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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对“斯密原理”次重要扩展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 198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通讯稿中提出，布坎南将人们从互相交换中获益的概念应用到政治决策领域并奠定了宪政经济理论，并授予其1986年度的诺贝尔奖，以表彰他在公共选择理论或新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先驱性贡献。从而开拓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先河，奠定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

布坎南自己曾界定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两种中心要素：一是所谓的“经济人”模型；二是将政治视为交易的概念。然而对于第一个，布坎南认为家庭和企业中追求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自利个人也同样是政治系统中的成员，这样并不能让人相信站在政治市场中的“公共人”能够放弃 “自利”和“私心”的思想而全心全意投入到社会公众利益的工作当中去。从个人选择行为来说：市场和政策相互关系得到的预测结果存在的差别，来源于这两种体制的结构性差异，看待问题角度的区别，不渊源于人们在扮演不同的体制角色时，在动机方面所发生的转变。布坎南立足于个人，把研究视野建立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的两种市场对比上，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从人性固有的理论认识和推断以及基于大量的现实观察上，借鉴斯密的“经济人”意义，并在此基础之上，布坎南在他的研究领域中首先把斯密的“经济人”结合到政治市场，以此作为他的理论出发点，从而完成了对“斯密原理”的第一步继承和拓展。尽管引进了“经济人”，但是布坎南发现“经济人”在政治市场还是有着与在经济市场不同的特点。众所周知，自斯密之后，用以描述家庭和企业在经济市场中交易行为的基础是存在一个庞大的产权自愿交换，自利的个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实现平等的交易，这也是“斯密原理”得以运行的基础性条件。然而，在将政治视为交易的情境下，已有的政治市场并不能保证这些交易是自愿、平等自由的，因为现实中的政治强权和公众信息缺乏使政治家、行政官员与公众相互之间的不对等交易、强迫交易时常出现。换言之，政治市场天生就存在交易功能的缺陷。于是，布坎南试图修复这个缺陷，恢复政治市场的参与者具有经济市场的参与者那样的平等交易地位。然而在吴庆的《公共选择还是利益分析——两种公共管理研究途径的比较》说，“吸收这两种理论的精华是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方向。从人性假设上进行比较,这两种理论实质上都不否认人有两面性,但公共选择理论在分析上直接采用‘经济人’的分析方法显得更加现实,而利益分析说采用比较利益人的分析法就显得更为全面。”政府工作人员也是社会中的一员，他们也有自己的需求，并不完全是人民的公仆，他们也有自己的欲望，不过这个欲望是建立在公权的基础上面，还有所处环境的影响，他们所做的行为只是为了他们能够更好的生活。然而在陈庆云、曾军荣、鄞益奋写的《比较利益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种人性假设——兼评“经济人”假设的适用性》中指出，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与其所反对的“公共人”假设一样，都是一种理想状态的人性假设，运用在公共管理领域必然存在局限性。从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三个角度分析来看，人性是介于绝对自利与绝对他利两个极点间，是一定条件下的“非此即彼”和“亦此亦彼”相统一的“线段式人性”按照“线段式人性论”公共管理中的人应是对多种利益权衡的“比较利益人”。所以政府工作人员也存在人性，对人性的判断是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问题。

二、公共选择理论中“经济人”假设进一步的延伸

在主流经济学及其理性人的概念只认识到人性的一半。人的本性还是社会性的动物，只是一种高级的动物罢了。社会性的人，并不是独立存在，是一种群聚生活，都需要外界的帮助，毫无疑问是受私利推动的，从根本上也是社会生物，只是相对而言的动物。政府工作人员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他们也只是维持自己的在社会上的发展，从而从事相对于他们而言的政府工作。在满足政府利益的前提下，适当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果政府的红利无法满足政府工作人员在社会中的利益和内心的期望，这个时候他们为了自己更好地在社会生存，就会从“公利人”向“经济人”转化。假设总体的社会风气很坏，许多人因此而获得利益，如果“公利人”保持自己“公利人”原则就无法在当下的环境下生存，人都是趋势性的动物，基本上都有从众心理。政府工作环境影响着公共管理理论中存在着“经济人”假设。政府环境只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社会环境包含着政府环境，政府环境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而存在，是一种从属关系。

由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可知，由于许多的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的偏好而社会又可以提供很多备选方案，那么在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同时得到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这也就是说，直接民主中的公共选择，只是大部分的民主，相对而言的民主，只是把私人的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一种过程，由于私人的选择并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他们会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从而做出并不是自己本意的选择，考虑的因素很多。由于选择与选择事实存在信息不对称，人们只是在自己信息范围里做选择，而不是实际真实的信息。选择不确定条件的行为是介于有依据的展望(自己认为对的信息，过去的经验)和冒险试运气之间的一种行为，人民在对风险做出的选择，会受到情绪、定性思维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只会偏离偏好的一致性和效应最大化。就背离偏好的一致性而言，由于人们做选择容易经常剔除影响决策的相同因素，以至于导致行为人的相同选择并不一定表示偏好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不同形式的相同选择在偏好上存在着分区，从而低估了“确定性效应”，而不是完全按效用最大化原则决策，只是某些人利益最大化集合，只能代表大部分的利益。

在公共选择中，代表民主的投票问题，由于人存在个人偏好，所做的决定并不完全代表公利的性质，只是为了寻求自身的发展前景而选择相对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票，这样就会导致官僚化、利益集团的集体化，这样就会进一步导致那些本来可以用于价值生产活动的资源被用于只不过是为了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从而导致本来属于人民的利益转移到少数人身上。这样的话就不利于社会进一步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