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保罗·巴兰(Paul Baran)与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合著的《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一书出版，标志着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要流派并对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垄断资本学派正式创立。[注]商德文、杰姆斯·罗纳德·斯坦菲尔德和迈克尔·卡萝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进一步发展与巴兰和斯威齐的努力密不可分，顾海良等将巴兰和斯威齐及其所代表的学派视为“‘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或‘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并认为这是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起着重要影响的三大理论流派之一。参见商德文主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87页；Stanfield, James Ronald and Michael Carroll, “The Monopoly Capital School and Original Institutionalist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997,31(2):481-489；顾海良主编：《百年论争——20世纪西方学者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述要》，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Ⅲ页。该学派以经济停滞为图景，以巨型公司为分析起点，批判性吸收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注]张雪琴：《马克思与凯恩斯在垄断资本时代的历史性相遇——对垄断资本学派凯恩斯渊源的考察》，《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2期。和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注]张雪琴：《经济停滞与金融舵手——对垄断资本学派之凡勃伦思想渊源的考察》，《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7期。的大量论述，构建了垄断资本理论。但是，该学派在很大程度上批判了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思想。尽管在熊彼特逝世后，斯威齐曾不无遗憾地表示，“他走了，哈佛大学和经济学界再也不会出现如此伟大之人”。[注]John Bellamy Foster, “The Commitment of an Intellectual: Paul M.Sweezy(1910—2004)”, Monthly Review, 2004,56(5):5-39.并且，熊彼特对斯威齐的确“钟爱有加并赞赏不已”。[注]Robert Pollin, “Remembering Paul Sweezy: He Was an Amazingly Great Man”,CounterPunch, March 6-7,2004, http://www.counterpunch.org.熊彼特曾在《经济分析史》中13次引用斯威齐的相关文章和著作。[注]Joseph A.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Routledge,2006,p.1211.据斯威齐的学生美国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系教授罗伯特·泼林(Robert Pollin)估计，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对斯威齐的引用可能在对整个经济学家的引用中位居前10至15名。[注]John Bellamy Foster, “The Commitment of an Intellectual: Paul M.Sweezy(1910—2004)”, Monthly Review, 2004,56(5):5-39.如此巨大的反差究竟是何缘故呢？这一批判对垄断资本学派的理论构建又产生了何种影响？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曾将经济理论的形成分为两个阶段，即图景和概念化图景的工具与手段。[注]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孙鸿敞、李宏、陈锡龄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2015年第7次印刷，第73-79页。熊彼特的“图景”大致等同于理论工作者所预设并试图在理论上求得解答的问题。这类问题的提炼并非完全源自经验事实，也浸透着意识形态的影响。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图景和理论模型建构的角度，考察熊彼特的理论困境以及垄断资本学派对熊彼特思想的拒斥，分析导致如此巨大反差的原因，并探讨垄断资本学派的拒斥对其理论构建所产生的影响。

一、熊彼特的经济图景与理论模型的困境

熊彼特(1883—1950)系20世纪社会科学领域的杰出代表，师从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代表庞巴维克，并将瓦尔拉斯视为最伟大的理论经济学家。有趣的是，熊彼特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鲍威尔和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鲁道夫·希法亭亦过从甚密。1932年熊彼特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至逝世。熊彼特赴美任教也在冥冥之中将他和作为垄断资本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斯威齐联系了起来。纵观熊彼特的一生，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仿若两条线，不断牵扯着这位20世纪声名煊赫的思想家。

熊彼特以资本主义内在稳定性作为基本经济图景，因此他选择建立在主观价值论基础上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作为基本分析工具，通过1908年出版的《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主要内容》，1910年撰写的《关于经济危机的性质》以及1911年初版的《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系统性地提出了建立在静态理论基础之上的动态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注]《经济发展理论》初版为德文版，于1911年在柏林出版，1912年英文版面世，1926年在柏林出版了德文第二版，并于1934年在马萨诸塞州出版了英译版，参见熊彼特档案：http://www.schumpeter.info/。1932年熊彼特曾撰写《发展》一文献给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埃米尔·莱德勒的50寿辰，由于手稿是孤本且藏在莱德勒的遗物中，因而熊彼特的这篇文章鲜为其研究者所注意。这篇文章表明，他的分析并没有超越上述三部曲所提出的基本理论框架，尽管他“试图在广阔的整体经济背景下重构经济发展”，不过这一观点也不过是对1911年初版思想的复述，尽管“这些想法在德文第二版被删除了”。[注]马尔库斯·C·贝克尔、汉斯·U·埃布林格、乌尔里奇·海德克和T·克纽德森：《熊彼特之经济发展理论、商业周期理论和民主理论间的缺环——评熊彼特的〈发展〉》，张吨军译，郑江淮校，《南大商学评论》第6辑2005年第3期。

熊彼特的动态模型建立在其静态模型的基础上，并将交换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在他的静态模型中，生产要素只有土地和劳动，故而产品价值只在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在他看来，经济体系的均衡意味着，“经济行为……在一定条件下，能在手头现有的手段与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去满足的需要之间，建立均衡……价值体系是同经济均衡的位置相适应的，而这种经济均衡的组成部分，若要加以改变……就会使每一个人体验到他的境况不如从前。因此……只要给定的条件不变，这个行为的结果就将会保持不变”。[注]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张培刚、易梦虹、杨敬年校，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2017年第8次印刷，第47-48、75页。概而言之，熊彼特的静态模型是对一般均衡模型的拓展，他通过主观价值论解释了经济当事人所具有的适应性特征，从而决定了达到均衡状态时经济体所具有的稳定性。并且在熊彼特的静态模型中，“生产只能实现在生产计划中预先见到的价值，它是预先潜存于生产资料的价值之中的”，从而“生产不‘创造’价值”。因此熊彼特的静态模型排除了剩余价值或者说其转化形式利润的存在，这也是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批评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理论依据。毕竟在他看来，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剩余价值的存在必然使资本家扩大再生产，而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在仅有土地和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中，生产的扩大必然带来工资率的攀升，从而剩余价值将不复存在。[注]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5页。

在《关于经济危机的性质》一文中，熊彼特曾将奠定其动态分析基础的静态模型概括为下述九个命题：(1)经济过程分为静态范畴和动态范畴；(2)动态范畴构成了经济的内生演化；(3)经济演化的本质在于对静态均衡的干扰；(4)这将导致经济转向新的均衡；(5)从而使得发展结束、市场出清并将重建价值和价格体系；(6)以繁荣和萧条更迭为表现的经济周期因而出现；(7)在趋向静态均衡的过程中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并使得这一过程显得“不合常规”；(8)一些偶发性因素亦会对静态经济产生影响，并可能引发危机；(9)这些干扰因素并不具有共同性。[注]孟捷：《熊彼特的资本主义演化理论：一个再评价》，《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相比较，熊彼特的经济理论模型的关键区别在于将经济非均衡视为内生因素。因此，熊彼特力图发展的动态模型不过是试图修正和补充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模型，以从经济体系内部寻找打破均衡的力量。

在其静态模型中，熊彼特认为“需要是一切生产的终点”，因此“我们必须永远从需要的满足出发”，唯其如此，才能实现经济的静态均衡。不过在他的动态模型中，生产和需要的关系发生了颠倒，他提出经济体系中的创新并不是按照“新的需要在消费者方面自发地产生，然后生产工具通过它们的压力转动起来”的方式发生的。在动态模型中，“一般是生产者发动经济的变化，而消费者只是在必要时受到生产者的启发；消费者好像是被教导去需要新的东西，或者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或甚至完全不是他所习惯使用的东西。因此，尽管可以容许甚至有必要把消费者的需要看作是循环流转理论中的一种独立的和确实是基本的力量，但是一当我们分析变化时，我们就必须立即采取不同的态度”。[注]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张培刚、易梦虹、杨敬年校，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2017年第8次印刷，第47-48、75页。

基于此，熊彼特将发展定义为“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注]并且，为了将发展引入其循环流转模型，熊彼特提出：(1)变化的原因是从经济环境中抽象出来的一种纯粹的社会类型，熊彼特用企业家或者创新者来描绘这一纯粹的社会类型；(2)变化被嵌入循环流转的模型之中；(3)企业家或者创新者与循环流转中起作用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成为熊彼特深入阐释的关键。在熊彼特看来，变化的原动力在于创新，并且创新以蜂聚的形式出现。他将创新界定为在经济生活领域做着与众不同的事情，用经济学术语来表示则是“执行新的组合”，这包括下述五种情况：“(1)采用新产品或产品的新特性；(2)采用新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获得新供应来源；(5)实现新的工业组织”。[注]熊彼特用企业来界定新组合的实现，并且“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注]熊彼特强调需要以是否履行实现新组合的职能为标准对企业家进行界定，据此他认为：(1)企业家包括在经济交换中独立的生意人、经理、董事会成员以及控制大部分股权的所有者，这些人有助于新组合的实现；(2)企业家并不等同于厂商或者经理，如果他们对于新组合的实现没有多大用处也不是企业家。因此，创新是被称为企业家这一特定类型的人们的职能。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是可以被抽离出来进行详细调查分析的，从而人们没有理由怀疑循环流转的原动力，只要企业家具备鉴别创新机会的能力，企业家是否是创新的发现者或者发明者并不重要。最为重要的是，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必须具备克服从事新的活动的心理上以及社会上的阻力，也就是说他必须具备领袖气质，并且志在实现新的组合。正是在将企业家引入创新的基础上，熊彼特提出了“创造性毁灭”，通过这一过程，创新将在整个经济中扩散。然而，熊彼特的分析存在下述两大缺陷。

第一，根据熊彼特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工具，在静态模型中，均衡意味着不存在过剩的经济资源，从而“新组合的实现只是意味着对经济体系中现有生产手段的供应作不同的使用”。[注]同时由于在均衡条件下，新组合的出现并没有与之对应的需求产生，从而熊彼特遇到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工具下固有的理论困境，即尽管他试图从经济内部寻找创新的可能，但是创新似乎不能从经济内部产生。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熊彼特诉诸“信用”，他提出“信用对于新的组合是首要的，同时它正是从新的组合夺路进入循环流转的……利用这个方法，想要实现新组合的人们可以在市场上对所需要的生产手段，比在循环流转中的生产者出更高的价钱”。[注]不过，即使这样，熊彼特还是无法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实现逻辑自洽，毕竟这一模型排除了出高价的可能。

第二，针对为何实现新组合是特别的过程和特别的职能这一问题，熊彼特从循环流转的角度，考察了单纯的经理和企业家行为模式的不同。他认为只有企业家在面临新的任务时，能够超出例行事务的范围。因此，“实现新组合是一个特殊的职能，是这一类型的人的特权”。[注]由此，熊彼特得出如下结论：“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类型，他们的行为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是大量重要现象的动力”。[注]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第70、73-74、83、78、82、93、91页。熊彼特借用企业家的概念将经济变化的根源溯源至某一特定群体的个人品质和心理特征，从而将实现“新组合”的动力归结于企业家所独具的人格魅力，这反映了20世纪初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注]孟捷：《熊彼特的资本主义演化理论：一个再评价》，《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值得注意的是，自1928年以后，熊彼特也日渐意识到，由于垄断企业的出现，创新主要是巨型公司的职能，而非与特定个人相关。[注]Joseph Schumpeter, “The Instability of Capitalism”, The Economic Journal, 1928,38(151)：361-386.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熊彼特甚至提出，“我们必须接受的是，大规模控制企业已成为那种进步的最强有力的机器，特别成为总产量长期扩展的机器”。[注]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177页。熊彼特的这一转变表明，他开始承认技术革新与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组织形式的大规模控制企业(即巨型企业)密切相关。不过遗憾的是，熊彼特并没有提供理解这类组织的分析框架，从而这类洞见最终没有被真正地概念化。

由此可见，尽管熊彼特将经济演化看作由经济制度产生的独特过程，[注]孟捷：《熊彼特的资本主义演化理论：一个再评价》，《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J.A.Schumpeter, “Preface to Japanese Edition of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in RV. Clemence Port Washington(ed.), Essays on Ecnomic Topics,Kennikat Press, 1951.并在《发展》一文中以“内生性和不连续性这两个标准定义经济发展”。[注]马尔库斯·C·贝克尔、汉斯·U·埃布林格、乌尔里奇·海德克和T·克纽德森：《熊彼特之经济发展理论、商业周期理论和民主理论间的缺环——评熊彼特的〈发展〉》，《南大商学评论》第6辑2005年第3期。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他坦言其理论“同马克思的陈述更加接近。因为根据马克思，有一种内部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经济生活要与变化着的情况相适应”，并且不无谦卑地表示“我的结构只包括他的研究领域的一小部分”。[注]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第70页。但是，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内在稳定性这一经济图景的限制，从而在理论分析上尽管对马克思有所认同，然而在理论建构上更倾向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无法真正分析创新所具有的内生性。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日本学者盐野谷佑一(Yuichi Shionoyal)批评熊彼特无法对创新“在经济学上进一步加以分析，因而它仍然是外生变量”，从而“创新不过沦为了他的一种说辞”。[注]Yuichi Shionoya, Schumpeter and the Ideal of Social Science: A Metatheoreticl Stud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p.79.

二、垄断资本学派的经济图景及其对熊彼特的拒斥

1943年斯威齐在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题纪念熊彼特60岁生日的文章中指出，尽管熊彼特主要以经济周期专家闻名，不过与安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家所习常的以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转作为研究对象不同，熊彼特更致力于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变化。[注]Paul M.Sweezy, The Present as History: Essays and Reviews o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Monthly Review Press,1953,pp.274-282.有意思的是，1962年垄断资本学派的另一位创立者巴兰在《一些理论启示》这篇原本打算作为《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一书第十章的草稿中指出，面对以马歇尔、庇古、瓦尔拉斯以及庞巴维克为典型代表的一般均衡经济学范式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所面临的经济学范式危机，“只有熊彼特……看到了这一不祥之兆，并致力于将资产阶级经济学带回到为日益上升且不断扩张的垄断资本提供合法性基础”的新任务上。然而，“尽管熊彼特具有非凡的才干，但是他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很有限。受孕于马歇尔、庇古、瓦尔拉斯以及庞巴维克思想的经济学家完全不能对垄断问题加以深入理解”。[注]Paul A.Baran and Paul M.Sweezy, “Som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Monthly Review,2012, 64(3):24-59.

因此，与熊彼特以资本主义内在稳定性作为经济图景，竭力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概念化这一图景不同，垄断资本学派将经济停滞作为经济图景，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凯恩斯和凡勃伦关于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性的理论概念化上述图景，提出了垄断资本理论。正是基于此，垄断资本学派批判了熊彼特关于循环流转模型的基本假定。尽管他们没有否定熊彼特关于创新的概念，然而在熊彼特理论中近乎“说辞”的创新思想并没有在垄断资本理论构建中产生重大影响。这使得该学派在拒斥熊彼特的同时，亦将其关于资本主义过程的一些洞见一并抛弃。正是基于此，他们在研究技术创新与资本积累的关系时，将技术创新划分为两种类别：(1)“划时代的革新”；(2)“‘正常的’技术革新”，并将前者视为外生的产物，而后者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会“比在竞争的标准下慢一些”。[注]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91-93页。这一处理在维护垄断资本学派消费不足论的同时也削弱了垄断资本理论的整体解释力，从而表现为对马克思-卡莱茨基-斯坦德尔这一绵延已久的分析传统的某种偏离。[注]孟捷：《战后“黄金年代”的终结和1973—1975年结构性危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各派解释的比较分析》，《世界经济文汇》2019年第4期。

针对熊彼特的循环流转模型，斯威齐曾提出三个关键性问题：(1)熊彼特的基本模型是否抽象掉了变化的原动力；(2)熊彼特的循环流转模型是否令人满意；(3)熊彼特对于企业家和变化之间关系的解释是否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运动规律相符。据此，他批判了将熊彼特关于创新是变化的原动力的观点诠释为“变化的原因是变化”的流行误解。斯威齐认为上述误解会使人们完全忽视熊彼特所提出的创新的概念。在他看来，熊彼特是将创新与企业家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企业家被熊彼特视为特定类型人群所具有的独特品质。[注]斯威齐认为，正确理解这一问题需要回到熊彼特对循环流转模型的分析，而不能认为抛开企业家，人们就能够根据事实本身消除经济中的变化。因为这仍将导向熊彼特所强调的企业家是变化的根源的结论。因此，只要遵循熊彼特的初始假定，上述结论必然正确。

在斯威齐看来，熊彼特关于循环流转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状态，或者说是马歇尔的长期均衡的概念。马歇尔的长期均衡的概念虽然是讨论某个特定的企业或者工业，但是这一模型本身是为了说明经济体系就整体而言处于均衡状态。斯威齐强调，在马歇尔和瓦尔拉斯看来，消费动机主导了经济主体，并且决定了资源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而熊彼特超越马歇尔和瓦尔拉斯之处在于，他否定在循环流转中，剩余以利息和利润的形式存在。熊彼特强调土地是归私人所有，并且能够带来地租。但是由于熊彼特的模型中不存在利息和利润，因此，并不存在对土地进行估价的条件。所以熊彼特在其循环流转模型中暗中假定不存在土地交易，这也导致学界对该问题的解释存在错误。

斯威齐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熊彼特的解释是否有误，而在于他解释剩余消失的内在假定存在问题，这是由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稳定的经济图景所预设的。在循环流转模型中，熊彼特假定整个社会由地主阶级和除地主以外的其他人所构成的阶级组成，并且假定每个人都拥有平等获取资本的权力。这就预先排除了资本家阶级，从而也排除了由劳动者所创造的归雇主所有的剩余。在熊彼特看来一旦存在剩余，劳动者将变成雇主，从而竞争的压力最终会使剩余消失，全部收入只能在地主和劳动者之间分配。同时他还假定收入被全部消费，不存在储蓄和积累。据此，熊彼特在循环流转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经济停滞模型，并且通过正确地拒绝庞巴维克意义上的时间偏好，他将储蓄抽离了该模型，从而得出企业家是变化的根源的结论。因此，在逻辑推导上，熊彼特完全正确。斯威齐甚至提出，“熊彼特建立在他的基本假定基础上的关于经济变化机制的理论无懈可击”。[注]Paul Sweezy, The Present as History: Essays and Reviews o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pp.275-276、278.

不过，一旦从熊彼特的理论逻辑转向其假定，便可发现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斯威齐在熊彼特的模型中加入了资本家阶级，换言之，整个社会由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构成。由于地主不可能获得对整个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因此他们不可能变为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表现形式的利润或者利息将成为整个社会的逻辑必然。斯威齐由此得出了一个与熊彼特的循环流转模型相类似的经济停滞模型，并且这一模型更符合资本主义现实。通过将矛头指向熊彼特的基本假定，斯威齐提出了他对创新与资本积累间关系的看法。由于在熊彼特的循环流转模型中，只存在地主和劳动者，并且不存在土地交易市场，从而土地的所有者将会成为世袭贵族，财富并不是阶级晋升的准入许可。这时，劳动者收入的差异完全建立在生产效率差异的基础上，由于储蓄并不构成收入的来源，这就使得财富积累既不能够作为社会权势的象征，也不是收入的源泉，从而不具备任何吸引力。由此出发，必然将储蓄和积累作为循环流转的特殊因素排除在外，并将它们作为变化的产物，而非导致变化的原动力。一旦在循环流转模型中引入资本家阶级，储蓄和积累就不能被排除，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的运动规律也能得到更清楚的呈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本身存在积累财富的强烈动机，因此将社会权力和权势作为世袭贵族的垄断特权的假定不再合理，因为利息和土地市场的存在，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钱都能够变成资产阶级。这就使得资产阶级跃升为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而其赖以建立的基础就在于对积累的财富的占有。由于这类财富是按照抽象的价值单位进行衡量的，这就使得上层阶级的相对地位能够被精确计算出来，从而完全改变了熊彼特模型中社会阶级流动的标准。在斯威齐模型中，社会阶级的流动显然是按照财富积累的方式进行的，并且不存在对财富数量的限制，积累并且无限的积累才是这一社会规定下的理性选择，从而，“在现在所考察的经济模型中，不仅存在能够用于积累的剩余，而且还存在着不断积累的动机”。[注]Paul Sweezy, The Present as History: Essays and Reviews o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pp.279-280.换言之，积累是创新的前提，创新归根结底是积累的重要手段和表现形式，而积累又是以剩余为前提的。

因此，斯威齐认为，熊彼特正好弄反了原因和结果：剩余和积累不是变化的产物，恰恰相反，它们是经济变化的原动力。第一，在不存在变化的条件下，由于没有剩余，积累自然无法进行，资本家的社会地位因此会受到重大挑战。第二，由于引入新方法的单个资本家会创造更多的剩余，并会比其追随者发展得更快，从而那些拒绝加入采用新方法或者改进现有方法的资本家就可能被淘汰。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必须自我调整以适应变化，否则将面临丧失被赋予的一切社会权势和权力的危险。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3页。

在斯威齐模型中，如果抽象掉变化的原动力，即资本积累，经济将会变得停滞，这与熊彼特通过抽象掉企业家从而经济也会变得停滞类似。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斯威齐在1942年出版的重要著作中，以“资本主义发展论”命名，并将其作为对大萧条以来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的一个总结，宣示了与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决裂”。在斯威齐的模型中，某种特殊的社会类型的人的品质不再是整个经济运行的驱动力，从而即使在他的模型中加入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经济停滞仍然不可避免。此后，在吸收卡莱茨基和斯坦德尔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中基于经济停滞图景，以美国为样本，以经济剩余为中心范畴，考察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增长和剩余吸收之间的矛盾，并分析了以销售努力、政府支出和金融化为主要抵消力量的内在困境，构建了垄断资本理论。[注]在《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一书中，巴兰和斯威齐明确指出，卡莱茨基“不仅独立地发现了《通论》，而且还是第一个把他所称的‘垄断程度’包括在他的综合的经济模型之中。在同一方向继续走出一大步的，是约瑟夫·斯坦德尔的《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与停滞》(1952年)。任何熟悉卡莱茨基和斯坦德尔著作的人都很容易看出，本书作者得益于它们是非常之大的。”参见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第59页。

在垄断资本学派看来，熊彼特的模型很好地解释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新企业和新财富的出现，然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巨型公司以及建立在巨型公司基础之上的研发部门本身已经使得创新过程愈益制度化，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日益难觅，依赖于企业家的意志和自发性活动作为解释理由也就越来越站不住脚。他们甚至提出，“熊彼特本人很可能会同意……他的理论更适合于竞争性资本主义而非托拉斯化的资本主义”。[注]Paul Sweezy, The Present as History: Essays and Reviews o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pp.282.尽管从1928年后，熊彼特越来越认识到资本集中即垄断的重要性，并对资本主义的垄断趋势表达出一种悲观的看法，他曾指出，“最有魅力的资产阶级目标，即建立工业王朝的目标，在大多数国家已成镜花水月……那些内部原因之一……为财产实体的蒸发……它终将毁坏资本主义的根基”。[注]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243-244页。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受限于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稳定的经济图景，基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理论建构注定无法将诸如垄断、创新等洞见统一于资本主义内生演化理论。

三、从熊彼特到垄断资本学派：在困境与拒斥之间

熊彼特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作为概念化资本主义内在稳定的经济图景的基本工具，构建了经济发展理论，但却无法将他关于创新的洞见内生化。以斯威齐和巴兰为创立者的垄断资本学派深受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和1937—1938年美国经济再次衰退的影响，故将经济停滞作为基本图景，构建了垄断资本理论。因此，当我们顺着思想史的逻辑仔细观察垄断资本学派的理论构建过程时，会发现，在对待凯恩斯、凡勃伦以及熊彼特这三位20世纪声名煊赫的思想家时，垄断资本学派表现出了十分独特且极具反差的态度：他们大量吸收了凯恩斯和凡勃伦的相关论述，却近乎完全拒斥了熊彼特的思想。原因在于，凯恩斯和凡勃伦以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为经济图景，从而表现出和马克思的某种亲缘性，熊彼特则是以资本主义内在稳定性为经济图景，受到垄断资本学派的拒斥也就在所难免。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樊弘先生在剑桥学习期间，曾深入比较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并撰写了《凯恩斯和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货币和利息理论的比较》一文，这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篇对凯恩斯和马克思加以比较的学术论文。在这篇文章中，樊弘“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贡献，提出凯恩斯是以另一套术语讨论了马克思业已表达的观点”。[注]樊弘：《凯恩斯和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货币和利息理论的比较》，张雪琴、王丹译，张雪琴校，《政治经济学报》2018年第12卷。尽管凡勃伦曾于1906年在哈佛大学发表题为《卡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演讲中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注]Thorstein Veblen, “The Socialist Economics of Karl Marx and His Follower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06,20(4):575-595.不过正如伯纳德·罗森伯格(Bernard Rosenberg)所指出的，凡勃伦其实是具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注]Bernard Rosenberg, “Veblen and Marx”, Social Research,1948, 15(1):99-117.因此，垄断资本学派在构建垄断资本理论的过程中，自然会充分吸收与经济停滞图景相关的这些重要思想家的观点，熊彼特的图景预设了他无法出现在垄断资本学派的理论构建之中。

早在1909年，希法亭就曾指出，“当熊彼特努力保卫边际效用理论而最终把政治经济学归结为静态的学说时，是完全首尾一贯的。但是，政治经济学必然是动态的学说，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的学说。实际上，这样便很好地和极其尖锐地表述了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注]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等译，王辅民校，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46页。贾根良教授、张林教授也批评了将凡勃伦和熊彼特均视为演化经济学思想源泉的态度，认为“熊彼特和凡勃伦分属两个对立的经济学阵营”，因此将熊彼特视为演化经济学的思想源泉并不恰当，甚至提出，“以熊彼特为源泉的演化经济学难以胜任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注]张林：《熊彼特与凡勃伦：谁是演化经济学更恰当的源泉》，《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2期；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著名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亦曾从本体论、方法论和生物学隐喻三个标准出发，用“接纳新事象、反对还原论”作为界定思想史上一些经济学家是否为演化经济学家的根本依据。按照霍奇逊的判定，从本体论的标准来看，熊彼特和凡勃伦都能接纳新事象，且都采用了非生物学隐喻，但是熊彼特有方法论还原主义的特点，而凡勃伦是反对还原论的。[注]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4-136页。

因此，正是由于凯恩斯和凡勃伦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分析与垄断资本学派的经济停滞图景相契合，从而凯恩斯关于经济停滞和投资及其对未来资本积累不利影响的相关论述，以及凡勃伦对垄断资本时代企业特征、竞争策略以及萧条和剩余吸收的分析才被吸纳进垄断资本理论。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金融爆炸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崭新现象，垄断资本学派提出了停滞-金融化假说，并再次将凯恩斯和凡勃伦的相关论述视为论证这一假说的“源头活水”。[注]笔者曾在《马克思与凯恩斯在垄断资本时代的历史性相遇——对垄断资本学派凯恩斯渊源的考察》和《经济停滞与金融舵手——对垄断资本学派之凡勃伦思想渊源的考察》这两篇文章中考察了凯恩斯和凡勃伦对垄断资本学派金融化理论构建的影响。尽管斯威齐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很多熊彼特所提出的那种类型的企业家，任何令人满意的理论都必须给它们留一些位置”。[注]Paul Sweezy,The Present as History: Essays and Reviews o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p. 282.不过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巴兰、斯威齐还是垄断资本学派的传承者对创新与资本积累的关系并不深入。这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们对于熊彼特的批判。

在《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中，巴兰和斯威齐明确提出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再适用，并将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投资视为纯外生的产物，使垄断资本理论在对创新与资本积累间关系的分析上存在重大缺陷。在笔者看来，熊彼特虽然没有提出分析资本主义内生演化的理论框架，无法回答技术创新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无法将技术创新内生化，不过他的确留下了诸多洞见，比如对技术创新的强调以及创新蜂聚假说等，这为20世纪70年代后，以门施(G. Mensch)、杜因(Van Duijn)、弗里曼(Chris. Freeman)等学者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长波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注]对于熊彼特以及新熊彼特学派关于技术创新的分析可参见孟捷教授的如下论文及著作：《新熊彼特派和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述评》，《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4期；《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3期；《熊彼特的资本主义演化理论：一个再评价》，《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5-130页。孟捷教授亦是在此基础上将创新置于资本积累的矛盾运动中予以考察的，揭示了重大产品创新以及与之相关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在解决资本积累矛盾上所具有的重大作用。

因此，完全拒斥熊彼特的思想并不利于垄断资本理论的构建。高峰教授曾提出，无论是一般的技术变化，还是划时代的发明以至重大技术创新，都不应该被视为经济系统之外纯粹的外生性因素，“巴兰和斯威齐把他们所谓的划时代的发明仅仅当成一种‘外部刺激’，当成一种‘没有包括在这个理论中’的力量，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并构成了他们理论的一个根本弱点”。[注]高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垄断资本理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77页。孟捷教授亦提出，“巴兰和斯威齐把技术革命完全归于外生的做法，在理论上显然是不恰当的”。在他看来，垄断资本学派将“划时代的创新”与“‘正常的’技术革新”截然分立并认为彼此无关的做法过于武断。以弗里曼等为代表的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曾经将技术创新划分为“技术革命、技术体系的变革、重大创新以及渐进创新”四种类型，并系统考察了各种创新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正常的’技术革新”大多由“技术革命、技术体系的变革所致”。[注]孟捷：《战后“黄金年代”的终结和1973—1975年结构性危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各派解释的比较分析》，《世界经济文汇》2019年第4期。因此，垄断资本学派受其图景所限，完全拒斥了熊彼特，并对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在此领域的贡献不加注意，从而弱化了垄断资本理论的解释力。以此观之，每一个时代的理论工作者在寻求问题的解答时，并非“赤手空拳”。正如熊彼特所言，“分析工作必然要有一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作前导，借以提供分析工作所需的素材”，[注]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74页。这种“认识行为”或曰“图景”既是经验观察的产物，也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熊彼特的“困境”和垄断资本学派的“拒斥”即是鲜活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