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

12月1日，艾滋病疫苗設计与开发实验室的研究员正在进行试验（@视觉中国 图）

二十多年来，他接触过无数艾滋病人，其中不乏重症患者。他和病人面对面交流，和他们握手，检查病人的身体。他与艾滋病患者接触的几率，是普通人的千百倍。

与那些对艾滋病心生恐惧的想象不同，他并没有染上艾滋病毒，而且也相信，自己不会感染。这不是一种盲目自信，而是源自他对艾滋病问题的理解。

他是中国，甚至是世界上对艾滋病问题了解最深的那批人中的一个。

他有多重身份，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国家卫健委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临床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感染性疾病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兼艾滋病学组组长。熟悉他的病人称呼他为李太生大夫。

11月4日，李太生穿着深色西装，系着蓝色领带，左耳朵上戴着无线麦克风出现在腾讯医学ME大会上。

“谈艾滋病色变，尤其是认为艾滋病传播传染途径是和病人一起吃饭、呼吸道传播等进行传播，这个是错误的。”他说，“真相是，艾滋病只有通过三种途径传播：没有保护的高危性行为、母婴、血液，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它的途径。”

这个道理说了很多年了，但仍有很多人不知道，或者不信。

李太生继续提出人们更为关切的问题：艾滋病能否治愈呢？“回答是Yes。”他说，到目前为止，全球有两个病人完全治愈。一个是10年前的柏林病人，一个是今年的伦敦病人。当然这两个病人都是非常特殊的案例，“这种案例是非常难以复制的，但最起码给予我们攻克艾滋病带来了新的希望”。

病人去哪儿了？

“真的叫四无人员，不是三无。没有实验室、没有科研经费、没有病人、没有学生，什么都没有。”李太生向本刊记者回忆起1999年回国时的情形。那年，李太生在法国完成博士答辩，带着几箱子书、电子仪器和荧光抗体试剂回国了。他满怀信心准备大干一场，回来后发现自己几乎什么都做不了。

1981年，美国最早报道第一个艾滋病病例，半年之内病人死亡。1985年6月3日，协和医院教授王爱霞发现中国首例艾滋病患者。

李太生原本想就读协和医院心内科研究生，最终“服从安排”，师从王爱霞，从1987年开始学习艾滋病相关议题。1993年，他被公派到法国巴黎第六大学附属居里医学院进修。李太生在法国攻读临床和实验室阶段，读完了博士，成为中国第一批真正系统培养的艾滋病临床医生。

“1984年发现这个病毒主要的受体叫CD4，换言之证明了这个病毒破坏人类免疫系统、CD4阳性细胞，是导致艾滋病发病的主要机制。”李太生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当时，艾滋病的病原已经被找到，第一种治疗艾滋病的药物齐多夫定（叠氮胸苷）也在研发中，但临床效果仍然不明显，病人至多能多活半年到一年时间。

因此，艾滋病发现前期，艾滋病在国际上一直被视为不治之症。从感染病毒到临床，有6-8年的无症状期，发病期后2年病人100%死亡。

李太生在法国做了两年多医生，觉得非常没有成就感，“你看到病人诊断后，半年左右就死一批，接着再来一批”。

这种情况直到1996年，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提出“鸡尾酒疗法”，通过将蛋白酶抑制剂与多种抗病毒的药物混合使用，以减少单一用药产生的抗药性，才有效控制艾滋病。

但这段时期，中国艾滋病感染率持续、快速增长，治疗也进展缓慢。

当时，中国国内治疗艾滋病的药多是进口药，一个月药费需要一两万元，非一般家庭能够承担。据李太生回忆，病人刚开始集中出现在农村，患病后，很多家庭没能力带患者治病，诊断完之后就带回家等死。

在法国学了五年多艾滋病治疗，李太生接触的都是艾滋病人，回国后却发现没有艾滋病人了。病人不来医院看病，他与同事就主动出去，到河南、云南、广西、新疆等地区，寻找感兴趣的医生开展培训。

但当时有些地方不大愿意接收李太生，他们觉得本地区艾滋病形势并不严重，李太生来了，反而会让外界认为该地区情况严重。

“我们知道该怎么治，但去人家那儿，自己带着经费，人家都不乐意接待。”李太生回忆，当时自己都差点放弃，“那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要花很大力气协调”

回国后的李太生，曾治疗过一名患者，他患有淋巴瘤，同时也是艾滋病感染者。患者虽然被血液科收治，但还是转到了艾滋病患者病房。

“他要到血液科配完药后，到我们这里来（治）。”李太生回忆，回国开展艾滋病治疗初期，医生对于艾滋病也存在误解，甚至不愿收治艾滋病患者。有时遇到艾滋病患者，检查后发现腹内长了肿瘤或者伴随其它疾病，李太生还要协调其他科室的医生护士。

“我又不会做手术，只能求我的外科同事帮忙。”李太生回忆，外科同事也没拒绝，但是说，外科护士也害怕，得在艾滋病房收治。而且，他还得协调麻醉科等科室。如果期间遇到血管问题，又得去找血管科。“那时候就要花很大力气协调。”

2003年成为国内抗“艾”的转折点。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中国政府对艾滋病感染者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免费抗病毒治疗（ART）、免费自愿咨询检测（VCT）、免费母婴阻断（PMTCT）、艾滋病遗孤免费就学，同时对艾滋病患者家庭实施关怀救助。

中央政府的政策，一方面给艾滋病患者提供了极大帮助，而且也极大推动了社会对这个议题的关注，尤其是医疗系统，对艾滋病的态度也不断转变。“四免一关怀”政策推行之后，需要医生的参与，各地也开始逐渐组建医生团队。

2008年，“十一五”国家重大专项首次资助了重大传染病防治项目，艾滋病防治赫然在列。此后，各个城市都开始组建艾滋病指定治疗的专科医院，河南、云南等地还组建了村医队伍，方便无法进城治疗的艾滋病感染者。

中国的艾滋病防治走上了临床治疗和研究的快速路。199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立项进行艾滋病疫苗的研究。2005年，中国第一部《艾滋病诊疗指南》出台;2006年，国产抗艾滋病优化方案在临床推广;2009年，二线治疗方案开始在国内使用;2016年发现即治疗的全球策略在全国推广。

“中国方案”

李太生早期接诊的病人只有几十个，对他们的印象也比较深刻。“有的青年当时以为要死了，治疗后活过来了。现在找工作又结婚，又生小孩。还有30多岁的人得了艾滋，就为了来北京最后看一眼天安门，治疗后现在也60多岁了，孩子都大学毕业了。”

“（过去）10多年来，中国艾滋病患者的病死率下降了86%，2003年100个艾滋病人一年死亡22.8个，到2014年下降到3.1%，2017年的数字更低。”李太生对本刊记者说，中国在5年前就提出，即使是用免费药治疗的国产方案，也要让艾滋病病人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病人一样长期存活。

这期间，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

最早，中国艾滋病治疗没有国产药，进口药只有两三种且价格非常昂贵。2001年左右，中国研发出仿制药，但这些药物都没有在中国做过临床试验，只能先套用欧美推荐的剂量。

李太生回忆，首批接受中国仿制药免费治疗的艾滋病患者，有四成在服药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恶心、肝功损伤等副作用，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为搞清楚中国仿制药究竟效果如何，药物剂量是否合适，三种搭配方案哪个更好等问题，李太生领衔开展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课题之一的“中国艾滋病患者的抗病毒治疗研究”项目，在河南、北京、云南、广东等全国13家单位组建研究团队，开展了中国第一个前瞻性、多中心的艾滋病临床试验。

2006年，李太生团队用科学数据，证实了国产仿制药与进口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完全一致。结果一出，不仅消除了国际上的质疑，还为政府节约了大笔开销。在疗效与不良反应率与进口药物相当的情况下，国产药物一个月治疗费用为200元，为进口药物治疗方案的六分之一，做到了“质优、价廉、效优”，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从此有了“中国方案”。

药物研发进行的同时，对于疫苗的研发也一直在进行中。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接受央视采访时透露，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开始立项进行艾滋病疫苗的研究。而邵一鸣直接参与了中国最早的“新型艾滋病疫苗研究项目”，并组建了中国第一支研究队伍，这期间，几经失败。到现在，中国自主研发、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艾滋病疫苗（DNA-rTV，即艾滋病核酸疫苗与复制性载体痘苗疫苗）已经进入到II期临床试验阶段。

1988年12月1日，北京，世界艾滋病日（@视觉中国 图）

据全球生物经济智能引擎火石创造统计，中国是世界上少数的免费提供抗HIV病毒药物的国家，目前国家免费药物包含20种HIV药物中的8种。

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中国估计存活艾滋病感染者约125万。估计新发感染者每年8万例左右。全人群感染率约为万分之九。参照国际标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艾滋病疫情处于低流行水平。

“找到病人是最大的挑战”

2006年之前，中国发现的感染者以血液途径感染为主，而且晚期病人比较多。很多感染者出现艾滋病非常晚期的症状，才到医院看病，而且辗转好多医院才发现病因。李太生自己做过统计，艾滋病患者即使已经有了明显的症状，但到确诊之前平均要看三个以上的医院，四个以上的医生。

当时，李太生统计了北京市四家定点艾滋病收治医院，一千多个患者中有10%的病人住院時已经发展到晚期，60%根本来不及使用“鸡尾酒疗法”，很快就死亡了。

事实上，艾滋病前期检测非常简单，主要问题在于社会对艾滋病认识不足。艾滋病患者典型的症状有发热、腹泻、呼吸困难、体重下降、口腔感染等，一些症状看起来也会比较寻常，于是病人常被感染而不自知。“病人不知道我觉得很好理解，毕竟不是医生，”李太生说，“最关键问题是一些医生也不知道。”

“找到病人是最大的挑战，是最大的困难。”李太生说，当下对艾滋病的治疗，已经相对成熟，关键是能尽早确定感染者，也即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制定的三个“90-90-90”目标中的第一个，9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能够被诊断。一旦能够确诊，之后两个目标：获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治疗、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者实现病毒持久抑制就相对容易了。

多年过去了，虽然在艾滋病治疗上遇到了各种困难，但在李太生看来，进展最缓慢的还是找到感染者，一如他刚从法国回来的状况。

为了使更多感染者能够被早发现，中国近年一直在扩大检测，近5年的检测人群增加了100%，由1亿增长到2亿人。

2019年10月11日，国家卫健委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了《遏制艾滋病传播实施方案（2019—2022年）》，其中就提到对艾滋病扩大检测和治疗覆盖面。在艾滋病疫情重点地区，妇幼保健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要全部具备艾滋病快速检测咨询服务能力。有条件的地区结合本地疫情特点，探索将艾滋病检测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老年人健康体检和社会体检机构的个人健康体检内容，强化感染者隐私保护。

据李太生介绍，目前，对于新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疾控中心已经不是主要的发现者。医院系统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占到整个新报告的绝大多数，各级医疗系统成为发现艾滋病感染者的主要途径。

“我想在艾滋病的管理方面，应该建立艾滋病整治的全新模式，有疾控、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医院三位一体。”李太生说，要彻底打赢艾滋病这场艰难的阻击战，就不能靠某一个机构单打独斗，既要对艾滋病的传染性进行防治，又要对有并发症的病人进行综合治疗。只有这样，才能让病人“实现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