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辉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北京 100875)

作为一种景观，乡村不仅具有复合的生态系统，更是传统农耕生活经验的载体，是传统社会中村落文化的表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交通通信方式的变革，城乡人口流动的频繁，城市化的步步紧逼，村落景观面临着剧烈的重构，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在《发现乡土景观》中提出了“乡土景观”理论，将文化景观视为人类创造的空间综合体和人类社会在自然空间上的投影，并提出了“乡土景观”和“政治景观”这两种理想类型[1]。这种强调景观与空间的动态性、活态性以及与民众生活亲缘性的思路，也与当代中国的传统村落保护[2]、文化景观开发[3-4]等领域的理念有契合之处。本文试图运用“乡土景观”理论框架，以一个浙南村落为个案，在分析村落景观和文化空间的重构的基础上，探讨乡村社会的转型及民众日常生活的变革。

简要介绍一下笔者所调查的村落。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南田镇武阳村在飞云江水系上游，处于洞宫山脉中的一个盆地之中，距南田镇约十里。武阳村人口约三百多。村里男性多为刘氏，为刘基后人。近年来村里的青壮年多在外地读书、打工，平日村中多为中老年人。作为刘基出生地，上个世纪末，村里重修了刘基故居等建筑。2010年左右，地方政府正式开始在村里进行旅游业开发。村中共有二十来个民宿，其中不乏外地资本的进入。

2017年10月，笔者在武阳村做了十天的调查，文中所有资料均来源于此。

一、武阳村村落景观和文化空间的重构

（一）武阳村落景观与文化空间

武阳村村落景观主要包括田地、道路、庙宇、民居、刘基故居等。自2010年以来，地方政府主导村里的旅游开发，村落景观得到较大的改变。主要如下：

1.田地与山林

武阳村有一条溪流，自西向东流过村中央的一大片水田。田中种水稻，一年一熟。水稻收割后，田就闲着。约在1997至1998年之间，村里种了一次盘菜，但难以外销，只能运到温州市区卖，因此，武阳村后来就没再种植盘菜。山坡上的旱地，也分给农户，一般种红薯之类，用以补充主粮，解决温饱问题。近五六年来，村里这些旱地种上了杨梅、猕猴桃或者速生经济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土地改革时，村里的山林并没有承包到户，而是分给各村民小组。山上多是松木、杉木之类。村民建房需要木材时，如果到山上砍树，需要和村民小组协商好价格，付钱给小组，然后才能砍伐。

自2010年以后，村里利用当地的自然、文化资源搞旅游开发，村落的田地也发生了变化。镇政府将村里的大片水田承包过来，改成荷塘，种上荷花，极大地改变了武阳村的村落景观。荷塘的管理承包给村里的农户，莲子为承包者所有。荷塘中的观赏鱼类，为承包者所养。此外，为了执行省林业部门的封山育林政策，村里的山全部封上，按面积给村民以补贴。

2.道 路

村里在1983年造了机耕路。1993年左右在原机耕路基础上修了柏油路，当时，一位省交通厅的副厅长，到文成县挂职当副县长。他到武阳村视察时，村民反映刘基故里游客很多，希望能修路。这位副县长从省交通厅要来三十多万拨款，再加上村民集资的十余万，才修了一条五公里长、三米多宽的通往南田镇的公路。在2010年左右，道路拓宽到六米。村里没有专职修路的组织，需要修路时，一般都是村两委组织村里的青壮年修路。

3.庙 宇

村里的庙宇在荷塘中央，始建于何时和朝代，村民也已经不太清楚，不过可以确定民国时期就有这座庙。以前祭祀的是本地的民间神灵马仙娘娘，每年有一两次祭祀活动。文革时期庙宇遭到破坏，2003年重新修复。重建后的庙宇，供奉的主神改为朱元璋的皇后马氏。至于供奉马皇后的原因，村里有个传说：传说元璋坐稳江山之后，开始大肆屠杀功臣。刘伯温知天文地理，朱元璋怕刘伯温夺他的天下，因而要杀刘伯温。马皇后知道后，就让人偷偷送枣子、桃子、花生这三样物品给刘伯温，暗示他赶快逃生。刘伯温因此逃过一劫。基于这个传说，村民认为马皇后对刘基有恩，因此将以前祭祀的马仙娘娘，换成了马皇后。

此外，庙里马皇后塑像左右，还供奉有其他神灵。村里人，特别是老年人，如果信奉某一神灵，就会一起出钱，买祭品，请道士念经，烧香祭拜，但整个仪式并不是很热闹。

4.民 居

武阳村的民居，一般都建在大田北面的山前坡地上。传统的建筑都是木制两层楼，2011年以来，为了发展民宿，村民将自己的房屋拆除，在原来地基上建起了砖木结构的房屋。因此，原有的村落布局没有发生太多变化。对民宿来说，夏季是旅游的旺季。其时，由于武阳村处海拔六百多米的高山上，天气凉爽，再加上适逢暑假，荷花绽放，来旅游的人非常多。而冬春季节虽然为旅游的淡季，但是，在春节前后时段，也会有一些客人来游玩。据一位村民说，2016年春节，有两三家游客光顾他家民宿。

村里的两委办公楼，建于2012年左右，其左右两边都是民宿；同时村委办公地也是做文化礼堂用，因此其大门前也挂文化礼堂的牌子。

5.刘基故居

武阳书院和刘基故居约建于1999年。当时北京一位老板，为了投资拍摄刘伯温题材的电视剧，出钱在村里修建了武阳书院和刘基故居作为拍摄场地。现在，村里准备在村后山上建一座刘基庙。

（二）村落景观和文化空间的重构

空间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维度，它不仅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场所，还承载着一代代民众的生活经验和记忆。通过空间的重构而将无形的民间文化记忆具象化、符号化，就形成了村落的公共文化空间。在文化资源的景观化、空间化的过程中，不同的行为主体及其行为逻辑，导致了村落文化空间的意涵多元性。

民俗文化资源空间化、景观化中的逻辑值得我们探究。其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路径和价值取向：一种是内向性的路径，即文化景观和空间旨在满足地方民众的生活和文化需求，体现民众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有助于民众精神认同感的凝聚和生活共同体的建构；另一种是外向性的路径，即主要为外地游客考虑，旨在满足外地游客的各种需求，如亲近自然的需求，追求新奇、刺激的消费体验的需求，在社交网络中表达个性的需求等。

武阳村一些文化资源的景观化，明显地起着对村落共同体的文化建构作用。这体现在刘伯温传说的空间化、景观化上。口头传说为民众重构村落空间与建筑景观等提供了内在动力。几个有关本村风水的刘伯温传说文本比较有名，如“卜居武阳”的故事：刘伯温高祖刘集为躲避宋末战乱，想找一处吉地安居。一天，他在向山神祈祷后，夜里做梦，梦见自己手持一只羊起舞。经山神庙主持解释，他应该找一个叫“舞羊”的地方。后来他找到了武阳村，因此在此安居；“菩萨搬家”的故事：村里财主为了占据刘家的宅基地，伪造神迹在刘家宅基地上修建五显庙，少年刘伯温将计就计，做出“菩萨搬家”的迹象，从而用机智夺回了宅基地；“白鹤点穴”的故事：白鹤仙师下凡，感于刘伯温父亲的善良，为他指点了一片风水好的葬地。造坟之后，刘家以后果然将相迭出①以上三则故事，以文本的形式被展出在刘基故居的正堂墙上。笔者认为这三则故事的文本应该是来自对周文锋编著的《刘伯温民间传说集成》中三则故事的缩写。参见：周文锋.刘伯温民间传说集成[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这些故事所体现的风水观念，一方面证明了武阳村是“福地”，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刘氏先祖积德行善、福泽绵长，分别从地缘与血缘的角度，增强当地刘氏族人的文化自豪感和共同体意识。这几个传说文本被做成展板，挂在刘基故居的东西外墙上，供人阅读、议论。如此，传说既故居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赋予了传奇性；而故居又拉近了传说与村落社会的距离。正是文化资源的景观化和空间化，让刘氏族人对村落的历史和传说有了更详细、生动的了解，从而增强了他们对宗族和村落的认同感。

此外，还有一些民俗文化景观，在固有习俗的基础上大胆重构，突出景观的神秘、新奇的视觉体验，这很大程度上是商业逻辑的产物。比如荷塘旁边用稻草扎成的龙凤、玄武、仙鹤等传统文化符号，虽然可以引导我们联想到刘伯温精通天文星象，但这种追求奇异的景观，在村落生活空间中略显突兀，与民众的生活有一定距离。

武阳村的公共文化空间，还体现在刘基故居与武阳书院。由于两者性质的不同，它们所呈现的文化内容和维度略有不同。刘基故居被重构成一个农村院落，房屋为堂屋，坐北朝南，东西各有两间厢房。堂屋由刘基夫妇居住的主卧室、正堂和厨房组成，东厢房为刘基两个儿子的卧室，西厢房为两个儿子的书房。故居的许多间屋内都布置着当地的传统家具，如刘基夫妇卧室中的雕床，厨房内的橱柜等。这种家居空间，不是依据历史上刘基故居的真实样貌，而仅仅是依据重构者想象中的刘基夫妇及其子女的日常起居生活。古典的房间布置、家具样式，昭示着与现代生活迥然相异的生活方式。这种古代生活方式的呈现，虽非完全与历史事实相符合，然而却为游客营造了历史现场感，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他们的历史纵深感。武阳书院对刘基形象的展示，偏重于刘基在“大传统”中的历史人物形象。其中，布置了刘基的正颜挂像、朱元璋敕封刘基及其父母的诏书，以及刘基的诗词、书法等。对于旅游者来说，刘基正颜、书法、诗词等遗迹，让他们似乎产生直面处于元末明初的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刘基之感，从而营造出一个有着沉静肃穆氛围的文化空间。

村落文化资源的景观化具有久远的历史传统。传统社会中，许多地方志和家谱上，都会列出地方的“十景”“八景”。鲁迅曾将这种现象讥之为“十景病”，然而，我们却看到，村落文化资源的景观化，不仅仅出于地方文人的附庸风雅，更具有深厚的民众心理基础。民众对村落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记忆，将之景观化，既是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和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的体现，又是他们审美生活的必须。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景观化，而是在于怎样景观化。在武阳村村口停车场旁的旅游指示图上我们看到，当地总结的“武阳八景”：迷途客栈、故居探幽、书院寻踪、赏荷观星、茶堂品茗、仙鹤点穴、求学之路、三瀑奇观。其中，已开发的为迷途客栈、故居探幽、书院寻踪、赏荷观星。迷途客栈是七八年前外地商人在本村开的民宿；故居、书院、赏荷观星中的荷塘都是近二十年前开发的结果。未开发的为茶堂品茗、仙鹤点穴、求学之路、三瀑奇观。茶堂本名“武阳堂”，初建于明代嘉靖年间。仙鹤点穴即村里的“天葬坟”，即传说中刘基祖父所葬之地。求学之路传为刘基从武阳村到青田石门洞书院读书所必经的石头小路，此石头小路在建国之后仍在使用，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逐渐荒废。三瀑奇观在村庄东边。其中，茶堂、仙鹤点穴和求学之路三景，相较于其它五景，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渊源，在明清时期此三景基本都已成形，如今它们中如茶堂和求学之路处于荒废状态，如仙鹤点穴只是一座普通的坟墓，它们的修复和开发有待时日。虽然这八景与传统的乡土景观的理想自然状态存在一定的偏离，但它们仍然是地方文化传统的凝结，整体上体现了当地民众的文化心理和生活需求。

二、村落景观重构背景下民众日常生活的变革

村落景观的变迁，是村落社会变迁的表征，也是民众日常生活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我们从乡土景观理论的角度，探讨村落景观、文化空间的重构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

（一）各种社会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面临着调整

从民众生活的角度来说，发展旅游休闲产业之后，随着民众生产方式的转变，村落社会中人神关系、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面临着调整。

首先，村落社会原来的民间信仰面临着重组。马仙娘娘是浙闽地区盛行的地方神灵。在武阳村，马仙娘娘信仰日渐衰落。文革时期，马仙庙被毁坏，后来重修，重修后庙里主要供奉的却成了朱元璋的皇后马氏。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传统村落的现代化过程中，马仙娘娘在村落中的功能逐渐失落。特别是近年来，由于非遗保护工作的展开，地方政府对刘基文化特别重视，更改变了原来的村落信仰生态，使得马仙娘娘在村落社会秩序和文化结构中的位置逐渐边缘化。刘基文化在村落的扩张，并不是作为民间神灵的刘伯温替代了马仙娘娘在村落社会的功能，而是随着传统村落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地方神灵的求雨、护幼保育功能面临着萎缩。这是村落社会中人神关系变革的部分。

其次，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村落社会中人际关系一定程度上也发生着改变。以前村落社会中，民众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地缘、血缘的关系。随着村落中许多民众开设民宿，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增添了业缘这一维度。村里的年轻人多在城市打工、开店，因此，开民宿的多是退出城市务工市场的中老年人①据了解，他们都有在城市打工或者开店的经历，其中四十多岁的人是主力。未曾进入过城市的村里人，多是村里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没有经验和精力来经营民宿。。业缘关系的引入，一定程度上也会将市场竞争带到村落社会。这种以利益为导向的竞争，势必会冲击村落社会传统的人际关系。此外，开设民宿的家庭与一些由于缺乏资金和劳动力而没有开设民宿的家庭，往往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也可能为一些矛盾的滋生提供了空间。

再次，民众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一定程度上会得到重构。民众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传统社会中，农业生产所倚重的土地，是维系民众生存的根本。因此，民众与土地之间形成了一定的伦理关系。土地被认为是具有神性的，其神性不仅体现在民众的风水观念中，更体现在民众对耕种的土地的感性认识上。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春种秋收，是农业生产的节奏，也是民众生活的节奏。随着村里的旅游开发，大片水田被改造成荷塘，民众原本基于保障生存的土地观念变成保值增值的资本逻辑。随着生存逻辑到资本逻辑的转变，人与土地之间伦理关系的变革，民众的时间观念和生活节奏也得以重构。旅游业的旺季和淡季之分，成为民众的时间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旺季主要为夏天，由于村落海拔较高，因而气温凉爽，其时荷花绽放，吸引着大量的游客进行消费。春秋冬三季则为淡季。旺季时游客多，民宿常常客满，这与淡季时的人影寥寥形成明显的对比，构成了民众民俗收入的季节性差异。与此同时，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必定发生着重构。据受访者说，现在，即使春节时期，也会有旅客携家带口，来这里旅行过年。在传统的文化观念中，春节是个阖家团圆的节日，而旅客的出现，虽然能为提供民宿的民众带来不菲的经济收入，却一定程度上侵扰了原来村落民众旨在阖家欢乐的节日生活。可见，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变化，势必会冲击民众原有的节日生活观念，改变民众生活节奏。

（二）传统的乡土景观面临着冲击

从乡土景观的角度来说，武阳村景观的重构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乡土景观。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将景观分为两种理想型：政治景观与乡土景观。政治景观为出于政治目的进行规划和维护的景观，乡土景观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自然生成、演化的景观，它的样态折射着民众的生活经验。两种景观都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景观一般整齐、秩序俨然，注重人类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规划，反映了人类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一面，乡土景观则注重一般民众的生存体验，是人与自然关系长期演化的反映。运用这种景观的社会学理论，我们可以探讨武阳村重构后的村落景观与传统乡土景观之间的关系及相关问题。

首先，重构后的部分村落景观与传统乡土景观相疏离。大片的荷塘和荷塘南边的长廊，让原本质朴的村落增添了异样的意韵。然而，由于整体上武阳村景观还是以传统为主基调，使得这种重构后的局部风景与整体上的村落景观产生了疏离。城市生活的紧张、快节奏，让游客对农村产生了一种美好田园的想象。比起城市的车水马龙，在幽静的村落，蛙鸣中的荷塘月色，更会给他们带来心灵的洗涤和惊异的审美体验。乡间小道、田野等景观，是城市生活的有效调剂。可以说，他们是在当代村落中寻找一种与现代都市的生活迥然相异的古典优雅的生活方式。按照这种想象逻辑所改造的景观，过于追求表面的、视觉的惊奇，而不免与村落景观理想自然的状态相违背。理想自然的村落景观的魅力来自其对村落社会文化系统的呈现，对民众生活记忆和情感的承载。因旅游开发而重构的景观与这种理想自然的乡土景观相悖，有时不免显现出庸俗审美化的倾向。

其次，在重构后的村落景观中民众面临着主体地位失落的危险。虽然景观的重构，为民众带来了好处，比如道路的改建、环境的改善、生活收入的提升，然而，在空间重构过程中，当地民众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得到很好地体现。村里的青壮年去城市工作、学习，只有在节假日才有时间回村。虽然，村落中仍然有他们的亲人、他们的产业，仍然存留他们的人生经历和记忆，然而商业社会的逻辑、社会流行的文化审美，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他们的审美观念，让他们更认同城市文化对村落景观的重构。同时，重构后的村落景观不再承载民众的人生经历和成长记忆，不再拥有记忆往昔时光的能力。民众与传统乡土景观的有机联系被切断，让他们面临着主体地位失落，有沦为自己村落景观中的异乡人的危险。相反，旅游者则成为村落景观的“主体”。他们大多数人只是在村里待短短的几天甚至一天，对景观的欣赏只注重外在的、视觉化的体验，却疏忽了对村落社会生活的感知。从这个角度来说，村落景观被廉价地、肤浅地消费，成为旅游市场上的普通消费品，失去了其本可以充分体现出来的内在文化意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村落景观的重构、文化资源的开掘，是传统村落社会向现代社会挺进的难以避免的一步，是当代社会变迁的必然表现。但是，如何在这一进程中，尽量少地破坏村落社会的文化生态系统，保持村落作为民众诗意的栖居地的本色，让村落社会进入有序地、不失其内在本质的变迁轨道，而不是一味冒进，过度迎合市场，成为城市文明中的附属品和商业社会的“殖民地”，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三、小 结

综上所述，本文在考察了武阳村村落景观和文化空间的重构的基础上，探讨了文化资源的空间化、景观化中的行为逻辑。景观的重构是村落社会变迁的表征，也对民众日常生活产生着不小的影响。从民众生活角度来说，村落社会中的人神关系、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面临着调整。从乡土景观角度上来说，以旅游开发为目的的村落景观重构，与传统的乡土景观的理想自然状态相背离，且让民众面临着主体地位缺失的危险。由此也可见，村落景观重构，是一个关乎村落文化系统和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