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英芳，萧放

编者按

多年来，面临工业化、城市化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等多种力量的冲击，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许多国家，乡村社会文化生活都遭遇了巨大的变化，面临损坏、破坏乃至消失等各种严重威胁。与此同时，不少国家包括民俗学者在内的社会各界，也都在努力探寻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来重建地方社会、重振地区文化经济与信心的路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作为我国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乡村振兴”计划的提出，可以说为广大农村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为长期致力于村落传统调查、记录、研究和保护的民俗学提出了新的任务。为此，我们组织了这一专栏，希望通过对民俗学有关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历史的梳理、对民间文化资源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创新性贡献的调查和分析，以及有关韩国新村运动对日常生活影响的研究，为乡村振兴工作贡献基于民俗学视角的参考，同时也希望激发民俗学同仁在相关问题上进一步的研究兴趣，为促进学科建设与社会文化建设的共同发展开辟新的可能。

[作者简介] 孙英芳，山西大学商务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博士生。萧放，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新中国70 年社会治理研究”（批准号：18@ZH011）子课题“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阶段性成果之一。

引 言

社会治理是当代学术界的一个新概念。1995 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中，提出了被认为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治理（governance）”定义，即“治理”是“个人和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①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2—3 页，转引自俞可平：《作为一种新政治分析框架的治理和善治理论》，《新视野》，2001 年第5 期。。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以增进公众的利益”②俞可平：《作为一种新政治分析框架的治理和善治理论》，《新视野》，2001 年第5 期。。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治理理论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门理论问题，并形成了丰富的内涵和理论体系。作为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产生的新概念，进入到民俗学研究领域则是更晚近的事。从民俗学角度探讨社会治理问题，对民俗学研究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和探索。

由于民俗学的学科传统和研究对象特点，民俗学对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表现在文化治理方面。与“社会治理”概念的出现类似，我国现代学术上关于“文化治理”概念的提出及研究也是一个新兴的内容。在理论渊源上，“文化治理”的理念主要来自于西方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治理性”概念、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的“治理性文化”观等。①吴理财等著：《文化治理视域中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第34—37 页。我国学术研究中对文化治理的探讨较早的是台湾地区，廖世璋在其文章中把文化治理定义为“一个国家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时空条件下，基于国家的某种发展需求而建立发展目标，并以该目标形成国家发展计划书而对当时的文化发展进行干预，以达成国家原先设定的发展目标”②廖世璋：《国家治理下的文化政策：一个历史回顾》，《建筑与规划学报》（台湾），2002年第2 期。。台湾学者王志弘、吴彦明等对文化治理的概念都曾进行了分析。③可参看王志弘：《台北市文化治理的性质与转变：1967—2002》，《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3 年第52 期；王志弘：《文化治理是不是关键词？》，《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1 年第82 期。吴彦明：《治理“文化治理”：傅柯、班奈特与王志弘》，《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1 年第82 期。大陆学术界对文化治理的探讨稍晚。郭凤灵、胡惠林、吴理财等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领域对文化治理的概念、功能进行了论述。④可参看郭灵凤：《欧盟文化政策与文化治理》，《欧洲研究》，2007 年第2 期。胡惠林：《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学术月刊》，2012 年第5 期。吴理财：《文化治理的三张面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1 期。吴理财：《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探索与争鸣》，2012 年第6 期；吴理财：《公共文化服务的运作逻辑及后果》，《江淮论坛》，2011 年第4 期。2013 年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于文化治理的讨论增多，这些讨论更加强调文化的治理作用，强调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关于文化治理的讨论虽然与本文要论述的民俗学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有一定的距离，但却是近五年来民俗学研究中乡村社会治理研究增多的重要背景。

必须说明的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民俗学70 年来的学术研究，毫无疑问是一种回溯性质的、反思性质的梳理与总结。因为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新起的概念，并未在民俗学近70 年的学术史中有明确的话语体现，但民俗学有关社会治理方面的研究却是实际的存在，即在“社会治理”概念缺失的背景中，民俗学自觉地进行着乡村社会治理的相关问题的研究。所以，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民俗学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中的关注点、着力点，研究的效果、影响、社会价值和意义，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民俗学乡村社会治理研究与民俗学学科及其学术传统之间的内在关系，对未来民俗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民俗学乡村社会治理研究的缘起与发展

民俗学对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有来自学科内部的历史文化渊源，与民俗学诞生之时的学科目标和研究内容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也受到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政治视角下利用民俗作用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一）民俗学乡村社会治理研究的学术缘起

民俗学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与民俗学学科的先天性质有内在关系。民俗学学科从一诞生开始，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与乡村社会治理密切相关：一是以下层民众为主要研究对象；二是在研究目标上重视民俗功能的发掘和阐释。

1.以下层民众为对象的民俗学研究

中国民俗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把研究对象和研究目光锁定在广大底层民众身上。一些知识分子以颠覆传统精英主导的知识系统和学术研究体系的巨大勇气，以胸怀天下的浩然正气和使命感走向民间，进行“眼光向下的革命”，力求发现民族国家获得新生的积极力量。他们力图“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揭示全民众的历史”。①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1928 年3 月20 日在岭南大学学术研究会上的演讲。他们关注到下层文化，并高度评价下层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开启了中国民俗学界进行下层文化研究的历程。比如钟敬文先生曾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分为三条干流，并指出研究民俗文化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国民的精神的、文化的素质，以帮助改善国情，促进民族自强”②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钟敬文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年，第289 页。。下层文化在空间上往往处于广大乡村社会中，“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以田野调查的方法来倾听民众的声音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共识。

2.研究目标上对民俗功能的侧重

民俗学对民俗功能的侧重与民俗学研究的最初目的有关。在西方思想和学术影响下产生的中国现代民俗学，高度评价民间文化的价值，力图发掘民间知识的力量。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征集活动明确提出歌谣搜集的目的：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把歌谣当作民族的诗，认为它表现了人民的真感情，不仅具有很高的文艺价值，还有着引导“未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的重要意义。早期民俗研究者这样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对后来民俗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体现出民俗学者“民俗治世”的理想目标。这样的目标，从始至今贯彻在民俗学研究中。“我们不仅要‘眼光向下’，不仅把目光集中在人民大众的生活文化那里，还要‘自下而上’，即从人民大众的生活文化或者社会的基层那里出发，反观和改造国家构造和精英文化。”③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 ～1937）•自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6 页。所以，民俗学的应用性，与其学科性质、特点和研究追求有密切关系。民俗学研究的民族主义倾向，本质上体现的也是研究者对于民俗学现实功能的期待和应用实践。20 世纪中期以后，从民俗学中发展出来的应用民俗学、公共民俗学等分支也说明了民俗学学科的应用性特点。而在民俗学关注的广阔空间里，乡村社会无疑是其最为用心之处。

3.中国古代“观风知政”的文化传统

虽然民俗学学科的产生是在20 世纪以后，但是中国学术界对民俗功能的认识和利用却有着悠久的历史，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文献资料，民俗的资政功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有着显著的体现。钟敬文先生曾指出：“他们（指古代知识分子）观察民俗，不像现代的民俗学者，是采取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而是从人们生活的需要上去看的；他们谈论对民俗知识的运用，是为了建设和巩固上层阶级的社会制度，讲究的是一种民俗对一种政治制度的发展好不好。”①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14—15 页。萧放的《中国传统风俗观的历史研究与当代思考》一文中对中国古代“观风知政”的传统有比较系统的分析。②萧放：《中国传统风俗观的历史研究与当代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6 期。中国现代民俗学虽然对传统学术有着反抗和挑战的初衷，但在不自觉中也继承了中国古代“观风知政”的传统风俗观念，强调民俗研究裨益社会的作用。

所以，总的来说，民俗学能够与乡村社会治理发生关联，与民俗学一直以来强调民俗功能及其应用性有关，如同周星指出的：“中国民俗学从它诞生之初，就从不忌讳学科的应用性追求。”③周星：《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民俗研究》，2016 年第3 期。同时，中国古代利用民俗修正政治、教化百姓、稳固统治的文化传统在当代民俗学研究中有着重要影响。当今学界中对民俗学应用的呼声仍然不容忽视，田兆元认为：“民俗学需要的转型，是走向实践与应用的民俗学。如果说民俗研究与日常生活有关，那就是为了改变日常生活，提高日常生活的文化层次，使之具有文化传统属性。”④田兆元：《民俗学的学科属性与当代转型》，《文化遗产》，2014 年第6 期。

（二）70 年来民俗学乡村社会治理研究的发展历程

1949 年以来，中国民俗学界对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从1949 年到1965 年，是民间文艺获得快速发展的时期，民间文艺的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面貌。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民间文艺的功能受到格外重视，民间文艺的研究中对其功能的研究明显增多。因此，在这一阶段，发挥民间文艺的教育、认识和娱乐作用，是民间文艺搜集、整理和研究的主要目标。但这一时期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很少。

“文革”期间，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工作处于停滞状态。1979 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恢复，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搜集和研究进入新的时期，获得快速发展。“从单一文学角度研究民间文学的阶段已经终结，民间文学研究与民俗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局面开始形成。”⑤刘铁梁：《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几个阶段》，《民俗研究》，1998 年第4 期。民俗学论文中关涉民俗功能、民间社会治理的成果增多，但是对于乡村社会治理的具体内容并未涉及。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民俗学研究中的日常生活研究的转向，以“民间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学研究更重视从民众日常生活的视角进行研究，形成了大量成果。民俗学以田野调查和熟悉民众生活的自身优势，在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一支独特的力量。尤其是近五年，民俗学研究中明确与乡村社会治理有关的论文增多，显示出民俗学研究的新动向。北京师范大学连续举办“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在此论坛中，一些议题涉及乡村文化与社会治理问题。⑥可参看魏礼群主编：《社会治理：40 年回顾与展望》，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8 年。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专业师生在“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项目的研究过程中进行了多个村落的田野调查，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主办的《社会治理》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有关民俗学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论文。比如，萧放从《教民榜文》分析了明代的乡治方略，进而分析了“老人”制度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发挥的作用。⑦萧放：《“老人”制度与基层社会治理——从〈教民榜文〉看明代的乡治方略》，《社会治理》，2015 年第3 期。邵凤丽通过对山西闻喜县裴氏家训在当代乡村社会日常生活实践表现的具体分析，体现裴氏家训在当代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价值等。①邵凤丽：《裴氏家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社会治理》，2018 年第8 期。此外还有萧放、邵凤丽：《祖先祭祀与乡土文化传承——以浙江松阳江南叶氏祭祖为例》，《社会治理》，2018年第4 期；贺少雅、萧放：《礼仪实践：当代乡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社会治理》，2016 年第2 期；龙晓添：《民间风俗与地方治理的互动——以清代桂林“禁扒龙船”为例》，《社会治理》，2015 年第3 期；钟亚军：《移民村落民间信仰的自我调适与社会治理——以宁夏闽宁镇原隆村汉族移民为例》，《社会治理》，2018 年第4 期；萧放、王宇琛：《发挥乡村学校的基层治理体系塑造功能》，《社会治理》，2018 年第6 期；李晓松：《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助力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2018 年第5 期；于学斌：《现代民族节日的功能和治理建议》，《社会治理》，2018 年第9 期；朱霞、王惠云：《行业发展、民生改善与村落社会治理——以浙江省松阳县竹源乡小竹溪村松香业为个案》，《社会治理》，2018 年第10 期；孙英芳：《山西“过三十六”习俗与当代乡村社会治理》，《社会治理》，2019 年第2 期等。民俗学研究的另一个重镇——山东大学近几年在田野调查和乡村文化治理的研究方面也有新的发展，如张士闪在《“顺水推舟”：当代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应忘却乡土本位》一文中，分析了乡土传统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融合发展的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乡村社区发展——以鲁中地区“惠民泥塑”“昌邑烧大牛”为实例》一文中，以鲁中地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实践为例，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国家基层社会治理是一种互益互补的关系。②张士闪：《“顺水推舟”：当代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应忘却乡土本位》，《民俗研究》，2014 年第1 期；张士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乡村社区发展——以鲁中地区“惠民泥塑”“昌邑烧大牛”为实例》，《思想战线》，2017 年第1 期。2019 年，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系共同发起“‘有温度的田野’学术工作坊”活动，分别在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开展了3 次学术研讨活动。以2019 年6 月8 日至9 日在山东大学举办的“有温度的田野•中国礼俗传统与当代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为例，此次研讨会聚焦中国礼俗传统与当代乡村振兴研究，提倡以地方为视角对人类社会和文化进行多维度研究，力图探索民间礼俗传统和当代乡村社会发展之间的良好互动和统一。

总的来看，70 年来民俗学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的发展，其主要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视野的发展转变。新中国成立后，民俗学者对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学术文化视野到学术文化和国家的双重视野的发展和转变过程。民俗学者对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的自觉意识，以探析民俗功能为主要动力，试图解释民俗所发挥的社会作用。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大规模开展，政府对文化保护的干预力量加强，国家政策、政府行动与民俗学者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和互动。民俗学者之所以能够与国家密切合作，在政府主导下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与民俗学一贯追求的民俗功能的研究目标是一致的。

2.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内容的深化。民俗学以“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③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2 版，第3 页。为研究对象，指明这种文化的社会生活性质，体现出民俗学对学科研究对象的明晰认识。对民俗事象和文化生活进行深入描写，是民俗学擅长的本领。细致观察和深刻分析，是民俗学进行民众生活现象研究的强有力的武器，在此基础形成的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认识和阐释能力，是民俗学的独到之处。因此关注文化表现，探讨民众精神世界，是民俗学区别于社会学的显著特征。在此基础上，伴随着民俗学70 年来学术研究的发展，民俗学对乡村社会治理研究的视野也在不断拓展，研究内容逐步深化。

3.研究方法更加多元。田野调查方法，在中国70 年来的民俗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不断被发扬光大。中国民间文化的地域性及其丰富性、多样性也给田野调查提供了广阔空间。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形成的民俗志的研究方法，成为民俗学基本的学术方法。同时，随着对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大量借鉴和使用，民俗学在乡村社会治理研究中使用的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并出现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

二、民俗学乡村社会治理研究的内容

70 年来，由于“社会治理”概念在民俗学研究中的缺失，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的专门研究没有出现，但是在民俗学研究的多个领域中涉及乡村社会治理，其主要内容是对民俗功能、价值的分析和探讨。这在民间文学、民间信仰、民间组织的研究以及近些年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保护的研究中均有涉及，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

从功能研究的角度看，由于民俗学社会治理研究涉及范围较广，本文以民间信仰的功能研究为例进行简要论述。民间信仰是当代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空白期，直到20 世纪80 年代之后才有了探讨。凌树东从民间信仰的功能角度，对靖西“祭月请神”活动进行反思，指出壮族的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冲突，体现出20 世纪80 年代在刚刚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学界对于民间信仰的谨慎态度。①凌树东：《壮族的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冲突——靖西“祭月请神”活动反思》，《广西民族研究》，1989 年第3 期。20 世纪90 年代以后，学界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增多，有学者在讨论闽台民间信仰的功利主义特点时，涉及了地方信仰与民众生活的关系。②徐心希：《闽台民间信仰的功利主义特点探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2 期。2000 年以后，学界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论文有了大幅度增长，且更多学者指出了民间信仰具有的积极功能。如詹石窗认为，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保存了以黄帝、尧、舜为传序的道统文化，包含了丰富的中华民族伦理规范，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或途径。③詹石窗：《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在海峡两岸交流中的作用》，《世界宗教研究》，2001 年第4 期。更多学者结合田野调查的案例，分析了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里体现出来的整合力量、凝聚精神、稳定社会、教化百姓、娱乐民众等多方面的意义。④可参看刘朝晖：《乡土社会的民间信仰与族群互动：来自田野的调查与思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3 期；陈心林：《土家族民间信仰的功能研究——以拉西峒村为个案》，《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2 年第2 期；林国平：《论闽台民间信仰的社会历史作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2 期；蔡少卿：《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与社会功能——以关帝、观音和妈祖为例》，《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4 期；龙海清：《略论民间信仰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三峡文化研究》，2008 年（辑刊）等文。还有学者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把民间信仰看作乡村社会治理重要基础的社会资本，对于乡村治理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可以通过构建新型的民间信仰社会管理模式来提高政府管理绩效。⑤徐姗娜：《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东南学术》，2009 年第5 期。张祝平以浙南L 村的养老参与实践为例，认为民间信仰可以成为官方和民间养老事业的重要补充。①张祝平：《当代乡村社会民间信仰的养老参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 期。张翠霞通过对“非遗”时代民间信仰研究的分析和反思，提出把民间信仰作为“非遗”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本参与到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是该领域跨学科应用研究的新尝试。②张翠霞：《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治理——从民间信仰研究的现代遭遇谈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4 期。甚至有学者提出中国民间信仰能够为世界文明的共存提供有价值的经验。③范丽珠：《中国民间信仰对全球化时代文明共生的价值》，见2004 年上海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论文集《当代中国：发展、安全、价值》。也有学者关注到民间信仰对于乡村基层组织的影响以及民间信仰在古代社会的功能等。④可参看林盛根、张诺夫：《宗教和民间信仰对福建沿海地区部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影响及对策》，《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 年第2 期。贾红艳：《汉代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探析》，《民俗研究》，2009 年第4 期。李秋香：《秦汉民间信仰文化认同功能研究综述》，《天中学刊》，2010 年第3 期。

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年从乡村社会治理的角度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增多，如《乡村社会治理视域下民间信仰的规范与引导》⑤郑秋凤：《乡村社会治理视域下民间信仰的规范与引导》，《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3 期。《乡村治理中民间信仰的作用机制研究：以永德送归布朗族为例》⑥子志月：《乡村治理中民间信仰的作用机制研究：以永德送归布朗族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8 年第3 期。《民间信仰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兼论中国人的信仰模式》⑦袁方明：《民间信仰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兼论中国人的信仰模式》，《云南社会科学》，2019 年第2 期。《民间信仰仪式的乡村治理功能——以江西省南丰县的石邮傩为例》⑧田有煌、刘敏帅、谭富强：《民间信仰仪式的乡村治理功能——以江西省南丰县的石邮傩为例》，《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 年第2 期。《民间信仰对社区秩序的整合与调适——以湘西浦市古镇土地神信仰为例》⑨明跃玲、文乃斐：《民间信仰对社区秩序的整合与调适——以湘西浦市古镇土地神信仰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19 年第1 期。《论乡村振兴中的民间信仰文化自觉——中国菇民区核心地带村落40 年变迁考察》⑩张祝平：《论乡村振兴中的民间信仰文化自觉——中国菇民区核心地带村落40 年变迁考察》，《学术界》，2019 年第1 期。等，其中包括一些硕士学位论文，如商秀敏的《民间信仰组织与乡村社会治理关系的研究——以青圃村为例》⑪、杨思琪的《社会资本视角下民间信仰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研究——基于浙江省台温两地的社会调查》⑫等，这些论文多基于田野调查的案例，论述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以及与乡村社会治理关系问题。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从民俗学研究的经验来看，特别强调对“传承的民俗事象”的研究，常以“传承”为重心，把民俗事象视为特定人群传承的文化传统，梳理民俗现象的发展变迁及相关问题。其中涉及民俗事象的社会关系、运行结构以及社会功能等，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是对于“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或意义，但与本文的主题不无关联。比如，刘铁梁指出，村庄记忆的文化实践对于乡村旅游的

⑪ 商秀敏：《民间信仰组织与乡村社会治理关系的研究——以青圃村为例》，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年。

⑫ 杨思琪：《社会资本视角下民间信仰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研究——基于浙江省台温两地的社会调查》，浙江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年。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①刘铁梁：《村庄记忆——民俗学参与文化发展的一种学术路径》，《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5 期。陈泳超通过田野调查，对传说演变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出传说在地方话语权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功能。②陈泳超：《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在当下民俗学研究从关注事象本身到对其语境和日常生活研究的转变中，对民俗事象运行机制和社会功能的阐释、挖掘，彰显出民俗事象的现实意义，与民俗学社会治理研究的目标有着内在的契合之处。

总的看来，民俗学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虽然涉及内容丰富，成果数量可观，但这些研究多是具体的个案分析，缺乏更有针对性且系统的理论研究。

三、民俗学乡村社会治理研究的特点

民俗学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一直以来遵循学科自身的研究传统，研究对象、研究思路，体现出民俗学的鲜明特征，但近五年来较多地呈现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趋势。

（一）从文化治理的角度研究乡村社会

民俗学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虽然涉及民间文学、民间信仰、民间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村落保护等广阔领域，但其研究重点相对比较集中于文化治理方面，研究内容上侧重对文化事象传承演变、内部构成机制及功能的分析。尤其是对民俗功能的研究，是民俗学研究传统中比较擅长的内容，积累了丰厚的研究经验。虽然目前来看民俗功能的研究与乡村社会治理还存在一定差异，但这种研究积累为新的国家政策和学术发展背景下民俗学乡村社会治理研究，奠定了较厚实的基础，这是近五年来民俗学研究中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成果显著增多的原因之一，也必将带来今后民俗学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的发展。

（二）微观个案研究的实绩与和宏观理论研究的失衡

从民俗学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实际看，很多学者能够自觉运用功能理论对民俗事象的现实意义进行阐发，具体而微的研究较多，但是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宏观研究和理论探讨较少。不过，近几年民俗学对乡村社会治理的理论探讨有了较大发展。一些民俗学者致力于乡村民俗调查，力图将民俗研究与社会治理结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的“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项目，有不少民俗学者参与其中。萧放、鞠熙的《实践民俗学：从理论到乡村研究》一文，从“实践”的角度对民俗学研究中的实践特征进行了分析，总结了中国民俗学者在谈论实践中的三种使用方式，并通过对中国民俗学实践传统的梳理，揭示了中国古代“观风知政”的内涵与当代实践研究理论取向的相似之处，指出其不仅具有教化民众、服务统治的政治目的，也有着“促进不同人群间的理解、交流与协商”的意义。③萧放、鞠熙：《实践民俗学：从理论到乡村研究》，《民俗研究》，2019 年第1 期。其重要意义在于更加明晰了民俗学研究的“实践”特征，提出了民俗学者参与社会行动的首要目标是促进知识的交流和社会合作，探讨了未来民俗学研究的可行方向。此外，萧放在《民俗传统与乡村振兴》一文中集中论述了乡村民俗传统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关系，并提出村落民俗传统助力乡村振兴的七大途径和三大原则①萧放：《民俗传统与乡村振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5 期。，这是作者近年对民俗学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深入思考的成果，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三）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借用

不可否认，现代以来最早关注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并进行学术研究的是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根据自己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写成了《中国乡村生活》②[美]明恩溥著：《中国乡村生活》，午晴、唐军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 年。一书。“自此开始，中国村落文化开始进入了西方人类学、社会学学者的研究视野。凯恩、狄特摩尔、白克令、卜凯、甘布尔、兰姆森、布朗等西方学者，都以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和欧美社会研究的范式，对中国传统村落展开了不同程度的研究。”③胡彬彬、吴灿著：《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16 页。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中国本土学者如梁漱溟、吴文藻、萧公权、林耀华、费孝通、杨懋春、杨庆堃等都对村落进行过研究，也产生了不少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周大鸣的《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萧公权的《中国乡村：论19 世纪的帝国控制》、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李怀印的《华北村治》等。这些著作都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村落或村落群进行宏观或微观的研究。也有学者对乡村社会的某一内容进行考察，如施坚雅对农村集市的研究，林耀华、杜赞奇、弗里德曼等人对宗族村落社会的研究等，提出了不少有影响力的学术观点。④可参看[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日]井上彻著：《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钱杭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年。[英]弗里德曼著：《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王铭铭校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民俗学对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由于民俗学关注民间的学科特点，乡村研究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近些年的传统村落保护和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上更是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民俗学对村落的研究涉及范围广泛，涉及村落生产、组织、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其中一些内容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相近，如村落生产组织、村落生产方式、乡村制度、村落宗族等。如刘铁梁教授在广泛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对社会转型期村落生活和市场关系进行分析，提出了“劳作模式”的概念，并认为劳作模式“不仅是指获得某种物质利益的生产类型，而且是指向身体体验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方式。运用这个概念，有助于全面考察村民在特定的生产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身体体验和丰富的感性知识。”⑤刘铁梁：《劳作模式与村落认同——以北京房山农村为案例》，《民俗研究》，2013 年第3 期。这个概念得到一些学者进一步的分析和阐释。⑥蔡磊：《劳作模式与村落共同体——京南沿村荆编考察》，《民俗研究》，2012 年第6 期。蔡磊：他们不仅把“劳作模式”看作村落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把它作为民俗学研究的一个视角，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再比如民俗学对村落日常生活研究的倡导，不仅体现出民俗学研究内

《村落劳作模式：生产民俗研究的新视域》，《学海》，2014 年第4 期。蔡磊：《劳作模式与村

落共同体——一个华北荆编专业村的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李向振：《劳

作模式：民俗学关注村落生活的新视角》，《民俗研究》，2018 年第1 期。容从关注具体民俗事象向民众日常生活整体性研究的转向，也同样具有方法论的意义。①参看高丙中：《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 年第2 期；刘铁梁：《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 年第2 期；李向振：《迈向日常生活的村落研究——当代民俗学贴近现实社会的一种路径》，《民俗研究》，2017 年第2 期等。但是整体来说，民俗学的研究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不同在于，社会学、人类学领域对于中国乡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经济和人际关系上，较少关注乡村文化传统，民俗学一直把“传承的生活文化”作为研究的重心。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家对乡村发展的重视和学界对文化治理问题的探讨，关于乡村文化治理的研究不断增多，管理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的学者参与其中，形成了乡村社会文化治理多角度、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状况，有对中国乡村文化治理的发展过程的分析，有对乡村文化治理路径的探讨，有的学者从乡村文化的具体方面论述其对于农村文化治理的作用。如吴理财等从文化治理视角阐述了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价值目标耦合，进而提出通过优化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完善乡村农耕文化传承体系、构建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创新乡村现代文化治理体系等措施加快推进乡村文化振兴。②吴理财、解胜利：《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1 期。张晓琴对乡村文化生态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变迁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转型过程中存在治理错位问题，提出乡村文化生态重塑的建议等。③张晓琴：《乡村文化生态的历史变迁及现代治理转型》，《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6 期。这样，对于乡村社会文化治理研究多学科参与的研究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厘清民俗学研究和其他学科研究的区别带来了困难。

四、民俗学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的路径探讨

在当代，人们对社会治理的认识偏重于政府管理部门的职能，这无疑有失偏颇。在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提出了治理的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④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2—3 页，转引自俞可平：《作为一种新政治分析框架的治理和善治理论》，《新视野》，2001 年第5 期。治理作为一种过程，强调的是集体的、个人之间协调互动。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既包括个体的公民，也包括组织化的个体，如党政机构、企事业单位、群众性团体、社会组织以及其他利益群体等。乡村社会治理需要发挥多元主体尤其是广大乡村民众和民间组织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民俗学在乡村社会治理方面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可以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研究。而且，社会治理既然强调社会多元主体的交流与协商，这与中国古代的“观风知政”的民俗研究传统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此，民俗学研究的历史积累可以为当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历史基础和研究路径。

从民俗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几十年来民俗学研究及时抛弃狭隘的学科分割观念，以包容的胸怀汲取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进行多方面内容的、多层次的、多视角的民俗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伴随而来的问题在于，民俗学研究内容、边界的不确定和不断扩展，为民俗学研究带来广阔空间的同时，也引起了学科内外的质疑和挑战。无论是对实践理论的探讨还是对具体日常生活的研究，都可能陷入大而无当的广阔空间里迷失核心所在，失去对民俗学学科重心的把握。这样的困境，同样会波及民俗学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因此，我们在看到民俗学研究成就的同时，更需要谨慎地对学科自身进行深刻反思，要在纷繁复杂、包罗万象的研究内容中找到最关键、最核心的符号因子，来统摄民俗学的整个研究，并使民俗学研究的边界具有可以考量的参照。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明确民俗学发展的根基所在，更加理直气壮地把民俗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区别开来而彰显自身的独特性。这些关键的、核心的符号因子，同样也是民俗学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的灵魂，是引导民俗学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未来之路的关键。目前一些致力于民俗学当代应用的学者，关于“实践”“协商”以及“民俗传统”的论述，可以为我们思考民俗学关于乡村治理研究提供重要启示。把“民俗传统”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研究的最核心内容，以“促进交流、理解和协商的实践性特征”作为传承“民俗传统”的关键内容，从目前来看，它较好地勾画了民俗学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路径。但是总的来看，民俗学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路径仍然值得深入探讨，需要民俗学界形成共识，以学科聚合力量，共同推进民俗学服务当代乡村社会治理与乡村振兴的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