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利好 郭颖梅

（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云南昆明 650201）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并将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提上日程。数据显示，进入我国第三次农业普查的农业经营户为2.074 3 亿户，其中规模经营户的数量在398 万，仅占1.92%，也就是说，小农户的数量在2 亿以上，这是一个庞大到不容忽视的群体，关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衔接的路径选择，主要有2 种，其一是土地流转型的规模经营，通过转让土地的经营权，将细碎化的土地归整到一起，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其主要形式有土地租赁、股份合作、土地转包等；其二是服务带动型规模经营，在土地经营权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来实现服务的规模化经营，其主要形式有土地托管、联耕联种，代耕代种等。二者的根本区别是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不同［1］。

自2008 年以来，土地流转型规模经营迅速发展起来，中央农业政策的重点从坚持家庭承包经营逐渐转向了土地流转。随后土地流转的热度不断攀升，中央政策文件不断提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规模经营。

但是，近10 年的实践表明，以土地租赁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流转型规模经营的发展遭遇瓶颈［1］。《全国农村经营管理》资料显示，2015 年耕地规模在3.33 hm2以上的农户占比为1.33%，较1996 年的比例下降了0.17%，换句话说，我国农业土地分散化经营的整体局势20多年来都没有发生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