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刚

娘再次睁开眼，说：“这两天，咱们娘仨该说的话都说了，我都快九十岁的人了，走是早晚的事。出去陪大家吧，你们给我打盆水过来，我洗洗脸。”

遵从娘的嘱咐，我拿着脸盆，在外屋的自来水管下接了半盆清水，然后又把暖壶里的热水兑在里面，用手摸摸，再从衣架上拿下新买的毛巾进了屋。

我哽咽着说：“娘，你伺候了我们一辈子，就让我和媳妇给你擦把脸吧！”

娘说不用。说着伸出苍老的手，抓住媳妇的手交给我，“这些年，你们隔三岔五把我接到省城，照顾得不错，是我非要落叶归根。”娘说完摆摆手，“你们出去吧，我要静一静，和你爹说会儿话。”

日上三竿，驱走了柴院里的寒冷。我紧握着当家氏族、乡里乡亲们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堂弟搬来了小凳子，要我和媳妇坐下，说，都是奔七十的人了，别累着。

我执意不坐，心想，累与死不是一个概念。累了，可以歇过来;老娘走了，一辈子就再也见不到了。想到这里，我就想进里屋看娘。可是，我知道娘的脾气，她说话是算数的。娘这一辈子说话很少，而且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940年，二十四岁的爹带领着回民支队二大队在青县与日本鬼子激战壮烈牺牲。二十二岁的娘大哭一场之后，三天三夜躺在炕上不吃不喝，不言不语，亲人们都说她悲伤过度，傻了。第四天早晨，娘忽然从屋子里走出来，扑通一下跪在爷爷奶奶面前，只说了一句话：爹、娘，我对天发誓，一辈子不会改嫁，我要把儿子抚养成人。

娘的话，四岁的我听到了，可我没记住。后来是爷爷奶奶重复给我的。他们还告诉我，在我出生的第三个月，也就是1937年的冬天，吕正操将军突然到了我家，后来爹就走了，一去就是三年多。再后来，爹打仗路过老家，趁着夜色和警卫员一起回来了一趟。可那时家里人口多，屋子又小又窄，所以爹和娘就站在院门外的拴马桩前互诉了一顿饭工夫的离别衷肠。

“抗战形势越来越严峻，你要照顾好自己，也要照顾好这个家。”警卫员把两匹马拴在了拴马桩上，到一边放哨去了。爹伸手去抓娘的手，可娘的手死死抱着拴马桩不放。

两匹马打着响鼻儿，在窃窃私语。娘的手生生把拴马桩捂热了。

爹说：“你别总搂着拴马桩不撒手，就不想对我说句话吗？”

娘用脚尖搓着散落在地上的草料，手心里冒汗了，其实她心里更热。当爹把娘拥到怀里的时候，娘说：“我就是这拴马桩，你就是这匹马。”

这是他们三年后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 从此爹和娘天各一方。

娘把儿子和媳妇请出屋后，挣扎着坐起來，拉上窗帘， 然后把毛巾放进清水里拧干，擦拭起摆放在土炕上的那个又沉又重的拴马桩。拴马桩是用青石做的，有两米来长，三手粗，头上是一只蹲着的吼狮。娘侧着身，一手拄着炕，一手仔细地擦着狮子的眼睛、鼻孔、嘴巴，生怕有一丝的灰尘。其实，哪儿都是干净的，常年的盘摸，就像是抹了一层清油，油光水滑。娘擦拭了一遍又一遍，待一切在老花镜的透视下，感觉完美无缺了，她才颤颤巍巍地从炕柜里取出一块红绸子，非常有仪式感地系在狮子的脖颈上。他爹，我说过有拴马桩在，你就一定会回来。我知道，你的魂儿早就回来了，不然儿子不会有这么大出息。我要谢谢你！

天色过了晌午，我在外屋坐立不安，聆听着里屋的动静。族长说，稍安勿躁，吉人自有天相。我说，我等不及了，还是进屋看看吧。

族长见我一再坚持，轻轻地推开房门。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我看到，白发苍苍的老娘穿着一身崭新的衣服，安详地躺在了拴马桩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