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想象，1894年比利时传教士的雄心。竟然在茫茫的土默川上，选择巴拉盖建了天主教堂。

修围堡，挖城壕，组织自卫民团。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居然有了这方净土。直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环旧村通往村外水塘的城壕依旧是收纳和排放雨水的设施。

哥特式教堂，仿比利时布鲁日式钟楼，声震十余里的比国铸大铜钟。新式学校、育婴室、养老院、医院、电灯、无线电设备......让民国衰败的乡村溢彩，令巴拉盖声名远扬。以至一百多年后，从国外留存的明信片上，依然可见巴拉盖旧时的模样。

难怪西行考察的雷洁琼女士、陈其田、赵澄先生到访包头时，不惜在雨后的泥泞中，乘骡车探访巴拉盖;冰心女士亦在《平绥沿线旅行记》中对巴拉盖作了记载。

教士们执着的信念，汇聚成磅礴的力量，令人不可小觑。于是我无法入眠，浮想百年。

历史就是这么神奇，看似简单的施惠，却令百姓念念不忘……

围堡城壕

围堡为防匪而建，虽是土夯的城垣，却也庇护了巴拉盖人半个多世纪。当围堡成为殖民象征、发展的阻碍后，被人们先后推倒，化作村人垫院或制作土坯、抹墙的材料，彻底沦为历史的尘埃。

城壕防匪的功能不存在了，却成为村里雨水的汇聚之处。夏天，孩子们白日在城壕的碧波里游戏，夜间枕着蛙声入睡。冬季，划着冰车在冰面上梭行，任寒风把笑声送向悠远的天空。

春秋时节，飞过的鸽群嗡嗡的哨声划破长空，仿佛消逝了许久的钟声。

教堂、钟楼又建了起来，虽没有曾经的精美与沧桑，可与村里学校的楼一样雄壮。钟声又响起来了，新铸的铁钟不若铜钟嘹亮，可在扩音器的助力下，却也分外悠扬。

不知几时起，城壕成了倒垃圾处，之后被周边的人填土盖了房子。失去接纳分流雨水的城壕，雨中的村子宛若漂在水上。为了防水，家家建房时把毛石地基垒得又高又壮，毛石上面又浇筑了钢筋混凝土地梁，大街小巷成为一条条雨中的溪流。

尽管村中巷道都已硬化，但无处排水的困惑让村人叫苦不迭。此时人们才想起来百年前教堂规划城壕水系的合理性。央央七千余人的村庄，让急功近利的灰尘蒙蔽了双眼，没有人去阻止，甚至有人为占地庆幸，最终全村品尝了自然的惩罚。

四十多年过去了，没有几个人会回忆起曾经的城壕水系。只有村庄上边的云和雨还在苦苦地寻觅。这片水系的消逝，让百年老村少了婀娜多姿的秀美，让鱼虾、蝌蚪、青蛙难见踪迹，让洁白的渔鸥再也不来光顾。这还是蒙古草原“上帝眷顾”的地方吗？

许多年后，我站在村北的小桥上，望着城壕间耸起的房子，不由阵阵心酸。这还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吗？何须“笑问客从何处来”，恐怕连自己都觉得陌生。

这便是我的故乡，一个紧随时代而行，只顾忙着赶路，忘记仰望星空的百年老村。

铁匠铺

村里的鸡尚未打鸣，教堂里的鐘声便响起来。念早经的人闻钟而动，上学的娃娃们也被大人催起来背书。正街铁匠铺的烘炉也点着了，乔铁匠和徒弟架上铁锅，烘炉的火硬，很快水就沸腾起来，俩人各持一段擀好的面皮，揪下的面片准确地飞向铁锅。拌入胡油炝好的扎蒙、蒜末、花椒盐，香喷喷的铁锅面片就成了。打铁是力气活儿，铁匠的白面片儿可不是白吃的。

教堂里传出的诵经声与铁匠的打铁声融在一起。

铁匠打制的刀具、农具、掌铁结实耐用。打铁的乔铁匠像块铁，沉默无言，但心像烘炉一样火热。

徒弟文义的风箱拉得好，“片嗒，片嗒”的响声似乎要把老街唤醒。蓝炭被烘得红光满面，夹起烧红的铁块，乔铁匠的小锤引导着文义的大锤，叮叮当当地敲起来。

被钟声与锤音震醒的小公鸡伸着脖学打鸣，稚嫩的鸣音，引得圈里的猪哼哼直笑。豆腐房刚卸磨的驴忍不住吼了起来，值守一夜的狗们也懒懒地添上几声。街上作坊的灯都亮了，村子醒了。

故乡的人，每天在铁的敲打声中开始新的生活。打铁人的生活是枯寂的，可乔铁匠对铁块有着火一般的爱。每打制一个物件，乔铁匠都一丝不苟，反复地锤打后淬火。最后，把“凌”字戳号打在上边。“凌”字是他已故师傅凌铁的姓，也是他这脉匠人的金字招牌。只要顾主拿来“凌“字款物件，再添些手工费，以前的老凌、现在的乔铁匠，都会让它们再次复活。

“凌“字刀具是凌铁的骄傲，切菜刀、斩骨刀、杀猪刀、宰羊刀、剔骨刀、吃手把肉的小刀都被老凌赋予了生命，把把锋利无比，牲口们见了个个胆寒，屁滚尿流。老凌是蒙族人，他加工的小刀除了刀身锋利，刀把也特别讲究，用硬木、牛骨、红白铜片铆固的刀把，结实顺手，经过精磨后，分外的艳丽，耀眼。

常有不小心切了手指的妇人骂刀骂老凌，可没见有人弃用老凌的刀，老凌的刀闪烁着月亮般的银辉，照亮了村人的厨房。

老凌的蒙古小刀需要订制，一般人得不到，只有街上肉铺里的老杨有。老凌好吃卤肠，老杨从不收钱，自从老凌为老杨打制了小刀，老杨便刀不离身，这让村人都很眼热。据说，老杨六十年代用这把小刀杀死过一头成年的大牛，并用小刀剔的肉，骨是骨，肉是肉，丝毫不乱，且刀锋无损。可牛是生产队的，卖了一辈子肉的老杨受不了老婆儿子挨饿的凄惨，便做了那事。可怜一家人肉未入口，就被炊烟与肉香味揭发了。老杨不后悔蹲了一年班房，反倒是对儿子没吃上那锅炖牛肉耿耿于怀。“狗日的治保会，硬是没给孩子留下一块肉，连锅都端走了”。老杨一说起这出事，就会念叨上几句。

据说，乔铁匠也学会老凌的小刀打制技术，可人们从未见过乔铁匠露过这一手。老凌打制小刀的技艺，成为永恒的传奇。

“凌“字号农具结实耐用，是周边几十里农家不可缺少的家什，尤以“凌”字号锻打锹最为出名。凌字号煅打锹，狭长厚重、结实而锐利，斩芦草除树根一绝，在黄河附近的红泥地上使用得心应手。土默川地区清理民生渠时，巴拉盖人用的都是“凌”字号锻打锹，那锹干起活来从不拖泥带水，下锹顺当，起锹顺溜，扔土远而准，成为清渠工地的一道风景。

铁匠铺烘炉旁放着一只土黄色带盖的搪瓷大茶缸，里面是黑红的青砖茶汤。茶水里搁了不少盐，别人喝不下，铁匠说这样的茶喝了消渴还长力气。

村里的驴马骡都在铁匠铺装蹄铁，铁匠铺屋里的墙上挂着不少打制好的“凌“字号刀具。主家为省事或为了方便一般请铁匠开刃，淬火的水槽旁边有块巨大的弯月形磨刀石，开好刃的刀具在烘炉的映衬下，闪着红色的光芒，直射铺外。

牲口们见了那光就像失去了魂，铁匠伸手，牲口伸蹄，退钉修蹄甲钉蹄铁一气呵成。

后来，村里众多的牲口不见了，铁匠铺也不在了，乔铁匠与老凌铁一样成为一段沉封的记忆。抡大锤的文义，改行干了打井队，成为村子里先富起来的少数人。

鞋匠

巴拉盖有两个鞋匠、一个是背锅人三元，另一个是拐（瘸）腿人生生。

三元他三爹黄埔军校毕业，解放前去了台湾。五十年代，从台湾给大哥（三元爹）写来一封信，三元爹信没看到，反倒成了反攻大陆的“潜伏特务”。

三元爹害怕锣鼓镲的声响，一听到锣鼓镲声立马溜下炕，躲在灶火边发抖，屎尿失禁，口不能言。三元爹没挺过落实政策，死在了锣鼓喧天的七十年代。

三元家哥三个，大哥是教堂里的敲钟人，一辈子追随神父。二哥娶过媳妇另过了。落实政策时，民政部门给背锅三元每月十五元的抚恤金。当时，村里的教师每月才开二十八元，三元的十五元钱，也算大钱了。置衣物、打平伙，三元是村里最早的月光族。为了让三元留个后路，家人让三元学了鞋匠。

鞋匠除了会钉鞋、换底、纳鞋、钉“鞋云”（鞋掌，有金属、橡胶之分，类似蹄铁）外，还兼营各种胶板鞋底、塑料鞋底。女人们在家做好了鞋帮，来配鞋底，请鞋匠绱上。那时候，穿皮鞋的人很少，有皮鞋的人都相当的牛，鞋底常钉上铁“鞋云”，有如村里钉了蹄铁的马匹，相当的神气。走到供销社水磨石地面，那“咯噔”“咯噔”的声响，最是引人注目。男孩子那高兴样儿，胜过腰挂手枪的派出所民警;女女家穿上钉了“鞋云”的高跟皮鞋，愈加前凸后翘，那“噔”“噔”的声响，像一阵诱人的音乐。

三元鞋铺在铁匠铺斜对过，生生的鞋铺与铁匠铺一排略微靠东些。两个鞋匠同出一个师门，生生年长入师门早，三元尊生生为师兄。生生看不上三元三日打鱼两日晒网的做法，不大搭理三元。三元常在鞋铺里打平伙喝烧酒，生生一次也没去过。

生生手艺好，不爱吱声，一天就是干活，连个徒弟也没招下。三元手艺虽不像生生那般扎实，但幽默风趣挺招人。三元收了两个徒弟。都是背着“锅”的残疾人，三元虽有锅可身高尚在1.6米左右，两个徒弟身高都不及三元。师徒三人五口锅，成为村里一道新的“风景”。三元鞋铺胜在人多干活速度快，三元又开发了加工皮鞋的新生意，买卖自然红火。生生的家做鞋生意不景气，三元来邀生生做皮鞋生意，生生嘴上没说啥，可心里热乎乎的。师兄弟联手，垄断了村里的皮鞋产业。用村里一烂磨的话讲：“巴拉盖生产的‘锅拐牌手工皮鞋畅销了土默川。”

物价不停地涨，三元的抚恤金也涨到每月一百二十元，半年发放一次，三元早不靠这点钱了。三元做皮鞋挣了大钱，尽管家里要啥有啥，就缺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小徒弟仅后背有口锅，且锅不大，找了个不大机迷的女人走了。三元与大徒弟前后各背两口锅，花钱再多也踢搭不起个主，注定与女人无缘。三元与大徒弟两人买了录音机、音响，办起了露天舞会。别看两个人背着四口锅，但对音乐超有感觉，那鼓点踩的一个准;前后锅都在抖动，比起电视里表演的外国小丑丝毫不差。可惜两人的手工皮鞋没做几年，就被物美价廉的机制皮鞋取代了。

两个努力追逐时代，试图改写命运的背锅人，最终被社会的进步打败了，双双沉溺入酒精的快感里。不过几年，师徒二人相继离世。

岁月不会停歇前进的脚步，任人们努力地追赶。或许人生永远是一个未知数，谁也不知道最终的结局。

麻福禄

麻福禄不姓麻，因他爹他爷都是麻绳匠，村人便把他家人冠了麻姓。

麻家正宗贫民出生，上两辈人纺麻绳、织麻袋也没攒下几个子儿。红彤彤的新中国让麻家扬眉吐气，他爹麻贵当了贫协主任。老麻贵踢拉着一双烂鞋，穿着皮皮片片的破烂衣，跟着村支书跑前跑后。最后，分了两间房，有了安身处，娶了媳妇，有了麻福禄。

麻福禄从小机灵，继承了他爹麻贵的会来事儿。这小子能抓住人的短处。小时候上学天天有白面烙饼吃，烙饼都是地主、富农家的孩子给他上的贡。麻贵不参加生产劳动，就凭两条勤快的腿把子，给支书、队长鞍前马后地跑腿、传话，居然过上了好日子。麻福禄十六岁那年，老麻贵给村支书的儿子过河对岸说媳妇，喝多酒把车骑到了黄河里，连尸首也没找回。麻福禄的娘改嫁走了，剩下麻福禄一个人。

麻福禄年纪不大志气高，热衷政治运动。每次运动麻福禄都特别的亢奋，打起人来从不手软。无论老幼妇孺麻福禄都下得去手，自号“铁面无私赛包拯”。村里好几个地主、富农都在麻福禄的手底下吃过大苦头。麻福禄仗着他爹，又有支书、队长支持，在生产队里吃香喝辣。除了开展政治斗争打骂人，漏开空还好往女人堆里钻，与村里好几个不正经的女人说不清。

麻福禄和我家一个生产队，但此人向来心黑手辣，根本不顾及什么乡情。有一年，土默川民生渠沿线各村出渠工，清理渠里的淤泥。五十多岁的爷爷出了渠工，碰上了麻福禄。别人一起干活，轮着担土。此人不担土，只管装土。每次把箩筐装得满满的，硬是把一声不吭的爷爷压吐了血。旁边的人看不惯说：“老汉岁数不小了，箩筐装平就行了，哪能装这么满。”麻福禄阴着大长脸说：“地主富农不干活儿，社会主义要他们干甚！”爷爷出渠工被麻福禄整坏了身子，时常咳嗽，厉害时喘不上气，有时还吐血。

第二年再出渠工时，父亲从煤矿赶了回来。麻福禄还是那套路，他想把父親也整倒。父亲中等身材，自幼没受过重苦，但有把好力气，一人用绳可把五袋水泥背走。村里出外工时，人们都愿意与父亲搭伴，人们图的就是父亲这把力气。麻福禄嚣张地喊着：“你不是大力士嘛，就担满筐土。”父亲没吱声，试着担了两担，果然重得不同凡响，难怪爷爷被压得吐了血。父亲要求装少些，麻不应许。倔强的父亲挑起了担子，边走边晃了一下扁担，不堪重负的扁担啪的一声断了。村里人都说：“装的土太多了，扁担都压断了。”父亲再次要求少装些，麻不为所动，又从别处找了根扁担让父亲接着挑。父亲再次挑起担子，第二根扁担又断了。旁边人也生气了，都怪麻不讲理，麻恼羞成怒地喊着：“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破坏集体生产工具”的口号，踹了父亲一脚。父亲愤怒的火花早已燃起，手里抓着半截扁担向麻捅去，麻一低头，后脖梗被木荐扎了好几条血道，麻福禄发出杀猪般的嚎叫。结果，麻又被村里树为保护集体财产的英雄，张家负责出麻的医药费，父亲在公社学习班关了半个月。就这样，麻福禄与我家结了仇。

七十年代后期，队里时常分些西瓜、葫芦、豆角、茄子、土豆之类的应季瓜菜。分东西都需排队，爷爷每次最后去，分到的东西品质很差。有次，大队的喇叭刚刚喊了队里分土豆，大我十岁的小姑带着六七岁的我拿了两条毛口袋去排队。我们去得早很快就轮上了，可过称的麻福禄一听是张家，便把毛口袋扔到一边。骂骂咧咧地说：“贫下中农还都没分呢，哪能轮上你们这些地主老财。”小姑气哭了，我也生气了，捡起一颗土豆丢到低头看磅秤的麻福禄头上，“啪”地一声土豆跳了起来，周边的人发出一阵快活的笑声。我被那笑声鼓动着，又拾起一颗土豆投向了麻福禄，这次被麻福禄躲开了，恼羞成怒的麻福禄骂着：“小小年纪，就敢像贫下中农进攻了。”扬起了他的黑手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我的小脸立马留下五个通红的指印，眼前一黑背过气了。我是在小姑撕心裂肺的哭声和一位老妇狠掐人中后醒来的。我的耳膜痛得厉害，鼻口鲜血淋淋。生产队的人停下了分土豆，都开始谴责麻福禄对我的恶行。“太过分，才多大点儿孩子。”“小孩子懂什么，还给人家娃娃上纲上线。”“麻福禄真是没人性的东西。”.....面对激愤的群众，队长立马说：“这次先给张家分”“人家娃娃早就排了队，凭啥不给人家分”“分东西还凭成份......”我们家终于分到了匀称的大个儿土豆。那年，奶奶削土豆做饭时，总要落一阵泪，念叨几句：“这是我孙子拿命换来的山药蛋”。成年后我的一只耳朵辨声差，估计就是那时落下了毛病。

改革开放后，勤劳的爷爷、奶奶和母亲一起种地，父亲在煤窑做工，张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考学成功，毕业留在城里工作了。我也几乎遗忘了可恶的麻福禄。

与麻福禄再次见面，是在奶奶的葬礼上。家乡是土葬，奶奶出殡时，四十多岁的麻福禄主动来抬棺，在家乡抬棺人免费吃席，还有两盒好烟，一瓶好酒可拿。我再次审视了麻福禄，高大的身材狭长的瘦脸，一双大眼无神，眉毛虽黑脸上满是风尘。曾经耀武扬威的麻福禄，讨好地向我问好。我懒得搭理他。

起灵前，麻福禄跪在奶奶棺前，为奶奶烧了纸钱。麻福禄一边磕头一边说：“三婶，您一路走好！”抬棺刚走几步，麻福禄肩上的杠子就沉得支持不住，连支杠也伸不进去，别人想替都伸不了手。身形高大的麻福禄缩成一团，眼眶里的泪珠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唢呐声伴着麻福禄的哀号声为奶奶送行。善良的父亲看不下去，伸手替下了麻福禄，棺木一路走得特别顺当，没有一个人再感到压力。人们都说：“这是老太太对麻福禄的惩罚。”麻福禄吓得在坟地一个劲地给奶奶磕头。

我怪父亲请麻福禄为奶奶抬棺。父亲说：“没请，是他自己来的”。“他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人的事，大概良心发现了吧。”“都那么大岁数了，过去的就过去吧。”父亲打断我的话。

時光流转，自有千秋。无论时代的悲哀，还是个人的苦难，都像黄河水一样东流而逝。又何必在乎那点陈年往事，我已释怀。

后来，听老家的亲戚讲麻福禄得了一种癌，吃不下饭，浑身疼痛难忍，像狼一样嚎叫了三个月才死。

父亲还为他惋惜了一阵……

张常胜，包头市作家协会会员，青山区作家协会副主席。2009年开始文学创作，诗歌、散文、小小说、艺术评论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