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芳

（新疆师范大学 历史学与社会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在特定的条件下，以人为媒介的文化传播通过 “交往”来实现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交往’指个人、社会团体、民族、国家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传通”①陈力丹 《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第2页。，“它既包括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也包括以 ‘语言’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关系”②李彬 《大众传播学》，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3页。。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 （通过历史延伸和有选择的）实现观念和价值，存在于各种内隐与外显的模式之中，③转引自宋蜀华、陈克进 《中国民族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1页。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传播，人口流动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古代丝绸之路作为沟通连接中西文化的重要通道，流动的人口交往是其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 “使者”群体④本文中的 “使者”为广泛的文化概念，泛指曾经在丝绸之路上行走过的各类人群，包括各国使臣、西行求法的高僧大德、谪戍边疆的文臣武将、游历四方的民间奇士、商贸往来的商旅行人等群体，非狭义概念下的 “驿使”。携带着具有各自文化身份的符号意义，在行走中通过物质传递和精神传通实现文化的传播，从而促进中西文化的深度交流。

一 外交使者

传播是人际交往的本质，亦是文化的本性，通过人群的流动和迁徙得以实现，文化传播使其成为 “人”，使人成其为 “类”①庄晓东 《文化传播：历史、理论与现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在连通中央与地方的交通要道上，外交使节首先承担重要的政治使命。自汉王朝在西域建立都护府，西域归属中央管辖，丝绸之路就是汉王朝与西域相互往来的主要通道，但匈奴数次威胁丝路各国，时常阻隔着丝路畅通。汉昭帝元凤四年 （前77），傅介子请求出使西域，《汉书·傅介子传》评：“楼兰王安归尝为匈奴间，候遮汉使者，发兵杀略卫司马安乐、光禄大夫忠、期门郎遂成等三辈，及安息、大宛使，盗取节印、献物，甚逆天理。平乐监傅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安归首，县之北阙，以直报怨，不烦师众。”②《汉书》卷70《傅介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01页。长罗侯常惠六次出使西域，结好乌孙，威震龟兹，屯田楚河，坐镇边陲，为西域安定立下奇功。其元康元年 （前65）出使乌孙促成汉乌和亲，元康二年 （前64）解救西域都护郑吉，一生从事外交活动，致力于处理汉与西域各国的外交关系，“明习外国事，勤劳数有功”③《汉书》卷96《西域传》，第3922页。，其 “鸿雁传书”是中国驿传文化中的佳话。楚公主侍者冯嫽以女子身份作为正式使节，尝持汉节为公主使，遍访天山以南城郭诸国，颇得西域人民爱戴，促进了汉王朝加强对西域的有效管理。班超驰骋西域三十载，重开丝绸之路，“愿从谷吉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身旷野”，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兵万人攻占姑墨，发疏勒、于阗并击莎车，与康居、月氏周旋，多次切断匈奴与西域诸国的联系，威震西域，汉章帝激赏：“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④裘汉康 《略论 〈后汉书〉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与特色》，《中山大学学报 （社科版）》1989年第2期，第78页。此外，开放繁荣的大唐文化吸引着周边小国，唐天宝九载 （750），长安专门接待外国使者的驿站——四夷馆迎来来自罽宾国 （今克什米尔）使臣萨婆达干和三藏法师舍利越摩。唐玄宗委任宦官张韬光为正使，车奉朝为武官左卫，带领庞大使团护送罽宾国使者回国，完成结交通好的外交使命。

古代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更是信息传播的语境场，行走在丝路上的各国外交使者，在承担各国政治指令传递的同时，以自身的文化身份符号展示传递异于现场的他者文化，将文化积累从一个文化空间带到另一个文化空间，同时在异文化氛围内积极吸取异文化元素。曾三任西域都护的段会宗一生八次出使西域，三任西域都护，为人好大节，矜功名①《汉书》卷70《傅常郑甘陈段传》，第3005页。，他一边管理西域诸国，积极屯田发展生产，恢复贸易，关心民意，使西域百姓安居乐业，一边加强都护及军政机构的管理，禁止军政人员搜刮民脂，深得当地民众拥护，并注重当地历史文化，促进西域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和帝永元九年 （97），班超遣副使甘英前往大秦。②宋志英 《华峤 〈后汉书〉考述》，《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26页。甘英是中国迈向欧洲的第一人，对拓展中西交通贡献卓越，向汉王朝展现了关于大秦的诸多信息，“皆前世所不至， ‘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至珍怪焉”，加强了汉王朝对西方国家的正确认识，甘英述：“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对罗马的邮驿设置作了描述，“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室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枉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③林英 《公元1到5世界中国文献中关于罗马帝国的传闻》，《古代文明》2009年第4期，第54页。，这些不同于汉王朝的民主议事制度、风土人情，打开了汉朝人的眼界。

王玄策出使印度，加强了与泥婆罗的文化往来，泥婆罗遣使入唐时，曾带来菠棱（菠菜）、酢菜、浑提葱等物种，王玄策初回长安时，也带了戒日王馈赠的火珠、郁金香和菩提树等礼物，也从印度摩诃菩提请来制糖的专业人员，经改进在长安制成了色味均超过印度的红糖，此外，还带来了印度佛足石图拓片等佛教圣物及佛顶舍利，并在龙门石窟开龛造像一尊，促进了大唐与印度的文化交流。938年，高居诲出使于阗，在行走中留下了正史中无法寻找到的唐末五代时期河西走廊的珍贵史料，尤其是沿途甘州回鹘、吐蕃、小月支等民族的情况，其 《使于阗行程记》是研究10世纪于阗历史文化的重要凭证。如对于阗玉 “其玉随地而变”的分布区域，采玉、捞玉的时间季节，有详细记载，是考察 “美玉之地”历史渊源的重要资料。在甘州，甘州当地人教高居诲一行做马掌，称之为 “木涩”，“木涩”上有四个孔，在马蹄上也凿有四个小孔将 “木涩”连接起来。经过吐蕃所在生活区时，高居诲看到吐蕃的男子带有中原地区盛行的帽子，妇女扎辫戴瑟瑟珠，据言品相好的瑟瑟珠，一颗能换一匹好马。西行至瓜州、沙州，刺史曹元深在外迎接，向使臣询问天子的日常生活，文化交融可谓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北宋初，王延德出使高昌回鹘，归来后写成 《使高昌记》，记录了高昌回鹘的天文地理、民情风俗、物产经济、文化宗教等信息，言及高昌回鹘人善冶金、银、铜、铁，及攻玉，“贵人食马，余食羊及凫雁……俗好骑射。妇人戴油帽，谓之苏幕遮”④钱伯泉 《〈王延德历叙使高昌行程所见〉的笺证和研究》，《西域研究》第2010年第4期，第29页。，高昌是佛教东渐的策源地，王延德虽未完成出使的任务，但是对宋代回鹘人的社会生活有所记录，向宋人介绍了千里之外的风土人情。

明代外交使臣陈诚五赴西域，开创了 “一海一路”的外交盛况。他以明国使得身份走访了帖木儿周边的中亚国家，积极在柴达木盆地推广中原先进文化，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将中原地区的灌溉技术传播到中亚地区，推进当地游牧部落向农耕定居转化，稳定西部的政治局面。在新疆哈密、甘肃甘州、凉州等地设立互市，修复新建交通要道上的驿传设施，鼓励西域各国商队来此贸易以此推动沿途的经济文化发展。如此，古代外交使臣的政治身份加深了与丝路沿途各地上层政权的紧密往来，以其政治身份促进了异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交流。

二 求法高僧

文化传播论将异域文化的类似性归结为文化传播①宋蜀华、白振声 《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页。，而人则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即使是极端文化传播论，也折射出人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衔接点，无论是在文化历史研究的佐证中，还是世界文化传播的历史事实中，人类本身都是文化传播最早、最长久的媒介。②王晓燕 《流动的人群和文化的流动》，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0年。佛教传入中国后，最初中原佛事只是停留在译经阶段，译者多为西域胡僧，如安世高、安玄、支谶、竺朔佛、支曜、康巨、康盂祥等，多为龟兹、月氏人，翻译的经书缺少系统性，有时会刻意附会中原道家观念，译理不尽，影响其精要的传播。三国时期朱士行是第一个前往西域求法的僧侣，“遂以魏甘露五年 （260），发迹雍州，细读流沙；既至于于阗，果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余言。遗弟子不如檀凡十人，送经胡本还洛阳。遂得送至陈留仓垣水南寺。河南居士竺叔兰，善解方言，译出 《放光经》二十卷。士行年八十而卒”③孟楠 《中原西行求法第一人——朱士行》，《新疆大学学报 （社科汉文版）》1993年第1期，第55页。。“于阗去洛阳一万一千七百里。甘露五年至太康三年，中间二十三年。士行行万里，在外二十年。终送其所求之经达本国。其后竟死于于阗……真可谓弘法不惜生命者矣”④孟楠 《中原西行求法第一人——朱士行》，第55页。

东晋法显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到达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尼等国的高僧，其亲笔记录《佛国记》留下了五世纪初丝绸之路沿线的珍贵资料，记载了一路的行程线路和各地风俗人情，拓展了中土僧人的眼界，用大量篇幅描述了沿途的佛教胜迹，弥补了印度相关佛教资料不足的缺憾，是考订古代印度历史的权威材料。

受北魏胡灵太后委托前往西域礼佛求经的宋云使团一行取青海道，涉行沙漠，穿阿尔金山到达且末，进入南疆，再经塔什库尔干等地到天竺，穿丝路南道完成取经之行。他从天竺带回佛经170部，推动了北魏时期佛教的发展，其此行相关记录被辑录成《宋云行记》，附于 《洛阳伽蓝记》一书内，⑤马曼丽 《宋云丝路之行初探》，《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第111页。对沿途各地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作了细致描写，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珍贵的资料，为后世研究西域、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民俗演变提供了鲜活直观的材料。宋云在所经各国，极力将中原文化传播至此。在乌场国，他向过往讲述周、孔、庄、老之德、医学、占卜等文明成果，并在乌场国王城东南山上造浮图一所，并刻石铭颂北魏功德。

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写本中发现 《往五天竺国传》，是朝鲜半岛新罗国僧人慧超所作。慧超在新罗与唐朝交流达到高潮时来到中国，大抵沿着义净高僧航海之路，由东天竺海口登陆，然后进入中天竺，后来经西域返回，他详细记录了自己的行程，描述了所经历5个天竺国和51个国家地区，见证了8世纪初西域的政治形势，填补了很多国家的历史空白。①柯英 《丝路驿传》，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6页。如他在久居印度各国时，记载 “中天竺彼土百姓，贫多富少”，迦湿弥罗国 “人民极众，贫多富少，王及首领，诸富有者，衣著与中天不殊，自外百姓，悉被毛毯，覆其形丑陋”②［唐］慧超著，张毅笺释 《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85页。。

隋唐时期，中国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吸引了周边诸多国家来学习。公元600年始，日本就不断向中国派出使臣、学生、僧人学习先进的制度与文化，史称 “遣隋使”“遣唐使”，道昭、道慈、阿倍仲麻吕、普照、空海、圆仁等求法僧把丝路文明向东延伸到日本。圆仁在中国生活了近十年，足迹遍及中国的诸多地区，并将自己的行程用汉文作了详细的记载，成书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日本僧人的文化视角对所经地方的人口、出产、物价、水陆交通额线路和驿站，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节日、祭祀、饮食、禁忌等习俗以及宗教社会、百姓生活、中日关系、寺院状况等都有忠实记录。

964年，宋太祖赵匡胤派高僧行勤、继业为首的求法僧团西行求经，并向沿途国家传递信息、友好结交。继业作为组织者、亲历者，将沿途见闻随手记录在 《涅槃经》的空白处，被任四川制置使范成大所发现，“所藏 《涅槃经》一函，四十二卷。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录于此，以备国史之阙”③柯英 《丝路驿传》，第121页。。往来求法高僧以取经为己任，作为异文化的携带者，是双方文化传播的推进者。

三 学者文人

人口流动的过程促进了文化的双向传播，文化传播又在点滴细节处夯实了文化积累。在传统社会中，人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以知识、经验、技术、能力等形态凝聚在人类自身的文化中，人群在流动过程中把文化积累通过不同的传播手段和传播媒介进一步推广并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具有文化积淀的文人学者有意识地对行走中的文化现象进行记录梳理，从而推动先进文化的传播，并将碎片化的文化现象进行学术整理，便于后世流传。例如公元749年始，边塞诗人岑参两次出塞，在边疆军队中生活了六年，塞北壮丽的风光与民族风情培育了边塞诗派的发展，边塞诗人用诗文记录了西域的文化风貌与戍守边疆的军旅生活，内容不乏对丝路驿传的设施的描述，丰富的边塞诗歌进一步夯实了丝路的历史文化内蕴。

唐天宝十载 （751），在怛逻斯战役中唐军大败，被俘万人，被俘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者如金银匠、画匠、织工、造纸匠等受到重视。随军书记官杜环作为一介文人受到优待。公元762年，杜环从中亚、西亚、非洲乃至地中海沿岸游历十多年后，捧着记录其所见所闻的 《经行记》回到中国。作为第一个到过非洲并有著述的中国人，无意中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以自己的亲历亲闻，为唐朝民众打开了一个认知西方世界的窗口。此外，中西文化交流也因怛逻斯之战而加快，在黑衣大食的首府库法城出现了来自中国的绫绢机杼，一些唐朝工匠在当地工作，在撒马尔罕出现了中国的造纸作坊。中国先进的造纸术生产出的中国纸张在该地区得以广泛普及，很快代替了当地的纸草、羊皮、树叶等文化载体，西方文明因此得到迅速发展。此外，杜环凭借前期丰富的知识储备，对异文化有敏感的感受力，他对当地伊斯兰教的信仰、礼拜、斋戒等行为规范与教义教法作了详细记载，其 《经行记》是对伊斯兰教的最早汉文典籍，“《经行记》对于伊斯兰教的记叙与中国造纸术的西行并列为怛逻斯之战的 “两种影响”，是中世纪阿拉伯帝国与唐王朝间文化交流的成果”①马明良 《从怛逻斯战役看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文明交往》，《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社科版）》2011年第1期，第43页。。

伊本·白图泰是继马可·波罗之后来到中国的一位旅行家，一生在旅行与文化考察中度过，其所著 《伊本·白图泰游记》记叙了中国的山川河海、地形地貌、交通设施、风俗习惯、城市建筑及物产特色等，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元朝画卷，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中外关系史及地理社会、民俗宗教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在其游记中对中国元代驿馆 “查房”管理有详细描述：“路中各站，皆有逆旅可以息宿，有官吏专管之……天黑时管理官吏及其书记来舍，将留舍客人逐一点名记簿，盖印后关门，使客安睡。至次晨天明时，吏及书记复来，依名单唤客起，作一证书。”②庄芳 《伊本·白图泰和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形象比较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24页。虽然在此之前，中阿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一直畅通，但是所留的文献有限，用阿拉伯文介绍中国，伊本·白图泰是历史上的第一位。

被贬文臣祁韵士在伊犁任 “印房章京” （起草机要文件的公差），在遣戍生活中，他寻访、考察、阅遍了伊犁的山水，以学者视野专心研究西域史地，并整理编著了《西陲总统事略》《西陲要略》 《西域释地》等一系列有关西北史地的著作，是西北史地学的奠基人。在边地，他积极传播文化，培养伊犁史地文化研究的后学之秀，致力推动文化学派的建设与发展。同样，湖南学政徐松被革职发配在伊犁，在七年多的流放生涯中他前往天山南北实地考察，全面了解了新疆的山川地貌，著述 《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和 《西域水道记》，尤其是 《西域水道记》代表了清乾嘉时期西北史地学科研究的最高水准，是研究西域地理的主要史料来源。

学养深厚的晚清学士倭仁远赴新疆任职，前期丰富的文化积淀使其具备寻常旅人不同的视角，他将其沿途所历逐日记录结集在 《莎车行记》中，对每天住宿的驿站、行程里数、沿途风光及历史文化都精要摘写，此为研究沿途地理历史的重要文献。书生萧雄三次进疆，完成四卷 《西疆杂述诗》，有关边疆域城、山川气候、风俗民情、艺术宗教、道路驿站等无不搜罗其中。清末名臣陶模治理新疆近10年，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地域外侮有功，为发展新疆交通，分道测绘地图；勘察各类矿藏，设立电报工程，改变了由驿站传递公文和信息的落后状况，使新疆与中原地区联系更加便捷，其子陶葆廉好学不倦、擅长史地考证，在侍父入疆途中，以日记方式记叙了途中的亲历见闻，对民间流传的古代传说加以考证，对沿途回、蒙古、吐蕃、维吾尔等民族的渊源变化进行学术整理，用大量文字阐述了民族政策与新疆建设的策略，备受西北史地研究者的推崇。学者文人群体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以 “他者”身份行走在丝路上，对自身感受到的异文化元素有着高于常人的敏感，其随行所思所言所记是文化传播的有力载体。

四 贸易商人

在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内，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直接受益于人群的流动和迁徙，从事经济贸易的商人群体是信息传递的重要媒介，是丝路流动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获得经济效益，他们进一步拓展了文化传播的场域，涉及地域更为广阔，与日常生活接触更深，极大地促进了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是东西贸易往来必经的交通枢纽，西域诸番，多至张掖，与内地互市。隋朝初期，为吸引西域诸国前来中国贸易，裴矩主持张掖互市，引致西蕃，进行招商活动，恢复废弃的驿站，使其不但承担传递公文的职能，还承担使者、商旅的食宿，为商贸交易提供住宿便利，并降低关税，鼓励西域商人与政府直接贸易。在主持互市的同时，裴矩利用与外国使者、商客接近的便利条件，了解西域自然、地理、物产、礼仪等文化元素，将所记、所画汇集成 《西域图记》，绘制了44国的地图，描述了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三条驿道，及北道、中道和南道。

如今遗落在丝路上的各国外文钱币，物证了曾经活跃在丝路上的商贾行人之足迹。当年一支来自异域的商队，带着本族特有的商品，沿着丝路前往汉代的国际性都市长安，不知何故将“外文”铅饼共274枚掩埋在灵台的山梁之上，其数量之大令人震惊。杨继贤先生、于廷明先生在 《陕甘出土发现的外国铭文铅饼新探》中阐明 “铅、铜饼上的铭文属 ‘失真的希腊文’‘大王和王中之王’等语义，与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的历史背景相吻合”①王忠学 《甘肃灵台发现的外文铅饼及陇右道北线》，《丝绸之路》1995年第6期，第13-14页。。钱币上的希腊铭文应该是安息 “德拉克麦”钱币上的铭文，后来被希腊化的国家安息等国袭用，经由丝绸之路陆运进入汉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灵台一带就是商贾络绎不绝的丝路商道。甘肃境内曾出土过4枚突骑施钱币，其出土地都是交通要道上的重要节点，4枚突骑施钱币携带着千百年前丝绸之路上北方游牧民族突骑施与大唐帝国贸易往来的信息，反映出农业文化与骑马文化冲突交融和唐文化与大食伊斯兰文化在中亚消长的错综景象，见证着古道上文化交融的壮观景象。

敦煌出土过一批粟特信札，透露出当时粟特人在华商业贸易的重要信息，是研究4世纪粟特商业史和相关历史的重要文献，信札中透露出当时粟特商队规模达到数百人，其商业网络发达，分为三个等级，即撒马尔罕的总代理、中原的总代理和中原的地区代理商。粟特商人在撒马尔罕与中原河西至洛阳的丝绸之路沿线重镇都设有商品中转站，并以此为中心形成粟特人聚落。往来商队在这些聚落了解市场行情，建立商业信誉，推销或转运来自西方的商品。

为了促进丝路贸易的有序进行，保证络绎不绝的商业贸易往来，稽查行旅，防止偷漏国税、逃避赋役、拐卖人口以至查清来自境外的破坏活动，对商人在西域地区经商活动有良好的管理，唐代实行严格的过所制度，来为政府的管理设置保障通道。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穴的唐代 《石染典过所文书》，再现了汉唐时期中央政权与西域各国的频繁往来。“石染典”从瓜州和沙州户曹处领取的过所，从安西到瓜州经商，“市易”后，为返回瓜州，又请求瓜州都督府颁发回安西的过所，由于瓜州到安西途中要经过铁门关 （今焉耆与库尔勒之间），所以在过所里特注明此关。

各古渡路口的石刻碑铭，对往来丝路的商客亦有记载。屹立在景泰县黄河古渡口上的 《山陕修路碑》，是一方清乾隆四十三年 （1778）间的石碑，讲述了山西商人胡正宽发愿修路的事迹。捐助修路是古道上的义举，类似上述 “捐银碑”在甘肃交通碑刻中并不少见，立碑为传的信息在往来行人的携带下，传播于古道之上，这是媒介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对受众的 “培养”过程，《重修关山驿路之碑》记载了陕西凤翔府组织陇州各级官员、地方绅商、店铺和群众捐助钱粮油物、出工投劳的之事，重修关山驿路规模宏大，涉及人数众多，捐银数额巨大，是关陇古道上的活化石，是地域文化的真实名片。各国钱币、粟特文的古信札、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各类过所文书、具有交通指示的石刻碑铭材料等均显示出曾经丝路商贸行为的活跃，也印证了商贾群体在古道上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

在古代文化传播场域中，文化具有相对的封闭性。丝路的开通将多元文化共处于同一空间内，促进了文化功能的施展，打破了农牧时期文化传播的局部性及盲动性，文化交流长廊的场域促使来往使者本身就携带了传播文化的本质属性，成为流动的媒介载体，其活跃性越强，文化传播的涉及面则越广泛，流动的人群带动文化的传播，不同族群之间产生互动，造就了丝绸之路上文化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