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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与重生?
——当代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

2019-12-21洪子诚

文艺研究 2019年1期

洪子诚

一、“进攻阶级的伟大儿子”

据相关资料①,最早在中国介绍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是1921年刊于《东方杂志》第18卷第11号上胡愈之的《俄国的自由诗》(署名化鲁),之后是1922年《东方杂志》第19卷第4号上胡愈之的《俄国新文学的一斑》,沈雁冰1922年10月刊于《小说月报》第13卷第10期的《未来派文学之现势》。瞿秋白在20世纪20年代初,也写了题为“马霞夸夫斯基”②的文章,对这位诗人情况的介绍与他在苏联活跃的时间同步。至于作品的翻译,最早是1929年李一氓译、郭沫若校的《新俄诗选》(光华书局1929年版)③,里面收入《我们的进行曲》等作品。此后在三四十年代,各类报刊刊登了不少译文和评论文章。不过,中译作品专集,在“现代”时期只有两部,一是1937年上海Motor出版社的《呐喊》,译者万湜思(姚思铨),书名取自马雅可夫斯基长诗名字(该诗后来通译为《放开喉咙歌唱》)④;二是时代出版社出版于1949年的庄寿慈译的《我自己》。

这位诗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特别是左翼文学界)已有很高知名度,所以郭沫若1945年应邀访苏时特地参观马雅可夫斯基纪念馆⑤并题诗,赞美他是“进攻阶级的伟大儿子”,说中国人“早知道你的名字”,“你的声音/好像风暴/飞过了中央亚细亚。/任何的/山岳、沙漠、海洋/都阻挡不了你”⑥。

其实,阻挡不了的中文译介热潮,还是要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这个时期,他被当作革命诗人的旗帜、典范对待,可以说,没有任何外国诗人在那个时期享有这样的殊荣。从1950年到1966年,出版的马雅可夫斯基诗集中译本不下三十五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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