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广文

党项人早期对天文有简单的认识，他们“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北迁后，受中原地区先进农耕文化的影响，党项人继承了中原地区的天文历法知识。西夏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圣立义海》等记载了很多有关天文学的知识，其中与天体、天象相关的条目有天、日、月、星宿、七曜、九曜、十二星宫、二十八宿、二十八舍等。星宿名称有罗睺、计都、月孛、紫气。从这些词汇可以看出，西夏天文学知识除了受中国中原地区先进农耕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响，当然印度的影响是以吐蕃为跳板实现的［1］。

党项羌北迁后，奉中原正朔，采用汉地历法。西夏建立后，元昊即“自为历日，行于国中”。但从出土的西夏历日文献看，西夏历日历法依然采用宋历，糅合金、吐蕃历法，印制后颁行境内。现存西夏历书种类多样，内容丰富，前后跨越170 多年，几乎包括整个西夏时期。这些西夏历书不仅反映出西夏编历水平，也客观地反映出中原王朝对西夏历法和历书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

一、西夏历日文献概况

西夏历日文献除传统文史典籍中的一些记载，其他主要集中于20世纪初出土于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一批西夏时期的文献，包括汉文、西夏文具注历日、历谱等，现分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和英国国家图书馆。国内发现的一纸西夏历书残页，是1972年在甘肃武威小西沟岘出土的，现藏武威市博物馆。这些文献涉及中国中古时期的朔日、月大小、二十四节气、闰月、二十八宿直宿、九曜运行周期等天文历法知识和纳音五行、八卦游年、九宫等数术知识［2］1。此外，由于星宿崇拜习俗，遗存下来的西夏艺术品中也有很多关于西夏星神题材的绘画，包括壁画、丝质彩绘、绢质彩绘、唐卡、木版画等，其中的“炽盛光佛图”中很多都绘制了黄道十二宫、九曜、二十八宿等内容，从另一个层面上反映了西夏时期党项人对天文知识的认识。

最早刊布西夏古历日的是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格林斯蒂德（Grinstead），他于1961年在《英国博物馆季刊》24 卷刊布了一件夏汉合璧历日，其后俄罗斯的戈尔芭乔娃（ЗИГοΡσаЧева）和克恰诺夫（Ε.И.Кычаʜοв）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中对数件西夏历日文献作了叙录［2］2。从1996年起，《俄藏黑水城文献》陆续出版，先后公布了20 余件西夏历日文献和10 余件与西夏历日相关的数术、星命等文书。彭向前《俄藏西夏历日文献整理研究》上篇的导言部分《西夏古历日概览》表，对存世西夏历日文献的帝王纪年、干支纪年、公元纪年，现存内容、编号、图版出处和研究状况，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2］3，但这个表仅包括有干支纪年的存世西夏历日文献，其他没有纪年的历日文献和与天文历法有关的九曜十二宫、谨算数术及以星神为主题的艺术品，则没有收录。本文在彭向前先生《西夏古历日概览》表基础上，针对存世西夏历日文献做概况性整理，内容则包括历日历法及其他涉及天文历法的谨算占星和星神图像。

存世西夏有关天文历日文献概览

类 别 内 容 出 处 文献编号《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十册，第14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光定甲戌四年至光定乙亥五年历日，具注历日，西夏文刻本。Инв.Νо.8214 Инв.Νо.7926光定甲戌辛巳年历，具注历日，二十八宿注历，西夏文草书写本。Инв.Νо.3582 Инв.Νо.4253历书残页，西夏文行草书写本。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十册，第149—15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历书残页，西夏文草书写本。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十册，第15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Инв.Νо.4434 Инв.Νо.4489历书残页，西夏文草书写本。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十册，第152—15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Инв.Νо.5947历书残页，西夏文草书写本。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十册，第154—15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历书残页，西夏文草书写本。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十册，第156—16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历书残页，西夏文草书写本。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十册，第17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Инв.Νо.6377 Инв.Νо.7385历书残页，西夏文草书写本。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十册，第171—17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Инв.Νо.8082历 书历书残页，西夏文草书写本。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十册，第17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西夏正德癸丑七年（1133）残历，西夏历书残页。西夏文写本，残甚。表格式，残存前三个月的月份。Or.12380－2058《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十册，第144—14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英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第28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英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第31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具注历日，西夏文行草书写本，二十八宿注历。Or.12380－2058历书残页，西夏文刻本，存西夏文字一行，具注历日，人神注历。《英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第28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Or.12380－2919西夏文汉文合璧历具注历日，有残损，二十八宿注历。《英藏黑水城文献》第五册，第35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Or.12380－3947历书残页，西夏文刻本，西夏乾祐二年辛卯(1171年)具注历日。沙知、吴芳思《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教部分》（上册）第316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K.K.Ⅱ.0292（j）西夏人庆二年历书，汉文写本，二十八宿注历。《中国藏黑水城文献》第16 册，第274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G21·028［15541］二十四气歌诀，汉文行书写本，内容清晰完整。《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五册，第121-12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A1

类 别 内 容 出 处 文献编号六十甲子歌，汉文行书写本，内容清晰完整。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五册，第12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Инв.Nо.8085.历 书西夏历日，历谱。存176 面，是西夏历日文献中时间跨度最长的，历西夏崇宗、仁宗、桓宗襄宗四朝，连续 88年［2］6。《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十册，第149—15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Инв.Νо.3582星命书，《百六吉凶歌》的西夏文译本。西夏文楷书、行草书写本。正文大字，注释双行夹注，小字分别为1 行、11 行、6 行。推占法，汉文行书写本，页右有残失，内容以天文星像推占大阳日、大阴日、天地日等时入宅、出行、五谷下种、买卖等活动的凶吉。TK190彭向前：《俄藏西夏历日整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8年 3 月。《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19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六壬课密决，占卜文书，汉文刻本。有残失。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11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TK172月将法，六壬课月将取用法，即以节气推算月将取用之法。汉文行书写本，共九行，完整可识读。《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五册，第12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星命、占星与六壬课A1九宫法，六壬课取用法。汉文行书写本，共四行，完整可识读。A1八卦法，六壬课取用法。汉文行书写本，共两行，完整可识读。《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五册，第12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A1《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五册，第12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谨算，西夏文星命文书，共14 面，有字 191行，第 1—2、3、4 面上有星命图三幅。《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十册，第175—18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Инв.Νо.5722大轮七年星占书残页，西夏文写本，楷书，共6 行。为命主八字、胎元、流年、命宫等，最后一行汉译“大轮七年寄巨蟹今记，坐酉木宫”。M21·005［F220:W2］《中国藏黑水城文献》第16 册，第274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炽盛光佛经变》1铺，炽盛光佛佛手持金轮，居正中，两侧分三层布局，绘黄道十二宫、二十八宿及九曜神像。黄道十二宫和星神图像①东千佛洞第1 窟东壁。莫高第61 窟甬道南壁。《炽盛光佛图》，炽盛光佛结伽趺坐于双轮车上，九曜星神三面簇拥，二十八宿列队云端；上方还有“黄道十二宫”诸星图虚悬空中。《炽盛光佛图》，残损较重，星神存木星、日神、和金星，黄道十二宫存九宫，二十八宿存五组，每组四身。莫高第61 窟甬道南壁。A1

类 别 内 容 出 处 文献编号黑水城出土《炽盛光佛》丝质卷轴彩绘画（x2424）。黄道十二宫和星神图像《炽盛光佛》，主尊炽盛光佛，红色，双手交叠于膝上，手结三昧印，持法轮，坐于莲花座上。周围有十一星曜，两侧绘十二宫，主尊上方左右两侧为二十八宿星神，十一曜星神围列于主尊下方。《炽盛光佛》2 幅，构图相似。上方为黄道十二宫、二十八宿和祥云。左右两侧和下方绘十一星曜。贺兰宏佛塔出土绢质彩绘。西夏时期的星曜卷轴画二十四幅。内容主要为十一曜、十二宫和二十八星宿围绕炽盛光佛图，或者是单幅的星神图。俄罗斯艾米塔什博物馆。

二、西夏天文历法研究述要

最早进行西夏出土历日文献研究的是陈炳应先生，他在1985 出版的《西夏文物研究》中，对甘肃小岘沟发现的墨书汉文日历和英国藏格林斯蒂德在《英国博物馆季刊》24 卷刊布的夏汉合璧西夏历日作了考订。通过详细地考证，确定了甘肃小岘沟发现的墨书汉文日历的时间为夏仁宗人庆二年（1145）。而英国藏夏汉合璧日历的时间则被考订为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并以此说明此件日历为迄今所知使用西夏文字的最早的实证［4］314-323。

以传统文献为基础资料，研究西夏天文历法的文章最早的是汤开建在1985年发表的《西夏天文学初探》一文，说明了宋历和藏历在西夏境内的使用情况，特别强调了西夏时期在其境内流行的五行配十二属，加以阴、阳的纪年法，证明了藏历对西夏纪年的影响；梳理了西夏自制历法、设置天文机构的情况，通过西夏与宋观测天象记录的不同，认为在西夏德明时期已设置了专门的天文机构；利用《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等世俗资料，《大方等日藏经》、《宿曜经》等佛经资料及敦煌壁画，将二十八宿、黄道十二宫及星神图像等纳入西夏天文历法研究的考察范围［5］。其后宁夏大学的苏冠文教授在2009年发表了《西夏天文历法述论》一文，利用传统文献，结合《番汉合时掌中珠》、《圣立义海》、《文海》、《月月乐诗》、《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出土文献，论述了西夏人关于宇宙和天体的认识、物候知识和历法的应用等几个问题。特别强调了利用有关占星术的文献来考察西夏的天文历法，并注意到在占卜文献中，记载了观测异常天象如彗星、流星、日食和行星凌犯恒星等现象，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西夏的记载较多，以此证明西夏比中原地区更重视占星术［6］。

随着俄藏、英藏、中国藏黑水城文献的整理与出版，更多的西夏古历日文献被刊布。基于这些新发现的历日文献，2001年，史金波发表了《黑水城出土活字版汉文历书考》，对TK269、TK297 和Инв.No.8117 作了考订，并将此两件历书与Инв.Νо.5229、Инв.Νо.5285、Инв.Νо.5306、Инв.No.5468号历书残页进行了比对，确定Инв.Νо.5285、Инв.Νо.8117、Инв.Νо.5306、Инв.Νо.5229、Инв.Νо.5469号历书都是宋嘉定辛未四年、夏仁宋光定元年（1211）的历书，涉及了该年三月、四月、五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共7 个月的历日，并得出以下结论：1.这些残历书是早已失传的古历，2残历书是有确切年代最早的汉文活字印本，3.残历书是西夏印本［7］。2006年，史金波又撰写了《西夏的历法和历书》一文，论述西夏的历法和历书。在历法方面，证实卜算院是西夏官府观测天象、修纂历书的机构，说明西夏和中原王朝一样，也是前一年的十月由历算部门进呈下一年的历书，印刷后通行境内。根据黑水城出土的编号为Инв.Νо.8214 的西夏文历书残页序言的翻译和研究，说明了卜算院的负责人即头监都是汉姓，可能在西夏编修历书的多是掌握先进天文历法知识的汉人。另外又说明了Инв.Νо.8214 文书序言中提到的杨师裕既是修史的太史令又是修历的卜算院头监。在西夏的历书方面，概论性地介绍了刻本西夏文历书，写本西夏文—汉文合璧历书，汉文刻本、写本历书和活字版汉文历书。［8］

在《俄藏黑水城文献》陆续刊布时，敦煌研究院邓文宽先生也开始注意到了黑水城出土历书的文物和文献价值，2000年撰写了《黑水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考》一文，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TK297 号历书残页作了详细地考订，认为此件历日为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属于南宋《淳熙历》的实行历书［9］262-270；同年，邓文宽又撰写了《黑城出土〈宋嘉定四年辛未岁（1211）具注历日〉三断片考》一文，对俄藏Инв.Νо.5285、Инв.Νо.8117、TK269、Инв.Νо.5469 四个历书残页所记载残历的月份、纪年地支、纪年干支和绝对年份作了详细考订，认为这四个历书残页为南宋嘉定四年辛未岁（1211）具注历日，并且属于南宋《开禧历》的实行历书，且是现在所知《开禧历》的唯一实行在书［3］271-289。2007年，邓文宽先生又发表了《〈黑城出土西夏皇建元年庚午岁（1210）具注历日〉残片考》一文，利用建除十二客同纪日地支间固定的对应关系和二十八宿同七曜日之间的对应关系，考订英藏黑水城文献K.K.Ⅱ.0292（j）号历书为西夏襄宗皇建元年（1210）具注历日，同时，文中特别说明了《黑水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考》和《黑城出土〈宋嘉定四年辛未岁（1211）具注历日〉三断片考》两篇文章应分别更名为《西夏乾祐十三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和《西夏光定元年辛未岁（1211）具注历日》，即同意此两件历日残页为西夏时期历日文书的观点。［10］

对西夏历日文献研究着力最多的是彭向前先生，《一件黑水城出土夏汉合璧历日考释》一文，以“冬至”为突破口，结合每月的朔日干支和大小月，并利用二十八宿直日的记载与“七曜日”加以对比，对《中国藏黑水城文献》中编号为G21·028［15541］的黑水城历日文书作了重新考订，考订该件历日属于西夏乾祐二年辛卯（1171）而非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丁亥（1047）历日，并对陈炳应先生在《西夏文物研究》中对该件残历中的西夏文“白露”和“霜降”的翻译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认为史金波在其《西夏社会》中，“白露”用西夏文“露寒”表示、“寒露”用西夏文“寒霜”表示、“霜降”用西夏文“露白”表示的翻译更为准确［11］。其后，又对中国藏黑水城出土元代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残历（编号M1·1287［F68：W1］）、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残历（编号 M1·1282［F21：W24a］）和英藏西夏仁宗乾祐二年（1171）残历（编号Or.12380-3947）及俄藏西夏仁宗乾祐七年（1176）历日（编号Инв.Nо.8085）作了比较研究，依据历注建除十二客、年上起月、二十八宿注历、行星位置注历等内容，对其年代和内容作了考证和勘误，首次指出西夏历日文献中有大量长期观察行星运行的记录［12］。

对俄藏黑水城Инв.Nо.8085 号文献的研究是关于西夏历日文献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此件文书在西夏历日文献中时间跨度最长，历经西夏崇宗、仁宗、桓宗、襄宗四朝，是目前所见中国保存至今历时最长的古历书，是西夏历法研究在资料构成上的主体部分［2］6。2006年，史金波撰文《西夏的历法和历书》，对此件历日文献作了初步研究。其后，彭向前先后发表了《俄藏Инв.Nо.8085西夏历日目验记》、《出土历日文献考证本题》和《西夏历日文献中关于长期观察行星运行的记录》三篇文章，对此件历日作了进一步研究，提出Инв.Nо.8085 号历书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涉及朔日、闰月、月大小、二十四节气、二十八宿注历、九曜运行周期等天文历法知识，也涉及纳音五行、八卦游年、男女九宫等术数知识。2018年出版的《俄藏西夏历日文献整理研究》是有关此件历日文献的总结性成果，也是西夏历日文献研究唯一的专著。这本专著分上下两篇，上篇是以Инв.Nо.8085 为基础材料，对西夏天文历法做了深入的研究，首次发现西夏历书中的数字与地支的组合是以十二次为背景记载九曜运行情况的，而非学界普遍认为的记时系统；首次利用男九宫与年九宫一样同纪年地支有相同的对应关系这一原则，确定古代残历的定年，是对残历定年方法的又一拓展；指出了二十八宿注历、八卦配年、六十甲子纳音在西夏历日中的特点。提出以下观点：1.西夏二十四节气来自中原地区，而把小满称作“草稠”，把芒种称做“土耕”，是西夏人根据自己对自然界物候的观察作出的改动；2.西夏历日可能是因北宋《纪元历》而有所增损，下篇考释部分，是对Инв.Nо.8085 历书的年代、朔日、闰月、月大小、二十四所等做了最大程度的复原，制作了“西夏历与宋历朔闰对照表（1120—1207）”，极大提高了西夏纪年的精确性。［2］1-2

星命、占星、六壬课、二十八宿、黄道十二宫和星神图像也是西夏天文历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与西夏星命、占星、六壬课、黄道十二宫和星神图像的相关行为，从其出发点来讲，是与星宿神灵信仰有关，是西夏星相术士们通过观察星曜变化来预测吉凶祸福，主要是以祈福攘灾为目的，是佛教信仰世俗化的表现［13］168，但这客观上体现着西夏人对天文历法知识的理解。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有一部分就是有关星命、占星等方面的文书，近40年来，相关研究也有不少，如韦兵、秦光永《俄藏黑水城文献Nо.5722〈谨算〉星命解读》，荣智涧 《西夏文〈谨算〉所载图例初探》，赵江红《西夏文〈谨算〉星禽研究》，聂鸿音《西夏文献中的占卜》，赵坤《西夏占卜类型的理论差异与知识接受——以卜法、易占、星占为中心》等星命、星占类和六壬课类的文章，主要讨论的是对这些占卜类文书的考释与版本和西夏占卜理论源流等问题，并不涉及西夏天文历法的内容。而涉及西夏天文与历法问题的有两篇文章：杜建录、彭向前《所谓“大轮七年星占书”考释》和韦兵《星占、历法与宋夏关系》。

《所谓“大轮七年星占书”考释》一文从星命术出发，讨论了西夏岁星纪年法，确定了“大轮七年”与“巨蟹宫”在一起书写，是将黄道十二宫与传统的十二次联系在一起，“巨蟹”正好与十二次的“鹑首”相应。而“大轮”是指岁星运行的轨道，由西向东，每12年绕天一周。“巨蟹”、“鹑首”正好对应12年的第7年，“大轮七年”相当于说“岁在鹑首”，它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岁星纪年法，应该是民间星命术士在实践中的简便运用［14］215-225。《星占、历法与宋夏关系》一文利用传统文献，解构天文现象与历法颁赐在宋与西夏的军事冲突、交聘往来中起到的重要作用［15］。

研究关于炽盛光佛为主题的黄道十二宫、十一曜及二十八星宿为内容的星曜绘画与经变画，反映了西夏的星曜崇拜现象，表现了西夏人对天文现象的理解。

最早研究西夏星曜崇拜的是苏联学者聂历山。1931年，聂历山在国立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年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12世纪西夏国的星曜崇拜》。文章指出，西夏人是通过翻译汉文或藏文佛经，认识和了解的佛教的观星术，然后观察并记录星相。文章认为西夏人关于罗睺是引起日食和月食的根源，证明了西夏是继承了部分印度的星曜文化，但从九曜变成十一曜则证明西夏更多借鉴的是中原地区的星曜文化［16］。《西夏王国的星宿崇拜——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黑水城藏品分析》讨论的对象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黑水城藏品中12 幅表现星神的作品，全面披露这批珍藏，并从文化、宗教、造像和风格等角度出发，对这些作品进行排比、考察分析其布局和图像的演变，从而揭示出11世纪至14世纪中亚与汉地流行的星宿崇拜的真实面貌［17］。除此之外还有崔红芬《从星宿神灵崇拜看西夏文化的杂糅性》、韦兵《日本新发现北宋开宝五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星图考——兼论黄道十二宫在宋、辽、西夏地区的传播》等相关文章，也都是从星曜崇拜的角度考论西夏星相文化的源流及表现。

注释：

①转引自崔红芬《西夏汉传密教文献研究》第三章《炽盛光佛与星曜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