提寺保持着鉴真时代唐朝寺庙的风貌，其讲堂是以平安京的东朝集殿迁建的，而昔日平安京宫殿则大体模仿长安宫殿建修。如今，唐朝与平安京的宫殿已经无存，唐招提寺的这座讲堂成了当年宫殿建筑的罕见实例。因此在日本的唐招提寺看到古长安的宫殿遗迹所能引发的幽思自是不言而喻的，正是文化的交流与迁移，保存与更新，才带来具有如此丰富意味的景观和心灵感受。从留学僧、请益僧求学唐土，回归建设，到鉴真东渡帮助日本规范宗教戒律，由此禅宗三宗鼎力，延续至今的盛景，成为日本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京都的遍地佛寺，鸱尾钟铃，拍掌焚香，有其悠长久远的前因往事。

林文月游历京都，是文化行旅的游目骋怀，带着深厚的“我”的文化情感在异境游历，书写的今世有京都的前史在焉，自然规避了走马观花的游客的慕新和惊奇。值得一提的是林文月书写京都寺院，其文体受中国古文典籍影响，尤受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影响至深，她后来也撰写《〈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加以说明。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经历了叙事的权力从史、乐官的独占向私人著述转移渐下子书的过程，形成史书与子书两种写作传统。子书具有说理、记言与记事相结合的特征，其中故事主要是为了满足叙事功能。林文月认为，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借伽蓝写前朝兴衰，融合了史书和子书的两种特征。他书写伽蓝细部，秉持着史部的“实录”原则进行写作，而写与伽蓝相关的传录异闻则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她在《〈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中说杨衒之：“冷笔以写空间，故条理井然……手握一支冷笔，缜密考覈资料，谨慎安排字句”，“热笔以写时间，……文字随着情感起伏而变得异常热烈激动，他严厉地教训，尖苛地嘲弄，痛快地贬诋，热笔纵横地挥洒起来”d。林文月对此持肯定态度，她在写京都的寺庙时，亦采用了这种冷笔热笔交错的方式，以冷笔精准描绘客观物景，以热笔谈及相关的历史传说个人观感，常抒发对民族文化的种种感怀。《空海·东寺·市集》一文，写到东寺的金堂外观融合和式、唐式及天竺式建筑的特色，灌顶院为真言宗密教神圣道场，据云系当年空海模仿唐青龙寺式样而建造。她陈说，据传空海幼年以神童闻名，年十五熟习《论语》《孝经》及史传，年十八修《毛诗》《尚书》《左氏春秋》。二十剃发受戒，三十一岁入唐土，随唐青龙寺惠果专研佛法。返日后，受嵯峨天皇礼遇，于教王护国寺开创真言宗。当年空海自唐返日，带回大量典籍，据载携返的唐人诗文有《刘夷希集》、王昌龄诗格及诗集等多种，另著有诗文论《文境秘府论》，广收六朝及唐人论著，详析诗文法规，对日本当时及后世汉文汉诗贡献不少。文中写到，二楼陈列空海自唐返日时收藏的袈裟之箱，其中存放的健陀縠子袈裟是由惠果所赠，“已经仅余破损碎片，裱在绢上，这几片零碎的布片，小心地收藏在玻璃柜后”，并感喟“今日我们瞻仰唐代遗物，想象先人的生活，在京都奈良的博物馆中窥其一端”。如此，实与虚，冷与热，均由她精细穿插布局，形成对一段久远历史的体贴再现。

二

文学翻译是林文月的重要文学活动，也是“越境”体现得特别充分的部分。1973年4月，林文月撰写的论文《〈源氏物语·桐壶〉与〈长恨歌〉》刊登于《中外文学》。彼时《源氏物语》还没有中文版刊布，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她在论文后面附译了《源氏物语》的首帖《桐壶》，一并发表。刊发后，引起读者兴趣，要求全译《源氏物语》。以此契机林文月花费了五年时间翻译《源氏物语》，译文在《中外文學》连载，于1978年12月终笔。此间感受，林文月在散文《终点——为〈源氏物语〉完译而写》中谈及：“从来没有这样满足过，却也从来没有这样寂寞过。”

《源氏物语》是林文月正式翻译活动的开始，她继而翻译出《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伊势物语》等日本古典文学要籍。翻译理论家刘宓庆在《当代翻译理论》中指出：“语际转换不能忽视语言符号的这种文化信息承载——传递功能，意义的转换必须包括语言文化信息所包含的尽可能完整的内容和特色。否则，意义的语际转换必然是不完全的。”e文化越境者林文月不仅是凭借所从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辨识出日本京都古中国的面影，而且与翻译活动相关联，除了表层的词汇语法的置换，还获得一种超越语言自身的更辽阔的跨文化对话。

林文月对樋口一叶处女作《暗樱》的翻译可谓精妙。《暗樱》为樋口一叶早期受王朝文学“悲恋”传统影响的拟古式写作，林文月既在文辞上保留其简净轻逸又通过注解让趣味意旨得以传达，使得作品形神俱至。

《暗樱》一篇如此开场：

人说：“白檀双叶已闻芳香”（一），当她三叶、四叶地逐渐成长时，世人纷纷都已经期待日后的姿色了。春山微雨花稍绽，更添增览眺的景色，那教人惊艳时节究竟在何时？犹如月影穿松叶，绰绰约约十六岁，梳起了成人高高的发髻（二），髻上系着一只扎染的蝴蝶结，真个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在哪儿都醒目。“中村家的小姐”，人人争相谈论她。生为美人也是够麻烦的。

（一）日本古谚云：“旃檀双叶已闻香，梅花含苞便传芳。”与我国俗谚“三岁知老”类近。此谓千代幼时已显现日后美丽之质素。

（二）古代日本妇女十六岁成人，改发型梳髻，称“高岛田”。“月影”指十六夜之满月，与十六岁成熟之美少女相应。

林文月在翻译后记中也说：“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多变化，但文字精美古典，是一叶作品的特色。由于她身处明治时代的日本，其社会、政治、民情、风俗等，一切皆由传统转向现代化之际，加以个人浸染古典文学甚深，所以她虽以现代小说之形式写作，但字里行间每常蕴含浓郁的典雅风格。作为译者，这种美文的传迻，最是困难不易。若其径采意译，则趣味尽失，唯留单纯的故事骨架;若一一顾及所蹈袭隐喻之典故、俗谚，乃至顶真格、双关语等诸奥妙之处，则恐怕将事倍功半，徒显得冗长费解而已。这一篇四千余字的译文，斟酌再三后，仍不得不设十一条注释……”m

三

林文月选择散文进入文学创作，有偶然性也是学识修养作用的必然。一定意义上，林文月从《京都一年》开始的散文创作是从学术研究自然溢出和滋生的。往往是这样，专业的研究者在观点、文体和语言等方面多有无法被制度化的学术研究收编的，而被自由任性的散文所接纳。观察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散文或者文化散文多从学术研究中获得资源和支援。学者写散文，写“文化”散文越境到作家是一个自然而言的结果。林文月的案例，亦符合中國现当代文学多数学者散文的发生机理。

不局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化散文的历史渊脉可追溯到中国古典文人的札记和笔记，如魏晋《博物志》《古今注》，唐代《封氏闻见记》《资暇集》《刊误》，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清代的《池北偶谈》，近代如《花随人圣庵摭忆》《骨董琐记》，以及现代鲁迅的随感录。文化散文的外延涵盖甚广，朝政掌故、历史传说、世情风习、名人轶事、评诗论文、辨经说字、风景名胜皆在可述之列，包含丰富的文化内容。至近现代这一支散文写作渐向学者散文靠近，如周作人、沈启无、江绍原、黄裳、张中行等人的散文。而在中国台湾地区这一支经梁实秋、林语堂的发展，延续至余光中、杨牧、张晓风、林文月等作家。

余光中也曾经提出“学者的散文”的概念：“这一型的散文限于较少数的学者。它包括抒情小品、幽默小品、游记、传记、序文、书评、论文等等，尤以融合情趣、智慧和学问的文章为主。它反映一个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灵，往往令读者心旷神怡，既羡且敬。”n学者散文的创作与作者的专业修养，感性认识与语言能力不无关系。极端地说，林文月的散文创作也是另一种学术研究，是一种“散文体”的学术研究。不只是林文月，通观中国现当代学者散文，从“学术”的散文角度观察其散文，从“散文体”的学术角度观察其学术，可以进而发微学者散文在文学和学术研究两个领域的意义和价值，正是类似于林文月这样的越境者，拓殖和丰富了散文和学术研究内容或者文体的可能性。

观察林文月的散文创作亦有一个自身“一个人的文学史”变化过程。早期的《京都一年》，不脱学术研究的窠臼，对人文景观进行考证，附加诸多注释，大量引用前人诗句。以散文任性而为的文类属性观之，《京都一年》拘谨有余，而放任不够。《京都一年》是林文月由学者越境到作家的转型之作，后续的《午后书房》《作品》《回首》《交谈》《人物速写》《饮膳札记》逐步摆脱学术研究的拘束，有一个愈见松愈见淡的变化。后来林文月也说：“至于文学创作，虽然也是在传达作者的感情思想，但有时不必要完完全全说明白，甚至也可以只漏一端而幽晦其余，故意留下想象的空间……”o这些变化和感悟是学者和作家的角色转换自如达成所致，最终如诗人陈义芝言：“游心于人世，寻思于学府，描写生命因缘、岁月感悟，以个人独特的欢愁与同时代的光影契会，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

作为汉语世界日本文学的翻译家，她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至深，尤其是日本古典文学，这些也反哺到她的文学创作。她散文创作中的平和节制，既存有古中国文化的温柔敦厚，亦有日本古典文学的清寂典雅，甚至直接取材日本文学经典，兼采两国文化。

如《步过天城隧道》一篇，她借用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和松本清张《越过天城山》小说人物和情节，写出了往昔与今朝物在境迁的经典母题。她再现两部作品中的少年形象，假想他们也带着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走过这条隧道。《伊豆的舞女》中“戴着有高中徽帜的帽子，身穿和式衣袴的青年”，追踪无意遇见的少女，“或许，在如此幽黯的隧道里，也还分辨得出她低首碎步时露出的白皙后颈吧。”《越过天城山》里“戴着白色制服帽子的少年”离家出走，一双穿旧了的草鞋在脚下，遇见独行的游女，“一双裸露的细致的脚趿拉着不屐，看得少年心跳言语吱唔”。

于是，林文月写下：“一甲子之前川端康成所走过的，恐怕是另一条旧的天城隧道了？恐怕二十多年前松本清张笔下那少年走过的，也不会是方才那条长共千二百步的新隧道吧。如是，则我前一刻忽喜忽忧，亦惊亦惧的种种感慨，岂不都是庸人自扰的白日梦吗？”p末了她以苏轼的诗作结，道出旧欢新愁，古今如梦的幽思。

林文月以学者身份自京都旅居开始文学（散文）创作，又因由学术研究介入翻译实践，成就了学者、作家和翻译家的三重身份。殊为难得的是，林文月的三重身份之间并无隔阂，反而彼此跨越边境，从容穿越，互为助益，既形成各自规定性，又相互给予可能性。据此，一定意义上，林文月的个人文学史亦是不同身份的“越境史”，越境者的文学景观是观察林文月写作独特性的一个重要且富有意味的角度。林文月自己说：“我的正业是教书，所以学术研究乃是生活重心，但写论文费心伤神，虽然偶尔有一得之见，也是极其愉快之事。但长期埋首于许多书籍、资料、索引、卡片，复又将其中之发现整理出一个条理来，这其中的过程既漫长而又紧张。所以完成一篇论文以后，往往急欲转换心境，其中一途，便是写抒发感思的散文。”q“我另有一种转换心境的方法，即是翻译。”r越境者林文月破除文体壁垒，其学术文章、散文和翻译彼此滋养中呈现葳蕤，而且，林文月也在提醒一种“愉快”的学术研究可能达至的方式和路径，散文和翻译于她而言不只是学术研究之外换了一种工作，而是“转换心境”。从这里，我们也能约略发现中国现当代学者散文的发达，既是对学术文章庞大严整体制的挣脱，也是散文文体自身自由对学者的召唤和吸引。

【注释】

a林文月：《读中文系的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38页。

b[日]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赵仲明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79页。

c付远：《道家思想与建筑文化100讲》，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40页。

d林文月：《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台大中文学报》1985年第1期。

e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48页。

f周作人：《关于清少纳言》，《日本古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9页。

g林文月：《拟古》，中国工人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h林文月：《饮膳札记》，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页。

i林文月：《游于译——回首译途》，《蒙娜丽莎微笑的嘴角》，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

j林文月：《关于古典文学作品翻译的省思》，《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k季星：《人生是一场直觉》，《2013中国散文年选》，花城出版社 2014年版，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