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怡情（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 100192）

引言

笔者率景迈山申遗技术咨询课题组 自2014年参与景迈山古茶林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16年又开始承担国家文物局委托的茶马古道研究课题①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限公司承担了“云贵川茶马古道管理现状和保护对策研究”，工作范围包括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以已经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茶马古道文物为主。该课题自2016年启动，2019年6月在四川雅安召开的三省研讨会上提交评审稿，目前修改稿已上报国家文物局评审。和“茶马古道云南段总体规划”，对于“茶马古道”和“景迈山古茶林”这样宏大的研究对象，近几年的投入仅仅是刚起步。目前已经完成景迈古茶园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规划并获得审批公布，完成景迈山5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并一直进行工程现场咨询服务；完成了云南、贵州两省和四川近一半“茶马古道”相关的国保单位文物调查，梳理出茶马古道课题初步成果并发给三省相关学者征求意见。目前仍有不少细节需要更进一步的修正和确认，例如对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如茶山、城镇在整个茶马古道文化线路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和地位，处于刚刚开始着手研究的阶段。本文仅尝试对云南省文物局提出的“从茶马古道文化线路视野下解读景迈山遗产价值”这一命题进行初步认识。

一、茶马古道的“名”与“实”

对于茶马古道，首先应从全球视野中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时空范畴去认识它的价值。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持续时间也最为长久的三条文化线路分别是：北方的丝绸之路、东部南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西部联系东亚、南亚、东南亚的茶马古道（图1）。时间范围上“茶马古道”可追溯至秦汉，起始于唐，兴盛于两宋，在明清达到高峰，一直到现代交通出现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些偏远地区甚至沿用至今，“茶马古道”存在的时间比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都要长。从空间范围上看，“茶马古道”分布于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等（图2），联络起东南亚、中亚、南亚等国；向东（贵州—广西—广东）、向南（云南—越南、云南—缅甸—印度）可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向北（陕西、甘肃、新疆）、向西（印度、阿富汗）可与丝绸之路联络，其重要性和价值不言而喻。

用一个语言学的证据[1]来说明茶马古道作为文化线路的影响。这个“语言结构世界图谱”（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网站收录的唯一与中国有关的词就是茶。其中发音cha为红点，tea为蓝点，可以看出全球以cha作为茶发音的区域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传播线路高度重合，而以tea为发音则与海上贸易线路影响传播的区域高度重合（图3）。

茶马古道作为中国西部重要的古代交通网络和文化交流通道，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川康科学考察团对此地区进行较为系统、科学的初步探险[2]，1990年中国学者“茶马六君子”提出“茶马古道”概念后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3]，并进入到学术领域和遗产保护领域。目前关于茶马古道的认知仍在探索发展，研究范式仍在建立过程中。

就茶马古道本质而论，目前我们认为它是中国西南的陆上交通网络。它属于陆上交通是因为中国西南（甚至扩大到西部）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其大部分区域难以进行水路交通。“网络”是因为上述地区经过上千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不同等级的道路网络，有主路有小路，联系起的每一座城市和村落（图4）。茶马古道所经的区域因道路的存在和道路往来的人群而发生相互的联系和影响，这是它作为文化线路遗产被研究的“基底”。

以“茶马”来命名这条陆上交通网络是否准确呢？正如大家所知，丝绸之路并不仅仅运送丝绸，同样，茶马也不仅仅是茶马互市或马帮运茶，在这个交通网络中有许多物资从产地被运送到需要它们的市场和用户，如盐、棉布、生丝、金属、宝石、皮毛、药材等等。经过研究，以茶和马这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物品来命名这条文化线路是恰如其分的，这也是“茶马古道”概念一经提出就获得广泛社会认同的原因。对于中国西部的民众，茶、马与他们的生活有着非常悠久、密切的关系。

已有大量历史文献和实物证据证明中国是世界茶树和茶文化的起源地。茶马古道线路图上绿色区域是云贵川三省的主要产茶区，除了云南，四川和贵州的产茶区在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中都有记载。在陆羽调查中国茶产区时，云南还属于“境外”南诏国的辖地，使得这本集大成的《茶经》对中国茶产地的记载不够完整。云南茶产区主要是澜沧江中下游流域的临沧、普洱、西双版纳三州市，占全省茶叶总产量的70%～80%；适合种植茶叶的区域向北可到保山的施甸、大理的南涧，向南一直到境外的老挝、缅甸，都有茶的种植。茶马古道联系了茶产区——云贵川地区与茶叶消费市场——青海西藏，联系起农区和牧区，并且跨越联络了中国地形的第一级、第二级阶梯，这是茶马古道文化线路价值形成的历史地理背景。

茶叶进入青藏地区的历史至少不晚于3世纪，在阿里地区出土了青铜茶锅和茶叶残迹，说明那时茶叶已经被运到了西藏并被品饮。学者提出“轻度上瘾性嗜好品”来形容茶[4]，即一旦形成饮茶的习惯就“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正因为茶叶的这个特点，才形成对茶叶越来越强劲的消费需求。清代英国之所以要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是因为英国人对中国茶叶的大量需求带来贸易逆差[5]，白银外流导致国库空虚；另外也才有了后来的植物猎人盗取中国福建、浙江茶苗茶果到印度大吉岭试种[6]，并形成了与中国茶叶竞争的“印茶”。民间的商人不断寻找安全、可靠、成本更低的运输线路，也直接推动了运输茶叶道路网络的形成，如川藏线、滇藏线的开拓，要经过高耸的横断山脉和高寒的青藏高原；清末至民国又开拓发展好几条境外线路，如从版纳到缅甸到印度再运往西藏[7]。这都是茶叶成为世界最受欢迎饮料（之一）的自身魅力所致，围绕它所产生的茶文化更加添了其吸引力，并且因宗教、文化人士的推崇而上升到精神享受的层次。

下面以云南省为例，进一步说明茶对这个陆上交通网络形成的影响。云南省茶马古道线路图（加粗部分）显示了从茶产区（版纳、普洱、临沧）到集散转运的大理、昆明之后，分别向北、西北、东北几个方向形成运送茶叶的线路（图5），这些路可以前往西藏、四川、北京（贡茶），也是云南作为边疆省份与内地、藏区交往的主要线路，即云南境内茶马古道的主线。清雍正年间普洱茶开始作为贡茶，在普洱府设立茶厂、茶局统一管理茶叶的加工和贸易[8]，“普洱名重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赖者也”；运茶的道路一直通往易武、倚邦茶山，“入山做茶数十万人”；这些历史文献都证明了茶叶贸易对道路网络形成的影响。

云南驯马育马的历史非常悠久，在云南出土的汉代青铜器贮贝器上就有了骑手和马的形象[9]。在冷兵器时代，马匹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云南多山的地理环境，马匹又是非常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因此马匹对古代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南宋在广西横山寨与大理国设立“茶马互市”，清初吴三桂在北胜州（现丽江市永胜县）与藏区互市茶马，这两个例子说明了马匹对于政权统治和军事实力的影响。明清时期云南民间马帮贸易兴起，发展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云南有很多少数民族按其活动范围形成著名马帮，如德钦的藏族马帮，丽江的纳西族马帮等，一些有实力的马帮不仅仅是“物流公司”，还是“贸易公司”，推动了云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民间有不少茶马古道或马帮博物馆，都说明了茶马古道在云南民众心中有非常高的认可度和知名度。

二、茶马古道价值的“生成”和“呈现”

茶马古道这个陆上交通网络由自上而下的政府方面和自下而上的民间方面两股力量合力生成，仅提到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推动力量都不足于形成真实、完整的历史认识。例如《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记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见到了蜀布邛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即“蜀身毒道”。当他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汇报这个情况后才引发汉武帝经略西南夷的雄心，但汉武帝对西南的开拓在云南受阻，“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这个历史故事说明，在中央王朝了解并深入中国西南边陲之前，已经存在中国西南通往南亚、中亚的民间通道。因地理区位的先天条件，一直到近代，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联系均比与中央内地联系更为便捷而直接。从历史发展的线索来看，中央王朝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控制是一个逐步加强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这是为什么元之后云南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的一个行省，而“中国化”则始于明代[10]；汉之后所建立的土司制度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日战争时期修建滇缅公路并设置驼峰航线。所以，茶马古道所指向的陆上交通网络不仅仅是商贸通道，它的遗产价值体现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多个维度，网络中每条线路形成的历史和它所体现的遗产价值各有侧重（图6）。

笔者所在的茶马古道课题组调查了云南省9个州市的81处共109个文物遗存点，研究工作通过实地调研、历史文献、考古学、口述历史等多种方法来认识和理解茶马古道，真正体验古人所倡导的“知（晓）行（走）合一”，也开始理解茶马古道形成的地理、历史背景及其自然人文环境。我们试将云南省“中国传统村落”与茶马古道线路进行叠加，可以看出村落的分布与茶马古道线路的高关联度（图7），这说明茶马古道线路的形成与聚落的空间分布有着密切关系，而茶马古道也直接推动了沿线聚落的发展，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历史进程。不仅可说明茶马古道对地方经济文化社会的影响，反过来也可推论、印证茶马古道线路的走向。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认识沿古道分布的不同 地区、民族的村寨，每个村寨都是珍贵的乡土遗产，生动地体现了不断延续演进的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而且茶马古道作为联络沿线村落、城镇的陆上交通网络，促进了区域间建筑、艺术、技艺的交流发展，也是理解和认识聚落发展、民族交往的重要线索。

茶马古道所贯穿联络的区域也是中国目前生物多样性保存最好、自然景观最丰富的地区（图8）。当后人想象马帮开拓茶马古道历史的时候，一定要置身古道所处的自然环境中，才能认识到中国西南民众坚韧不拔、乐观通达的个性，才能了解茶马古道作为全世界海拔最高的陆上交通网络，其开拓者和使用者的血与泪、乐与悲，体会他们世代延续的执着无畏的开拓精神和聪明才智。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角度考察，它的文物环境、历史景观、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图9）。

叠合有国保身份的考古遗址和茶马古道线路，可以看到有一定数量的考古遗址分布在茶马古道沿线（图10），从地下遗存的分布可以了解早期人类活动、交往的历史，进一步证实茶马古道交通网络形成的历史。这些研究和分析有助于理解茶马古道线路走向、空间分布和道路等级形成的影响因素。茶马古道是经过历代千锤百炼后才逐步形成的最安全、经济的交通系统。线路变化的本身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使得解读历史的视野变得更为广阔，理解推动历史发展而各个因素如何彼此关联，而这正是文化线路遗产的特点。

三、滇南江外的澜沧县

通过梳理景迈山所在的普洱市澜沧县域内茶马古道②景迈山所在的普洱市澜沧县域茶马古道不是茶马古道国保单位认定的文物，所以课题组没有机会实地调研。通过澜沧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李勇先生提供的相关信息并对照历史文献，大致了解了澜沧县境内茶马古道的基本走向。与云南全境茶马古道网络的空间关系，我们认为澜沧县属于一个较为次要的交通节点，并不位于茶马古道主线（图11），这与澜沧县的历史地理区位和历代行政、军事管理制度变迁有关。

古代山脉河流作为自然边界往往会影响行政管理边界的划定，澜沧江就是这样一条河流，在云南长期有“江内、江外”的地理、文化分界。大理、保山以南地区长期属于傣族建立的地方政权，清代改土归流之后部分地区仍然保留土司制度直至民国。大理以南的澜沧江内地区行政中心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银生城（现景东县）到清代普洱府（现宁洱县）至当代普洱市（思茅区）和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城市的兴起和官道的修建反映了政府对边疆地区的逐步深入和加强管控。清代作为贡茶的古六大茶山现位于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清代属车里土司、倚邦土司辖地，归普洱府管辖。位于澜沧江外的澜沧县从元代始由孟连宣抚司管理，之前归麓川国（现德宏州），到1764年孟连宣抚司归顺宁府（现临沧市凤庆县）管辖。元至清数百年，澜沧县受江外土司及州府的管理，所以澜沧县境的主要对外道路是从现临沧市双江县往下并向西连上孟连，向南通往勐海，并从孟连出境至缅甸。

澜沧县还有一条东西向道路通往江内普洱，形成县域近乎十字的道路格局，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县治所在地就在这个十字交叉点附近的佛房、勐朗镇，这条路是如何形成的呢？与澜沧县隔江相望的普洱市思茅区白马山，有一段在完整岩体上开凿出来的步道，从道路走向、道路宽度可判断这并不是官道（图12），是谁开凿的这条道路呢？这条古道要翻过高山、越过大江，在古代绝非易事，是谁要穿越这大山大川呢？推测极大可能是民间马帮。这条联系澜沧和思茅的道路在澜沧江上并没有架设桥梁，而是渡口，可能和这条道路的人流量有关，也和财力、物力条件有关。也可能因为这条并不是非常主要、特别繁华的通道，而仅是区域内的一条支线通道。如上文所述，澜沧归西边孟连土司管辖有600多年，后因为英国殖民缅甸后觊觎云南并引发中缅边界争端和拉祜族等民族起义等原因带来清政府的边疆危机，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将澜沧县划为直隶镇边厅。直隶镇边厅范围包括现在的澜沧、孟连、西盟、沧源、双江五县[11]，隶属迤南道。迤南道治设在普洱县城，即现在宁洱县，因此澜沧归入普洱管辖的历史始于清光绪年间，并直至今日。因此这条道路的开凿至少不晚于清光绪，更有可能是清中期，因为清雍正年间思茅成为普洱茶贸易加工中心，同时清代宁洱磨黑盐井是距离澜沧县最近的盐产地。这反映了澜沧县东西走向道路的形成与民间运输贸易有关，受行政区划和军事管理的影响较晚。澜沧县境内的十字形道路结构是生动、形象说明茶马古道受到自上而下的政府和自下而上的民间两股力量合力生成的实例。

四、景迈山古茶林的遗产价值

在茶马古道研究背景下认识景迈山古茶林的遗产价值，须先了解景迈山历史地理区位。它位于澜沧县南端惠民镇，东边靠近清代车里土司管辖的西双版纳勐海县勐满坝子，西南紧临澜沧县糯福乡，从景迈山芒景村可远眺缅甸，距离缅甸不过2小时车程，可谓是“极边”的极边。作为澜沧江外的主要茶山，景迈山因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而名声鹊起，现已与江外其他位于勐海县的茶山并称为新六大茶山（图13）。

景迈山保存的古茶林共有1230.63公顷（图14），这么大面积的古茶林和（森）林下生态系统实际是景迈山世居民族早期发展的森林采集、狩猎混合经济的残留，这是受到云南大叶种乔木茶树所需自然生态环境条件要求和当地较为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两方面综合影响的结果。或许就是因为较为偏僻的地理区位和较为落后的社会发展状况，才得以留存景迈山“活化石”般的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茶种植系统，反映了中国悠久的茶种植历史，让今天的人们有机会了解早期茶树/林生态人文系统的特征。景迈茶山的发展历史大致是种茶民族在森林中发现野生茶树，进行人工驯化、栽培，一开始作为药物、食物；随着茶叶贸易的兴起，茶叶可以交换到所需的棉花、盐巴、铁器等，商品属性更为突出，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茶叶都往往承担着“等价交换物”的功能。正是因为有了一定规模的茶叶贸易，才有可能促使原住民不断扩大种植面积进而形成“万亩古茶林”。这也证明了茶叶贸易对云南茶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因茶叶贸易带动了茶经济的活跃和商道的开辟和维护。目前景迈山现存最老的茶树约四五百年，至少不晚于清代。1990年代云南省茶科所为了提高云南茶叶产量进行现代高产茶园改造[12]，澜沧县惠民镇也是试点之一，景迈山发展了约3698公顷现代茶园（图15），并在2000年后开始改造为生态茶园，反映了现代茶业种植技术的发展。因此，景迈山茶产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完整的物质载体，茶种植技术的发展演变在云南茶产区具有代表性、典型性。

景迈山不仅茶种植技术发展的物质证据完整，其世居民族与茶山互动的人地关系也得以非常完整地保存延续。景迈山的人地关系主要表现在茶树种植、茶叶制作、茶叶贸易等方面。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原住民的智慧还体现在符合山地条件的垂直土地利用方式。从山顶到河谷，依次分布着与生产有关的森林、茶林、农田，还有与原住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竜林、村寨（图16），同时遵循着自然和信仰的法则。景迈山农耕的历史缺乏文献资料的记载，其发展水平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仍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景迈山世居民族之一的傣族作为主要居住在平坝的稻作民族（图17），其种植水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已经发展到封建领主经济（土司）[13]阶段。另一主要民族布朗族、佤族是百濮的苗裔，澜沧地区的布朗族、佤族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处于原始公社阶段[14]，在民族政策中被称为“直过民族”。居住在景迈山的傣族、布朗族、佤族、艾尼人生产生活方式差不多，都是以茶叶种植加工为主，农耕为辅，主要种植包谷和水稻为粮食作物。景迈山商品经济不发达，基本不使用货币，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茶叶作为一般等价物换取马帮商队带来盐巴、棉布、农具等其他生活必需品；而且历史上茶农几乎不去山外，主要依靠商队入山买茶；这样化石一般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一直延续至今。这是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景迈山遗产价值延续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除了茶产业完整、持续的发展演进和对自然资源（包括茶树）的可持续利用，景迈山的文化遗产价值还在于世居民族生活的传统村落和传统民居建筑得以较完整保留，并随着生活方式的发展而不断改进。摄于1935年的澜沧（图18）、西双版纳和1950年代西勐的历史照片，照片中还有茅草屋民居，这种村落景象今天都已经成为历史。原因主要是茅草顶竹楼难以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生活要求而逐渐被拆除消失。社会公众在大多数传统民居消失之前，也多将其视为落后的象征，并不认为有保存的价值。对比摄于2017年翁基村的现状照片（图19），可以看到景迈山布朗族人安居乐业的生活状态，格外显示出景迈山传统村落的珍贵。景迈山上共有14个传统村寨，保留有300多座干栏式民居建筑，有1个自然村和1个行政村（包括5个自然村）列入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单。这都要归功于勤劳、善于学习的景迈山原住民，在成为文化遗产之前，他们已经探索并且找到传统村寨、传统民居不断适应发展的路径。

对景迈山现存传统民居有机演进的历程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传统民居在保留干栏式建筑建造体系的前提下，干栏层、二层板壁的高度不断抬高，以提供更好的采光和更多的使用空间，这都是传统民居可以延续使用的主要原因[15]。原住民的实践对中国传统村落、乡土建筑的保护发展具有启示和借鉴的价值。乡土建筑外观形式会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演变，当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依然保持，才是乡土建筑得以留存的关键。景迈山的茶山和村寨保存如此完整，其发展历程的每一个片段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是景迈山在云南乃至全国茶产区特别珍贵、突出的特点和优势。与西双版纳勐腊县的易武、倚邦相比，后两者都曾是清代贡茶的山头，也曾经是清末至民国期间普洱茶加工贸易的中心，但或许是因为名声在外，民国时期的兵乱掳掠和当代经济的发展都使得村寨、城镇历史风貌受到很大影响，遗产价值载体保存也不够完整。而偏于一隅，没有暴得大名的景迈山倒得以保全，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景迈山世居民族主要信仰自缅甸传入的南传佛教，说明了景迈山所在地区与缅甸毗邻，从交通上较易受到南来的宗教文化影响。同样，澜沧县境内基督教信仰的传入也来自缅甸，其设在糯福的教会隶属于位于缅甸景栋的总教会。这都说明了文化、信仰的传播与茶马古道线路走向有关。景迈山的布朗族在接受外来宗教的同时保留了他们的传统信仰并创造性地将其融合。如景迈山芒景村布朗族山龛节，就是泼水节（傣语桑堪）与祖先崇拜（茶祖帕哎冷）的结合（图20），是芒景布朗族特有的文化现象。这属于茶文化的一部分，与茶山、种茶民族赖以生存的茶种植这一生产环节密不可分。

芒洪八角塔是国保单位“景迈古茶园”的组成部分，也是景迈山目前现存历史最早的古建筑（图21），根据当地专家考证，始建于清早期。芒景布朗族关于芒洪八角塔建造传说非常神奇：当佛爷发愿要建一座佛塔之后，不知道从哪里来一伙人来建造佛塔，佛塔建好就又消失不见。对于像景迈山这样不见于正史的“小地方”，民间的口述历史往往就是主要的历史资料，不过对它的解读需要慎之又慎。从这个故事，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这座佛塔不是本地人建造。而且从建筑外形来判断，也确实不是西双版纳、普洱、孟连等地常见的南传佛教佛塔形式，反而更像是汉传佛教佛塔的形式③芒洪八角塔八角塔立面上刻有精美雕刻，并且做了相当精心的布局，从高至低综合运用了道教、佛教和儒家文化、汉族民间吉祥文化等不同的雕刻题材。如塔上部的暗八仙，中层的佛陀雕像、鱼跃龙门和下层的牡丹（富贵）、鹿（长寿）、祥云等等。尤其精妙的是，雕刻手法根据人的视线也随着变化，低处是炫技的高浮雕，塔身高处就是浅浮雕。不论是设计还是技艺，都非常成熟、专业。。

关于建造者的来历，地方专家比较倾向认为来自云南东部的玉溪或者红河州等地，因为这些地区存在技法、风格、年代相近的石雕作品。若是从云南东部并越过澜沧江抵达澜沧县景迈山，在古代是一次艰难的长途旅行。而且建造者如何获得芒洪大寨要修建佛塔的消息，并有财力请专业的石匠队伍建造这样一座佛塔？想必彼时景迈山的茶叶贸易已有相当规模，才能让芒洪大寨的布朗族人积累财富支付费用。芒洪八角塔作为实物例证，说明不见于正史也没有留下任何（汉文）历史资料的景迈山至少在清代就有了民间的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而且那时景迈山茶产业发展已经可以支持这座宗教建筑的建造。

通过上述分析，初步可以得出以下认识：景迈山的发展离不开茶马古道所带来的茶叶贸易（民间马帮）、文化（宗教）使者、专业人士。茶叶贸易的存在和发展才可能促进形成大规模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林，种茶民族的繁衍生息也有了更多保障；有了循路而来的佛爷才有了民间信仰的发展成熟和村落中的缅寺佛塔；有了外来工匠才有了形制别致的八角塔。景迈山虽然是茶马古道历史上的“非著名”茶山，但因茶马古道与外界发生联系，并随着社会发展的脉搏一起缓慢向前；也因它位于茶马古道的支线，得以有空间相对独立发展带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茶文化。从过去到现在，景迈山一直处于有机演进的历程中，它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中断，它的主体民族没有更替，每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物质和非物质载体都保存得真实完整。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历史、地理“优势”才成就了景迈山珍惜独特的文化遗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