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喆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持续快速的增长，其中人口红利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进入重大转折期，后人口红利时代业已悄然来临。

后人口红利时代来临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七年出现双降，七年间减少了2600余万人。受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的影响，劳动力供给总量正在下降，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也首次出现下降，预计今后几年还将持续下降。同时，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也将进一步加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给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带来挑战。

通过回顾我国2007年至2018年这十几年的人口出生率（详见下图）可以发现，我国的出生率整体而言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仅在国家推出“全面二孩”政策的当年（2016年）有小幅度的提升，但随即又逐年下降。如果着眼于全球范围来看，非洲、西南亚、拉丁美洲的人口出生率最高，大多数国家均高于40‰；其次是东南亚、南亚地区，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出生率为20%～29‰；再次是欧洲与北美洲、俄罗斯与澳大利亚，其人口出生率为14‰～20‰；而我国和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欧洲部分国家则同属于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国家。

与低人口出生率相对应的是，我国60周岁以上老龄人口的数量及比重则逐年攀升（详见下图），老龄化程度及影响也在不断加剧。国际上通常把60周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时作为国家和地区进入老龄化的标准。以此为标准，我国自2000年起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近年来老龄化现象愈发明显。

如果将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人口比作蓄水池，那么目前我国的情况是，水龙头的出水量（人口出生率）较低，而蒸发量（人口老龄化）较高，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蓄水池的水（劳动力人口）将会越来越少。

宏观政策的变化

如前所述，随着多年以来低人口出生率的长期影响以及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正不断下降，实践中这也催生出了劳动用工领域里的一系列诸如用工荒、招工难、用工成本高等问题。

与之相对应，这些年来国家劳动用工领域的一些政策调整，联系起来看，似乎也有脉络可循。

●计划生育政策变迁

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70年代，国家层面对于生育一直秉持着鼓励的态度，人口爆炸式增长给当時的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但同时也为改革开放以后的人口红利埋下了伏笔。

1978年，“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严格一孩”计划生育国策开始长期推行，当时中共中央预期计划生育政策只执行三十年就做调整，一些人口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2000年为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点。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时期被大大延长了。

2013年，计划生育政策调整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2014年启动的“单独二孩”因效果不佳又于2016年开始推行“全面二孩”，但效果也远不如预期。

事实上，一个习惯的养成往往需要很多年，同样地，改变一个已养成的习惯可能需要更久，如何使水龙头流出更多的水，将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情。

●促进妇女就业政策

2019年2月1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到妇女就业依然面临一些难题，尤其是招聘中的就业性别歧视现象屡禁不止，这会对妇女就业带来不利影响。

《通知》进一步对招聘环节中就业性别歧视的具体表现作出了细化规定，明确要求各类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拟定招聘计划、发布招聘信息、招用人员的过程中，不得限定性别（国家规定的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等情况除外）或性别优先，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不得差别化地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上述政策出台的初衷，旨在促进妇女平等就业，从而一定程度上打消适婚适育年龄段妇女的顾虑，也尽力帮助解决她们的后顾之忧。但是，在实践中往往会陷入一个怪圈——越是保护谁，可能越是害了谁。

要切实保障广大妇女既有生育意愿，又有生育条件，恐怕也不能仅仅通过让企业埋单来实现。想要让水龙头多出水，恐怕还得多管齐下。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

我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男性60周岁，女性工人50周岁，女性干部55周岁）主体框架是上世纪50年代初确定的，时至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国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除了非洲的一些国家外，大多数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都在65周岁左右，而且法定退休年龄的延迟也是大势所趋。

其实2015年10月1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时任部长尹蔚民在介绍“十二五”以来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成就时，就称我国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并且提出，经中央批准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向社会公开延迟退休改革方案，通过小步慢走，每年推迟几个月，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近年来，网上也不时传出所谓的“法定退休年龄延迟方案”，虽然事后都被辟谣，但可以相信的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总有一天会真的到来，而且这一天应该不会太遥远。

相比于水龙头加大水量，减少蓄水池的蒸发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无疑是成效更为明显的方式，在相当程度上能缓解劳动力人口大幅下降的困局。

用工模式趋势展望

通过了解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各项特征，结合国家关于劳动用工方面的宏观政策调整，笔者也借此展望一下受此影响而产生的用工模式的发展趋势：

●退休返聘人员成为“生力军”

如果在十年前，谈及退休返聘，可能更多的是体制内单位的特色，但近年来在各行各业、各类企业中退休返聘用工的情况逐渐增多，究其原因和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不无关系。其实，如果对比一下老龄化更为严重的亚洲其他国家如日本、新加坡，目前这些国家的银发经济，似乎也能给我们不少启发。所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用人单位如能率先用好退休返聘人员这支“生力军”，将势必取得一定的竞争优势。当然，退休返聘人员虽然有其属于劳务用工关系（无社保、成本低）的优势，但是毕竟年龄、身体等各项条件有其特点，所以如何合理利用就需要系统地规划，包括合适的岗位、合理的工时、雇主责任险等等，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外籍人员成为非常重要的补充

近年来，大家可以发现在身边打工的外籍人员也逐渐增多，这一方面当然得益于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但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不无关系。从长远角度而言，就如同城市人口不足，便从农村“吸水”一样，当本国人口的劳动力供给不足时，吸纳外国劳动力将成为重要的补充。当然，在这个趋势下，用人单位同样需要面对如何合理利用外籍人员这个课题，而这也需要我们多方的共同努力。

作者 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