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梦娇 刘瑞璞

摘要：以晚清满汉女子上衣袖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标本的信息采集、测绘与结构复原，采用标本与文献结合二重考证与比较研究的方法。晚清汉族女子尚宽袍大袖，有“袖胡”之制，此不仅是遗留下来的汉族礼俗的物质体现，也有本身的功用价值所在。满族女袍在清早期承继本民族紧身窄袖的袍服，晚清时因地域、生活习性的转变以及政治经济的稳定，紧身的“马蹄袖”上升成为礼制符号，功用性减弱，便服中则以宽大的舒袖或挽袖取而代之，长短、形状、挽法不一。满汉女子衣袖虽在晚清时宽度呈现相近，但从其结构角度分析，仍各有特色，且在各自的服饰中保留了本民族的符号，成为表现中华一体多元文化特质的实证。

关键词：晚清 满汉 袖制 结构 袖胡

中图分类号：TS941.74文献标识码：J

文章编号：1003-0069（2019）10-0054-04

引言

清代是一个由满族统治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表现在服饰的物质文化、对“十字型平面结构”中华系统的坚守和以“袖制”为标志的多元性，是中华一体多元文化特质在晚清成其为突出特征，标本研究亦提供了物证。本文以收藏家王金华与王潇先生提供成系统的满汉女子服饰实物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数据测绘与结构剖析，结合文献研究对晚清满汉袖制的演变和规制作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发现汉族女子服饰承明朝旧制，尚宽袍大袖，且仍沿用历代汉族服制中典型的“袖胡”元素;而满族女子袍服早期呈紧身窄袖的面貌，晚清时袖宽接近汉族，且袖制长短、形状、舒挽不一。可见，满族作为异族统治者往往归因于文化优越论，入关伊始推行本民族文化，作为政治手段以别顺逆，其结果往往是以冰致蝇。随着政局的稳定、地域的扩充和人群分布的杂居，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其他民族先进的文化，由于深厚汉文化始终没有失去主流地位，便成为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剖析满汉女子服饰袖制的内在结构和工艺对这个时代服饰文化的易制寻找实证的依据，不仅如此，对易制过程中各自民族基因仍得到保留的物质形态呈现，无疑具有文献价值，如马蹄袖从用到礼的转变，而形成了不同于前朝的九制;汉人的“袖胡”亦从未染指满人袖制，且成由男转女、非富即贵的晚清标签，确是中华服饰多元一体文化特质的生动实证。

一、女袖汉制

通过晚清满汉女服标本和文献整理看，晚清便服均为袍制，但汉偏短满偏长，故汉称褂和袄，褂为对襟，袄为大襟;满称衬衣和氅衣，多为大襟，对襟形制满汉族统称褂，大襟便成满汉袍的通制。而袖制上最终满承汉制，且被发扬光大。

（一）汉制舒袖与挽袖

晚清汉族女子服饰承上衣下裳（裙）古制，尚宽袖，分舒袖挽袖二制。舒袖，即袖口无上挽，以袖口的不同缘饰方式而分为三类：一是袖口无镶滚的素袖缘;二是袖缘施镶滚，表现为宽窄不一的绣边、织带配合繁复的镶滚工艺，即十八镶滚;三是袖口接有宽缘，内外分別与面料和里料缝合，缘上绣有纹样，有绣满整围的，也有只绣满靠后袖缘三分2--的。后一种方式既省绣工，又使女子坐姿两手搭叠扶膝时，刚好露出纹样部分，整体效果看似满工袖缘，更有奢者会在宽缘表面搭叠复绣或缘外镶滚，以增加富贵感。如果说搭叠复绣和缘外镶滚是为强化舒袖奢华的话，挽袖形制就是出于能动的设计，同时又为娇饰提供了妙域，因此晚清汉制的挽袖对满族影响很大，而成为汉满融合独一无二的时代特征。挽袖展开后袖长过手，袖口内拼接有绣纹、镶滚的宽缘，袖口外缘的面料依节约原则有拼有整，上挽可露出袖内的华丽绣工部分，遮住袖外拼接的素布。勻茜族普遍多次翻折不同，汉族女服多见挽一次，将翻折后的袖口缝在袖身上。挽袖结构在视觉上与第三类舒袖相似，但从工艺的内在结构上看，挽袖的镶滚装饰一般在袖内，翻折一次可见，而舒袖在袖外，不用翻折，如图1所示。

（二）“袖胡”古制

值得研究的是，晚清汉族女衣舒袖和挽袖中都有“袖胡”存在，而满族没有。袖胡又称“袖壶”，是指汉族女衣腋下有形同黄牛脖子下的垂弧，又与茶壶壶嘴的根部弧线相吻合，故有此称。“袖胡”形制源头甚远，笃汉统古制。夏时尚无此制，商代呈上衣下裳，交领右衽且腰系带，衣袖窄。周代出现深衣，其形制为衣裳上下相连，有曲裾和直裾之分，右衽交领，腰间束带，袖身宽博袖口窄小，腋下有袖胡。出土于1949年湖南长沙东南郊陈家大山战国楚墓的人物龙凤帛画中，一女子着曲裾深衣，衣袖垂有袖胡，证实“袖胡”至少始于周代深衣，如图2所示。《深衣考》中说：“衣长二尺二寸，袂属之，亦如其长，既从掖下裁之到要，使其广止一尺二寸，又从掖下裁入一尺留其一尺二寸可以运肘，而后以渐還之，至于袂末，仍得二尺二寸。玉藻言，祛，尺二寸，乃袂口之不缝者，非谓袂末止尺二寸也。如是则左右袂相合斯成规矣”。从尺寸的裁制而言，袼之高低取决于肘臂是否能运动自如，即“运肘”，如图3所示。这就决定了袖胡弧线的始点，再顺弧线往下沿至袖祛的深度，袖宽者则袖胡弧度明显。于礼而言，《礼记·深衣》说，“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深衣左右袂相合成圆，“袂園以应规”，“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举手为容者，应接之恭，外无圭角也……谓贵此规矩绳权衡五者，非深衣也”。袖胡于深衣之制是五法之首者——规，此“礼”贵于深衣本身，“袂園”袖胡便成礼制的标签。古代袖胡越大礼仪等级越高，如图4所示。“侈袂”袖胡之奢，“执圭之贵”。侈袂也作“移袂”，《仪礼·少牢馈食》中“主妇被锡衣移袂，荐自东房”。汉郑玄注“大夫妻尊。亦衣绡衣而侈其袂耳，侈者，盖半士妻之袂以盖之，衣三尺三寸，祛尺八寸”。《<陶渊明集>序》（南朝梁萧统）中“齐讴赵舞之娱，八珍九鼎之食，结驷连镳之游，侈袂执圭之贵，乐则乐矣，忧则随之”。”可见，“袖胡”之制先是为了解决因宽袖带来的不便，实现肘部的运动，此为“便”;“规者举手为容，容者应接之恭”，故儒家礼制中的“规”与袂圜吻合，有了由“便”上升到“礼”的历炼。周锡保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中说“这种垂胡式的衣袖，是为后来在裁制上所常用，主要是可以使腕肘行动方便。”继周代深衣后秦人着袍服，袍即深衣。汉承秦制，以袍为朝服，从图像史料显示，侈袂者袖胡大，多为礼服，而寡袂者袖胡小，多为便服。南北朝時期鲜卑族建立政权，使胡汉文化产生交流，且国俗倡宽衣博带为尊，但仍避免不了劳动阶层的百姓因为劳作方便流行少数民族紧身窄袖的装束。隋唐时期初尚窄袖，而后国富力强，贵族妇女衣袖渐尚宽，袖式呈丰富多彩的面貌。末代男子袍衫和女袄衫衣袖宽窄均有，唐风依旧。元代袖制基本以窄袖为主，成为中国帝制最后侈袂袖胡礼制到来的前夜。明代官袍袖宽至三尺，为贵族、儒生所穿的直身也为大袖，妇女所穿的褙子，大袖为礼服，小袖为普通便服，成为袖胡礼制的集大成者。历代服饰的演变中证实，虽服装形工制一直在发生变化，不变的是宽袖往往被作为身份尊贵者和尚礼的象征，如图5所示。袖袼的高低和袂弧又完美地将实用和礼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袖胡”而被传承，这种在“便”的基础上成全了“礼”，即“袖胡”由功用升华为中华民族崇礼的符号，可谓中华造物传统对格物致知的笃守。清代虽然没有在形式上直接借鉴袖胡汉制，更重要的是创造性地运用了这种从理念到制度构建的机制，呈现了从“满俗到礼制”治国的物质形态，从极具骑射功用的马蹄袖衍升到礼服标志就是个生动的实证。而汉制袖胡到晚清却由男转女，由礼制变风尚了，所保留下来的或许是“非富即贵”，但这并不是满族的传统而成汉俗独属。

二、女袖满制

（一）由“便”到“礼”

满族传统服饰为窄衣窄袖，这种形制与满族源起东北部寒地的自然环境和狩猎骑射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联。胸围小袖窄可以减少衣服与身体之间的空隙，利于保暖，下摆大且有开衩利于骑马打猎，活动方便，马蹄袖可在骑行时翻下保护手部，避免寒风侵袭。清入关后，政治、经济逐渐安定富足，清中期以后，奢靡之风渐起，服饰上开始由朴素转向奢华，“乾、嘉间，江、浙犹尚朴素，子弟得乡举，始着绸缎衣服。至道光，则男子皆轻裘，女子皆锦绣矣”。关内气候温暖，满族不需再以骑射为生或大规模的开拓疆土。木兰秋弥曾是乾隆皇帝为了让臣民勿废武艺与接待蒙古贵族来访而建的一种实战大阅制，盛行乾、嘉时期的木兰围场活动，因劳民伤财被道光帝不得已而废止，骑射活动不再被重视。服饰作为思想的物化表征，体现出时下的社会背景，此时“满退汉进”已成大趋势，加速了满族与汉族女子服饰的相互融合。“马蹄袖者，开衩袍之袖也。以形如马蹄，故名。男子及八旗之妇女皆有之。致敬礼时，必放下”。康乾盛世之后，马蹄袖骑射御寒的功能性转化为礼仪标志。“釆服冠顶……服用龙袍色尚黄裾四启备十二章施五釆襟袂龙文青绮缘以金花青缯”。其中“裾四”为下摆四开裾本是便于骑射的功用性而成为等级最高的礼服，“裾四”高于“裾二”的礼制也在清典章中定制，同马蹄袖一样转为礼仪元素。因此，在满族的氅衣、衬衣便服中是不会出现马蹄袖和四裾形制，从大量的晚清满族妇女图像史料和收藏家提供的标本研究中也得到证实，取而代之的是逐渐融入汉制加宽的舒袖或挽袖，虽然它们的礼仪级別要低于马蹄袖，但像十八镶滚、重复挽袖等娇饰远远大于汉服，这种粉饰的样貌或许表现出晚清统治者的焦虑，标本的呈现是个真实的注角。

（二）满族舒袖与挽袖的衍生

满族妇女服饰的袖子在晚清时呈现宽大的趋势，宽大程度与汉族女袖几乎没有区别。图6中的红色缂丝瓜瓞绵绵纹氅衣在满服中出现是个标志性样本，它是满族贵族女子便服，在清后期才出现，深受后宫嫔妃服饰风格的影响。标本形制为圆领，大襟右衽，舒袖内有镶饰。领口、大襟转弯处、腋下、开衩止点共系扣袢五粒，衣摆两侧开衩镶饰如意云头。通袖长190.2cm，挽袖通袖长156.7cm，接袖处至十字交点右侧为61.8cm，左侧为61cm，衣长142.3cm，胸宽75.4cm，袖宽45cm，下摆宽113.9cm，衣身底摆上翘11.1cm，前领深为10cm，后领深为0.5cm。这些数据说明，晚清满族氅衣的胸宽和下摆均有加宽，但差量在缩小，松量和结构特征接近汉族，为直身式结构，与早清胸窄摆宽的梯形结构相差较大。从标本的结构研究发现满从汉制的痕迹，标本袖宽与汉族袖宽表面上相似，但从袖子结构的细节来看与众不同，袖子的原本宽度为38厘米，在不破坏原本面料的情况下后期在腋下至袖口拼接了7厘米的布条以加宽袖子，这或许有更多的想象，但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就是晚清满服追求汉俗已成不可阻挡的趋势，这个标本可谓改满制为汉俗的力证。值得研究的是，此并非个例，在晚清吉服中亦有发现。由于技术的原因“增袖拼接”更适合在舒袖结构中补拼，且独立于其结构之外，因此，“增袖拼接”现象并未影响晚清妇女舒袖和挽袖娇饰的繁荣。

从《清宫后妃氅衣图典》的注录和王金华先生收藏的传世品中，梳理部分晚清满汉女子便服样本。提取其袖子的形制，通过舒袖和挽袖的分类整理，尚未发现“袖胡”满服，可见“袖胡”是区別满汉服饰的一个重要实证。满服中舒袖的形制长短不一，标本中道光、咸丰时期仍是单一的直筒型，长至肘或过手腕，袖口外缘或里料有镶边，如图7所示，镶边在里时可作折叠一次的挽袖穿着。至光绪时，外形变化丰富，有长、短、收口和倒大袖形。挽袖的形制和装饰程度到了晚清逐渐复杂，以翻折的规制和次数解析晚清满族女子服饰袖制的演变过程，或改变我对此一些惯常的判断。一折痕的通常为袖口里料有镶边的舒袖形制，翻折一次时可以看见袖内装饰，这种形制整个清后期均有出现，可见舒袖和挽袖初期并无严格界线，或挽袖只由舒袖发展而来。同治时期又增加了一道翻折线，从标本观察为两次折痕，如图8所示。袖口外缘有镶边，内接是与通身里料不同的有纹样的里料，翻折两次后可以看见精致挽袖的内里和袖口外的镶边，同治以后仍然普遍使用这种双折挽袖。在采集标本数据的过程中，发现还有一种形制效果看似与两层的挽袖相同，其实是在袖端拼接的“假”挽，可见晚清的袖子看似相同的结构却隐藏了不同的工艺方式。目前所收集的图像文献中，同治时期还发现一例在袖子翻折两层的状态下，袖口内壁再接出两层绣工精致的假袖，视觉上有四层衣袖搭叠情况。光绪时期这种双折挽袖愈加粉世，翻折两次的袖子内再接一层绣工精致的内袖缘，看似有三层袖子套穿的效果，也有部分内接两层，此种复杂的挽袖形制相比同治、光绪时期更为普遍，如图9所示。由此可见，清晚期闲适的生活使便服非富即贵，在环境、政治、经济以及汉文化的影响下，满人从汉继承单层挽袖而发扬光大，变为多层挽袖，其装饰风格走向了精致繁复而不断向外追求浮华，勻青早期朴素的风格产生强烈的对比。

“同、光间，男女衣服尚宽博，袖广至一尺有余。及经光绪甲午、庚子之役，外患迭乘，朝政变更，衣饰起居，因而皆改革旧制，短袍窄袖，好为武装，新奇自喜，自是而日益加甚矣。”由文献和实物得到互证，同治、光绪年间袖子尚宽博，繁华却掩盖着国衰至是的现实。虽然清末新政有所推动，但西洋势力的入侵使妇女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开始追求男女平权、着衣倾向于彰显人性，原本吸收了汉族文化的满族服饰，出现了所谓“束胸窄袖”的形制，在宽袍大袖的基础上，有意识地窄化袖子和衣身，腰侧有轻微的弧线。此时的窄衣窄袖并非回归满族御寒骑射的传统，而是平权思想在服装发展中一次民主、自由、科学的伟大实践，旗袍就是这一伟大实践的缩影，也是满汉文化融合的生动实证。

三、满汉袖制比较

清代满汉女子服饰并行276年，汉族女子服饰始终保持宽衣大袖的风格，其间仍有袖胡存在，而满族从最初的窄衣窄袖变为接近汉族的直身袍和宽袖，且演变出更加丰富的舒挽形制，为旗袍的出现奠定了必经之路。从先秦至明代，汉族服饰袖子基本呈现出宽博的特点，且袖胡越来越明显，如图10所示。这种服饰为重祭祀的古代贵族或崇尚礼教的儒士所追捧，成为汉文化的典范，也因一时风尚而流行。窄袖的形制，多被普通劳动百姓穿着或因少数民族掌权时而产生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而成风尚。清代汉族女子服饰虽承继明朝遗制，但从顺治时期袖宽逐渐减小，至乾隆后期约尺二寸，于可见的晚清标本中，最宽也不足两尺。这或许与身处满族统治的王朝身不由己，或者是被满族窄袖影响有关，袖宽不比从前。由于袖宽的减小，袖胡也减小，其功用亦无存，因此清代汉族女子服饰的袖宽最终可以去掉袖胡，也不影响正常的活动。相对来说，满族吸收汉族的文化较为明显，却不仅仅是因为汉文化的强大，与地域和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发展氛围也有很大的关联。清初的紧窄马蹄袖虽被升为礼仪元素，但后期基于汉文化的影响还是在不断加宽，甚至出现了一种马蹄袖与平直的宽袖结合的袖形，以此区别礼服的等级，便服中的衬衣、氅衣以宽大的平袖代替，且形制丰富。光绪时期的袖制已发展得十分多样化，除了丰富的挽袖之外，舒袖中更是多种袖形，收口形、倒大袖形等。西文东渐由于平权思想的影响，女装有了收窄的趋势，窄身与略微收紧的倒大袖结合体与改良时期的旗袍造型不谋而合，或成旗袍的前身。在保持十字形平面结构的基础上，腰侧有了明显的曲线，袖子更加窄小，这为现代立体旗袍奠定了基础。虽由满族服饰发展而来，但“十字形平面结构”的中华基因始终未变。我们所見的旗袍窄袖窄身形制并非直接采取清初满族服饰的窄身窄袖而来，而是经过吸收了汉族宽袖文化，经历时代的锤炼不断的丰富其形制，最终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下一步一步发展成旗袍形制，因此，清末民初，或许是清王朝的逐渐没落，或许是男女平权造成思想的进一步开化。因此，与其说旗袍是满汉文化的合体，不如说是中华一体多元文化特质伟大实践的结晶。

结语

晚清汉族女子上衣袖制承袭前朝宽袖风气，从穿着方式来看，分为舒、挽袖;从结构角度来看，分为有、无袖胡之制。由于此时期袖宽未有前朝之大，不会过于影响肘部的运动，而有腋下平直无袖胡的形制，因此腋下有袖胡之制的上衣袖胡不深，但弧线曲率有种所谓的“拿来主义”，模仿明制。可见袖胡在经过从便到礼的转变后，在晚清时由男转向女子，成为风尚，此种结合功用性与儒礼的结构最终成为汉文化的符号。满族女子袖制中，“马蹄袖”由于关内的环境和减少骑射的生活习性而失去了“用”，则被上升为礼仪之制，也经历了由便到礼的过程。便服中有宽如汉制的舒袖和挽袖，在晚清时挽制加以丰富，而呈现出千汇万状的形式。这既是与汉族融合的结果，也是清朝在失去了马上民族往日开疆扩土的气魄后，外忧内患中依然追求奢靡闲适的生活风气，向外追求奢华粉世的结果。清末民初，西文东渐引进男女平权思想，简约的装饰和窄衣窄袖的风潮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便是旗袍的前身。而此时的窄身窄袖与简约装饰并非满族骑射传统的回归，而是中华民族一个化时代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