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库恩提出的“范式转换”是一个在学术界有着巨大影响的概念。这一概念基于对自然科学发展史的考察。根据库恩的观点，“范式转换”就是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过程，如哥白尼的“日心学”取代托勒密的“地心学”，而新旧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在逻辑上不相容。

对应“范式转换”，我国社会学家文军提出了“范式并存”的观点，认为与自然科学不同，在社会科学领域，每一种“范式”本身都是观察社会的一种方式，不同“范式”之间不是一种非此即彼、非对即错的选择，而是不同观点互相补充的关系，在某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常常会出现多重“范式”并存的现象。

借用“范式共存”与“范式转换”的视角，我们对于中国的媒体改革会有一个新的认识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媒体的运作方式，实际上都采取的是“范式共存”的模式，即将“事业”与“产业”这两种不同的“范式”，共存于一个传媒主体之中。实践层面，从1978年国家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社等8家首都新闻单位提出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报告以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一直是主流媒体运行的基本模式。在市场化的浪潮下，报业、广电都掀起过声势浩大的集团化改革，而这些成立的媒体集团，基本上都是事业性集团，采取的仍然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理论层面，1995年李良荣在《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事业的双重性》一文中提出中国传媒业具有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双重属性的概念。这种“双重属性”，提供的正是一种“范式共存”的理论解释框架。

事业和产业这两种不同的运营模式能够在一个媒体内共存，来自于“以事业壮大产业，以产业反哺事业”的运作逻辑，是将主流媒体的政治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资源优势。这种“范式共存”的模式，推动了传媒产业的繁荣，也扩大了主流媒体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与欧美国家公共媒体、商业媒体截然分开的管理模式不同，中国的媒体改革不是把二者截然分开，而是把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包容在一起，是一种“包容性改革”。

这种“范式并存”的逻辑，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的媒体融合改革，并且具有了新的内涵，那就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这两种不同的运作范式要并存在一个主体里。

这对于主流媒体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以前的媒体改革中，“范式并存”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事业与产业二者之间具有相互依存性，事业可以提供影响力，支撑产业拓展；产业可以提供经济支持，反哺事业发展。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在运作逻辑上则存在巨大冲突乃至不兼容，这就有些类似“范式转换”里的“不可通约性”：传统媒体往往是以区域划分市场的，而新媒体天然是以全国乃至全球为市场的；传统媒体强调“内容为王”，而新媒体强调“技术驱动”，很多新媒体公司本质上是技术公司；传统媒体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发展，而新媒体是通过风险资本来发展；传统媒体的迭代速度比较缓慢，而新媒体则是快速迭代，是真正的“十倍速”竞争；传统媒体的盈利模式建立在“二次销售”基础上，新媒体则拓展了用户付费模式；传统媒体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新媒体则打破了这一限制；传统媒体是单向传播的，新媒体则是双向互动的；传统媒体是分散竞争的，“四级办台”“四级办报”让每一级媒体都能找到生存空间，新媒体则是“赢家通吃”，“老二非死不可”……

因此，对传统媒体来说，媒体融合带来的可谓是一次“范式转换”，一次“范式革命”。如果仍然按照传统媒体的运作逻辑去运营新媒体，融合发展将会困难重重。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必须进行自我革命，“破坏性创新”，从思维理念到组织文化，从组织架构到运营流程，从内容生产到技术体系，从市场开拓到盈利模式等等，都要进行全方位的、整体性的转型，这样才可能实现深度融合、一体化发展，才有可能成为“新型主流媒体”。而这样的“新型主流媒体”，则是经历了“范式革命”之后，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范式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