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琚湘玮 李红梅，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相较于传统医疗模式，移动医疗优势明显：有利于盘活存量医疗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扩大有效供给，促进医疗资源跨地域、跨时间流动；有利于满足患者多样化医疗需求, 完善医疗服务环节，打破信息孤岛，推动医疗信息化的实现，发挥医疗大数据的作用，形成预防-治疗-管理的医疗服务链闭环，巩固治疗效果；有利于已确诊的慢性病管理；通过移动医疗APP对慢性病患者进行精细化管理，可以合理分流患者，推动医疗服务进入细分领域，也便于医师长期对患者进行监护、管理，满足患者个性化、综合化需求；有利于建立新型医患关系，虽然大多数公用事业和服务行业已逐步接受了用户至上、客户为先的意识，但健康医疗行业还远远落在后面。长久以来，信息不对称导致传统医患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而移动医疗模式为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移动医疗为改革传统医疗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是对传统医疗模式的有益补充，能够助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有利于保障人权，尤其是健康权等基本权利的实现，维护医疗领域的机会平等，体现分配正义等等，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和宪法基础。

1 移动医疗的法理基础

“从法理层面看，‘人权’是法律、伦理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而人权中的一个基本内核就是生命权、健康权。无论从人权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角度，还是从法理层面、彰显宪法精神的角度，我们都应该把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益放在最根本的地位。”探究移动医疗的法理基础，论证其在保障健康权、践行平等原则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对其展开理论研究的必要前提。

1.1 保障健康权的需要

根据Analysys 易观智库监测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达到48.8 亿元人民币，较2014 年增长62%，预计2018 年我国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接近300 亿元人民币，2016-2018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60%。2015年数据显示，国内移动健康APP数量已经超过2000款。以上数据说明移动医疗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相当可观的发展前景。

移动医疗市场的火热发展蕴含着公民在医疗方面的迫切需求，这种需求脱胎于我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医疗资源的享有与健康权关系十分密切，移动医疗模式下，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而移动医疗能够有效缓解传统医疗模式的弊端，盘活存量医疗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患者多样化医疗需求等等，患者对移动医疗的需求追根溯源是对健康权的追求。

人权是一项基本权利，健康权亦然。基本权利的分类，特别是“自由权一社会权”的二分，是传统上对基本权利作规范分析的基本框架，我们习惯于“自由权一国家的消极义务”、“社会权一国家的积极义务”这样的对应关系，按照传统的理解，社会权是使国家负有积极的义务，也就是承担提供特定经济和社会给付的作为义务。健健康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属于社会权的范畴，为保障公民健康权的实现，国家需要履行积极的作为义务，而这种作为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向公民公平的提供医疗资源，推动立法满足公民健康需要等等。健康权作为一种社会权，使国家负有积极的义务，也天然地抵御着国家的侵害。

1.2 对平等原则的追求

20世纪中期以来相继诞生的《世界人权宣言》《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及《阿拉木图宣言》等国际文件，均强调人人应平等地享有基本医疗权，“基本医疗权既是一项自然权利，又是一项法律权利”。自由平等是基本医疗权的重要属性，因此，基本医疗权的实现离不开对平等自由原则和机会平等原则的遵循。

传统医疗模式的固有问题是个体公平获得医疗资源的阻碍之一。首先，我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优质资源向经济发达地区倾斜，致使在医疗市场中难以维护不同区域患者的机会平等，甚至患者为了获得平等的分配机会，大量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引发很多问题。其次，医疗行业属于公共事业，关系到所有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其服务价格与社会健康成本正相关。然而，由于医疗机构长期处于垄断地位，医疗产品供不应求，价格居高不下，市场调节失灵，甚至出现“以药养医”的畸形盈利模式，违背平等自由原则。再者，虽然“新医改”已经提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但是在实践中，医疗市场准入门槛过高，政府无形中为社会资本进入市场设置障碍，挫伤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限制了患者选择多样、优质医疗服务的机会。

移动医疗借助先进的互联网技术，为医疗资源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流动提供了条件，有利于缓解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局面，保障机会平等，充分体现分配正义的理念。同时，移动医疗模式便于整合医师资源，增加市场竞争，动摇医疗机构的垄断地位，调动服务积极性，提高服务质量，维护自由平等原则。此外，由于市场需求巨大、优势明显，移动医疗可以充分发挥“鲶鱼效应”，倒逼政府进行改革，打破行业垄断，为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创造机会，保障市场主体在法律上和实践中的平等地位。

2 移动医疗的宪法基础

笔者在前文对移动医疗的法理基础展开论证，法理学是法学的基础理论，侧重研究法律的一般性、普遍性问题，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实体法律规范，同样能够为移动医疗的存在发展提供合理依据。

“凯尔森认为，法律制度是一个有层次的体系，下级规范之权威来自上级规范，层层上溯，最后止于最高级的‘基础规范’——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宪法》处于最高位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论证移动医疗的规范基础，首先必须明确其在宪法层面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