Е.И.克恰诺夫 著 闫廷亮 陈建明 译

中原与其邻邦的关系，几十年来一直是远东和中亚的研究者们关注的课题。但是，由于史料（几乎只有汉文史料）的特殊性，无形中导致人们单方面即从中原一方思考问题。“邻居”这个词通常是不考虑“相互关系”这一概念的，因此中原和它的某一邻邦的双方关系及相互评价在当下的研究中还揭橥的不够。同时，一味指责研究者不严谨、不从邻邦的角度去审视中原都是徒劳无益的。从事这项研究关键在于缺乏原始资料，仅靠中方的材料（关于古代和中世纪的记录）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些我们得到的资料还需要一点一滴收集整理并按特定的视角进行研究。为此，本文立足于西夏文资料，来探讨西夏时期大夏国（982—1227年）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东方邻邦——中原。

中原对待外族的态度通常在他们的命名（中国人称欧洲人为“洋鬼子”）和史书中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这个词往往是表意的。在古代中国文献中是这样泛称自己的邻族，如北方民族为“狄”，从“犬”带贬义，南方民族为“蛮”，从“虫”带鄙视义，西夏人的祖先为“羌”，意为“公羊”。西夏文“中原”“中原人”称呼的出现证明，西夏约在1036年创立文字的时候就已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们的邻邦。西夏文中“中原人”和“中原”一词，按照汉语的发音是“赞”，М.В.索弗罗诺夫转录为“źа•”，①M.B.索弗罗诺夫：《西夏语语法》（二册），莫斯科出版，1968年，第317页。与藏语中“中原”的名称“rgуа”（“джя”）相符，同样在西夏文献中也有“źа•—niа”的形式（М.В.索弗罗诺夫的语音重建），这一名称构成的第二部分表达的意思和西夏文字的名称一样，意为“黑色的”。藏语“rgуа—nаg”（“джя-на”）一词，根据萨拉特·达斯那部著名的藏语词典解释，意为“黑衣人大国”。②达斯·萨拉特·钱德拉：《藏英词典》（附梵文同义词），加尔各答出版，1902年，第305页。“жа”这一词，大概是西夏文对“中原”最原始的称谓，以区别于其他的称谓如：“汉”（汉朝名号，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华”（汉语“华”，中原人的另一种称呼）和“魏”（北魏，386—535年统治中原北方）。西夏自创立表意文字符号 “жа”，便赋于文字符号特定的意义，由此也证实了他们对邻邦带有鄙视性称谓的事实。这一表意文字由两部分构成，每一部分亦可作为独立的符号使用。（从左到右）第一部分是“小的”意思，第二部分是“昆虫”的意思。显然，西夏文“中原人”即是一个容易释读的表意符号的组合，意思是“小虫子”。正如我们所见，中原的这一传统被西夏很好地吸收了。

对邻邦的鄙视性称谓源于几个世纪前，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相互对立的同族或部落的称谓“自己人”“同类”相对的称谓是“陌生人”“异类”动物。顺便说一下，在西夏语中“野兽”“敌人”和“陌生人”，这些词都是某个表意符号。因此，从“异类”这个称呼邻邦的贬义词看，不论是中原人，还是西夏人，其心理根源都如出一辙。

西夏民族最初居住在安多，后来辗转迁徙到鄂尔多斯和贺兰山，由此确定了他们在东部的中原和西部的西藏之间长达数个世纪的地位。他们与这些邻邦之间所发生的和战关系在现存的12世纪西夏的起源的文献中有所反映。《夏圣根赞歌》这部富有诗意的作品，就反映了西夏统治者嵬名氏家族近乎传奇的历史，其中一个段落记述了西夏与中原的这种关系：

东主一同上战场，

支吃哴与汉交战…

吾辈祖先京城内已扎根…

汉天子，

每日博弈博则负，每夜驰逐驰不利。

力勇不当疑虑深。③Е.И.克恰诺夫：《夏圣根赞歌——东方学文献的瑰宝》，莫斯科出版，1969年，第223—224页。译者注：译文参见Е.И.克恰诺夫著，张海娟、王培培译：《夏圣根赞歌》，载《西夏学》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71页。

这个故事反映了西夏王朝建立前党项族和中原之间的战争。在这里，我们不讨论这些战争，亦不讨论西夏王朝建立时党项族为自立而进行的抗争。①Е.И.克恰诺夫：《西夏国史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8年。西夏王朝在这一过程中建立的事实，在西夏文献中另一首盛赞西夏文字创立者的颂诗中也有反映。

蕃汉党项为同母，分地异处而言殊。

极西愈高为吐蕃，蕃人国家用蕃字。

极东愈低为中原，汉人国家用汉字。

各自语言各自爱，各自文字各自敬。

吾邦亦有圣贤师，伟大名师数野利。

天上文星东方出，创立文字西方明。

招募弟子三千七，一一教诲成人杰。

吾邦处处尊文士，人才济济海内比。

苍穹之下读书籍，万众仰慕尊礼仪。

不随吐蕃胜吐蕃，独立行事定秩序。

中原敌人被屈服，汉人吾前显谦卑。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西夏特藏》№121：Н.А.聂历山：《西夏语文学》（第一卷），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80页。译者注：译文参见Е.И.克恰诺夫著，赵明鸣译：《献给西夏文字创立者的颂诗》，载白滨等编：《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45-146页；Е.И.克恰诺夫著，高士荣译：《西夏的语言文字》，《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第47-50页。部分译文根据原文译义略有改动。

西夏文字创立者颂诗，（诗中的“大师”野利，即野利仁荣③Е.И.克恰诺夫：《西夏国史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8年，第260—262页。），是一部爱国主义作品，创作于1162年，正是西夏王国的繁荣时期。西夏王朝昌盛时期是在整个11世纪和12世纪前25年，这一时期也是西夏与中原充满血腥战争的时期。这些战争主要发生在982—1004年（1006年双方议和）、1040—1044年、1070—1072年、1081—1086年、1096—1099年、1102—1107年、1114—1119年间。主要原因是北宋忽视了西夏存在的现实，从而导致西夏为设法捍卫自己的地位而不断战争。在与中原的战争中西夏也并未得到多少实质性的战果，并对此不抱希望，因为从一开始双方的力量是不对等的。当然，这也不是偶然的，所有这些战争都是强势的一方北宋所发起的。最终，北宋的强势在12世纪中叶被女真族打破。因此，当西夏诗人写到“中原屈服”时，相对于西夏而言并没有取得大的直接的成功。④Н.А.聂历山：《西夏语文学》（第一卷），第80页。但是，诗中真实的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在167年间西夏的邻邦没有直接和北宋（12世纪中期，西夏只与金接壤）在中原抗争54年，那么在辽阔的亚洲也就没有西夏自己的地位。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这一观点也反映在西夏人的对于中原的看法中，西夏起源的诗歌里“中原屈服了”，其实就昭示了西夏王朝客观存在的现实。

然而，如果就此认为西夏对中原的态度是敌对的，也是不完全正确的。西夏许多的创作都来源于中华优秀文化的宝库。其所具有的世俗性、不受宗教约束的广泛性和自由性等特点，在西夏作品如《掌中珠》中都得以突出的呈现。西夏文最初的教科书是以诗歌的形式编写的，从一开始就给学生传授关于宇宙、历史、基层管理、居民生活习俗等基本常识，以及与自身对比他们对邻邦一些简要的评价。如：

西夏人勇往直前，

中原人步履蹒跚，

吐蕃人大多是佛教徒和僧侣，

几乎所有中原人都喜爱世俗文学，

畏兀儿人喝酸牛奶…①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西夏特藏》№741：Е.И.克恰诺夫：《〈掌中珠〉——研究唐古特文学的材料》，载《中国与朝鲜文学的体裁和风格》（论文集），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9年，第217页。

该作品的作者是一位西夏的爱国人士，自然会有“西夏人勇往直前”“中原人步履蹒跚”这样的描述，而女真人在其邻邦中还未提及。这也就是说，该作品创作于12世纪初，而那时契丹辽国早已衰落（1124年灭亡）。吐蕃人是虔诚的佛教徒，故他们大多是“信众和僧侣”，但中原人与其相反；而西夏人“几乎都喜爱世俗文学”。因此，这里应当对“世俗文学”加以更宽泛的理解，它不仅是当时远东世界的中原诗歌和散文（当时在西夏翻译作品的中影响不大），而且是西夏人乐意购买并翻译成自己语言的中原儒家经典、历史、医学典籍等作品。②В.С.克罗科洛夫、Е.И.克恰诺夫合著：《西夏文译的中国汉文经典——〈论语〉〈孟子〉〈孝经〉》“序言”，苏联科学出版社，1966年，第4页。这些文籍不仅反映了中原独具特色的世俗世界的生产生活、人们的价值取向、民众的情感以及文学作品的特点，而且也反映出西夏对邻邦文化的敬仰这一既成的历史事实。因为，众所周知，那个时代中原的一些文献至今还保留在西夏文译本中（如宋代历史学家孙昱的《十二国史》③译者注：孙昱《十二国史》，见《宋史》卷二〇三《艺文二》著录，中华书局，1997年，第5097页。以及说教性质的中国古代人物传记百科全书《类林》）。

中原商贸发达，中原的商人闻名于整个亚洲。这一事实在西夏文献中亦有反映，在西夏谚语书《新集锦合辞》就有这样的记述：

有羊的人，在山区从事牧业，

有钱的人，与中原商人在贸易中寻求利益。①《新集锦合辞》，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西夏特藏》№765。

中原是党项部落重要的贸易伙伴，至西夏国时期依然如此。关于这一点，在通俗文学类作品中诸如谚语中多有反映，正好印证了中原作为西夏长期贸易伙伴的重要性。

西夏国的居民除党项本族外，还有汉人、吐蕃人、回鹘人及其他族属，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就是名符其实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大夏国的汉人享有许多权利，他们可以在政府部门担任高级职务，而且，实际上西夏法律制度并没有考虑要通过部落（民族）的属性确定人的不平等性。如果党项人、汉人、吐蕃人或回鹘人可在政府部门任职，他们之间职务的高低和主从关系是根据法律规定的职位来确定的。②《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149—1169年）第五章，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西夏特藏》№4054。对党项人的偏重也只有在他们和异族人担任同一职务的情况下才有。西夏法律对生活在西夏的汉人和中原外侨有所区别，但是，这些人与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之间的法律区别，在相关文献中暂时还没有发现。

这样说来，西夏对中原和汉人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一方面中原是其对立方，首先妨碍了西夏国的地位和文化的自立，且常常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教化”（华化）异族人。因此，他们与之抗衡，并在取得战争胜利而自豪的情形下表现出对其鄙视的态度。另一方面，西夏也希望通过不断抗争在民族文化方面获得平等的权利，正如他们赞歌所言：

蕃汉党项为同母，分地异处而言殊。

这位不知名的诗人在诗歌一开始就向我们特别强调，蕃、汉、党项是同根同源，因此，人们的权利和机会理应均等，其本身意义非凡。平等意味着相互尊重，在敬仰中原的文化同时，西夏也一致强调中原人在他们身上也有可学之处。正因如此，1190年即编纂了西夏文——汉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作者骨勒茂才在序言用两种语言——西夏文和汉文写道：如果中原人不懂西夏语，那他怎么与西夏人打交道呢？而如果西夏人不学习汉语，那他怎么与中原人交朋友？因此，由于不通晓语言，即使西夏的智者，中原人也不会敬重他，而如果中原有圣贤，西夏人也不会崇拜他，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不懂对方的语言的缘故。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西夏特藏》№214。

为了自身的平等和尊严，西夏人本着对中原文化的崇敬心态，希望从中原文化中借鉴有益于自已民族文化的成果，同时为了谋求自立和构建以自我为基础的文化而不竭战斗。在这一进程中，也曾发生和强烈的表现出现代我们所谓的民族主义倾向，即全盘否定中原文化或另一个极端——不加选择的完全依赖中原文化。①Е.И.克恰诺夫：《西夏国史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8年，第260—262页。

渴望与中原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以敬仰的心态学习借鉴中原文化的优秀成果并不断为争取平等的权利而抗争，这是西夏对中原态度的主要特征。在这一过程中，中世纪的中原统治者（官方）断绝了西夏及其周边各民族的关系。②А.С.马尔迪诺夫：《明代在西藏的行政机构》，《东方国家和民族》1971年第11期，第5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