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珊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上海 200444）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许多传统正在不断接受质疑和挑战，作为档案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其中立性也应被重新考量。Anne Gilliland在《21世纪的中立性、社会正义以及档案教育的责任》一文中指出[1]“‘中立性’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职业错觉。”由此可见，对于一个置身于权力场的职业而言，档案的中立性逐渐被视为一种有争议的立场。探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是否应具备中立性有助于我们认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应当具备的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从而指导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实践。

一、档案信息资源的伪中立性

档案信息资源作为一类特殊的信息资源，因其所独有的凭证价值而被人们广泛信任。看似白纸黑字、不偏不倚，在其鲜活的生命力背后却是不同主体认知、多种价值取向、记忆与遗忘之间的交融与博弈。

（一）“此”与“彼”——多份文本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表述。美国国家档案馆网站“Teachers’Resources”专栏下设有一个“DocsTeach”版块，供教师在线获取教学所需的一手资料。其中，National Archives Education Team发起了一个活动，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两幅黑人士兵招募广告展示出来，引导学生观察细节，通过“找不同”的形式了解战争历史及美国的黑奴制度。以“Wanted!200 Negroes”[2]为标题的征兵广告出自主张保留奴隶制的南方；而北方的海报则被命名为“To Colored Men!Freedom ,protection,Pay,and a Call to Military Duty![3]”。学生们通过这两幅目的相同、措辞完全不同的广告，可以看到内战期间南北双方对于非裔美国人大相径庭的态度。南北战争的利益双方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思想观念与政治立场对“非裔美国人”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被赫然呈现在了两张征兵海报中。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诠释了档案信息资源的伪中立性特征。档案信息资源之所以能够被称为“信息资源”，就是因为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通过开发挖掘从而成为一种有效用的信息。

（二）“取”与“舍”——记忆与遗忘的博弈。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记忆的结果并非确凿有力；当下，我们置身于后现代社会之中，诸多领域都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正在不断接受审阅和质疑。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支生力军，历史学家们也正在十分审慎地看待历史进程，并由此发出疑问[4]：“记忆是谁的记忆？又是谁来决定的？”记录社会活动的档案信息资源并非面面俱全，而是有选择性的。记忆与遗忘相伴相生，档案信息资源中着墨什么、舍弃什么，都与当时当地某人（某组织）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利益集团以及伦理道德等有着直接关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档案信息资源的形成过程也是一种对于史实或社会现实的建构过程。记忆的碎片化、模糊化使得某段历史时期或某个历史事件的复原变得棘手。“与历史万象的无限性相比，只能是挂一漏万。非但丰富的社会图像不能存活于档案之中，即使是人人都侧目的上层政治舞台，与留下来的，何尝不是残缺不全的‘故纸堆’呢？因此，借助这样的‘视窗’，对于历史的发现，不是要考察我们所记住的，而是要考察我们所遗忘的[5]。”

（三）“实”与“虚”——历史主体认知与现实主体认知的差异性。历史主体认知与现实主体认知之间往往存在差异。档案信息资源是历史的产物，记录的历史活动不仅涉及档案信息资源的形成者，自然也涉及开发者与利用者。由于历史主体与现实的开发者、利用者所处的历史时代、认知能力和现实需要的不同，对于档案信息资源的情感偏向、处理态度往往会存在诸多分歧。以“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一思想为例。它常常被后世拿来作为历史研究、档案文献编纂所要奉行的一条“圣经”，然而，基于其产生的语境，有大量观点对其本义提出了质疑。具体来说，这句话出现在《论语·述而》中，原文为：“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语，怪力乱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根据上述对话，孔子对自己的做人进行了总结。“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一句，是他自己陷入沉思，思考之后讲出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一名句。因此，如果将“子不语，怪力乱神”断句为“子不语怪、力、乱、神”，从而理解为“孔子不谈怪力乱神这些事情”，显然与原文的意思大相径庭[6]。

综上，基于档案信息资源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属性及其丰厚的背景信息，从对同一档案信息资源的不同历史表述、档案信息资源背后记忆与遗忘的博弈、档案信息资源中历史主体认知与现实主体认知的差异性这三方面可以说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价值取向具有伪中立性的特点。

二、开发主体的伪中立性

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者历来不是单一的存在，并且基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现状来看，更多的社会组织、商业机构、文化部门正联合档案部门积极参与到开发实践中。但无论未来历史推进到哪个阶段，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参与者如何丰富多样，档案部门和档案人员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下文将针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主体之一——档案馆及档案人员，进行相关论述。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是一种社会、政治、文化实践活动，档案信息资源一般被学者和其他利用者视为一种被动的资源，被用于各种历史和文化目的。档案人员也常常将自己的职业视作是公正、中立和客观的代名词。通过档案，过去被控制。一些故事得以演绎优先走到了舞台中央，而另一些则被边缘化甚至永远尘封。档案人员正是这些故事中的重要一员，存在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选材之中，存在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系统的设计理念之中，存在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技术的选取之中。Andrew Flinn、Ben Alexander在他们的文章《“Humanizing an inevitability political craft”：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archiving activism and activist archiving》中指出：“档案人员，甚至比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还要谨慎地保持中立，他们将他们的工作看作是一项技术工作，一份远离存在着政治利益的肮脏世界的工作——即单纯只是一项收集、整理、保存、提供社会记录的工作。但我将坚持我对其他学者的看法，认为档案人员往往只需通过简单地开展他的日常业务工作就能使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维持现状。并且不像许多历史学家担心的那样，档案人员对其原本角色的转变将会引发政治问题[7]”。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在记录历史时，档案人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将会从收集、保管、著录、获取等各个环节影响档案实践工作。因为中立，档案信息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很难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对其进行衡量；因为中立，档案信息资源的留存和剔除成为一大难题；因为中立，档案信息资源的著录只能满足普遍意义上的标准化，基于机构实际情况的著录标准得不到确立；因为中立，档案人员在隐私与开放的矛盾中进退两难。“专业中立”的幌子将会为种种不作为寻找到一个隐蔽且看似完美的理由。

Amanda Strauss的文章认为，“在严重侵犯公民人权等权利以及极具争议的国家记忆的背景之下，不作为会导致伤害，档案中立成为一种站不住脚的立场[8]”。文章探讨了智利档案工作者和人权活动家对于独裁统治下的人权侵犯行为的记录方式。Strauss将基于解放神学的社会正义的内涵应用于档案活动中，该活动利用独裁时期创造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文件来确保，受害者和幸存者及其肇事者被一一记录，并且这些记录的记忆得到承认尤其在公共场合得到承认。与其他文章一样，Strauss认为，在档案行动和行动主义档案的背景下，档案工作者和行动主义者之间的二元分裂消失了，档案馆不是“宫殿”，而是一个参与式的场所。

当今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社会事务的透明化，它能够推动公共管理良性发展，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信息不对称的发生，人人可以接触到事实真相，这将促使档案工作者角色中增加了民主支撑者的内涵[9]。但反观其弊，一旦信息源头出现失真及隐瞒时，档案工作者揭露那些隐藏在文本背后真相的责任也就愈发重要。

三、开发重点环节的伪中立性

（一）著录的伪中立性。著录是位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前端的重要一环，著录的范围和标引的深度将直接影响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质量。传统的档案著录工作标准（包括著录原则、著录格式、标志符号、著录文字、详简次级、各著录项目具体等细则等方面的规定）在今天已难以应对爆炸式增长的档案信息资源，载体的多样性更是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达成深层次的开发行为以满足多样化的利用需求，新时期的档案著录必须进行革新。不同的著录标准、著录方法所产生的条目，反映的是不同的价值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每种著录方式都是带有“偏见”的。以《档案著录规则》为例，其结构简单，只有案卷和文件两级著录，并且彼此完全独立，缺乏相互关联，无法实现相互表达，从而导致所描述的档案内容有很大的随意性，内容分散，质量无法保证[10]。作为档案著录同时也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主体，以往的工作主要遵循的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档案著录规则》（或是各组织各部门根据馆藏或实际情况制定的内部的档案著录标准），由于档案工作人员知识背景及经验观念、机构文化等诸多复杂的因素，著录的质量和水平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性。而当涉及到档案人员知识结构之外的档案信息资源，多个参与主体之下的档案著录工作更是难以保证无偏向的中立性。

（二）编纂的伪中立性。编纂是将档案信息资源由资源转化为内容的重要途径之一。1994年陈建新先生在其文章《论档案编纂的价值中立原则》中指出，档案文献编纂应当严格忠实于原文，不得将编者的主观兴趣和主观目的性融入其中。编纂人员职业道德要求他们不能引导读者作出某种判断，同时，他也客观地指出，在档案编纂的某些环节，编纂人员可以应有一些自己的独到见解，并以此引导读者作出某种价值选择，例如在编纂档案汇编此类出版物时，其中的辅文（序言、注释、按语等）。由此可见，价值中立原则是不完全适用的，并非所有的档案编纂环节都必须坚持价值中立原则[11]。二十四年时间中，档案界在解构主义的渗透之下，掀起了对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中权力因素及价值取向的重新思考，无论是汇编、参考资料还是档案文摘，编者的思想倾向与政治观点在各环节也均有体现。编纂成果所呈现的是被选择、组织的过去，权力和利益，历史和现实，时代和浪潮，共同创作了一部部作品。选材环节至关重要，编者的慧眼使得“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得到了客观公正的展示，典型例子如2015年，时值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文化部、国家档案局和新华社在8、9月份举办了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为了和平的纪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70周年展》[12]，然而这只是众多抗战纪念展的一个缩影，教导中华儿女珍爱和平，不忘国耻，早日振兴中华。编者掌握着对档案文献的选择权，编者的价值观、权力观会映射到编纂的选材上，从而直接决定了编纂成果的主流叙事性[13]。

四、开发平台的伪中立性

当今信息技术的趋势之一便是平台化——即只提供工具，不生产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引入第三方合作伙伴。因此，平台的属性也使得它们在遭遇危机事件时更具争议性，在事实面前，外界很难界定平台所要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所有的平台都可以打着“真善美”的幌子，但结果却有可能是实打实的“不仁”。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羞辱与尴尬？“技术中立”这一“美嫁衣”使技术拥有了先天式的护身符。技术往往不涉及人身安全，成为小恶不断的心理依托，使得粗放经营与作恶相伴而生。全社会哗然的“快播之死”，面对涉黄指控，快播高管高呼“技术无罪”的抗辩背后，仍有相当多的支持者[14]。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平台作为档案信息资源传播的中介，连接了档案信息资源与利用者，具有网络效应，核心利益是建立起完善的“档案生态系统”，使得利用者、开发者、资源享有者等利益相关主体实现交流互动，最终达到增值的目标。在web2.0时代，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平台的结构形式是以平台为桥梁将内容与用户紧密连结，平台连接的用户和内容的数量，将决定最终能够吸引用户的数量，藉此形成围绕特定内容的兴趣用户群与内容生产者的收编。以ancestry.com为例，该网站是全球最大的家谱档案在线资源提供商，该平台的主要角色为资源集中与共享仓，用户上传信息资源，平台凭借其技术优势，提供工具。该平台网站利用这种网络接入结构在信息传播中赢得了主导权，最终在内容生产者与用户之间形成了看似对等实则不平衡的权力关系[15]。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平台面前，用户往往是被动的，平台则可以进行主动选择。档案信息资源开发选择何种平台，基于公益性质抑或是商业性质，客户主要瞄向哪类人群，使用户采用何种信息接收方式，这些种种问题的存在无一不证明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平台的伪中立性。

五、结语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涉及诸多因素，其应当秉承的价值取向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资源是开发的基础，档案部门对于所拥有的馆藏资源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面对几何式增长且良莠不齐的档案信息资源，在保持档案的原始属性的基础上，有责任对其进行甄别和评估。大数据背景下，档案的外延不断扩展，新类型档案层出不穷，传统的档案规则已很难适应这些经由“泛化”或“细化”的档案信息资源。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科希望运用档案学的相关理论实现领域内重要数据档案的长久保存。因此应当提高大数据时代的档案鉴定与长期保存能力，增强档案相关理论的适用性。开发主体是档案信息资源这一行为的发出者，在“公众式参与”的时代背景之下，“跨界合作”理念应运而生，拥有不同诉求和利益的主体相互联结，找寻共同努力的方向，在各自的场域内各施所长各尽其能。英国钢铁档案项目（BSAP）就利用了跨界合作这一理念，以校（提赛德大学）馆（提赛德档案馆）合作为基础，同时进行外部的档案宣导[16]，向社会组织募集资金，招募档案志愿者，同中小学与科教文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弥补自身资源不足的劣势[17]。

具体到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实践环节，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要求编纂、著录等开发方式相应地作出回应与变革，在实际工作中增强信息敏感度与历史责任意识。作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呈现载体，技术平台需要有一整套完善的规范准则引导其树立正确的立场，将信息发布行为的权力置于监督之下。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诸因素之间紧密相关。因此，不能仅仅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粗线条地归结为若干原则，尤其是在面对日益复杂的技术所产生的道德伦理问题时，更不能忽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