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翊 马立群

西夏陵是西夏王朝（1038-1227）历代帝王的陵墓群，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郊约 35 公里的贺兰山东麓，是西夏文明留存至今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历史文化遗存。西夏陵约建于公元 11—13 世纪，陵区西傍贺兰山、东临银川平原及黄河，地势西高东低，环境开阔。陵区现存9座帝陵陵园、271座陪葬墓、1 处大型建筑群遗址和十余座砖瓦窑址，分布范围约 50 平方公里。各帝陵陵园沿贺兰山东麓南北向次第布列，陵区整体范围呈南北狭长状，规模宏伟。西夏陵宏伟的规模、壮观的布局、层叠的陵墙、高大的陵塔、丰富的陵墓建筑遗存，以连绵的贺兰山为背景、在广阔的山前戈壁的衬托下，展现出西夏王朝特有的历史气息和民族风貌。

一、西夏陵遗产的多元性体现

在中国文化中，陵墓不仅是一个人生命终结后的归宿地，也标志着人的生命由“此岸”进入另外一个神圣世界。秦汉以来，随着“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流行，受其影响，无论平民百姓还是王侯贵族，建造与自身地位相称的陵墓是其生活的必须。帝王的陵墓更是如此，规模和奢华程度有愈演愈烈之势。帝王陵寝选址问题一直被作为关乎国运兴衰的大事，至唐宋时期，随着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感应思想交融附会，帝王陵寝的选址更加神秘和庄重，礼仪制度更加完备和规范。作为长时期受汉文化影响的西夏政权，其政权脱胎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背景下，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必然受汉文化影响和熏陶。在此背景下，西夏陵在选址上，吸收和借鉴唐、宋陵寝文化显得顺其自然。帝陵是礼仪和制度的集中体现。由考古资料可以发现， 唐宋时期帝王陵寝选择已经形成完备的制度。作为割据一方的西夏政权，充分吸收唐宋帝王陵寝文化，创造出具有西夏政权特有的历史气息和民族风貌陵墓——西夏陵。

都城与陵区方位。在中国古代，中国古代帝王的陵区大都临近国都或者以国都为中心。从汉至唐，帝陵都选择在汉长安城和唐长安城附近，帝陵陵址以国家的都城为中心。从这一层面来讲，国都不仅是国家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国家的祭祀和礼仪中心。西夏陵陵址选择显然受这一思想影响，在陵墓地址选择上遵循了这一传统，将陵址选择在其都城兴庆府附近，在坚持这一基本原则和前提下，来开展陵区建造和布局。陵区选址确定后，就需要确定具体的细节性问题。首先面临的是具体方位的选择，陵区选择在兴庆府附近这一原则性问题已经确定，具体选择在兴庆府东侧还是西侧，北部还是南部，都需要明确。从选址方向来看，西夏陵陵址选择在兴庆府的西侧，依然吸收中国古代帝陵选址传统。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大多将陵区具体地址选择在都城西侧，这与中国古代西方位置的特殊性和神圣性有密切关系。在中国古代，“西方”被赋予了神圣的意境，西方代表着神灵居住的位置，是人灵魂的归宿。《汉书·郊祀志》记载：“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张晏注：“神明，日也。日出东北，舍谓阳谷；日没于西，故曰墓。墓，濛谷也。”①［汉］班固：《汉书》卷五二，中华书局，1962年，第1213页。。《论衡·四讳篇》载：“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晋代《博物志》中又有明确记述“东方少阳，日月所出。西方少阴，日月所入。”②［晋］张华撰，范宁校正：《博物志校正》附录一，中华书局，1980年，第12页。《风俗通义》亦云“俗说西者为上。” 因此，在墓地方位选址上一般将陵区选择在城市的西北方位，这种观念的形成来自于古人对自然的崇拜。至唐宋时期，这种观念影响依然存在。除此之外，宗教对西夏陵方位上的布局影响依然存在。众所周知，西夏政权受藏传佛教影响较大。据史金波先生统计，以皇帝、太后名义撰写的施经发愿文、佛经序等至少有17件，如此之多的御制佛经发愿文和序言在历史上比较罕见。③史金波：《西夏佛教新探》，《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73页。西夏国王俨然以“佛王”自居，国内专门设“圣节”让官民礼佛，可见佛教对西夏的影响之大。在佛教方位中，西方是极乐世界的代称，在佛教中具有神圣的地位，作为崇信佛教的西夏王室，选择朝西的方位显得顺其自然。

在总体的方位选择上西夏陵充分吸收中原王朝帝陵文化，在具体的细节方面还是保留了自身独特的方面。在古代中国，帝王陵寝与都城之间方位布局都体现着一定秩序关系，这种关系就是要遵循所谓的“礼制”规范。《礼记·檀弓下》云：“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①［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一九，中华书局，1998年，第259页。郑氏（玄）曰：“北方，国北也。”到唐代，吕才《阴阳书·葬篇》称：“今法皆据五姓为之，古之葬者并在国都之北。”在其影响下，秦汉至唐，绝大多数帝陵选择在都城之北。以西汉帝陵区为例，除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之外，其余十位皇帝陵区都选择在汉长安城以北的徐木原和咸阳原上，这说明在汉代，帝王葬于国都之北的观念已经形成。至唐代，这一传统依然继续。从唐代帝陵选址方位来看，唐代帝王陵区依然选择在唐长安城以北的渭北高原上。从其呈现状态来看，形成出以唐长安城为中心，东北连接泰陵，西北连接乾陵的扇面。而西夏陵在总体方位布局上没有全部吸收和照搬中国传统帝王陵寝文化，而是结合自身状况有选择的吸收和借鉴，主要表现陵区与都城方位关系方面。从西夏陵陵区方位来看，陵区处于都城兴庆府偏南的位置，这一点与古代帝王陵寝和都城布局方位明显不同。这与西夏都城兴庆府周围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众所周知，西夏都城兴庆府位于宁夏平原中部，地势呈现出西陡东缓，南高北低态势，其北部为沙漠，无山可依。这与汉唐王朝都城汉长安城和唐长安城周围地理环境存在明显区别，而西夏陵不具有方位上的优势。因此，在陵区选择上进行了调整，西夏陵有选择的吸收了中原王朝帝陵文化，将陵区选择在了都城的西南侧。

山与陵关系与布局。在古代中国，山和陵之间关系密切，构成一种立体的气势感，从感官和精神层面上给人以震撼。山、陵之间在本质上反映了一种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可谓是山陵一体，甚至有时候“陵”特指山。秦汉时期，“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汉承秦制，“陵”又称“山”，如汉高祖长陵“亦曰长山”。随着帝王陵寝制度演化，依山为陵逐步成为一种传统而被历代延续。早在汉代，出于“葬浅则狐狸担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考虑，西汉十二座陵墓分布在咸阳西北北山山脉之南的黄土原上。至唐代，唐太宗在陵墓选址方面有独到见解，认为“昔汉家皆先造山陵，既达始终，身复亲见，又省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功。我深以此为是。古者因山为坟，此诚便事。我看九嵕山孤耸回绕，因而傍凿，可置山陵处，朕实有终焉之理（志）”。②［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四，中华书局，1955年，第457—458页。正是在唐太宗这一观点影响下，开创了唐陵因山为陵之风，出现了昭陵、乾陵、定陵、桥陵、泰陵等14座帝陵都以依山为陵的方式选址。③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44页。脱胎于唐末藩镇割据背景之下西夏政权，长期的文化交流和影响使得党项族在文化上深受唐文化影响，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充分吸收唐宋文化，表现在墓葬文化上也必然如此。因此，西夏陵在选址方面，依然选择了依山为陵的选址。北依贺兰山，地势高亢，南对银川平原，南北起伏较大，雄壮高山和平坦无余的平原构成了独特的景象，这种选址在空间上体现出一种雄伟之气势，“左黄河，右贺兰，山川形胜，鱼盐水利，在在有之”，以此来表达西夏统治者的帝王之气魄。《西夏书事》李德明认为怀远“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屏障，形势便利”。与此同时，又一事件的出现，神话了贺兰山。“夏六月，有龙见于温泉山。山在怀远镇北。德明以为瑞，遣官祀之，于是有迁都之意。”①［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〇，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第118页。贺兰山的地位被西夏统治者的刻意神化，使得贺兰山的地位快速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夏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吸收和借鉴。至此，西夏政权神化贺兰山之用意与欲采用汉文化政策有着密切关系，正是贺兰山在西夏政治文化中特殊地位，进而使得具有多元文化元素的西夏陵具有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力。

造陵与文化元素选择。西夏陵陵区建筑的艺术风格表现出兼容并蓄、胡汉交融的多元特征。陵区现存的建筑遗址和出土的文物既有西域风格，又带有游牧文化特征。陵区出土的大量的、种类各异的迦陵频伽、莲座、塔刹的建筑构件，还有陵区中不同墓主人的陵塔，陵塔外貌似尖圆顶窝头状呈佛塔样式，并位于地宫之上，与佛塔有相似之处。从整个陵区布局来看，西夏陵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理念上将寺院的形式搬到了陵墓营建中，形成独特的“若寺院”的风格。②孔德翊、马建军：《西夏陵突出普遍价值学术研讨会综述》，《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103—105页。从出土的文物和陵区遗迹来看，西夏陵表现出明显的佛教文化特征，彰显出西夏政权崇佛礼佛的传统和佛教文化影响之广。除此之外，陵区出土的力士、石人造像，造型粗犷夸张，与中原文化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力士、石人造像艺术特征具有西亚人的特征，与欧亚草原文明普遍存在的“石人”艺术关系密切。陵区还出土了羊、狗、鸡、鸭以及铜牛、石马等大量家畜家禽的骨架或造像，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三号陵地面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02页。这些文物在一定程度反映党项族游牧社会和畜牧传统的经济背景。再从地宫及地面建筑来看，西夏陵修建过程中运用高超的夯土技术，说明西夏向中原地区学习这一技术并熟练掌握继而加以实践；陵区出土的瓦和琉璃构件表明，西夏的琉璃烧制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也是由中原传入西夏的重要技术。此外在西夏陵地宫内部使用了拱券，该技术同样来源于中原地区。

二、西夏陵遗产的价值内涵

统治者的任何举措都有其实在的现实政治意义，诚如韦伯所说“人是悬挂在自己所编制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西夏王陵在选址、布局，陪葬品和建筑技艺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向世人传递着一定的意义。

王陵与统治中心。西夏王陵的形成与西夏政权发展息息相关，从其建造到形成，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发展关系密切。从这一点来说，西夏王陵的选址意味着国家统治重心开始偏移。唐末五代时期，夏州拓跋割据政权的中心主要在以夏州为核心的陕北地区。随着形势变化，党项政权开始西进，于宋初攻取灵州，将灵州改名西平府，形成以灵州为中心的统治格局。1023年，李德明又将都城继续西迁兴州，升为兴庆府。至此，西夏国都再无变迁，国家统治中心确定。在西夏国家重心向西发展过程中，帝陵选址显得尤为重要。通常来讲，帝王埋葬地的选择意味着国家重心所在。世居夏州的李继迁家族，夺取灵州之后， 举族西迁灵州，继而定都兴庆府，将灵州地区逐步提升为陵区，意味着灵州地区逐步取代夏州地区的地位，成为西夏政权的统治中心。在西夏初期，李继迁就对灵州有一番深刻认识，他认为“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 扼西陲要害。若缮城浚豪，练兵积粟， 一旦纵横西出，关中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华风， 尚礼好学， 我将藉此为进取之资， 成霸王之业， 岂平夏偏隅可限哉！”看似这番定都灵州的论调重在强调灵州地区重要地理位置，实则取决于灵州地区特殊人文环境。从西夏地理环境来看，贺兰山将西夏疆域从中部隔开，贺兰山一直往西到甘肃河西至青海一带，远离中央王朝，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小；贺兰山北面内蒙古和陕北高原地区，长期为胡族生活地区，中原文化影响依然有限；只有中部的灵州地区，自唐朝建立以来，其地位得到强烈提升，唐肃宗在此即位，进一步提升了灵州地区的影响力。

西夏统治者胡族出身，加之世居边野。在唐末五代门第观念盛行的时代，加上传统的“华夷观念”影响下，若要统治一域，不仅需要地域认同，还需要身份认同，这样才有可能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同一集团，才易在内心上产生认同感。于是，西夏统治者通过将陵区选择在灵州地区，旨在党项先祖与灵州地区的亲近关系，试图通过地缘关系的亲近来表明政治立场的一致性，从而达到争取和笼络灵州地区的作用。此外，胡人出身的党项统治者，在“华尊夷卑”的“华夷观”影响下，在政权扩张过程中对其统治存在芥蒂。西夏统治者也意识到自身门第出身问题，所以在不同场合刻意的附会和塑造自己帝胄出身。史料记载西夏统治者多次正式宣称，“臣祖宗本后魏帝，赫连之旧国、拓拔之遗业也。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五《党项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6页。除自称北魏拓跋氏之后外，还在对外政治交往中采用李唐皇姓，通过与前朝皇帝攀亲方式淡化自己出身问题，再借助陵区选址地灵州地区的特殊地位，与灵州地区士族大户交往，提高自身威望，达到了拉拢灵州地区势力的目的。正是出于这种目的，灵州地区逐步取代夏州地区成为西夏政权的中心。

王陵与王权秩序。帝王陵在中国古代不仅是王权秩序的象征，也是现实政治的物化形式。西夏陵也是如此，是西夏政权在封建化过程中现实政治的自我表达，西夏陵以文化礼仪和建筑元素组合向各个阶层表达了自身的王权秩序，并以“王陵”的形式将它物化和表达。《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不论唐制还是宋礼，都是围绕皇权、以皇权为核心来构建统治秩序。皇帝在整个国家统治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礼仪制度核心也依然是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维护统治秩序。然而，在西夏陵实际建造过程中，部分礼制元素被自我调整，似乎在构建一种陵与墓主人身份相协调的礼制状态。

在陵区规模上。西夏陵陵区规模较唐宋帝陵大为缩小，以陵城筑墙为例，唐乾陵南北墙基长1450米，东墙基长1582米，西墙基长1438米北宋皇陵的陵城平面呈正方形，墙垣边长一般在240米左右①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查记》，《文物》1960年第4期，第53—60 页。；西夏3号陵园陵城南北181米，东西163米。与此同时，西夏陵的神道较之唐宋帝陵也加以缩短，西夏陵园月城内御道两侧各排放2—3列石像生，改变了唐宋陵石像生列于阙台（乳台） 到南神门间漫长的御道两侧且一字排开的做法，将石像生移进月城，大大缩短了神道长度。②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三号陵地面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其次，西夏陵内部建筑献殿、地宫、陵塔表现出南北一线偏置不对称性。陵城内自南而北营建的献殿、墓道封土和陵塔，从内部结构的主要建筑来说， 献殿未在中轴线上而偏西，墓道未在中轴线上而呈西北—东南走向；陵台不在南北神门的中轴线上，而在陵城（ 司马院）北半部偏西或陵城中部偏西处。西夏陵园中墓室及夯土实心陵台（陵塔）也偏居于陵城西北方。陵园陵城内的主要建筑偏于陵园中轴线西侧， 陵台（陵塔）既不在陵园的中心或中轴线上， 也不在墓室的正上方（墓室一般位于陵塔前10米左右）， 而是偏居于陵城内西北处墓室的正后方。③余军：《西夏王陵对唐宋陵寝制度的继承与嬗变——以西夏王陵三号陵园为切入点》，《宋史研究论丛》，2015年，第535页。综上两方面因素，明显与唐宋时期帝陵制度明显不相一致。西夏统治者在建造如此宏大的国家级标志性建筑时，在礼仪制度方面的选择上肯定颇为用心。西夏统治者在西夏国内以皇帝自居，雄踞一方，而在建陵时却一反常态，违背传统帝陵礼制，使得西夏陵规模和礼制与自身身份不相一致。关于上述两点差异，与西夏国力和西夏国家习俗有关，许多学者基于党项族崇尚西方的习俗，提出了合理的解释。④许成、杜玉冰：《西夏陵》, 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53页。但仔细探究，作为长期深受唐、宋文化影响的党项政权，对中原王朝礼仪制度烂若披掌，纵然受到党项习俗的影响，但在关乎皇权礼制面前，不得不考虑自身与宋、辽三方构成的天下秩序中的地位和身份。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帝王在修建帝陵时，都试图通过帝陵建筑的空间设计、平面位置、立体形态、建筑元素等等来实现其政权的正统建设，以便维护其社会制度与统治秩序。帝王陵墓通过自身所处的坐标和三维形态及大小来体现空间占有者权力的大小。在这一形态中，空间设计、平面位置、立体形态、建筑元素等诸多要素的变化背后都暗含着深刻的政治意图。西夏统治者在其国内自称皇帝，但并未得到宋、辽的认可。北宋建立后，多次封赐党项首领，从名誉到官职的赏赐上始终以内臣的身份封赐西夏，臣属关系是北宋处理与西夏关系基本原则。宋廷给西夏的诏书中提到“朕临制四海，廓地万里，西夏之土，世以为胙。”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五《党项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9页。由此可以看出，北宋将西夏治下疆域看作自己统治的一部分，将“西夏之土”只是交给党项政权管理，所以封赐党项首领为夏国王、夏国主，而未赐封或者承认党项首领为夏国皇帝。辽、夏关系依然如此，西夏臣属于辽是辽夏关系存在基础。宋、辽达成“澶渊之盟”后，西夏与宋、辽之间的臣属关系更加确定，西夏对外称帝必定加剧与宋、辽之间矛盾，破坏宋、辽“澶渊之盟”达成的天下秩序格局，势必遭到宋、辽双方的反对和打击。因此，西夏只能接受称臣于宋、辽的现实。基于此，西夏统治者在自己陵墓修建过程中，就需要面对称臣的现实，不能明显的僭越君臣有别的礼制，因此在陵寝制度方面采取一系列调整的措施，在陵园规模和礼仪制度上进行了规避，使礼仪制度与自身身份相符，以免引起与宋、辽之间的纠纷和冲突。

王陵与君臣关系。通常来讲，陪葬帝陵的权利变得与政治动机、荣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效地实现对官僚体系乃至上层社会的控制。“陪陵”制度在唐代兴盛一时，尤以唐太宗昭陵最为突出。太宗皇帝在《赐功臣陪陵地诏》中论及君臣关系时，认为“君臣一体，克成中和之治”。②［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六三，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46页。在这一思想影响下，昭陵陪葬的“功臣密戚”达167座。③昭陵陪葬墓数目，据1987—1989年，宋德闻等遥感定位结果为188座，但至尚未确定准确数目。因此，本文这里的统计仍然沿用1972年昭陵文物管理所的调查结论。帝陵的陪葬关系象征了现实政权的权力结构，“功臣密戚”成为国家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皇权的依靠。从本质上来讲，“陪陵”制度就是将朝堂之上的君臣关系以象征方式转化于死后的墓葬之中，以此来表达现实政治中君臣权力和尊荣的分享。

显然，西夏陵在这一方面受唐代“陪陵”制度影响，每个陵主墓区都存在着大量的陪葬墓。初步统计，一、二号陵有65座陪葬墓，三号、四号陵有62座陪葬墓，五号、六号陵有108座陪葬墓，七号、八号、九号陵已知陪葬墓18座。④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三号陵地面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陪葬墓分布在陵区东部和南部，从现有资料来看，陪葬墓墓主人多为王公大臣。陪葬的方位也比较符合陪葬贵族的身份。《论衡·四讳篇》载：“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居南和居东，都是以西夏陵主人为尊，是君臣有别的等级秩序的物化。西夏显然吸收这一制度，在西夏陵布局中依然体现出这一制度。

王陵见证了东亚文明发展和互动。西夏陵是西夏文明的见证，也是公元11— 13 世纪东亚大陆各种文明互动的实物见证。宋、辽、西夏并立的时期，处于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东亚大陆上出现了宋、辽、西夏政权并立的局面。西夏作为雄踞西北的割据政权，通过一系列战争，打败了甘州回鹘和凉州吐蕃诸部，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区，建立了东临黄河，西至甘肃玉门关，南到关中屏障六盘山，北抵内蒙古南部的政权。这一地区是我国古代汉族与游牧民族、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交汇地区，是汉族、党项、回鹘、吐蕃、女真、契丹、蒙古等多民族频繁进退、角逐和融合之地。而西夏在这里建立长达近三百年的政权，与西夏充分吸收了汉族、吐蕃、回鹘等诸多民族及丝绸之路上流传来的科技与文化关系密切，促进了多种文明交流。

西夏陵见证、维护和发展了中华文明的多元性。众所周知，宋代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水平达到一个新阶段，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赞 “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这种状态与宋夏关系缓和，宋、辽、西夏并立有着一定关系。西夏政权建立后，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西北地区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西北地区的局部统一，出现了与宋、辽政权并立的局面。从整个东亚大陆的地理位置来看，西夏处于北宋的西北面，辽处于北宋的北面及东北面，虽然宋、辽和宋、夏之间存在过不同程度的战争，但总体上以和平交往为主。面对西夏政权威胁，宋廷通过货币、实物和互市的方式达成和平协议。这样对北宋政权来说，西夏政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无序的游牧民族对北宋西北方面构成威胁的问题，若无西夏政权的存在， 北宋在西北方面将面临诸多无序西北少数民族力量的冲击。与此同时，西夏作为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中间地带，对草原游牧民族南下有着缓冲和阻挡作用，对这一时期农业文明发展起到了保护作用，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发展。

三、结语

西夏陵是西夏历史的见证，承载着诸多的价值内涵。都城与陵区方位、山与陵关系与布局和陵墓文化元素选择方面，西夏陵都体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风格，在充分吸收中原王朝帝陵文化基础上，在陵墓细节方面又保留了自身独特的一面。西夏王陵的选址、布局，陪葬品和建筑技艺等，都向世人传递着一定的意义。王陵与统治中心、王权秩序、君臣关系结合到一起，见证了公元11至13世纪东亚文明发展和互动，促进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