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强

引 言

考察现代民俗学在西方的兴起，我们能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即这种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并非来自民众自身，而往往是另外一些文化和社会地位更高的阶层。所以现代社会和文化中的民俗，并不是在其拥有者内部进行的自然传承，而是被其他阶层解释（及评判）和征用（或拒斥）的过程。也就是说，民俗在现代社会是被“表征”（representation）过的。那么，民俗是被谁、出于何种原因、以及从何种角度被表征的，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国内学界这一问题的解释，主要有民族主义①例如吕微教授对民间文学作为“政治民族主义的文化依据”的讨论。参见吕微：《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与现代性（以及反现代性）②例如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这两种视角。毫无疑问，民族主义与现代性话语确实是决定民俗在现代中国文化中之角色与价值的关键议题，但难以完全涵盖当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为代表的民俗复兴现象。当代民俗表征的主题更接近德国民俗学家瑞吉娜·本迪克丝（Regina Bendix）所谓的对“本真性”（authenticity）追寻。她在出版于1997年的学术史著作《追寻本真性——民俗研究的形成》中认为，西方现代社会对民俗的兴趣——包括学界的民俗研究与大众的“民俗主义”（folklorism）——背后的根本意图，其实是对本真性的追寻。那么，什么是本真性、谁以及为何需要本真性、本真性如何被征用等等，这是理解现代民俗学形成的关键问题，也是我们理解当代民俗复兴现象的重要视角。

本文将围绕几部关于非遗的民族志影像来探讨本真性在当代民俗表征中的表现、本质及困境。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将以2018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影像展中的几部入围作品作为分析的案例。同时，我们根据网站的播放量以及“豆瓣网”（www.douban.com）上的评分，选取《我在故宫修文物》《茶，一片树叶的故事》《聆听中国》《本草中华》和《手造中国》等五部最多观看和最受欢迎的作品作为重点分析对象③叶君、萧寒（导演）：《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豆瓣评分9.4。王冲霄（导演）：《茶，一片树叶的故事》（2013），豆瓣评分8.8。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聆听中国》（2016），豆瓣评分8.7。孙虹、袁博、许贞、刘跃（导演）：《本草中华》（2017），豆瓣评分8.7。子健（导演）：《手造中国》（2017），豆瓣评分8.7。。对影像的流行性的考量，对豆瓣评分的参照，是与本文的理论预设相关的。如已有的诸多研究揭示的，追寻本真性故事的主角，是现代社会中的都市大众，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阶层，这也是“豆瓣网”的主要读者群——一般所谓的“文青”或“小资”。本研究同时参照了该网站上的相关影评（尤其是短评），作为一份田野资料，这些文字尤为直接透露了本真性追寻者的心迹与动机，以及来自反思者的不同声音。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刻意回避了对影像制作者的讨论，这源于我们对这些文本的一种结构主义式的信仰——作者已死，文本中的话语才是客观存在的，它超越了作者的主观意图，迎合着读者的期待视野。它是作者和读者，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所共享的话语结构。

一、本真性话语的内涵

英语中的authenticity（及其形容词形式authentic）是一个多义词，在日常用法中有可信性/的、可靠性/的、真实性/的等多种含义。作为一个学术术语，authenticity广泛出现于哲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民俗学、人类学、旅游研究、文物研究等不同的学科。在不同的语境中，也就有了真实性、原真性、本真性等几种不同的含义及译法。如果做进一步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些含义主要源自两个学术传统。其一是民俗学、人类学传统，对此本迪克丝在《追寻本真性——民俗研究的形成》（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The Formation of Folklore Studies）一书有详实的讨论①Regina Bendix, 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 The Formation of Folklore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7.；其二是存在主义哲学传统，对此以色列学者雅各布·戈隆布（Jacob Golomb）在《追寻本真性——从祁克果到加缪》（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 From Kierkegaard to Camus）有比较全面的研究②Jacob Golomb, 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 From Kierkegaard to Camus, Routledge, 1995.。

虽然不同学术传统对本真性问题的理解有不小的差异，但他们所针对的其实是同一个背景，也就是现代人如何“安身立命”这个大问题。因为正如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所说，本真性的含义是说“某种事物在某种真实的意义上确实是你，或表现了你之所是，而其余事物则不然这样一种观念”③Charles B.Guignon, On Being Authentic，Routledge, 2004, pvii.。所以有学者指出，本真性这个在西方世界几乎无所不在的理念，指的是“把自我实现好生活的实践概念化的方式。本真性作为一种理念的兴起与现代性和现代技术的兴起密切相关”④Somogy Varga, Authenticity as an Ethical Ideal, Routledge, 2012, p4.。对我们当下的研究而言，最有参考价值的本真性阐释主要来自西方民俗学、存在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三个学科。其中存在主义哲学有助于我们深入分析民俗学中本真性理念的内涵与本质，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有助于我们厘清这一理念的社会根源及其局限。

那么，什么是本真性呢？在民俗学中，本真性这个术语包含三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内涵。⑤详见胥志强：《从存在主义看民俗学中的原生态与本真性问题》，《文化遗产》，2019年第3期。第一种可以翻译为“原真性”，也就是学界一般所谓的“原生态”。它涉及某种文化现象（比如一首民歌）的真伪——即是否保留了传统的、“原来的”样子。第二种可以翻译为“真实性”。与前者相比，“真实性”涉及更具体的民俗要素的真伪，如民俗调查是否做到了如实记录，民歌的歌谱和歌词有无变化等等；而“原真性”或“原生态”往往涉及一文化现象整体上的、抽象的品质。第三种可以翻译为“本真性”。它意指一种生存状态或生存品质，这一点往往为国内研究者所忽视。如本迪克丝所说，“最好将本真性视为体验的一种属性：例如音乐表演时脊柱发凉的感觉，那个能让我哭、笑、激动的时刻，这一时刻在反思中被具体化为一种范畴，但也同时遗失了标志本真性的那种直接性。”①Regina Bendix, 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 The Formation of Folklore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7, p.14.

本迪克丝关于本真性的理解对我们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本真性不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原生态，它首先不是指文化事实层面的真伪，而是价值层面、生存本身的本真与否。而且，原真性或原生态只有在本真性概念的前提下才是有意义的。假如有某种非本真的文化传统（如缠足、猎人头祭），无论是否保留了传统或原真性，也不会激起现代人的兴趣。所以，本真性首先是一种生存品质，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本体论范畴，对此存在主义哲学家做了更深入的阐释。

本真性也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围绕本真性，存在主义者表达了他们对人生本质的思索，对时代问题的诊断，以及对重返本真之路的探索。比如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将本真性看作“一方面是充满激情的献身，一方面是向我们的自我、感觉与信仰的真正源头的回返”，并设计了通往本真性的三级阶梯：美学的、伦理的和宗教的。②Jacob Golomb, 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 From Kierkegaard to Camus, Routledge, 1995, p.24.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权力意志”概念实际上也是一种实现本真性的手段，即“成为自我的自由的创造者的意志”。③Jacob Golomb, 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 From Kierkegaard to Camus, Routledge, 1995, p.47—49.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本真性概念的哲学建构最为深刻，影响也最为深远。在他的理解中，本真性是人（“此在”）从沉沦于“常人”状态中的醒悟，是向自我的独一无二的“整体性”决断的过程。④[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海德格尔对本真性的阐释在方法论上特别具有一种彻底性。他没有将本真性看作某种生存品质，而首先是一种生存论建构（existential constitution）。也就是说，本真性首先不是某个民族、某种文化或生活方式（比如民俗学家的“高贵的野蛮人”、浪漫的田园牧歌）的品质，也不只是体验的某种状态，而首先是人在本体论上的“机制”或潜质。正因为这种机制，人的实际的生存品质既可能是“本真的”（authentic），也可能是“非本真的”（unauthentic）。区别本真与否的标准也不在事实层面，而是价值层面的某种非常微妙的“我已是我”或“我尚非我”状态。所以，与民俗学家不同，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不能将某种文化或民族看成是全然本真的（或非本真的）。本真性不是某种事实状态，而是一种价值指引，人既可能获得本真状态，也可能失去它。而获得的途径也不是发现或认识，而是要经由反对非本真状态的持续斗争，也就是思想的觉悟与主体的实践。与浪漫主义的民俗学家不同，存在主义理解的本真性不是我们在旅途中“发现”的，而是通过自我的内心斗争“获得”的。

总之，本真性话语的内涵和本质，首先不是事实层面上的真伪（“原生态”），而是生存论层面的“是我/非我”问题。这一点对我们重新思考民俗表征中的本真性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野。

二、本真性话语的意图

当我们超越事实意义上的“原生态”概念，进入价值意义上、生存论意义上的本真性概念时，我们便找到了恰当思考“谁、为什么在民俗中寻找本真性”问题的入口。本真性首先不是学术层面的真伪判断，而是生存层面的价值关怀；首先不是对他者文化的兴趣，而是对自我生存的焦虑。本真性的理念有助于我们超越民俗研究以及学院知识的范围，以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视野去探究民俗知识背后的实践动机，以一种话语考古学的思路去发掘文化表征背后的主体隐曲。概括而言，这一动机就是本迪克丝所说的：“民俗学历来被当作了追寻本真性的工具，以满足逃离现代性的渴望。”①Regina Bendix, 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 The Formation of Folklore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7, p.7.就是说，生活异化处境中的现代人，衍生出对本真性的需求和筹划，进而将这种价值投射到现代文明之外的文化和人群上。远方的民俗在这个过程中被挑选出来，被表征/征用（representation），以回应、应对自己的异化处境。在每一种本真情调和本真之物背后，对应着的都是现代社会异化的不同维度。

第一，与对本真“情怀”的想象对应的，是现代主体的异化，也就是人与自己关系的异化。如马克思指出的，这种异化状况意味着人的日常劳动、生存成了“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②[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0页。。生活世界成了意义的荒原，人成为了无所附着的流浪者，“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生命只剩下意义的碎片。正是出于这一背景，“我已是我”或“我尚非我”的问题成了存在主义关于本真性思想的核心；或如本迪克丝所说，“对‘真正’‘真实’‘完整’的追寻，已然成为18世纪开始的社会、经济、政治巨变的驱动力”③[德]瑞吉娜·本迪克丝：《本真性》，李扬译，《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

在这一生存背景下，不是所有的非遗项目，而是那些尚未异化的生活、文化，或者生活中尚未异化的部分，被刻意挑选出来，成为本真自我的外在投影。在我们所分析的这些影像中，无论采药、做茶、修复文物还是烧制瓷器，都不只是一份普通的工作，而是意义充盈的、可以“献身”的、可以实现自我的事业。《我在故宫修文物》记录了某文物修复师的一段话：“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人在这个世上来了，走了一趟，虽然都想在世界上留点啥，觉得这样自己才有价值，很多人都一般认为，文物修复工作者是因为把这文物修好了所以他有价值，其实不见得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方面，他在修这文物的过程中，他跟它的交流，他对它的体悟，它上面已经把自己也融到里头了。”在随后的旁白中，制作者道出了现实的真相与内心的动机：“我们每个人都有或长或短的职业生涯，最终完成的工作任务，数量也许很多，有些是能让人依依不舍的。”

正因为现实中经常缺乏可以献身的工作，非遗这种可以献身的事业便显得尤为珍贵，它不啻黄金时代的遗留物。忍受着“致死的疾病”（祁克果语）的都市大众，将自己对可以献身的事业的热望，对献身精神的热望，投射到远方的传承人身上，为他们的“传承”“守艺”赋予（或强加）了一种过分悲情的生存论动机。《手造中国》的旁白中说道，“在整个制瓷器行当中，把握着瓷器器型的匠人们都有一种可以让他们立足江湖的手艺，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不过是些讨生活的普通人，他们也许没有什么大的野心，却只有对一门手艺愿意耗费一生去践行的坚韧，无论尘世如何变幻，这种藏于内心的器度却从来没有消失过。”这种悲情不是匠人的，而是拍摄者和观众的。

总之，因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找到能肯定自己的事业，某种“小的确定的幸福”，便是价值需求的当务之急。如果一时实在找不到如此的机会，还可能动用另外的（心理）补救机制，这便是为自己的所有行动都赋予（强加）一种意义，让自己的一切行动显得（越发）具有意义，甚至神秘的意义。这就是“传承”具有了一种宗教“情怀”，而“修行”这样的修辞流行于当代都市大众的真实原因。

第二，与对家庭、族群等亲密共同体的想象对应的，是现代社会的异化，也就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如弗洛姆（Erich Fromm）指出的，现代社会中人和他人的关系成了“两个抽象体、两部活机器相互利用的关系，雇主利用他雇佣的人，商人利用他的顾客。每个人对其他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商品”①[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9—130页。。正因此，对相反的社会关系——亲密的共同体的追寻和想象，历来是民俗学中本真性追寻的核心。如本迪克丝所说，那些受过教育的城市人，“发现了现代社会令人难堪、不可忍受的苛刻无情与自私自利的一面，于是渴望一种对黄金时代的精神沉思，和古代的诗人一样，他们假设这一时代存在于民族发展的童年阶段。……这是当前对一切民间事物充满热情的理由。”②Regina Bendix, 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 The Formation of Folklore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7, p102.

然而，随着黄金时代的退却，随着“高贵的野蛮人”“礼俗社会”以及“乡村”的不断祛魅，本真性的追寻必须寻找新的目标。比如一则豆瓣短评概括为充满“四合院里的淳朴人情味”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中表现的“单位”。在本片中，制作者刻意塑造了一种和谐亲密的人际氛围，比如同事间日常的调侃、打杏子、逗猫等等。正如片中一位修复师所说，“这是种的西红柿和茄子，修身养性，自个儿调理，有点以厂为家了，对不对，跟家的感觉一样”。“家的感觉”，恐怕正是让这部作品走红、让一门枯燥的技艺焕发魅力的关键原因。

“家”是一切对亲密群体想象的隐喻原型，它成了否定/否认异化了的社会现实的价值支点。在《手造中国》中，制作者几乎没有正面呈现瓷器行业在当下的交易境况，但刻意记录了一位艺人为母亲制作寿礼花瓶的故事。在《本草中华》中，同样没有只言片语提及贵如黄金的冬虫夏草的贸易过程，但特意选取了小主人公将自己挖到的第一棵冬虫夏草献给生病的爷爷的场景。同样在本片中，某草药家族的生意传承，被刻画成父子关系的修复过程，以及儿子某种情怀的感召的结果。通过这种对比，一种家庭与社会、情意与生意的价值二元论被建构出来，用以安放流离失所的灵魂。

第三，与对“手工”“匠人”的想象对应的，是现代技术的异化，也就是人与机器关系的异化。在现代化的生产过程中，如弗洛姆所说的，人“被安置在某个位置，被迫完成某项任务，却不能参与对工作的组织和管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生产这种而不是那种东西，不知道这种商品与整个社会的需要是什么关系”③[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2页。。一方面是人与生产本身的异化，生产过程和产品对生产者不再具有明确可感的意义；另一方面，是人与越来越复杂的机器之间关系的异化，机器正在成为人的主人，而人成了机器的代用品。对本真性的想象，可谓与技术异化直接相关。从词源上看，本真性（authenticity）由两个希腊语hentes与auto组成，前者意为制作者（doer或maker），后者意为自己（self）。所以本真性一词的字面含义就是“亲手制作者”。手工或亲手制作，就成为了逃离技术异化状况的避难所，匠人作为本真性的守护者被抽象成一种精神偶像。

手的隐喻弥漫于对非遗的想象。《手造中国》的标题是手，《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封面是手，这些片子处处可见对手工的表现。手工一方面是“亲手”，是生产者与产品之间的意义统一，也是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情感统一。手工的另一方面是“把握”，是生产者与所有这些意义环节之间的和谐与亲密。《茶，一片树叶的故事》中说道，“古老的手工技艺在今天依然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融合土地与手掌温度的手工茶，是中国人守护心灵的一种方式。”《手造中国》借某位艺人之口直接道出了其中的理由：“机械化的东西，它有它的优势，如果是比时间的话，每一道工序，手工业的比不赢它，这是一个时代的发展。如果是从我个人的思想来讲，两者之间的反差是很大的。手工业的东西，它永远是人去做的东西，人去做的东西，它就有动感，就有灵性，就有它的生命力。”

当代学者索莫吉·瓦尔加指出，本真性“作为一种理念的兴起与现代性和现代技术的兴起密切相关”①Somogy Varga, Authenticity as an Ethical Ideal, Routledge, 2012, p4.。民俗作为本真性意象的重要载体，也是在民间文化与技术世界的二元对立这一基础上被想象的。②[德]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户晓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页。这种对立实际上就是逃离技术异化之意图的话语镜像。从本雅明对前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之“灵韵”的想象③[德] 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海德格尔对小手工业的隐晦赞美④阿多诺指出，海德格尔对小农和工匠往往特别地加以赞美，以显示某种简朴中的辉煌。Theodor W.Adorno, The Jargon of Authenticity. trans. Knut Tarnowski and Frederic W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50.，到今天的都市大众对于手工的迷恋，折射的都是对这个无从“把握”的市场经济社会的反叛。

总之，正如德国民俗学家科斯特林（Konrad Köstlin）所说，民俗研究以及大众的民俗主义兴趣，其实都是一种治疗形式，是特定的阶层和时代治愈自己感受到的异化的意图，只不过是以一种逃离主义的方式。⑤Regina Bendix, 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 The Formation of Folklore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7, p84.对本真性的渴望，唤起了对自我的根本问题的关注。但是，民俗学中的逃跑主义路线能否真正实现本真性，这是本真性话语论争中的另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我们面对当代的民俗表征现象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三、本真性话语的困境

我们已经指出，本真性是人的生存论建构，是描述人生之本质和意义的根本范畴。但民俗研究以及存在主义者所追寻的本真性，各自建构了其独特的内涵和计划，却不一定是“真正的”本真性。实际上，许多研究者都指出，本真性的寻求确实是对现代性的治疗与逃离，但却是以一种误诊或讳疾忌医的方式；所以它最终仍然堕落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虚假的话语。也就是说，这些本真性话语提出的克服异化的方案，试图抛开社会现实来臆想解放之路，所以只不过是提供了一种阿多诺所谓的“没有教义的宗教”⑥Theodor W. Adorno, The Jargon of Authenticity. trans. Knut Tarnowski and Frederic W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21.。民俗学中本真性话语的这一困境，表现在其叙述层面的虚构性，与价值层面的空洞化。

民俗学中对本真性的表征，是以一种虚构的叙述策略完成的。虚构不是虚假，不是伪造，而是将本真性主题从复杂多样的生活织体中抽离出来，刻意放大以至于首要的地位，并赋予其一种夸张的崇高感。《舌尖上的中国》中的一句流行的台词“吃过早茶后,她主要的任务是准备晚饭”，有网民借此调侃了该片将复杂的生活虚构（抽象）为“吃货”的修辞窘况，其实大量关于民俗本真性的叙述策略与之并无不同。将非遗保护和传承行为升华成一种空洞的崇高叙事，进而丧失真实可感的生活之源，是我们分析的这几部作品的通病。《本草中华》对草药行业的描述就是这种语调：“这是绵延了五千年的古老国度，天与地，人与万物，根脉相连，生息与共，这，也是本草的国度，天涯海角，静静生长，无论是神秘苍凉的雪域高原，肥沃辽阔的中原大地，还是茂密幽深的原始森林，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海，今天的人们，依然追随着祖先的足迹，躬行大地，翻山越岭，只为遇见疗愈生命的中国智慧。”《手造中国》对瓷器制造业的描述也是如此：“他们也许没有什么大的野心，却只有对一门手艺愿意耗费一生去践行的坚韧，无论尘世如何变幻，这种藏于内心的器度却从来没有消失过。”“只为”“耗费一生”都在传递一种价值的崇高，但我们看不清这种价值何以值得人生死以赴，唯一的解释就是有人渴望一种生死以赴、“向死而生”的生存图景。《本草中华》中描述了一位枸杞种植者：“抗日战争的时候，（枸杞）销售不通了，枸杞的价格就低迷了，就是没有人种枸杞了，父亲发现这个品种以后，生怕这个品种失散了，所以他就坚持种枸杞。有些群众都说我们父亲是个傻子。”随后创作者评论道，“一个人并没有傻，但却得到了傻子的称号，那是他获得了巨大的自由。”我们也看不到何以保留药种对他这般重要，何以坚持就是一种巨大的自由。在《茶，一片树叶的故事》中茶也被赋予这种形而上的意味：“中国，被称为茶的故乡，不仅因为这里的土地，孕育出世界最早的茶树，更因为这里的人们，将茶视为一种沟通天地的生命。”

很明显，这种叙述是以牺牲生活的复杂性为代价的，使得本真性成了现实生活的一块价值飞地。正如一些豆瓣短评针对《我在故宫修文物》指出的，“故宫的人事物仿佛是被无形屏障保护起来的另一个宇宙”“这繁华都市中不曾消亡的一个平行空间”。这种虚构甚至可以不顾及现实生活的冲突与动荡，将一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抽空为一个干瘪的本真性故事。如《聆听中国》所说，“这是一部用三个民族的生活碎片串联起来的，关于生与死的真实故事，几千年来，在中国西南部的深山里，他们固守祖先的传统，不断重复着这样的轮回。”

与叙述层面的虚构性相表里的，是其价值层面的空洞性，也就是阿多诺所谓的“没有教义的宗教”。我们可以看到，这几部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保护、传承、守艺这些“本真”行动，确实只有宗教的情绪，却不见教义或针对世界的切实价值。因为这些本真性的追寻者更感兴趣的不是特定的教义，切实的真理，而是信仰（conviction）本身，也就是“把宗教仅仅看作一种态度，主体性的一种性质。所有这一切的代价是取消了宗教自身。人只需要成为信徒——无论他信什么”①Theodor W. Adorno, The Jargon of Authenticity. trans. Knut Tarnowski and Frederic W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21.。

在本真性话语中，非遗保护工作成为一种准宗教行为，这种神秘主义修辞在本文分析的几部片子中随处可见。如《本草中华》中描述冬虫夏草的挖掘者：“平措期待的神秘本草，就生长在这片圣洁而冷峻的高原草甸上，它是隐秘的，唯有心怀虔诚，才能与它相遇。人们匍匐在这片大地，以最谦卑的姿势，寻觅着自然的馈赠。”而最为典型地表现这种“没有教义的宗教”的，便是近年流行的“修行”一词，这也是这几部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宗教修辞。如《本草中华》中，熬药被理解为“一个修行的法门”（《第一集》），一位藏香制作者将朝圣与制香更是理解成一种修行，“香如其人，七个月的朝圣之行，改变了仁青，如今他做藏香，心中所感，已是忘我般地澄澈，‘没有磕长头之前，没有那么专心，我的心里一点都不想别的什么东西，就很用心地做，帮助世界上所有的生命’。”《手造中国》中，制瓷业是一种仪式行为，“禅定般的匠人，粗糙的双手，摩挲出无言的器物，这个世界，时光仿佛变慢了，慢得足够让人找回心的方向。”《茶，一片树叶的故事》中，茶更是成了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所谓的显圣物（hierophany）：“僧人们相信，种茶、做茶、喝茶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修行。”某位茶人说得更直白，“茶对我来说比钱还宝贵，茶叶有自己的意识，茶在利用人类，来传播它自己的信息，我很高兴，茶能利用我，来传播它的信息。”但是，这些过分沉重的宏大意义，却不是这些本真之物和本真行动所能背负的。比如在茶这种日常饮料与“沟通天地、守护心灵”的生存重任之间，实际上只剩下一种比喻上的关联，否则下面这段话就是一种生搬硬套：“我们泡一杯茶，茶都浮在面上，然后逐渐沉入杯底，这使我们领悟到，人就是这样的，开始你不成熟的时候，都是浮在面上的，但是随着你的经历多，你的知识的增加，社会阅历增加，你就沉下去了。”（《茶，一片树叶的故事》）于是，正如阿多诺所说，本真性就成了“去掉了宗教内容的宗教习惯；结果是一种性情的保留节目，仅仅是一种态度，一组能够关联到任何事物的术语，只要这一关联还保持着充分的确信”①Peter E. Gordon, Adorno and Exist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92.。

这恐怕正是民俗表征中的本真性话语真正的困境之所在。毫无疑问，它针对的是现实的、真实的问题，但其态度，不是正视问题，而是回避问题；不是思索如何解决问题，而是沉溺于对本真的想象。它所追寻、迷恋的并不是现实的、可实现的本真，这里的悖论，诚如德国音乐学家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总结的，“本真性是一个自反性的术语，它的本质就是对其本质的哄骗（deceptive）。”

结 语

当代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代表的民俗复兴现象，自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过程，承载着来自不同群体、不同立场的话语构造和生活意愿。它寄托着恢复日常生活的愿望，反映着全球化时代的身份焦虑，也代表着传统文化的自信与回归。同时我们需要注意，随着民俗复兴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乡村向都市的转移，它的意义和意图早已超出了文化原生地，而承载起都市大众对自身生活的自反性体认。但这不是一个全新的故事，而是与现代性的兴起，与民俗学（及民俗主义）在现代性背景中的兴起同样古老的故事，当然也带着现时代的特定处境和理想，但也是一个未完成的理想。如何葆有这种理想，如何反思并克服其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是需要当代民俗学正视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