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正明?王学文

[摘 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就如何推进党的作风建设进行积极思考和探索，虽然经历过曲折的探索，有过严重的失误，但纵观70年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了一条如何保持党的作风纯洁性，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正确道路，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历史经验。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基本经验包括：一是持之以恒不松劲，不断深化党对作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二是注重思想教育与养成，筑牢党的作风建设的思想堤坝;三是完善党的作风法规制度，让制度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四是强化执纪监督常抓不懈，让作风建设落地生根。

[关键词]新中国;作风建设;经验;制度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9）06-0097-0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执政党党内法规与国家宪法、法律协调问题研究”（立项批准号：13BZZ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重视作风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形成了我们熟知的“三大优良作风”。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两个务必”的思想，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P1438-1439。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党敲响了作风建设长鸣的警钟。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推进党的作风建设付出了一系列的努力，期间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曲折探索，也经受住了改革开放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基本经验对于我们深化了解党的作风建设历史，思考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路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持之以恒不松劲，不断深化党对作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取得执政地位，党的地位的变化使部分党员和领导干部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部分领导干部开始追求生活上的享受。同时，党和国家机关中也开始出现了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建国初期“苏州人民银行支行为了六头耕牛贷款的折价问题，请示公文在上海、无锡间旅行二百七十四天，盖了一百九十个图章”[2]P253。为了保持党的优良作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

对于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保持党的优良作风首先要继续保持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对此，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同志在复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同志中就指出，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3]P29-30。1950年3月1日，他在同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人谈话中再次强调：“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3]P97。1955年12月，他在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为《勤俭办社》一文所写的按语中再次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4]P482。

在强调保持勤俭节约优良作风的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尤其重视党和国家机关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不正之风问题。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松江省委题词中就明确要求：“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5]P269。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6]P9。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7]P418。他还特别分析了官僚主要的表现：一是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二是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三是对事情没有调查等;四是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五是不学无术，耻于下问;六是遇事推诿，怕负责任，等等。周恩来强调：“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7]P422

在此基础上，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党的作风存在的问题，即“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8]P31。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指出：“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8]P99这就进一步将党的作风建设与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具体要求结合起来。但后来，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加强作风建设的认识和思考没能持续深化。“左”倾思想对党内阶级斗争的认识、对我国国情的认识都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党内民主的破坏使得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难以有效开展，党群关系也受到诸多不良干扰。“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对国内外形势发生严重误判，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干扰，大批党员干部受到错误批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吸取“文化大革命”教训基础上，以恢复党的优良作风为突破口，使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回归到正确轨道上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9]P178之后，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9]P358。从而大大提升中国共产党人对作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在党的作风建设内容上，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切实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10]P373。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深化了对党的作風建设认识。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更是从“三个关系”定位的高度强调了党的作风的重要性。他强调：“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11]P291在作风建设内容上，将党的作风重点确定为“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12]P535。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党的作风放在党的建设更加突出位置。2002年12月，在他上任不久就到西柏坡重温毛泽东的“两个务必”，号召全党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强调：“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13]P868。他同时强调：要“全面加强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14]P550。

三、完善党的作风法规制度，让制度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将党对作风的要求上升为党内法规制度，明确党员行为标准，可以为党员提供行为预期，有利于克服党的作风存在的“抓一抓就好转、松一松就反弹”的不良现象，为党的作风建设持续推进奠定制度保障。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党的作风建设过程中发布了一系列作风制度。如为了保持党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1951年中共中央就发布了《关于制止动员群众向中央写致敬信、发贺电和送礼的指示》。1953年，为了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党政军群负责人员视察、参观、休养、旅行时地方负责人不许接送、宴会和送礼的规定》。1960年中共中央还发布了《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的特需供应，禁止商品供应“走后门”的指示》，等等。不过，总的看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时间还比较短，对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认识还不够深刻，在实践中往往习惯于通过社会动员的方式解决党的作风问题。如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1963年至1966年开展的“四清”运动等。上述运动对于克服党内作风不正的不良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其负面效应也是非常明显的。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社会动员的方法容易形成对法规制度建设的“排挤”效应，造成党内法规制度运作失灵。“文化大革命”期间，大规模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不仅导致党内法规制度被虚置，国家的法治化建设也遭到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明确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9]P147。“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9]P333在实践中，为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保持党的作风纯洁性，党的作风建设法规制度建设步伐明显加快，既出台了有关作风建设的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也就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及其子女经商，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以及公款旅游、公务接待等比较突出的作风问题出台一系列专门的党内法规制度，党的作风法规制度不断丰富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强调：“建章立制非常重要，要把笼子扎紧一点，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20]P125。在作风法规制度建设方面，中央从“八项规定”起步，出台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反对公款旅游、停建与清理办公用房、公车改革等一系列党的作风法规制度。

总的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注重运用制度解决党的作风问题，党的作风法规制度建设成效显著：一是作风法规制度不断丰富，涵盖的面不断拓展。改革开放初期作风法规制度主要针对某一领域的现实问题，带有因应式特点。之后，作风法规制度逐步拓展到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文风、会风等各个领域，党的作风法规制度体系初步形成。二是制度的执行力不断增强。对于一些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如领导干部及子女经商、公务接待等问题，曾多次制定相关制度。这其中有制定修订、完善的原因，也有执行不力而重复规定的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度执行，强调：“要提高制度执行力，让制度、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15]P111，“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15]P111。在實践中，通过法规制度教育、实施问责制等途径，狠抓制度执行，大大提高作风法规制度权威，党的作风逐步转化为人们的行动自觉。

四、坚持执纪监督常抓不懈，让作风建设落地生根

要使广大党员形成维护党的作风自觉意识，在党内形成维护党的优良作风良好氛围，就必须强化执纪监督，坚持纪在法前，对违纪行为，违反作风行为进行惩戒。

强化执纪监督，首先要依赖于党内监督的专责机构。也正基于此，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就决定建立党的纪律检查机构。194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纪律检查机关开始在全国范围建立。同时为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1950年，中共中央专门发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195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进一步下发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决议》强调报纸是党用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尖锐的武器，要把报纸是否充分开展了批评作为衡量报纸的党性、衡量党内民主生活的尺度。《决议》同时也强调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要做到实事求是。

高岗、饶漱石事件之后，为了进一步强化党内监督，195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代替原来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后，党的纪检监察机关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1962年全国党的监察工作会议还专门通过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细则》和《党的监察工作人员守则（草案）》，使党的纪检监察机关的运作有了更为健全的法规制度保障。

总的看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条件下党的纪律监督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开创了党的作风监督良好局面。不过，后来随着“左”倾思想的发展，党的纪律监督也逐步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在大跃进时期，“有的地方要求苦战几个月，消灭党内违反纪律的错误思想，有的提出‘大干十月，苦战三昼夜，誓放监察工作大卫星等违犯党内思想斗争规律的口号”[21]P54。“文化大革命”时期，“乱戴帽子”“乱加罪名”的现象大量产生。党的九大党章甚至取消了监察委员会，停止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在此背景下，不仅党的作风监督，整个党的纪律监督工作都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偏离正确轨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了推进党的作风建设，也为了强化党的纪律监督，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逐步恢复。关于纪检机关的任务，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中就指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10]P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公报也明确规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10]P19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二大党章对纪检机关的领导体制、任务与职权等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作了新的规定，确立纪检机关双重领导体制。之后，为了增强党执纪监督力量，强化党风廉政建设，1993年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实行党政监察合署办公新体制的重大决定。

在加强专责监督机构建设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为强化执纪监督、推进作风建设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主要包括：一是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具有代表性的是2003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颁布。《条例（试行）》是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党内监督法规，明确了党内监督工作指导思想、重点对象、重点内容、监督制度、监督保障等，为开展党内监督工作提供了基本依据。二是党内巡视工作逐步开展。1996年中纪委发布了《关于建立巡视制度的试行办法》。《办法》对巡视干部的选派、任务、纪律、管理等都作了规定，之后，巡视工作逐步展开。2001年5月至2002年10月，中纪委、中组部联合派出了2批巡视组，对辽宁等6个省（区）开展了巡视试点工作。2009年，中共中央进一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推动了巡视工作制度化、常态化。二是建立党风廉政责任制。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1998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党风廉政责任制开始施行。与此同时，各地也都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科学划分责任，明确相应的责任追究办法，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切实履行党风廉政责任。之后，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结合反腐倡廉的实践，对1998年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新《规定》进一步明确“一把手”是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进一步完善了党风廉政责任制。三是扩大群众监督渠道。不仅加大了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力度，同时建立了信访、新闻舆论监督、网络监督等多种监督途径。尤其随着网络兴起，网络监督的作用开始显现出来，如2008年抽天价烟的南京房管局原局长周久耕，2009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最牛团长夫人”打人事件等都是网络监督的典型案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化党的作风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大执纪监督的力度，尤其注重查办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等各种违纪问题，推动作风建设落地生根。主要包括：一是进一步完善党内监督制度。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结合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对党内监督制度作了一系列新修订，突出问题导向，突出关键少数，有效解决了试行条例中存在的监督责任不够清晰、监督制度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二是创新党的巡视工作。实行常规巡视与专项巡视、巡视与巡查有机结合，同时积极探索“巡查式”“点穴式”“回访式”等巡视新方法，实现了巡视工作全覆盖。三是以问责倒逼党风廉政责任制的落实。2016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明确规定了六种问责情形、七种问责方式，大大推动问责制度化、规范化。与此同时，在问责方式上坚持纪法分开、运用“四种形态”，实行终身问责，有力增强了党的作风监督效应。四是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标志着监察体制改革正式启动。党的十九大之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至2018年2月底，全国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完成。成立国家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不仅对于强化反腐力量，同时对于推进党的作风监督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五是强化派驻监督。派驻监督承担着“日常监督”的重要责任，做好派驻监督工作能够及早发现党风廉政存在的问题，做到防微杜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强化党内监督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了派驻机构建设。中央纪委实现了派驻监督的全覆盖，各地方纪委也都实现了派驻监督的全覆盖。党的十九大之后，为适应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需要，派驻监督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推进。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对派驻机构领导体制、职责权限、工作机制等作了进一步规定，对于促进派驻机构履行好自身职责，提高派驻全覆盖的质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六是进一步推进群众监督。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有赖于群众监督。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就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坚决整治消极应付、推诿扯皮、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19]P314。在实践中，党的十八大之后群众监督渠道进一步拓展。如为保障人民知情权，提高权力运行透明度，相继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2017）、《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进一步完善了信息公开制度。同时，为了拓展群众表达诉求和信访举报途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都加大网络举报平台建设，很多地方在网络举报的基础上开通微信及手机客户端，进一步为群众监督提供条件。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实现党的作风根本好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加大执纪监督力度，执纪监督抓常抓细、综合推进，净化了政治生态，营造了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

五、总结与思考

共产党的党风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实践活动中的表现，是无产阶级政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对党的作风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形成了一系列优良作风。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环境中保持优良作风相对容易，那么在党执掌国家权力，在大量党员干部担任国家公职人员的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优良作风？如何结合不同时期党面临的新情况，有效推进党的作风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执政之前就清醒认识到党的作风面临的考验，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作风纯洁性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作风建设有过曲折认识，经历过坎坷，但总的来说，经受住了各种考验，探索出一条如何保持党的作风纯洁性，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正确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为推进作风建设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其历史经验是多方面的。比如党的作风建设要坚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在作风建设内容和具体举措上要坚持与时俱进;既要防止“左”倾冒进倾向，又要防止“右”的不作为倾向，等等。上述笔者阐述的四条“基本经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取得成功的四个基本方面，也是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需要深化思考和努力的基本方面。

应该看到，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作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依然需要我们依据新时代作风建设新特点深化作风建设规律性认识;需要通过持续的思想教育使广大党员不忘初心，增强维护党的作风的自觉意识;需要创新发展党的作风制度，为作风建设提供刚性保障;需要通过强化执纪监督等措施，推动作风建设落地生根。党的作风建设是“攻坚战”，更是“持久战”，需要多点发力，创新举措，又需要科学统筹，练好基本功，把握好基本着力点，深入持久地抓好党的作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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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CPCs Style Building of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KUAI Zheng-ming WANG Xue-wen

（School of Marxism，Wenzhou University，Wenzhou，Zhejiang 325035，China）

Abstract：Over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the CPC has actively explored on how to promote style building.Despite of a tortuous process of exploring and some serious mistakes，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found out a correct way to maintain the purity of the Partys style and promote the Partys style building，and formed its own unique historic experience.In general，the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CPCs style building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 can be summed up as follows：first，persevere to deepen the Partys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of style building;second，pay attention to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ion，to build the ideological dam for the Partys style building;third，improve the Partys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style building，and let the institutions become live “high voltage lines”;and fourth，strengthen oversight of discipline enforcement and make unremitting efforts to improve our work style.

Key words：new China;party building;experience;institutions

（責任编辑：徐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