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忠

（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西 柳州 545001）

一、报恩寺的建置由来

报恩寺见于今存典籍记载，最早为明初《寰宇通志》所载：“报恩寺，在融县南五里，宋建。”《寰宇通志》直接依据各地于明初呈送的志书等地方文献，因此可知，由宋至明初报恩寺仍然存在。明嘉靖、万历、清康熙、嘉庆《广西通志》均未记此寺。乾隆《柳州府志》卷十七记载：“报恩寺，在城西南真仙岩，宋建，今圮。”道光《融县志》卷四载：“报恩寺在灵岩，圮。”民国《融县志》卷二《古迹》记有真仙岩寺，同卷《真仙岩名迹》记载报恩寺已圮。新编《融水苗族自治县志》第二十三编第六章第四节《宗教信仰》记载：“宋代为融水境内佛教的鼎盛时期，凡县境中山水明秀处，均建有佛塔佛寺，不下30余座。”但未记寺庙名称。《广西通志·宗教志》记载融水报恩寺：“宋建，清圮。”

融州真仙岩报恩寺至迟于北宋初期已经建立。笔者研究认为：报恩寺是继承唐、五代时期的寺庙而来，即真仙岩内唐代已有佛教寺庙设立。考察广西佛教历史特别是桂林、柳州的佛教传播史，佛教传入融州的时间不会晚于唐代，真仙岩佛寺的出现亦当不晚于唐代。例如柳州灵泉寺建立于唐代，柳宗元《柳州复大云寺记》记载：“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云寺在水南。”灵泉寺并未列入，其原因见于宋人王安中《新殿记》记载：“灵泉在水南立鱼山趾，寺蔽于仙弈之腋。唐刺史柳侯记二山水石、洞穴、鱼鸟、草木最详，寺独不录，又不得例大云见于它文。问之父老，昔盖陋甚。自变律为禅，乃始大作门堂楼殿，欲以冠冕南方。”灵泉寺由唐代“昔盖陋甚”之民间私立寺庙，经宋代“变律为禅”，进而“乃始大作门堂楼殿”，成为官寺。设若仅据柳宗元文，则灵泉寺在唐代已存在亦无所据。因此，真仙岩内报恩寺由唐代民间寺庙发展而来，有相应社会条件印证其可能性。新编《融水苗族自治县志》第二十三编第六章第四节《宗教信仰》记载：“佛教大约在唐代时传入融水，1987年在融水出土的铜钟就是唐代寺院中的大型器乐。”铜钟款题“信乐寺”，时间为唐贞元三年（787）。信乐寺具体所在不详，但唐初佛教已进入融州，则是无疑的事实。

二、报恩寺的建筑规制

梁思成《中国建筑之特征》提到“今日之治古史者，常赖其建筑之遗迹或记载以测其文化”，因为“建筑活动与民族文化之动向实相牵连，互为因果者也”。此论深邃痛切，研究宋代融州真仙岩景观建筑，其原因与目的正在于此。

报恩寺建筑布局适应真仙岩具体环境，遵从宋代禅宗寺院规制，在广西宗教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等方面具有典型意义。报恩寺位置布局、寺院整体及相关建筑，淳祐二年（1242）杜应然《融州老君洞敕赐真仙岩之图》（下称《杜图碑》）、淳祐五年（1245）甘有立《融州老君洞图》（下称《甘图碑》）详细清晰绘刻，同异详略之间可互证互补。这是因为宋代禅寺完整形式已无留存，而宋代佛寺图例清晰绘刻且存世者，可谓极其珍贵。

《杜图碑》山门题“报恩寺”，左为“禅林”，右有“仙关”牌坊，以此与其他建筑区间隔断。进殿前院，侧有“僧堂”，左右为厢廊式建筑。“金仙殿”前设置经幛两座。大殿两侧右为“佛阁”，左为“钟楼”。殿后进入“法堂”，左右为“行堂”“戒坛”，之后为“方丈”。最后为“宝藏”之地，侧旁有“观音阁”。《甘图碑》报恩寺建筑刻绘与《杜图碑》基本一致，手法略异。相异处为名称不同，或文字详略不等，刻绘细节不同之处则如山寺门帘作迎风飘起状。

宋代禅宗寺院基本延续唐代传统。寺院堂殿配列有一定之规，但具体某一寺院则因所处位置不同而略有差异。布局以院为单位，体现中心区十字格局，即“山门朝佛殿，厨库对僧堂”格局，而整体则取纵深走向，适应于真仙岩地形。宋代大寺院各重要建筑，报恩寺多具备，钟楼、戒堂等均依规制构建。另外，佛寺必备设施如“寝殿”“厨子”“食堂”“厕所”等，则因重要性稍次，或观念不及，或刻版所限，未一一标刻。各相关建筑无一定不变之局，尤见报恩寺建筑之特色。

（一）“金仙殿”与“大佛殿”

报恩寺建筑《杜图碑》与《甘图碑》名称有异，有出于宗教称谓之不同。《杜图碑》“金仙殿”即《甘图碑》“大佛殿”。金仙本为道教仙人最高境界，宋代以“金仙”指称佛教最高果位，源于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正月乙卯下诏：“佛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之号。僧为德士，寺为宫，院为观。”（《宋大诏令集》卷二二三）。因此可知，北宋前期，报恩寺大殿原名在宣和元年（1119年）时改额名“金仙殿”。《杜图碑》直至刻碑时仍然以此刻题，但并不意味此时仍然题额“金仙殿”，因杜为道教中人，习惯以“金仙”称指佛教最高果位，此由《甘图碑》题为“大佛殿”可证。

《杜图碑》“行堂”，《甘图碑》称为“官厅”。“行堂”为行者居所，又作“行者堂”“行者寮”，见于《敕修百丈清规》卷二《训童行》：“行堂前，挂牌报众。”同书卷五《沙弥得度》记载：“行堂鸣钹，引剃头人出。”

（二）融州“戒坛”

报恩寺“戒坛”尤其值得注意。宋代僧尼必须开坛受戒为沙弥，是到桑门的必由之路，戒坛因此设立。《宋会要辑稿》道释二之一记载宋代七十二戒坛分布，未包括广西、广东及陕西三地。实际情况不可能，因为无法想象广西僧尼受戒要远赴广西路之外其他地方。此前有研究者考证陕西兴元府唐安寺有戒坛院、广东潮州设有戒坛，即在《宋会要辑稿》记载之外。今从《杜图碑》《甘图碑》刻绘“戒坛”，证明融州有戒坛设置。《宋会要辑稿》记载开坛受戒仪式：每遇诞圣节开坛受戒，上设十座，说三百六十戒。又有宋代地方志记载，临坛僧二十余。据此，则受戒时请高僧十名或二十余名进行说戒。以此规制可知融州举行受戒法式情形，此亦为研究广西佛教史之重要事证。

（三）佛阁

真仙岩内有两处“佛阁”。《甘图碑》一处建筑标名两字难以释读，下字似为“氏”字，对应《杜图碑》的“佛阁”。此文字不同，或亦如“金仙殿”之与“大佛殿”，称谓虽异而实同一。宋代禅寺建筑内普遍设立经藏或轮藏。报恩寺“佛阁”位置与僧堂、法堂相近，当为佛经收藏之处（真仙岩报恩寺为官额寺院，得赐佛经等物），供僧人读诵。现存佛教寺院大多为明清之后规制，寺院后部通常建有“藏经阁”，分上下两层，下层称为“千佛阁”或“万佛阁”，意为众僧诵读佛经之处。

又一“佛阁”见于《杜图碑》诗并注记云：“刘侯布德于融郡，父宿兴祠立寿容。刘侯出镇玉融□□□□□□□□□文艺□□□□□□□□祠，创佛阁，两年布政，百废具举。”刘邦凤于淳祐二年（1242）在广西提点刑狱公事任上曾“创佛阁”。此“佛阁”似非报恩寺内用于收藏佛经之佛阁，原因在于寺内各建筑久已依规制布局修建，不待此时方“创建”。

另一“佛阁”即与佛教相关之阁楼。《杜图碑》：“近寺石崖小岩，有自在观音菩萨石相。壬寅岁夏，川僧住持因重修法堂见之。提刑刘大夫施钱百阡，命福老于藏前创一阁，扁曰清净，□□望之。”此“藏前创一阁，扁曰‘清净’”当即所创建之佛阁。

（四）宝藏

《杜图碑》报恩寺内有“宝藏”，《甘图碑》作“天坞宝藏”，为文字详略之异。“宝藏”位置在寺内最后部，亦最隐秘处。所藏何物未见说明，据佛寺规制，当为收藏佛祖法物、圣物之属。宋代官寺多有赐物，如佛宝、御书、藏经等。可参考之例，如日本僧人于开封启圣院所见，寺院后部有“佛牙堂”，宝藏佛牙一枚。融州报恩寺“宝藏”之物当为此类，否则不至以“宝藏”名之。

（五）经幢

《杜图碑》金仙殿前立有石经幢两座，分置左右。中唐以后经幢为多段石柱和多层盘盖相间叠加，盘盖四周雕出垂幔、飘带、花绳等图像。至北宋石幢雕刻内容日益丰富，花纹装饰日趋华丽，经文所占比例则日渐减少。《甘图碑》绘刻较简，基座之上以树枝形示意。《杜图碑》绘刻繁复，幢基、平座石、幢身、腰檐、上檐、幢顶相叠，一一可见，有如微雕。殿前经幢所刻何经无记载，据悉融水当地有人收藏有经幢拓片，经考为《盂兰盆经》七语经咒，是否与此经幢相关，待考。报恩寺另有经幢一处，为张孝祥所书《金刚经》，《杜图碑》《甘图碑》所示在罗汉阁下。

（六）三藏殿

《杜图碑》“罗汉阁”之下为“三清诸圣”（道教），即《甘图碑》所标“三官堂”。但《甘图碑》“五百罗汉”（即《杜图碑》“罗汉阁”）至“三官堂”之侧标名为“三藏殿”（未绘出图形，或与“五百罗汉”图合一示意），此属佛教。《杜图碑》未标刻。

（七）五百罗汉堂

自唐代开始，一些大型寺院修建有五百罗汉堂。融州报恩寺于主体建筑之外，另有五百罗汉佛像堂，即《杜图碑》“罗汉阁”和《甘图碑》“五百罗汉”。嘉祐五年（1060）《融州真仙岩新修五百罗汉佛像记》记载创建情形：“融郡之南，不远五里，有岩曰真仙：以石肖老聃，国赐此名，一郡之胜概甲于广西。岁有令节，倾城聚赏，故僧得衣欲来赏者有所瞻仰，以发善心。覩物兴思，人之常情也。所以募众僦工，创五百罗汉及佛相。”（五百罗汉）“数虽众，而人施一相，费轻易举，不穷人之财也。费轻而举易，不在论祸福，人之乐从，则不损佛之教也。倚岩构堂，鲜费土木，不劳而成，不苦人力，则不陷佛于贪邪也。创一事而三善立，于僧之果此为得矣。”五百罗汉佛像堂达如此规模，可见报恩寺规模、规制及地位。

（八）张孝祥书《金刚经》碑

张孝祥大书题刻“天下第一真仙之岩”往往为人所乐道。然宋代之后及今研究文论从未涉及张孝祥书刻佛经于真仙岩之事。《杜图碑》刻绘“金刚经”一处，置于碑亭中，题诗并注云：“一石镌经显居士，万碑题咏称名公。于湖居士书《金刚经》□□□□□□□□□石以亭盖□□□石乳□□□□□□□□，三次修换，显其张公墨迹。岩中奇特，足称士夫题咏，碑刻甚多。”残文不碍大意，指张孝祥书《金刚经》刻碑立于真仙岩，其间经三次修换，方得完善。《甘图碑》亦标有“金刚经”安置于碑亭，与《杜图碑》一致。

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宋代名臣，书法名家。而立之前，书法名气之盛可见证于宁波天童寺《宋故宏智禅师妙光塔铭》。史称其人书艺亦未臻化境，朱熹尝谓“使其老寿，更加学力，当益奇伟”。乾道元年（1165）为静江知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有《朝阳亭记》等多件作品刻于桂林。张孝祥《于湖集》有关佛教、佛寺诗文甚多，真仙岩书刻《金刚经》尤见其心志所系。林半觉先生《爱国词人张孝祥桂游石刻研校》（《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仅记张孝祥于真仙岩题“天下第一真仙岩”。今据《杜图碑》《甘图碑》揭出张孝祥书刻《金刚经》，为宋代书法史、佛典传刻史增一重要内容。

（九）佛塔

中国佛教寺院的佛塔设置，早期居于寺院中心位置，至宋代多已移于院外。真仙岩有宋代佛塔，见于民国《融县志》第八编《古迹》所载：“真仙岩古塔，在岩门，石造，计七层，高丈余。每层四周镌有佛像，甚精巧。宋淳祐间杜应然建。塔已欹斜，作欲倒势，而数百年屹立如故。俗谓塔下有仙，理或然欤。为仙岩最著胜迹。”卷前有照片。杜应然为黄冠中人，自然不会建造佛塔，民国《融县志》所述有误。《甘图碑》《杜图碑》未见刻绘佛塔，以图碑方寸之地，景观未必能巨细无遗。石塔建置于岩门，符合宋代移于院墙之外的风气。《杜图碑》《甘图碑》未予刻绘，或亦与此相关。

（十）自在观音、罗汉岩

真仙岩报恩寺建筑之外，与佛教文化相关胜迹有自在观音、罗汉岩等，数量与道教胜迹相较为少，或反映道、释二教进入之先后，以及气象兴盛之有别。《杜图碑》载：“近寺石崖小岩，有自在观音菩萨石相。壬寅岁夏，川僧住持因重修法堂见之。提刑刘大夫施钱百阡，命福老于藏前创一阁，扁曰清净，□□望之。”发现并命名年代为南宋淳祐二年（1242），此时真仙岩内诸多自然名景已命名殆遍。

罗汉岩见于《杜图碑》所载：“罗汉数躯朝向北，斗星七位转回东。溪北有罗汉岩，石柱有转山北斗相。”命名时间与岩内《五百罗汉像》塑造及罗汉阁建立时间相先后。

与杜应然同时，绍定元年（1228）刘继祖《刘公岩诗》记载真仙岩景观有“观音坐领诸罗汉，鸟猿白鹤相为伴”，此与“中有庞眉老仙伯，玉局高座为真宅”诸道教名胜相存相融，而“果然幻出神仙府，古佛老仙成同游”，实为真仙岩佛道文化共存情形生动体现，笔者将以“三教文化之典型”专题述论。

三、报恩寺的住持制度

报恩寺至迟北宋初期已建立。宋代寺院建制表明，官额寺院赐名、更名，往往背景相同、时间相同。据宋代文献可知，融州报恩寺名称几经变更，大体为：最初敕封“崇宁”（具体在崇宁二年九月），崇宁三年下诏在“崇宁”后添入“万寿”二字，而为“崇宁万寿”，以后又敕封“天宁万寿”，即将“崇宁”改为“天宁”（在政和元年），此后复敕封“报恩光孝”（全名为“报恩光孝寺”或“报恩光孝禅寺”，具体时间不详）。此为“报恩寺”更名大体情形，大凡北宋时期赐名“报恩”的佛寺，均如此数度易名。柳州灵泉寺由唐入宋，文献记载先后得名“天宁万寿禅寺”“报恩光孝禅寺”（绍兴七年），与真仙岩报恩寺可以互证。《永乐大典》引明初《苍梧志》记载“报恩光孝禅寺”初名慈福寺，“宋崇宁二年改赐崇宁万寿禅寺，政和元年改天宁万寿禅寺，后元改今额”，亦同样可证。官额寺院、道观依朝旨诏令执行，具有同一性。真仙岩道教“报恩观”数度改名，与报恩寺一致，可以相证。

宋代融州报恩寺所奉为临济宗，为宋代岭南盛行且一枝独秀之宗派。数百年之后，清康熙年间真仙岩《水月和尚舍利塔》铭文记载“传临济正宗第三十六代”，可知报恩寺法嗣代系。

北宋时融州报恩寺已是十方住持寺院，至于何时起实行十方住持不可考，但最迟不晚于敕封“崇宁”之时。崇宁二年十月下诏敕封崇宁寺观，如是师徒甲乙承继者，必须改为十方住持制度。宋代禅寺不断分化，形成多种类型，有甲乙住持院、十方住持院和敕差住持院三种，后来取消敕差住持院。甲乙住持院是师徒相承制，从属一定宗派，很少更改。十方住持院则是由各方公请著名僧人住持。实行十方住持制度后，寺院主首（建炎年间通称为住持）由官方决定或监督选举产生。住持制度与寺院经济有着重要联系，如佛寺修复寺院、大兴堂殿需要经费，相当部分可得自于官府提供。《庆元条法事类》记载，原为甲乙住持制承续，因“毁坏寺观不能兴葺者”，可以按十方住持制另由官定主首，据此可以获得官府资助，以修复寺观。报恩寺在宋代能够长期存在并积极扩展，与其属于十方住持制下的官寺有着重要关系。笔者曾对宋代佛教仪轨等有所探讨，收录于拙著《广西文献知见录》《域史考镜辑存》，可参看。融州报恩寺因此得到朝廷诸多赐给，依制每遇天宁节，“节镇州与紫衣、度牒各一道”，并“赐经一藏”（《宋会要辑稿》礼五之十五），报恩寺自然在受赐之列。此时按朝制，报恩寺已专用于“祝圣道场”，即专用于为皇家祈祷，民间祈祝活动必须改在他寺进行。

北宋时期报恩寺僧职、融州僧官设置，见于《融州真仙岩新修五百罗汉佛像记》（曲江谭允撰文，太原廖成书，江夏黄顷篆额，嘉祐五年庚子三月三日刻立，桂林龙升刻碑）记录（嘉庆《广西通志·金石略》未著录），长期以来未引起注意并加以利用。碑文末有题名：

岩主僧德诚，管内僧判得文，管内僧监德暎，赐紫僧如白，前主首僧如观、如愿。

此则题款，不仅有助于了解报恩寺僧职以及融州僧官设置情形，而且对广西佛教史同样有重要参考价值。研究表明，宋代于经制州设有“僧正司”，置“僧正”“副僧正”“僧判”。融州报恩寺为官额寺院，相应设置有僧官管理。北宋时融州僧、道（道教宫观）管理机构已设置于真仙岩，直至明代。此题款反映出宋代报恩寺僧职（寺院主首等）、僧官（僧、道官历来有广、狭二义，广义为僧人、道士担任僧、道管理事务，即僧官）并列平行。“岩主僧德诚”即寺主（主首），亦即“住持”（建炎年间起主首通称“住持”）。僧判、僧监为执事僧。“管内僧监德暎”于熙宁八年（1075）八月一日咏真仙岩诗，题款为“都僧正释德暎”。“管内僧判”之“管内”为融州管内。“管内僧判”“管内僧监”即僧官，且由僧人担任（此与明清不同）。赐紫僧如白，即获得朝廷赐予紫衣的高僧。得赐紫衣有多种情形，其中每遇天宁节“节镇州与紫衣、度牒各一道”；宋仁宗天禧二年（1018）正月下诏，僧道正任满七年，可得赐紫衣、加师号，而在之前是五年之期（《宋会要辑稿》），因此僧如白很可能之前担任过融州僧道正。“前主首僧如观、如愿”则为前任主首。

有关文献往往只记录住持僧一人，其实北宋时期报恩寺的僧释人物众多，其兴盛状况为明清佛寺不可比拟。

南宋宝庆、绍定年间报恩寺住持为僧智性，绍定元年（1228）正月饶囗《刘公岩记》载：“郡守刘公囗暇，乘兴寻幽，访囗囗囗，见之囗囗囗囗，喟然叹曰：其殆山灵閟此清景，而有所囗乎？乃命报恩性老重开拓之役，捐钱七万以佐费，指授规矱，爰谋伐石。”题款：“儒林郎、柳州司理参军饶囗撰并书，乡贡进士、州学学正覃芹，乡贡进士、真仙囗（书）院山长梁翔磨崖，报恩住持僧智性开山。”刘继祖《刘公岩诗》题识“戊子元旬，领馆客游山，先登老人岩，次入真仙洞，已而纵观西峰新岩及弹子岩。因以古风四十韵纪始末，录呈诸丈，并简性公”，诗句“性公名共此山显，朱容专美于刘公”，“性公元是名佛流，为佛出力旁搜求”，题款有“开山僧智性摩崖”，称“性老”“性公”，可见智性居尊年长。融州知州、柳州司理、融州学学正、真仙书院山长以及幕客（馆客）等人与智性同游山水佳胜之处，并择址开山。情形如《刘公岩记》所述：“指授规矱，爰谋伐石，煅囗囗囗以囗囗囗竞施，畚锸偕集，不日而石囗囗囗，夷险平欹，锄榛刬类，隐然囗宅，囗明透彻，囗豁囗雾，万景现前。”“乃峙阁以奉古佛，敞庵以囗囗自囗大，进达横术，表以高阔，缭以周囗，花竹松杉，映带左右。”智性不仅主持报恩寺事务，而且另外开辟有佛寺。《杜图碑》记载：“近寺石崖水岩，有自在观音菩萨石相，壬寅岁夏，川僧住持因重修法堂见之。提刑刘大夫施钱百阡，命福老于藏前创一阁，扁曰清净，□□望之。”可确定淳祐二年（1242）时报恩寺住持为“川僧”。“川僧住持”是否为智性，无法确定。此时智性已退位或圆寂，由“川僧”继任住持，亦有可能。（“福老”二字据陈垣先生《道家金石略》，笔者所见图影处残损，为何人无考。）

另，真仙岩会一阁非智性所建。《杜图碑》载：“列三寺观学俱近，会一楼堂像阐洪。洞前有一寺、一观、一县学，三教俱全。绍定己丑，杜应然创阁在岩内，名曰会一，上奉三教圣相，下为钟、吕二仙堂。刘判府书阁名，唐司理为之记。”明确记载会一阁是杜应然于绍定二年（1229）创建，位置在御书阁旁。旧籍记录会一阁为智性修建，嘉靖《广西通志》卷三十六《台榭》载：“融县会一阁，城东五里真仙岩旁，宋僧智性建。宝庆三年融州参军唐麟记。”未记此时存毁情况。事实上，明初会一阁已毁，见于《寰宇通志·柳州府·楼阁》所载：“会壹阁，在融县真仙岩，旁有御书阁。以上俱废。”后出旧志辗转承袭，道光《融县志》卷四《古迹》记载：“会一阁在真仙岩侧，宋僧智性建。宝庆二年，参军唐麟有诗纪其事。久圮。”乾隆《柳州府志》卷十八的记载相同。杜应然、智性为同时代之人，杜应然不可能将他人所建揽为己作，因此会一阁并非智性所建。

四、报恩寺的结局

报恩寺由元入明已逐渐毁圮。元代偶存题刻诗所记多与道教物相有关。明弘治年间桑悦《仙岩记》于佛寺建筑未着一字。《徐霞客游记》仅载“僧栖”多次：“方徘徊延伫，而僧栖中有二客”，“其下则溪汇为渊，前趋峡壁，激石轰雷。其隔溪东崖，南与老君对者，溪上平耸为台，后倚危壁，为下层；北与僧栖对者，层阁高悬，外复疏明，为上层，但非鹊桥不能度”。“僧栖”即僧人栖居之处。此时尚有建筑“层阁高悬”，但已属遗构。建筑多已损坏，所遗诸多部件为徐霞客所见：“然窃计岩中有遗构，可以结桴小筏浮水，但木巨不能自移，还将与参慧图之。”参慧为岩中栖居者，“赴斋坛”于外间佛寺，尤见报恩寺趋于消寂的情形。

由明代至康熙年间，真仙岩仍有住岩（住持）僧。今存《水月和尚舍利塔》铭文记载水月和尚为临济正宗第三十六代僧人，“原命生于甲寅年正月初五日子时生，大限殁于乙丑年十月初一日丑时影化”，其舍利塔由众信善于康熙二十五年菊月望日捐资修建，而立碑则为其徒弟寂乾、寂融、寂超、寂纯等人。甲寅即万历四十二年（1614），乙丑年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水月和尚长期在真仙岩修持。乾隆《柳州府志》卷三十八《艺文》有殷弼《赠老君洞水月禅丈》诗：“浮生麋鹿性，强半属林泉。聚石来何日，班荆知有缘。芦花江上月，老子洞中天。握手同长啸，钟声破暝烟。”殷弼为明末至清康熙年间人，其寿命在道光《融县志》中有两说，一为81岁，一为90岁。禅丈与殷弼虽为僧俗两界，但年辈相同。此诗又见于道光《融县志》卷十一，作者为李文彧。李文彧卒于雍正三年（1725），此时距水月影化（得寿71岁）已整整40年。设若李文彧得寿60岁上下，则水月影化时李文彧年方20岁，既然年辈不同，“班荆知有缘”“握手同长啸”显非后辈对佛僧长老应用之语。

僧人有法名，有字号，因此参慧与水月是否为一人值得考虑。徐霞客于崇祯十年丁丑（1637）六七月间寓居真仙岩，住岩僧参慧多有助力，游记多次提及。殷弼诗题称“水月禅丈”，墓碑称“水月和尚”，“水月”为字号。设若水月为参慧（则“参慧”为水月法名）。徐霞客年辈较长，可径称其水月法名。因此推考徐霞客笔下的参慧有可能是康熙年间的水月禅丈（水月和尚），尚待印证。在此之后，僧人住岩修持可见证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八月梁廷桂撰《夏日招僚友游真仙岩记实》：“有僧高卧岩之薮，默默无□似得□。”

《甘图碑》背面，清康熙年间刻有修建《韦驮囗囗》碑文，今存碑石一角有“屋宇整备”“韦驮一尊尚无”“有住持”“募化楼殿工坐”残文，下列捐资姓名数十人中有王世臣、刘英世。道光《融县志》卷六《选举·贡生》记载王世臣为康熙三十三年岁贡，刘英世为康熙五十一年岁贡。王世臣、刘英世为地方乐于捐助者，另见于康熙三十七年《景滁亭碑记》题款，由此可知康熙中期报恩寺仍然有住持僧，并修建屋宇楼殿，因塑立韦驮像而劝募（明清寺院通常将韦驮像安置在天王殿弥勒菩萨之后，面对释迦牟尼佛像），可见当时报恩寺恢复到相当规模。此碑年款已残缺，如上推时间在康熙二十四年之前，“住持”当为水月和尚；如在之后，则应为另一承继者。

康熙年间之后，报恩寺未能恢复而趋于毁圮。乾隆《柳州府志》卷十七《寺观》记载报恩寺“今圮”，道光《融县志》记载“圮”，当为志书编纂者亲见记录，则乾隆年间报恩寺已毁圮。（本文资料得到融水覃超军同志襄助，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