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

浯溪刻石始于唐人元结，他先后在浯溪刻下了六铭一颂，特别是《大唐中兴颂》，事关唐代“中兴”的评价与反思，遂令后人议论纷纷。表露于诗文，刻石于浯溪，形成浯溪碑林胜境。这些同刻于浯溪的大量诗文、题记类石刻，构成了一个交流场域，形成了关于“中兴”的思想交锋。唐代浯溪石刻直接受到自然山水的影响，宋代浯溪石刻则主要受元结《大唐中兴颂》的影响，与宋代政治文化的发展相呼应。浯溪石刻仿佛唐宋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透过这一山巅水涯的独特文学景观，可以使我们对文学的生成、传播、交流及文学与传统、现实的关系等获得更为真切的体认。

一、由“隐逸”到“中兴”：唐宋浯溪石刻话题的转换

唐代浯溪刻石始于元结。元结（719—772），字次山，号漫郎、聱叟、猗玕子。其“父延祖清净恬俭，历魏城主簿、延唐丞，思闲辄自引去”①。而族兄元德秀，字紫芝，更是一个卓行有德之人。德秀一生未娶，尝亲哺幼侄，事母至孝，居家安贫，有“惠政”“至行”。房绾曾评价云：“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尽。”②元结亲聆兄长教诲，“清独”而“方直”。天宝十二载（753），元结中进士后，因时局可忧，志愿难行，遂隐居不仕。“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招集邻里二百余家奔襄阳。肃宗异而征之……献《时议》二篇，上大悦……乃拜君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荆南节度判官。君起家十月，超拜至此，时论荣之……今上（代宗——引者注，下文同）登极……起家为道州刺史……转容府都督，兼侍御史、本管经略使……君单车入洞，亲自抚谕，六旬而收复八州……（大历）七年（772）正月朝京师，上深礼重，方加位秩，不幸遇疾，中使临问者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